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亚男 王君峰

留日女学生对民国元年妇女参政运动的影响

秦亚男 王君峰

辛亥革命前后，随着国内民主革命的高涨，近代意义的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也逐步开展起来。从宣传“不缠足”、“兴女学”，到鼓吹妇女出国留洋、投身革命，再到民国元年妇女参政运动，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逐渐步入高潮。民国元年的妇女参政运动从领导者到组织者再到参与者，都是作为解放主体的妇女，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步入高潮。留日女学生在此次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首先，留日女学生充当了此次运动的发起者、领导者与组织者；其次，留日女学生运动期间创办了大量的宣传女子参政思想的报纸，为参政运动奠定了舆论基础；再次，留日女学生借助报刊宣传男女平权等思想，促进了中国妇女的思想解放，为参政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最后，留日女学生回国担任教师，促进了女子教育的发展，培养出大批“新女性”，为参政运动奠定了群众基础。

民国元年 妇女参政 留日女学生 影响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妇女一直处于社会的底层，毫无政治、经济与社会权利可言。封建神权、族权、父权以及夫权牢牢地将她们束缚在“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封建伦理道德之下。直到辛亥革命前后，近代意义的妇女解放运动才在中国逐步开展起来。从宣传“不缠足”、“兴女学”，到鼓吹妇女出国留洋、投身革命，再到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后兴起的妇女参政运动，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逐渐步入高潮。早期中国的妇女运动大多数都是由男性号召与发起的，在这些运动中，作为解放主体的女性的呼声，几乎被掩盖住了。但民国元年的妇女参政运动则不同，此次参政运动从发起者到组织者再到参与者都是妇女。因而，民国元年妇女参政运动可以说是之前妇女运动的积聚与爆发，是这一时期中国妇女运动的高潮。

一、民国元年妇女参政运动概况

民国元年的妇女参政运动是一场旨在争取与男子平等的政治参与权的妇女运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革命期间的女子军队被解散，于是许多参加辛亥革命的女性转而开始从事参政运动，诸如后来的“神州女界参政同盟会便是女子北伐队所改组，女子同盟会是同盟女子经武练习队所改组”[1]。此次的参政运动是由留日学生林宗素、唐群英、王昌国等领导的。为了实现参政目的，林宗素于1912年3月在上海成立“女子参政同志会”，其后又与吴木兰在日本发起的“女子同盟会”、王昌国发起的“女国民会”、唐群英和张汉英发起的“女子后援会”以及沈佩贞组织的“女子尚武会”在南京联合成为“女子参政同盟会”，其成员约有200余人[2]。“女子参政同盟会”在成立宣告书中提到“本会之设以助民国促进共和、发达女权参与政事为宗旨”[3]。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第五天，林宗素代表女界面见孙中山先生，要求孙中山先生承认女子有完全参政的权利时，孙中山当面允许将来必定给予女子以完全参政权。但这个消息一经公之于报就受到了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以章太炎为首的“中华民国联合会”就为此写信责问孙中山说：“女子参政之说，果合社会良习惯否？虽未敢知，取舍之宜，必应待于众论。乃闻某女子一语之要求，大总统即片言许可，虽未命定法令而当浮议嚣张之日,一得赞成,愈形态肆。古人有言:慎尔出话。愿大总统思此良哉也。”[4]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孙中山被迫退让，只好收回给予女子以完全参政权的承诺。

南京临时参议院成立后，女子参政同盟会成员向参议院上书，要求在临时约法中明确规定男女平等，她们在上书中提到：“欲弥社会革命之惨剧，必先求社会之平等。欲求社会之平等，必先求男女之平权。欲求男女之平权，非先与女子以参政权不可。”[5]但南京临时参议院不顾女界代表的要求与意见，在1912年3月11日正式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宗教、阶级之区别。”[6]《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完全抹去了男女平权的条约，对妇女参政问题也只字未提，这引起了妇女参政界的极大不满。1912年3月19日至21日，以唐群英为首的女权斗士大闹参议院，使得参议院无法正常运作，最终只好请孙中山出面调停。在孙中山的斡旋下，参议院在三月下旬通过了允许女子到参议院旁听的决议，女子大闹参议院一事才告一段落。但是，1912年4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公布《参议院法》，明文规定：“中华民国之男子，年龄满二十五岁以上者，得为参议员。”这样，女子依然没有获得参政权。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后，唐群英等又进行了诸多努力，但袁世凯坚决反对给予女子以平等的参政权。最后，民国元年的女子参政运动不得不以失败收场。

