徐仪明

(湖南师范大学，湖南 长沙410081)

在毛泽东著作中可以看到不少关于一个人要“做好事”、“一辈子做好事”的论述，他所树立的光辉典范，像张思德、白求恩、雷锋，他所敬重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吴玉章、徐特立，都是这种“做好事”、“一辈子做好事”的人。作为一个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和军事家，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为什么如此关注“做好事”这样三个看上去如此朴素、平凡、浅显和单纯的字眼呢?是否其中蕴藏着深奥的人生哲理呢?我们认为，毛泽东终其一生都在倡导这种“做好事”精神，显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值得深入探讨，认真研究和全面理解。

一、早期的生活经历与兼爱、仁爱、慈爱观念的形成

湖湘大地是一片钟灵毓秀的沃土，自古以来就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儒释道墨诸家思想这里都得到了极为长足的发展和传播，近代以来又得风气之先，不少优秀的外来文化又不断传入，因此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的杰出人才，毛泽东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从小就受到各种不同的文化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儒家的仁爱、墨家的兼爱以及佛家的慈爱思想在其中具有重要的位置。当然，这里我们首先要谈到他自幼所受到的家庭氛围的熏陶，特别是他那位虔诚信佛的母亲给予他最初的言传身教。这些都是他一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

毛泽东是农民的儿子，他有一位慈祥和善良并且十分乐于助人的母亲。毛泽东在他的《自传》中是这样描述母亲的:“我的母亲是一个慈祥的妇人，慷慨而仁爱，不论什么都肯施舍。她很怜惜穷人，在荒年，她常常施米给那些跑来乞讨的人。不过在父亲面前，他就不能这样做了。他不赞成做好事。家中因了这个问题时常吵闹。”［1］P5显然，在毛泽东眼里，母亲是他十分敬仰的人，就是因为她的慈祥、慷慨和仁爱，而毛泽东在这里拿自己的父亲和母亲做了一个比较，很明显他是非常赞赏母亲“做好事”的。他曾经给同学邹蕴真写信说:世界上有三种人，损人利己的;利己而不损人的;可以损己以利人的，而他的母亲，便属于第三种人。母亲对他们兄弟的影响，在他们一生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母亲去世后，毛泽东含泪写下一篇情义深长的《祭母文》追念母亲:“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覆载。恺恻慈祥，感动庶汇。爱力所及，原本真诚。不作诳言，不存欺心……洁净之风，传遍戚里。”［2］P23母亲是他最为崇敬的人，是他的楷模和榜样，她的恺侧、慈祥、仁爱、真诚等等优秀品质深深地感动了青年毛泽东，因此当好人做好事的愿望在他心中扎下了根，成为他一生立身行事的一个准则。

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精深的研究和深刻的理解，他在青年时期就大量阅读了许多古代政治、历史、哲学、文学、军事等方面的典籍，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氛围长期浸润滋养着他，因此其整个的文化心态都受到古代圣贤豪杰仁人志士的影响。先秦时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奠基期，儒墨道法名诸子蜂起，百家争鸣。人性、人心、人情诸问题被诸家普遍重视，这是人的理性和情感都开始觉醒和释放的时期。如何爱人和被人所爱，成为哲人所探讨的重要话题。孔子首先提出“爱人”的主张，成为人文主义思潮形成的重要标志。《论语》中“爱人”凡三见:“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君子学道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论语·阳货》)这是讲为人处世要时时刻刻都具有爱人的心理情怀。张立文教授指出:“这是一种泛爱的仁学精神。从个体出发，要有爱他人的心理情怀;从群体出发，要有爱他群体的人的心理情怀。孔子把人的生命存在的世俗普遍的族类亲情，升华为人类之爱的精神。”［3］P62

