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汉文 ，徐 文 ， 邹 婷

（1.苏州大学 比较文学研究中心；江苏 苏州 215021；2.苏州职业大学 教育与人文科学系，江苏 苏州215104）

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给中国作家莫言的颁奖词中说到：莫言的创作中接受了美国小说家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1897-1962）与拉美文学的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 (Gabriel José de la Concordia García Márquez1927—) 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莫言也曾经谈起过自己对这两位作家接受。但同时也未可忽视，对于世界文学的接受，莫言自己说过要“逃离福克纳与马尔克斯”“这两座高炉”。如果我们以一种整体性的观念来观察，正可以看出，两位作家对他的作用恰是他再建自己本土化视域的动因。无论从任何一个方面而言，莫言与世界文学的关联都是极为明显的，而且莫言获奖本身也已经标志着，中国文学的世界体系化已经成为一种历史事实，莫言的创作正是这种进程的一种符号。这也正是我们阐释莫言创作的起点，目前关于魔幻现实主义已经说得很多，而关于福克纳，这位可能在莫言创作中起过重大作用的人物则有更大的阐释空间，我们将从世界文学史的角度来切入这一话题，而“世界文学”正是莫言喜欢谈论的一种话语。

1 “文字的世界共和国”：逾越乡土文学

莫言说到自己的创作历程时曾经说过，他读到福克纳不断地写“自己家乡那块邮票般大小的地方”而最后“创造出自己的一个天地”[1]。他感到自己大受鼓舞，他明白：自己应当高举“高密东北乡”这面旗帜[2]。他自己称“高密东北乡”是“巴掌大的地方”，显然可以与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相比。两人都是从一个偏远狭小的乡村来创造 “自己的天地”，这并不是一个现实的世界，而是一个“文学的王国”，但是这个王国恰是来自于现实的世界。福克纳自称为虚构的“约克纳帕塔法”的主人，莫言也继承了福克纳的说法：“当然我就是开国的皇帝，所有的都是我的臣民，都要听从我的调遣指挥”。两人都曾自立为“文学王国”之主，这就具有一些波谲云诡之处了。这个王国既不是现实的，但又不是虚无的，它是主体创立的符号世界，这个世界是作者对“现存文学秩序的挑战”，进入世界文学体系，是一个“文字的世界共和国”（La République mondiale des letters，The World Republic of Letter）[3]这里只是表达其虚构性。“高密东北乡”与“约克纳帕塔法”，已经成为世界文学而不是传统的“乡土文学”的“王国”，它是马尔克斯的“马贡多镇”，也是奈保尔特立尼达岛国的“印度部落”，或是帕慕克笔下“伊斯坦布尔的街区”，而不再是马克·吐温的“密西西比河的码头”或是沈从文的“边城”，山药蛋派的窑洞或是白洋淀的芦苇。毫无疑问，从陶渊明的田园诗到巴尔扎克的“外省”、柳青的渭河岸边的村庄，这些伟大作家的乡土文学给世界留下最富贵的财富，但是在全球化时代中，世界文字共和国已经逾越了传统的乡土文学，这是一个世界体系的新创造。

这个“文学的世界共和国”有什么意义呢？”

福克纳生于美国南方密西西比州新奥尔巴尼，他五岁时随家迁往不远的牛津镇，这里有一条名为“约克纳帕塔法”的小河，印第安语“静静流过平原的小河”，他的小说也名为 “约克纳帕塔法世系”。（Yorknapatwpha，Lafayette County，North Mississipi，19部长篇中有15部以此地为名，自称为saga即欧洲中古史诗“萨迦”），他还杜撰了“密西西比州约克纳帕塔法县杰弗逊镇的地图”（在 《押沙龙！押沙龙！》一书的前言中）。说这个镇有2400平方英里，人口中有白人6298人，黑人9313人，威廉·福克纳是这里惟一的主人，包括了镇区、郊区、种植园和森林。从时间上是自1800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间是150年间。其中有名有姓的人物有600人。这个世界是以密西西比为中心的美国南方的虚构世界。而这一段时期里，虽然美国已经成为世界头号强国，但是美国南方长期处于经济落后，农权制度为社会基础，种族压迫盛行的状况中。所以这是一个没落的王国，一个即将灭亡的世界。福克纳的小说中是这个世界的挽歌，既愤懑又悲哀，爱与恨如同冰炭难容，却又奇妙地交织在一起。这个小镇在文学共和国存在的，美国评论家认为：

以其创作才能和建构一个想象中的世界，这个世界要比每天的现实生活的世界更易为人们所接受，从以上意义而论，福克纳在现代文学中可谓罕有其匹[4]。

这个世界并不是美国式的浪漫主义的乡土文学，因为其中的美轮美奂的田园风光不过是美化的现实，而不是真正的想象。这种文学在美国传统中相当普遍，美国惠特曼的诗《草叶集》中写美国自然之美、马克·吐温的随笔《密西西比河上》是南方风光最优美的图像，甚至在《飘》这个的南方庄园作品中，仍然有着南方庄园所特有的秀丽风光与温馨的庄园生活与大家族的传统封闭的生活的颂歌。但是在《喧嚣与骚动》中真正颠覆了这种图像：康普生家族曾经是优秀人材辈出的庄园主，现在沦落为寄生食利者，淫佚、放荡、乱伦、盗窃的败德的一代。

