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微微

（郑州大学 历史学院，河南 郑州450001）

清同治元年经奕䜣提议，清王朝设立了京师同文馆，它是中国教育的一次巨大变革。奕䜣能够奏请创办京师同文馆，是他识时务、求自强的愿望驱使，并且与他的出身及当时的生活背景、社会环境有关。反过来同文馆的诞生对当时中国的外交、科技等方面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奕䜣早期教育及心理个性奠定其自强观

恭亲王奕䜣（公元1833～1898）奏请创办京师同文馆的举动，不仅顺应了历史潮流，而且推动了教育、科技、外交多方面的近代化。奕䜣能够有这样的伟大举动，与他的早期皇家教育及个性特征分不开。

（一）受到严格的皇家教育

奕䜣从小就是个聪明过人的孩子，文武全才，他接受了严格的皇家教育。“晨五鼓就入书房，作诗文，每日皆有程课；未刻毕，则又有满洲师傅教国书、习国语及骑射等事，薄暮始休。”［1］29奕䜣善于书法、喜欢作诗、精通骑射，在道光帝的皇子中能力最强。4周岁就进入上书房开始读书，第一位老师是翁心存，第二位老师是贾祯。他十分好学，“幼年读书，就傅日授千言，少读即成诵；青年时期，读魏源《海国图志》，胥能成诵”［2］52。所有学到的这些知识和他那种非凡的学习能力，都为他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开放性的心理个性

奕䜣具有开放的心理个性，学习能力十分强且善于思考。正是这种心理个性，致使他勇于抛开祖宗之法，而对新思想和新鲜事物比较感兴趣。作为清朝的重要官员，他与洋人频繁接触中容易接受西学产生自强动机，再加上他政治威望高，从而能够把他的自强思想付诸于洋务运动。

由此可见，奕䜣小时候的皇家教育奠定了其以后活动的基础，使他有了一双洞察时势的慧眼，而之后又可以说是时势造英雄，创办京师同文馆成为他一生的亮点。

二、奕䜣创办京师同文馆的目的

（一）挽救西方列强侵略的危机

鸦片战争后，在日益频繁的对外交涉中，魏源、林则徐等人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想法，但奕䜣认为只有先“知夷”才可以“师夷”“制夷”，于是上奏：“中国之宜谋自强，至今日已亟矣。识时务者，莫不以采西学，……作为自强之道。”［3］24在办理外交事务时奕䜣较早感到了应该赶紧培养翻译人才。1860年9月英法联军攻打北京，因没有人懂外交清政府又失败了，奕䜣更是有痛楚的体会：“与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性情。今语言不通，文字难辨，一切隔膜，安望其能妥协！”［4］8于是想办一所外语学校来培养翻译外交人才，来挽救外交的被动局面。

（二）洋务运动发展的需要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矛盾日益激化，引发了太平天国运动。而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西方列强军容整齐船坚炮利威力巨大，而中国军队却屡次失败，让奕䜣对中国军队武器落后军备废弛乃至国家衰落，有了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19世纪60～90年代，为了求强求富增强镇压太平天国和抵御外侮的能力，奕䜣支持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搞洋务运动。随着洋务运动向教育领域的深入，为了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更深一步地讲是为了中国自身长远发展的需求，奕䜣就联合桂良、文祥等人联名奏请开办京师同文馆，这样它在1862年6月成立了。

三、京师同文馆的创办、发展及没落

（一）创办阶段

1862～1869年是京师同文馆的创办阶段。“万事开头难”，对于同文馆的初期创办，也是遇到了许多问题。

1.同文馆生源

朝廷大力支持设立同文馆，以用来推行洋务派的自强事业。清帝钦定了同文馆章程，“招生对象开始时仅限于14岁以下的八旗子弟，以后扩大招收年龄较大的八旗子弟和汉族学生，以及30岁以下的秀才、举人、进士和科举正途出身的五品以下满汉京外各官。”［5］12但是实际上，招生困难是同文馆遇到的第一难题。正如当时王韬所说“盖以西法为可行者不过二三人，以西法为不可行不必行者几于盈庭皆是。”［4］于是为了生源，除了饭食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备给外，同文馆还多给学生薪水，来让他们专心致志地学习。

2.同文馆的教师及薪金

物色外语教师是同文馆创办初期遇到的第二个问题。同文馆最初仅设英文馆，从外国人中聘用了英国传教士包尔腾教英语，聘请徐树林来教学生汉文。用外国人为教习薪水很高，包尔腾试用期内年薪为白银300两，在试用期满后看教学质量可增到千两左右。到1863年，同文馆又陆续增设了俄文、法文馆，分别聘得法国人、俄国人来教授法文、俄文。清政府这样厚待洋教习，就是想让他们认真教学使中国学生学到真正的知识。关于经费问题，清政府决定从南北各海口外国所纳船钞项下酌提三成来充当学生和师资的经费。