孟子进一步发挥了孔子的这一思想，提出了以“不忍人之心”去“推己及人”的王道思想。其云:“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于掌上。”(《孟子·公孙丑上》)又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孟子·梁惠王上》)要把孔子“爱人”的思想推行到政治领域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人类文化的精神基础。而与孔学并称为“显学”的墨家学派的代表墨子则提出了“兼爱”的思想原则。他强调“兼相爱”，就是“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墨子·兼爱中》)，这是一种人与人无差别、无亲疏的相亲相爱，其显然是想对孔子“爱有差等”观念加以匡正。其实墨子的“兼相爱”是对于孔子仁学(人学)的“泛爱众”的发扬，是仁的博爱精神、即兼爱精神的全面阐述，是人类之爱的普遍性形式的凸现。孔、墨“爱人”与“兼爱”之辩，实乃互补互济(墨子说:兼爱仁矣、义矣。)而构成中国人学的重要内涵。儒墨两家的学说是对中华民族精神中善良淳朴宽厚仁爱特质做出深刻的表述，使之成为人们世世代代的现世追求和理想目标。后来佛教传入中国，其所宣扬的“慈悲为怀”和“众生平等”的思想，与固有的“仁爱”“兼爱”“博爱”等观念相融合，进一步推广了爱的普世价值，当好人做好事成为人们最自然也最普遍的观念和行为准则。毛泽东当时就是受到这种善良淳朴宽厚仁爱精神极深影响的一位有为青年。

首先，青年毛泽东认为作为一个自我完善、自我解放和自我实现的人，就一定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而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又必定是一个至情至性、敢爱敢恨的人。他说:“一切之道德所以成全个人，表同情于他人，为他人谋幸福，非以为人，乃以为己。吾有此种爱人之心，即需要完成之，如不完成，即是于具足生活有缺，即是未达正鹄。释迦、墨翟皆所以达其个人之正鹄也。”［4］P66在这里，毛泽东的话已经隐涵了“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这个朴素的真理。人己关系是最现实的也是最难处理的关系，他认为对别人表示同情，为他人谋取幸福，时时刻刻都怀着一颗爱人之心，这既是道德高尚的体现，同时也是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所应达到的“正鹄”，古代圣贤们正是这样做的。显然，此时的他还是以自己心目中的圣贤豪杰作为榜样的。可以看到，毛泽东所要对别人表达的“爱”并非一般的泛泛之谈，那是要做到生死与共的，他说:“如吾所亲爱之人吾情不能忘之，吾意欲救之则奋吾力以救之，至剧烈之时，宁可使自己死，不可使亲爱之人死。如此，吾情始浃，吾意始畅。古今之孝子烈妇忠臣侠友，殉情者，爱国者，爱世界者，爱主义者，皆所以利自己之精神也。”［5］P96对于自己所真正挚爱之人，可以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这很类似于孔孟所说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但这里已经越出了儒家所说的孝子烈妇忠臣侠友的范围，而提出了“爱国者，爱世界者，爱主义者”，均应舍生忘死的去爱，甚至去做一个“殉情者”。这里所说的情和爱，具有了更加开阔的视野和范围，这就是所谓的“人类之爱”。当然，他的理解较之古人已经有了一些新的高度和深度，因为这时的他已经接受了不少外来的新思想新思潮。毛泽东一生都认为有真正的人类之爱，但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做了进一步的补充，说那是在全世界消灭了阶级之后才能实现。