民国元年的妇女参政运动虽然以失败收场，但此次参政运动可以说是中国妇女运动的里程碑。民国元年的妇女参政运动由留学日本归来的林宗素、唐群英、王昌国等人发起，由当时的进步女士作为运动主体，是一次真正由妇女领导的妇女解放运动。同时，民国元年的妇女参政运动，也是中国妇女首次对参政权提出要求，开创了中国妇女政治参与的先河，也将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推进到更高层面。民国元年的妇女参政运动能够有如此大的规模与声势并在社会上引起广泛的关注，这与其领导群体的努力是密不可分的。

二、留日女学生对民国元年妇女参政运动的影响

民国元年妇女参政运动的领导者大多是留学日本的女学生。在此次的参政运动中，留日女学生发挥了不可取代的作用。

首先，民国元年的妇女参政运动的发起者与主要领导者都是留学日本归来的女学生，如林宗素、唐群英、王昌国等。民国元年妇女参政运动的主要组织是“女子参政同盟会”，该会是由林宗素、吴木兰、王昌国、唐群英等留日女学生所发起的参政组织联合成立的。该会以“助民国促进共和、发达女权参与政事”为宗旨[7]。为了实现女子参政的目的，1912年1月5日林宗素作为女子参政同志会代表前往南京会见孙中山，希望妇女能获得参政权。在与孙中山的会谈中，“林君（林宗素）先陈述该党（女子参政同盟会）组织情形及参政同志会成立情形，随将章程呈阅。孙总统异常欣慰，面允将来必予女子以完全参政权”[8]。但由于保守势力的反对，孙中山随后将此次谈话内容定义为闲谈，对“予女子以完全参政权”的承诺予以否认。其后，唐群英于1912年3月率多位女权斗士大闹参议院，阻止参议会议的召开，企图以此来换取参政权。然而，此举依然未能成功。

虽然林宗素、唐群英等人争取妇女参政权的努力并未成功，但她们在此次运动中所发挥的领导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她们之所以能够成为此次参政运动的发起者并在此次运动中发挥如此重要的领导作用，与她们早年留学日本的经历是密切相关的。当时，中国国内的女子教育多以培养“贤妻良母”和“国民之母”为目标，教学课程多以家务、女工为主。而留日女学生的学习课程却丰富而全面，这大大开阔了她们的视野，增进了她们对世界的了解，提升了她们的独立性。随着留日女学生知识的丰富以及对世界女权运动了解的不断加深，她们的女权思想逐步形成。她们在日本先后建立了“日本留学女学生共爱会”、“留日女学会”等团体，这为她们回国后成立“女子参政同盟会”奠定了基础，也为她们领导妇女参政运动锻炼了能力。

其次，留日女学生在日本期间创办了大量宣传“男女平权”思想的报刊，为她们回国创办宣传妇女参政思想的刊物提供了经验。清末女留学生在日本创办的报刊主要有：《女学报》（1903年）、《女子魂》（1904年）、《白话》（1904年）、《中国新女界杂志》（1907年）、《天义》（1907年）、《二十世纪之中国女子》（1907年）、《留日女学会杂志》（1911年）[9]。辛亥革命时期中国掀起了一股以争女权、要求妇女独立为宗旨的办报热潮，从1898年到1917年间，全国各地共有60多种女性报刊陆续出版发行，诸如宣传女子参政的：《妇女时报》《神州女报》《女子白话报》等。而这些报刊中，由留日女学生创办的有30多种，占当时妇女报刊总数的一半以上。