3.同文馆学生考核制度

为了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奕䜣制订了相应条例，奖励学习优秀的，考取一等者授八品官，二等者授九品官，……除了引入激励机制外，他还引入考核淘汰机制，营造了一种生动、活泼、紧张、有序的学习氛围。对于学生的功课，同文馆则按月考试，优秀的记功不好的记过，以此来勉励学生。每届3年还举行1次大考，考得好的立予奏奖，并酌情差遣试用，考得不好的仍需学习，等下届考试再行查看。

4.天文算学馆之争

同文馆在创始时期的课程设置十分单一，只有外国语言文字和汉语言文字这两科。最初仅设英文馆，后来增设法文、俄文、日文、德文、天文、算学、格致馆等。朝中保守势力反对京师同文馆，尤其在增设天文算学馆上，洋务派与顽固派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战。1867年，随着对西方列强认识的加深，奕䜣感到了培养技术人才的重要性，于是他奏请添设天文算学馆，“招收满汉举人及恩、拔、岁、副、优贡、汉文业已通顺，年在二十岁以外者”及“前项正途出身五品以下满汉京外各官，少年聪颖，愿入学者”［6］37来学习天文算学。然而保守派强烈反对。张盛藻首先反对，他认为自强之道“莫如整纪纲、明政训、严赏罚、求贤养民练兵筹饷诸大端。”大学士倭仁也上奏说“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途，在人心不在技艺。”面对顽固派的攻击和责难，奕䜣针锋相对地进行了还击与斗争。

（二）发展阶段

1869～1894年是同文馆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为了培养外交、翻译及其他各方面人才，近30所新式学堂在全国先后开设。1869年丁韪良担任了同文馆总教习，改变了最初各馆分设的局面。为了满足办理洋务的需要，同文馆还增聘了一批新的中外教习，并在如下方面进行了课程改革：

一是增设新学科，实现了文字各馆和科学馆课程的相互交叉，开设选修课。二是修订课程进度，制定了八年制和五年制两套课程表。三是让学生译书，注重学生实践能力。四是采用班级授课制度，取代了传统的封建教育的个别授课制度并实行新的考核制度。

总之，经过几年的整顿，同文馆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为朝廷输送了一批科技与外交人才，也直接影响了中国教育的发展和西学的引进。

（三）没落阶段

1894～1902年是京师同文馆的没落阶段。1895年清朝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战败，之后改革旧制、变法维新运动兴起，这样的结果极大地冲击了京师同文馆。虽然它经过整顿和扩充，但还是不能适应社会的变化。丁韪良于1894年辞职，礼裴继任，此时的同文馆经营惨淡即将走到尽头。一些维新派人士在这时也要求在书院增添教授西方科学技术知识的科目，同时谴责同文馆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对人对西学的需要。1898在戊戌维新新政思想的指导下，京师大学堂成立，它成为京师同文馆的归宿。在1902年并入了京师大学堂，走完了最后的路程。

四、京师同文馆创办的意义

首先，促进西方科学文化知识的翻译和传播。同文馆奖励师生翻译西书，在这么多年的一直努力下，同文馆共编译了20多部著作。同文馆中的外国教习丁韪良亲自指导学生编译书籍，其中《公法便览》《国际公法》《星轴指掌》等成为了同文馆最基本的国际法教科书。其次，培养了中国近代第一批外交官员和译员。同文馆学生改变了由外国人包办中国外交的局面，并取代了地方买办的外置。他们开眼看世界，不断地接触和传播西方政治制度、思想文化，并且促进了晚清外交的近代化。最后，同文馆的创办对中国的现代教育产生深远影响。实现了教育体系的系统化和多样化，实行分年授课、分班授课，不仅设有各种学馆来培养专门人才，也有培养熟练工人的班级。改变了旧的管理模式和师生关系，把西方近代教育体系引入到中国教育体系中，直接触动了封建的传统教育。

五、结论

京师同文馆是洋务教育的产物，在中国特定的社会条件下，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开眼看世界”的教育思潮。京师同文馆的创办，冲击了落后的封建教育体制，传播了近代西方的文化和教育理念，培养了外交、科技人才，不仅为中国教育的近代化，也为中国经济、政治和军事的近代化作了贡献。总之，奕䜣及其所奏请创办的同文馆都对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翼.檐曝杂记（卷一）［M］.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

［2］沃丘仲子.近代名人小传［M］.北京：中国书店，1988.

［3］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二〕［Z］.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4］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一〕［Z］.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5］牟安世.洋务运动［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

［6］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三〕［Z］.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