其次，青年毛泽东认为人们应该从狭隘的“我”“他”关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形成一种别开生面的“我”“他”观。这是他在研究德国伦理学家泡尔生(F．PuIsen)的著作之后提出的心得体会。泡尔生(1846－1908)的代表作《伦理学体系》一书，由蔡元培于1909年翻译成中文，以《伦理学原理》为书名出版。在杨昌济的启发下，毛泽东于1917年下半年至1918年上半年认真的阅读了该书，并写成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文章，作为读后感言，还在书上工工整整地写下了15000 多字的读书批语，说明他是相当重视这本书的。批语涉及到第一章“善恶正鹄论与形式主义之见解”、第四章“害与恶”、第五章“义务与良心”、第六章“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等。在这些内容中，毛泽东讲述了自己对宇宙、人生以及伦理道德等方面的看法，特别是对“我”“他”关系做了多角度的审视。他指出:“吾人苟放大眼光，而曰人类一大我也，而曰生类一大我也，而曰宇宙一大我也，亦何必讳言自利哉?亦何自利之非佳哉?”［4］P141－142显然，这是一种超越传统“我”“他”对立思想的崭新观念，把利己和利他之间的关系加以重组与整合，从人类、生类乃至宇宙这样无限广阔的视野来看待之，两者自然而然就融合在一起，“我”“他”的差异性就隐而不显地淡化了。这种超越性的认识来自于青年毛泽东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与襟怀，与之独立于湘江之畔所吟咏出的著名词句“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有着内在的一致性，显示出一种既舍弃狭义“自我”又重塑广义“自我”的高尚价值追求。当然，在现实中“利己”与“利他”还是有差别的，并不能完全混为一谈，毛泽东认为用墨子“兼相爱，交相利”的思想来看待我他关系比较合适，他说:“兼爱之说非利他主义也，言兼爱则有我在内，以爱我者而普爱天下之人云耳。”［4］P144也就是以利己而爱他，爱他已涵盖在利己之中。但是，爱他与爱己中有一个关键字眼“利”，离开了“利”字，两者便没有了存在的依据。因此，他又写道:“然则兼此二者乃所以遂其生活，则仍是利己主义者也。以利他而达到遂其生活之目的，不过易其手段而已。持粹然之利他主义者，其毫无根据，所不待言，持粹然之利己主义者，亦但为理论，在此多数个体杂然活动之世界中，决不能实现。”［4］P240所以没有超然于“利”之上的我他关系。当然，这个“利”并非仅指一己私利，而更多的是指向群类、族类乃至更大群体的共同利益。因为“利”的关系，人类不仅有了爱，同时也有了爱的对立面恨。无疆之大爱往往伴随着深仇大恨而产生，爱恨情仇等等“人世一切事，皆由差别比较而现”。［4］P247毛泽东特别赞同泡尔生提出的世界一切事业和文明“无不起于抵抗决胜”的观点，称其“无抵抗则无动力”论述，是“至真之理，至彻之言”。他写道:“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益增其奔猛。风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益增其怒号。”“圣人者，抵抗极大之恶而成者也。”［6］P31圣人之所以强调性善，正是由于他抵抗并战胜过大奸大恶。其实毛泽东在其《自传》中讲述过1910年4月长沙发生的几万饥民“抢米”的斗争风潮，就表述过自己的这种情感倾向。当地官府调遣军队武装镇压，打死打伤群众近百人，这场自发的饥民暴动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了。但这个事件给予毛泽东终身难忘深刻印象。他对斯诺说:“许多学生都同情‘乱党’，但只是站在旁观的立场”，“然而我永不忘记它。我觉得这些‘叛徒’都是与我的家人一样的普通良民，于是我深恨对待他们的不公平了。”［1］P11显然，毛泽东在这时已经具有十分鲜明的爱恨等情感界限，并在心灵中埋下了社会斗争的种子。正因为他十分憎恨当时的官府，所以才更加热爱劳苦大众。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一切与广大劳苦人民的利益是息息相关的，确切地说他认为自己就是他们中间的一员。

尽管我们说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强调人类之爱，弘扬人类的善性，赞赏助人为乐的精神，但他依然清醒的看到社会生活中不同类群利益上的冲突，会使不同的人群、族群等等具有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爱恨之类的情感，已经形成了他后来著名的论断“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的思想雏形。

二、长期的革命斗争生涯与大力弘扬“一辈子做好事”精神

毛泽东在其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一直强调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爱护群众的一草一木，千方百计为劳苦大众谋幸福，一切为了人民的利益。这是他对早期的仁民爱物思想的高度升华，并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因此，他一次又一次的用种种不同的方式和方法，大力弘扬“一辈子做好事”的精神，树立了一个又一个做好事的光辉典范，成为亿万群众学习的楷模和榜样。同时，他也严惩了一些做坏事的败类，从反面为人们敲响了警钟，使许多人从中悟出做人的真谛。毛泽东在祝贺“延安五老”之一的吴玉章六十大寿的贺词中有一段这样的名言:“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地有益于青年，一贯地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7］P262

