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 芳

(黄山学院 文学院，安徽 黄山245021)

一个词词义的组成是非常复杂的，词的各种义项之间的关系同样也是十分复杂的，并因此而构成了词义结构复杂而有机的整体。我们知道，词义的发展和丰富是一种语言的语言表达和言语交际（也可合称语言表达手段）需求的反映，而这种需求在本质上是人类自身不断发展的结果和外在反映。因此，无论是在什么时候，一个词的词义都必须要和语言表达手段的要求相适应，与人类自身的发展水平相吻合。词义的发展，包括词义的深化、词义的扩大、词义的缩小、词义的转移和词语感情色彩的变化等等（这也是一种语言词义丰富的主要手段），无不是在人类自身的这种不断的发展和人类语言的语言表达和言语交际需求的推动下进行的。我们可以这样说，如果离开了人类自身的发展，没有语言表达和言语交际的需求，那么词义就不可能得到发展和丰富，因此也就更无从谈起产生词义发展和丰富的附带产物——词义的交叉这一特殊的语言现象。语言表达和言语交际对于词义交叉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修辞；（2）结构；（3）均衡；（4）语音。

本文中的例子除了注明出处者外，所有的例子均选自北大语料库。

1 修辞手段对词义交叉的影响

词义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也正是因为如此，才使得我们在词语的运用上使用修辞手段成为可能，而修辞手段的使用又反过来影响着词义，二者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并相互发展、相互促进。“修辞需要研究词汇多方面的表达作用，比如词语同义形式、反义形式的选择和运用，词语感情色彩和风格色彩，词语借用和活用的修辞作用等等”[1]。从表面上看，修辞似乎和我们的关系不大，然而在事实上，修辞和人们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即使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会经常接触各种各样的修辞现象，而且人们在使用语言的时候，也总是自觉不自觉的在使用着各种各样的修辞手段。人们这样做的目的就在于使自己的表达意图显得更加准确、明了或者含蓄、深沉，更好的表达自己所要表达的意愿、要求等。也就是说，“修辞是语言运用的艺术，我们学习和研究修辞，目的是为了更好的表达真实的思想感情”[2]。因此，不管是出于何种目的或者是为了收到何种效果，这种自觉不自觉地使用修辞的行为都直接影响了词义的本身的构成从而导致了词义的交叉。

杨鸿儒在《当代中国修辞学》中说：“词语选择运用的好不好，直接关系到整篇文章的好不好。因此，我们要把话说得好，把文章写得好，就必须注意遣词造句。”刘勰在《文心雕龙·章句》中也说：“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无妄也。振本而从末，知一而万毕矣。”在《刘子新论》一书中，刘勰更是把修辞放到一个至关重要的位置。他在书中说：“出言之善，则千里应之；出言之恶，则千里违之。言失于己，不可遏于人；情发于近，不可止于远。是以君子慎其关钥以密言语。”《周易》中也有“君子以慎言语”的说法。这里的“慎其关钥以密言语、慎言语”指的就是言语交际中的修辞。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语言表达和言语交际中，遣词造句是何等的重要！所谓遣词造句，就是对词语的锤炼和选择，就是上面说的“慎其关钥以密言语、慎言语”，是从词义选择的角度进行的一种语言活动行为。实际上，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一个修辞的过程。这种语言行为，在语言表达和言语交际中最直接的表现也就是使用各种不同的修辞手法。我们先看下面一例：“至于香港的电影和电视，他们讥之为不是‘拳头’就是‘枕头’，并不着迷。”在这个例子中，“拳头”的意义为“武打、动作”。“枕头”的意义为“色情、性爱”。但是，“拳头”原本并没有“武打、动作”的意义，“枕头”也没有“色情、性爱”的意义。在这里，作者使用了借代的修辞手法，赋予这两个词新的临时的意义。我们完全可以用“武打、动作”代替“拳头”，用“色情、性爱”代替“枕头”，整句话的意思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但是，如果把两种说法进行比较一下我们就会发现，虽然在所表达的意思上没有上面区别，可句子所表现出的感情色彩确不相同的：使用“武打、动作”、“色情、性爱”这样的词语仅仅只是叙述一个事实，里面并不含有说话者的感情倾向；使用“拳头”、“枕头”则不同，句子中蕴含着强烈的鄙视和讽刺意味。因此，从词义准确的角度来看，在这里，还是使用“拳头”和“枕头”更为形象、妥帖一些。刘勰在《文心雕龙·谐隐》中说：“昔还社求拯于楚师，喻‘眢井’而称‘麦麹’；叔仪乞粮于鲁人，歌‘佩玉’而呼‘庚癸’；伍举刺荆王以‘大鸟’；齐客讥薛公以‘海鱼’；庄姬托辞于‘龙尾’；臧文谬书于‘羊裘’。”这里列举的是古代使用譬喻的例子，以“麦麹”譬喻“眢井”、“庚癸”譬喻“佩玉”、“大鸟”譬喻荆王、“海鱼”譬喻薛公。很显然，这里的“龙尾”、“羊裘”也不是真的指龙的尾巴和羊的皮。于是，“麦麹”、“庚癸”、“ 大鸟”、“海鱼”、“龙尾”、“羊裘”就具有了新的意义。和上个例子一样，这些意义也是因为使用了修辞手段才获得的。从以上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在表达某种意义的时候，使用修辞手法可以赋予词语额外的意义，赋予词额外的情味和神韵。当然，在很多情况下，虽然使用修辞手段赋予词的只是临时义，而且这些临时义是很难成长为固定义，但是它并不影响由此导致词在新的意义上与更多的词构成同义关系或者是反义关系，从而导致词义交叉现象进一步复杂化。