这一时期妇女报刊对女子参政的宣传与倡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宣传女子参政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第二，从人权、民权、女权等角度出发，对女子参政的必要性、合理性进行阐述论证。《神州女报》曾有来稿指出：“所谓权利云者亦人权也，人权云者人人应有之权也，非半数人特有之权也。惟其然，故女子之要求参政权者非争权也，取得其固有之权也”[10]；第三，倡导从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不断增强女子参政的能力。“女子参政同盟会”成立之时在《申报》上发表宣告书，称“窃思现在共和国成立，以尽力提倡民生主义为要务，女子既有参预政事之权，须具参与政事之学识”[11]。

再者，留日女学生借助各种报刊杂志宣传“兴女学”与“男女平权”等思想以及世界各国的女权运动，促进了中国妇女的思想解放，为民国元年的妇女参政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不同于戊戌变法时期以培养“贤妻良母”与“国民之母”为目标的“兴女学”运动，在留日女学生的引导与带领之下，这一时期对于“兴女学”已经有了更高层次的要求。季威曾在《神州女报》发文，在文中对读书的女性提出新的要求：“我读书明理之女子，既负先觉之责，当得其致疾（指重男轻女传统）之原因，然后从根本而一一改革之。教育为莫急之，务必使全国女子得普通知识。急与女子以平等之教育，而社会之改良又不可不与平等教育并重。注重种种之旧制及恶习，凡有损于女权者设法以转移之。”[12]中国妇女的思想觉悟不断提高，思想解放程度也进一步加深。

同时，留日女学生还对国际女权思想与女权运动进行介绍。她们将妇女争取参政权上升到世界公理的层面，并从权利与义务的角度来阐述妇女获得参政权的必要性：“所谓权利云者亦人权也，人权云者人人应有之权也，非半数人特有之权也。惟其然，故女子之要求参政权者非争权也，取得其固有之权也。”[13]这些思想的传播有助于中国妇女思想的解放、视野的开阔，使她们认识到争取参政权的必要性与应然性，为民国元年的妇女参政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

此外，留日女学生大多出国学习师范科，她们归国后担任女校教师、大量翻译外国教育书籍，促进了中国女子教育的发展，培养了大批具有先进思想的“新女性”，为妇女参政运动奠定了群众基础。女子留学日本的举动打破了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女子无权接受正规教育的旧传统，使得女性获得了与男性平等的接受正规教育的权利。留日女学生借助报纸杂志鼓吹新思想、号召兴女学，形成了较大的社会舆论压力，迫使清政府正视女子教育，颁布《女子师范学堂章程》以及《女子小学堂章程》，使得女子教育正式列入学制系统[14]。这使得中国的女性教育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同时，留日女学生大量翻译外国教育书籍，打破了传统的以培养贤妻良母为目标的教育模式，开阔了中国女性的视野，解放了中国妇女的思想，培养出一批具有先进权利观念的“新女性”。而这批具有先进权利观念的“新女性”也成为民国元年的妇女参政运动的主要参与者。

三、结语

民国元年的妇女参政运动是一场由留日女学生发起领导的妇女解放运动。此次运动的参与者主要是上层知识女性，下层劳动女性的参与程度并不是很高，这也是此次参政运动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这些参加运动的上层知识女性中，留日女学生表现尤为突出。她们接受新式教育，注重“男女平权”，敢于向传统保守势力发起对抗。她们发起参政运动、组织妇女上书参议院、办报立说宣传参政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此次妇女参政运动的发展。她们在民国元年的妇女参政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展现了卓越的能力。

[1]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上海:上海书店,1984. 359.

[2][9]周一川.近代中国女性日本留学史(1872—1945 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57—58,45.

[3]女子同盟会之组织宣告书.申报,1922-2-22(第七版).

[4]经盛鸿.辛亥革命后的争取女子参政运动.南京史志,1996.

[5]女界代表张群英等上参议院书.申报,1912-2-2 6(第三版).

[6]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65.321.

[7][11]女子同盟会之组织宣告书.申报,1912-2-22(第七版).

[8]女子将有完全参政权.申报,1912-1-8(第七版).

[10][13]女权与国家之关系.神州女报,1907,(1).

[12]告读书明理之女子.神州女报,1907,(1).

[14]黄新宪.留学日本与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88,(6).

秦亚男 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 硕士研究生

王君峰 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 硕士研究生

（责编 樊 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