这里很明确地指出以下几层意思:一个人应该做好事，而且这并不是难以做到的事情;难的是一辈子坚持做好事，不做坏事;做好事，并不是抽象的泛泛而谈，是有具体所指的，那就是真正做到三个“一贯”有益于，一切从广大群众、青年和革命的利益出发。所以“一辈子做好事”的精神，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然而，由于“一辈子做好事”的提法，显得较为通俗，常常不被理论界所重视。其实，这一提法的好处就在于比较具体、比较容易理解也比较具有操作性。

从“做好事”到“一辈子做好事”，中间有一个重要的关键环节，那就是“坚持性”，毛泽东说:“一辈子总是做好事，不做坏事，做有益于人类的事，不做害人的事。如果开头做点好事，后来又做坏事，这就叫做没有坚持性。”［7］P261只有长期坚持做好事，使得做好事成为一种道德的自觉、一种良好的生活习惯，才能与一个个体生命相始终。正因为现实生活是复杂纷繁，各种不良因素不断袭扰，加上自身素质的一些缺陷(有的甚至是动物性的本能作用)，往往达不到成为一个完人的最终目标。所以毛泽东才格外强调“一辈子做好事”是“最难最难的啊”!在延安时期发生的“黄克功事件”，就证明了毛泽东这一论断的正确性。黄克功少年时即加入红军，参加过井冈山的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1937年10月，时任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的黄克功，对陕北公学女学生刘茜逼婚未遂，开枪把刘茜打死。经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审判，黄克功被判处死刑。为此事件，毛泽东专门给负责审判此案的审判长雷经天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黄克功过去的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当此国家危急革命紧张之时，黄克功卑鄙无耻残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处死，是他的自己的行为决定的。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戒。”［8］P100少年时代即参加革命的黄克功，显然是做过一些对人民有益的事的，所以毛泽东客观地指出其“过去的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但是黄克功却不能坚持“一辈子做好事”，而是卑鄙无耻残忍自私到丧心病狂的地步，以至于沦落为一个不齿于人类的杀人犯，最后被处以极刑。这样的反面教材给所有的人都敲响了警钟，所以毛泽东强调“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戒”。因此，在革命战争年代，我党多次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其中就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不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等事项，用纪律的形式，来保证革命军人只做好事不做坏事。

尽管我们说当时投身革命的人绝大多数是好的，是愿意为共产主义事业而献身的，但是也难免有一些投机分子混入其中，有时就会出现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现象，毛泽东明察秋毫，洞明世事，他在树立正面的榜样时，也同时不断批评一些人的缺点错误，使之能够警醒、反省，改正自己身上的各种不良习惯和错误言行，自觉见贤思齐，向榜样靠拢。他在给徐特立的信中这样说:“当革命失败的时候，许多共产党员离开了共产党，有些甚至跑到敌人那边去了，你却在一九二七年秋天加入共产党，而且取的态度是十分积极的。从那时至今长期的艰苦斗争中，你比许多青年壮年党员还要积极，还要不怕困难，还要虚心学习新的东西。什么‘老’，什么‘身体精神不行’，什么‘困难障碍’，在你面前都降服了。而在有些人面前呢?却做了畏葸不前的借口。你是懂得很多而以为不足，而在有些人本来只有‘半桶水’，却偏要‘淌得很’。你是心里想的就是口里说的与手里做的，而在有些人他们心之某一角落，却不免藏着一些肮肮脏脏的东西。你是任何时候都是同群众在一块的，而在有些人却似乎以脱离群众为快乐。你是处处表现自己就是服从党的与革命的纪律之模范，而在有些人却似乎认为纪律只是束缚人家的，自己并不包括在内。你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而在有些人却是出风头第一，休息第一，与自己第一。你总是拣难事做，从来也不躲避责任，而在有些人则只愿意拣轻松事做，遇到担当责任的关头就躲避了。所有这些方面我都是佩服你的，愿意继续地学习你的，也愿意全党同志学习你。”［8］P86－87拿徐特立的高尚品质与一些人的错误言行甚至低下人格做一一对比，旗帜鲜明地褒扬徐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一辈子做好事的精神，同时毫不留情地鞭挞了种种不良现象与恶劣习气，荡涤存在于党内的一些歪风邪气，如此才能更好地树正气立新风，这就是毛泽东常说的“不破不立”。徐特立的光辉形象，他的模范言行，成为人们所学习的楷模。而且由于毛泽东很详细地指出那些具体的可学之处，因此这一典范性作用就显得更为突出，也更具有实践性、直接现实性、可操作性和普适性。