如果使用修辞手段产生的临时义到最后可以被大家接受并固定下来，那么临时义就转变成为一个词的基本义或者基本义的引申义。因此，使用修辞手法还可以促成词的引申义的产生，从而使得词义交叉更加复杂。《左传》中有这样一句话：“戎轻而不整，贪而无亲，胜不相让，败不相救。”上面我们说过，“轻”的基本义为“重量少；比重小”，但在这个句子中，“轻”的意义为“轻佻、轻慢”，这个意义就是通过的修辞手法产生的。并且，这种用法并不是个别的现象，而是大家认可并经常使用的。因此，由此而产生的意义“轻佻、轻慢”便成为了“轻”的另外一个固定义——义项“重量少；比重小”的一个引申义。在“轻佻、轻慢”这个意义上“轻”和“轻薄”等可以构成同义关系，同时，在“轻佻、轻慢”这个意义上，“轻”与“庄重”等构成反义关系，也就是说，与没有使用修辞手法之前相比，“轻”这个词词义交叉的范围大大的增加了，因此词义的组成情况就更加的复杂。

另外，对于同一个词来说，有的时候因为使用不同的修辞手法或者用于不同的修辞对象可以产生不同的意义。同样，对于同一个意义来说，有的时候因为使用不同的修辞手法或者不同的修辞体也可以产生不同的意义。这样，就更增添了词的词义项数，使得词义交叉的现象更加复杂。

2 结构手段对词义交叉的影响

语言表达的基本单位是词，不同的词语按照一定的关系和顺序组合成句子，从而完整的表达一定的意义。同样，词也是由更小的语言单位——语素按照一定的关系和顺序组合而成的。在某个句子结构中，同一个位置可以使用不同的词语，从而产生不同的意义；同时，同一个词在句中不同的位置出现也会影响句子的意义，产生新的意义。一个词的内部结构也是如此。在使用一定的词或者句子进行表达和交际的时候，要求“文通字顺”，这就要求我们在遣词造句的时候注意词和句子结构的整体要求而不能随意妄为。因此，结构对于词义也有重要的影响和作用。

“结构义是结构本身表示的意义，是因词和词组合而产生的”[3]。因此，就如上一段中所说的那样，词和词之间的组合的不同以及不同的词进行组合都会导致结构义的不同。例如，“沉船”和 “船沉（了）”中的“沉”所表达的含义就不完全相同：前者的意义为“没”，用的是本义，后者的意义为“向下落”，用的是引申义。在结构的组合上，“沉船”是偏正结构，“沉”作“船”的定语。 “船沉（了）”为主谓结构，“船”是主语，“沉”是谓语。这是同一个词在不同的位置出现产生不同意义的例子。我们再来看同一个词和不同的词结合产生不同意义的例子：“轻风”和“轻舞”这两个词，都含有“轻”这个词素①，但是它们的意义并不一样：前者为“轻微”，后者为“轻盈、轻巧”。虽然从结构上看二者都是偏正结构，但在“轻风”中“轻”是用作定语的，而在“轻舞”中则是作为“状语”使用的。同时，词的不同组合以及不同词的组合也可能产生相同的结构义。例如，“看轻”和“轻视”这两个词中都含有“轻”这个词素，这个词素在不同的词语中的位置以及和它组合的另一个词素都不同，从结构上看，在“看轻”中“轻”是作为补语使用而在“轻视”中则是状语，但是所组合成的词却含有相同的意义。这些都是由于结构的原因而导致的词义的分化和融合。类似的例子还有“心驰神往”和“风驰电掣”中的“驰”、“水深火热”和“热火朝天”中的“火”、“乘虚而入”和“虚怀若谷”中的“虚”等。这样，就使得词在不同的结构位置上意义的不同，因此进一步为一个词的词义交叉制造了前提和可能。

3 均衡手段对词义交叉的影响

除去修辞手段和结构手段外，对词义有影响的还有均衡这一语言表达手段的要求。所谓均衡，“属形式美的范畴。我们可以把均衡对称分为两类:均匀对称和平衡对称。均匀对称是指中轴两侧的部分无论是在形式方面还是内在定性方面(质方面)都基本一致;平衡对称则是指这两部分的定性不一致，但在量上达到了平衡，两个不同的定性结合于同一形式”[4]。我们可以这样说，所谓语言的均衡，其实就是词语结构在组合形式上的要求。这种要求使得词语的结构趋向于收到一种音律和谐、结构平衡的效果。为了达到这种效果，在选择和使用词语的时候，我们势必要进行仔细的斟酌和考虑，因此，就会在无形中使得词义产生一定的程度或大或小的嬗变。这种手段对于词义乃至词义交叉现象的影响在成语上显示的尤为突出。

我们先来看一组关于 “沉”的成语：“沉思默想”、“沉思熟虑”、“沉声静气”、“沉心静气”。从成语的结构上看，这些成语都是并列结构（也有人称之为联合结构）；从构词的方式看，都是由一对同（近）义词首先分别和另外的名词或者动词组合成偏正结构的词语，然后再组合成并列式的成语；从构词的语素看，也是基本相似，除去包含有同一个词素“沉”外，其他的词素在词性上也基本一致。但是，尽管这些成语中含有这么多的相同因素，其组成词素之一的“沉”在各个成语中的意义却不尽相同：“沉思默想”中的“沉”为“静”； “沉思熟虑”中的“沉”为“深入”；“沉声静气”中的“沉”为“低沉”；“沉心静气”中的“沉”为“安静、平静”。类似的例子如“轻歌曼舞”、“轻嘴薄舌”、“轻车熟路”、“轻手轻脚”、“轻言软语”、“轻举妄动”等。一般的来说，词与词在组合时并不是随意妄为的，而是要受到一些语法规则限制的，这些规则之中就包含均衡手段。从上面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些成语的构成多是同义词或者近义词：沉—默、思—想、沉—熟、思—虑、沉—静、声—气、沉—静、心—气。实际上，并不是只有这些二字词语如此，很多的四字成语也都是如此，如：三更－半夜、半斤－八两、同甘－共苦、惊涛－骇浪、胡言－乱语、胡作－非为、千差－万别、亲朋－好友等等。我们知道，成语是人们长期以来习用的、简洁精辟的定型词组或短语。也就是说，成语并不是一开始就存在的，而是经过人们长时间选择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组成某个成语的词素并不一定是一成不变的，例如，成语“轻车熟路”就有“轻车熟道”的另一种说法。因为者两个成语的意义是一致的，因此，在相同位置上的词或语素就应该具有同样的意义，也就是说，在这里“路”和“道”的意义是一致的。另外，即使是同一个词或语素，在不同的时代里其意义也有可能不一致甚至完全相反，例如词语 “爪牙”、“锻炼”等。当然，这不全是均衡的原因，还包括词语感情色彩的转变的因素。但是，从结构上看，在古代“爪牙”、“锻炼”都是并列式的词语，无论结构还是意义都十分的均衡，到了现在，由于结构和意义都不再均衡相等，因此，就导致了词语在感情色彩上的变化。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均衡对于词义乃至词义交叉的影响。