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毛泽东表彰了另外一位光辉典范，他就是为中国人民所熟知的加拿大人白求恩。文中说:“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他。不少的人对工作不负责任，拈轻怕重，把重担子推给人家，自己挑轻的。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然后再替别人打算，出了一点力就觉得了不起，喜欢自吹，生怕人家不知道。对同志对人民不是满腔热忱，而是冷冷清清，漠不关心，麻木不仁。这种人其实不是共产党员，至少不能算一个纯粹的共产党员。”［7］P659－660显然，党内的一些歪风邪气已经危害了革命事业，如果任其这样下去甚至会走到革命的反面，所以作为党的领袖，毛泽东时时刻刻都在关注着这一切，不断在人们耳边敲响警钟。特别是白求恩作为一个外国人却具有毫无利己的动机，对中国人民极端热忱，表现出一个国际主义战士和共产主义战士的无疆大爱，这种高尚的精神，受到毛泽东的极高评价，他说:“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7］P660一个人毫无自私自利之心，那就会把全部的爱，全部的精力，奉献给他人，奉献给社会，奉献给革命事业，这样的人自然也就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的人，所以就会得到人民的赞美和领袖的高度评价。毛泽东还指出，在我们革命队伍中，不论职位高低，只要是他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就会尊敬他怀念他，像张思德这样一位普通战士，毛泽东亲自为他送葬开追悼会，并写下了传诵千古的名篇《为人民服务》，认为张思德是为人民的利益而死的，他的死就比泰山还重，而那些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去死，就比鸿毛还轻。这里凸显出毛泽东憎爱分明的阶级感情。建国以后的1963年，毛泽东又亲笔写下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号召全国人民学习雷锋的高尚品德特别是助人为乐的精神。雷锋在人们心目中最突出的印象就是做好事，有名的例子就是“出差一百里，好事做了一千件”，但是雷锋做好事也是有原则性的，他只是对待人民群众像春天般的温暖，而对待敌人则像严冬一样的冷酷无情。当然，在现实生活中，他一般接触的大多是人民群众，所以雷锋做好事的对象也都是普普通通急需帮助的老百姓，加之他是默默无闻地做出了自己的奉献，所以他的事迹就格外感人，格外激发人们去追求真善美统一的理想境界。近五十年过去了，雷锋精神在今天备受人们关注，人们在期盼着雷锋之爱洋溢在整个社会之中，助人为乐蔚然成风，人与人之间以诚相待，让墨子所说的“兼相爱，交相利”成为现实，那么我们的社会该是多么的和谐、幸福和美满啊。

显然，做好事精神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而到毛泽东那里得到了发扬光大，并使之成为一种崇高的社会风尚。他树立的一个个“做好事”，“一辈子做好事”的光辉典范，对净化社会风气，对提升整个社会群体的道德觉悟和道德水平，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至今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依然产生着不可估量的影响，涌现了像当代活雷锋郭明义那样的模范人物，成为新时期人们学习的榜样和楷模。“做好事”“一辈子做好事”的精神，饱含着人间的真情，像旭日像春风，温暖着人们的心田，播撒着爱的种子，不断激发出人们奋发有为、努力进取的干劲，从而使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更加幸福。

［1］毛泽东自传［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1．

［2］耘山，周燕．毛泽东母亲文素勤［N］．大河文摘报，(449)．

［3］张立文．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人道篇)［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

［4］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

［5］陈晋．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6］金冲及．毛泽东传(1893－1949)［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7］毛泽东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8］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