4 语音手段对词义交叉的影响

在汉语中，声音、字形和意义是一个词的三大要素。在一般的情况下，这三者之间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即有一个字形，就有一个与之相对应的读音，同时这二者结合起来表示一个意义。但是，多义词的出现打破了这种对应，即在很多的情况下，一个字形与读音的结合表示多个意义，因此便产生了词义的交叉。虽然这样，但这些多义词的每一个意义之间都是存在着一定的联系的，如我们所用的例子“轻”、“沉”等。同时，在汉语中还存在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一个字形和读音的结合对应多个意义，但是这些意义之间完全没有关系。例如，词“花”有着众多的意义，其中有这样两个意义：（1）种子植物的有性繁殖器官;（2）用，耗费。这两个意义之间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我们把这类读音相同而现时意义没有联系的词称为同音词。

同音词在汉语中虽然并不是很多，但依然对于词义有着很大的影响：它增加了一个词意义的数量和范围，而词义数量的增加则意味着词义交叉现象产生的可能性大大的增加了，从而会使得这种现象会变得更加的复杂。但是在这里，我们并不是着重讨论这种同音词的意义情况对于词义交叉的影响，而是主要研究在表达的时候，声音手段对于词义的影响。

南宋时期的郑樵在他的《六经奥论》中说：“学者求神气而得之音节，求音节而得之字句。”这里所讲的，就是声音对于字句意义的决定和影响。“汉语语言的音乐性主要表现在声调、音韵、节拍和旋律上，也就是表现在音响的高低快慢、抑扬顿挫、长短舒促等方面。例如双声词、叠韵词、联绵词语在诗歌中的运用，能使诗歌的节奏和旋律更具有音乐美”[5]。在实际的语言运用中，声音的手段主要是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对词义产生影响：一是语气声调的不同，包括轻重读的不同。二是节奏停顿的不同。如“天亮了”含有两种不同的意义：早晨到来了和（被压迫阶级）得到解放了。而后一种意义的表达就需要借助声音的手段，即在“亮”上重读。这样，就使得“亮”增加了“解放”这个义项，使得词义交叉变得更加复杂化。虽然在这里“亮”表示“解放”的意义还需要一定语境的支持，但是声音的作用也是不用多说的。

以上，我们谈了语言手段的不同方面在词义交叉中的作用，在实际的语言运用中，这些手段并不是孤立地发生作用的，而是互相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在遇到词义多变情况的时候，切不可只是简单的从某一个或两个角度去考察，而是应该多角度的进行分析。

注释：

①这里的“词素”其实也可以说成“词”。但从语法层次的角度来看，由于“看轻”和“轻视”本身都是词，所以在这里就把构成这两个词的“轻”称为词的下级单位――词素。后同。

[1]姚殿芳 潘兆明.实用汉语修辞.[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1987：9.

[2]语法与修辞[M].南宁：广西教育出版出版，1997：254.

[3]沈家煊.现代汉语语法的功能、语用、认知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2005:399.

[4]王晓炜.汉语成语的审美特性———均衡对称[J].语文学刊.2007（10）：113-115.

[5]王希杰.汉语修辞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2004：162.

[6]卢英顺.现代汉语语汇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7]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