在中国作家莫言的小说叙事中，齐鲁大地深厚的神话传说，《聊斋志异》的叙事模式，使他具有独特的民族想像力空间与挥洒自如的历史叙事话语，当然，也必然成为他再建个性话语的依据。莫言的高密东北乡里，《红高粱》里的人物充满原始欲望，无边缘的高粱地如美国南方的甘蔗田，封建伦理在这里被野合的情欲所取代，嗜杀、复仇、剥皮的血腥味的残暴是这个世界的主色调。如果说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是西方的基督教的“原罪”与人类文明之间的对立，那么，莫言的“高密东北乡”则是中国几千年被压抑的原始欲望与法西斯军队暴力侵之间的生死决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方主战场上，中国农民抵抗与斗争，是一曲宏大的叙事，在莫言的文本中，通过一种对现实文本符号体系的挑战，推动了中国小说叙事的进展。

这种斗争并不是田园风光的图景，而是一种世界文学的母题在全球化时代的再现。福克纳《喧哗与骚动》的母题是耶稣受难周，故事发生的三个日期分别是基督受难日、复活节前和复活节。故事与时间相对称，形成反讽关系。1910年昆丁自杀日是圣体节的第8天，昆丁以自己来对妹妹进行救赎。复活节是耶稣说的 “你们要彼此相爱”，恰形成对比，小昆丁此日出走。中国文化主体不是宗教，而是封建礼教，因此在高密东北乡，狂野的余占鳌与戴凤莲的自由结合，罗汉大爷的反抗，所凝聚的原始生命力表征与日本侵略者的残暴之间的斗争，同样构成尖锐的冲突。福克纳的宗教象征母题、莫言的封建文化母题，都是逾越传统的田园生活甚至乡土文学母题的，是从世界文学的比对中来“寻根”或是“写实主义”等，这是一种世界体系性视域。

2 精神分析的暴力性欲：反文明的抗争

肉体残酷暴力与“倒错性欲”的结合是福克纳小说的一种重要母题，《圣堂》中的波普尔性无能，并且因此性情残暴，而成为匪徒的首领，杀警察、虐待女学生谭波尔，这部美国名著处处可见精神分析的“倒错性欲”，就是因性障碍而转向报复与折磨。《押沙龙！押沙龙》中，查尔斯·邦对同父异母妹妹朱迪丝的乱伦之恋，亨利为避免丑闻而杀兄。处处有这种描绘。

这也是莫言小说的心理分析语言，说到自己的创作时，莫言说：“《丰乳肥臀》是我的最为沉重的作品，还是那句老话，你可以不看我所有的作品，但你如果要了解我，应该看我的《丰乳肥臀》”[5]莫言自己说到：“上官金童的恋乳症，实际上是一种“老小孩”心态，是一种精神上的侏儒症”[5]。而且莫言还多次说到自己就有这种恋乳癖。早在上个世纪初期，弗洛伊德在谈到心理分析的精神病类型时就指出，恋乳癖、恋脚癖等，以男女人体的某一部位作为贪恋对象，属于精神病的一种。这种病态的情结还可能扩大为对手绢、内衣或是其他物品的病态亲近。当然，弗洛伊德还发挥道，写作就是一种白日梦。文学作品中的象征与梦中的象征是一样的，都具有性别象征的特性，如宝塔刀枪象征男性；花朵、水池等象征女性[6]。莫言说过，恋乳癖也是一种文学的象征，这正合弗洛伊德的理论。当然在《蛙》等小说中，莫言将青蛙作为一种象征，其实也是一种女性的象征，青蛙与女娲相关联，女娲造人是多子多福，蛙是高密东北乡人图腾。这部小说从妇科大夫的视域来审视历史现象，主角是一个计划生育干部，她一生的是非与堕胎的多少成为正比，这样的生活经历可想而知。所以晚年因为忏悔而成为一个捏泥娃娃的人。而弗洛伊德的理论中图腾恰是一种历史文化心理的积淀，民族图腾是民族心理的象征。如果从这一意义上，那么作为一个传统文化的中国的多子多福观念在这里至少是一种审美意义的批判，而且是一种植根于文化传统的否定。这正是一种世界体系图景，中国是大人文主义的故乡，从六经中就存在的人文主义直到宋明理学中发展到顶峰，而且曾经在18世纪以后影响到美国，美国的《瓦尔登湖》等作品中都受到过人文主义理想的影响。

莫言小说一直沉浸在一种暴力揭露的激情之中，《红高粱》中剥人皮、《檀香刑》中的残暴酷刑，他的作品中充斥着对生殖器、肛门、屎尿、经血、凌迟、剥皮等丑陋意象、场面的堆砌，同时又有大量泛滥的病态性欲。有批评家已经看到莫言主体心理的扭曲，莫言自己也不讳言。这其实是无可指责的，因为莫言叙述的是一种文化，一种导致了这种心理变态的文化语境，小说多是历史时态，是封建与半封建和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所以这是对社会暴力与心理的批判。如果说到第三世界的民族寓言，这可能是一个醒目的例证。关于第三世界的民族寓言，詹姆逊曾作出这样的论述：“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利比多趋力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文学》）《红高粱》对“我爷爷”、“我奶奶”故事的原生态描述揭示出我们民族的生命意识和农民的文化心理，《酒国》以寓言的形式揭示了饮食文化畸形发展所导致的社会的腐败与人性的堕落，《檀香刑》由中国乡村为背景的惨烈叙事所引发的思考，《生死疲劳》将荒诞叙事与家族历史的叙述相结合对人性发起了深刻的叩问，《蛙》采用书信与话剧结合的叙述方式对中国乡村半个世纪的计划生育史进行了反思。从20世纪80年代的《红高粱家族》，到诺贝尔获奖作品《蛙》，莫言在不断探索个人的叙述模式的同时，也表达出自己对人性、对历史、对社会、对文化的拷问与思索。而这些来自“第三世界的民族寓言”的文本实质上都是以本土文化寓言为主体而建构起来的。也正因如此，莫言小说虽然受到了福克纳和马尔克斯的影响，最终却依然表现出颇具齐鲁神话色彩的个性化的特点。以个人的独特经验反映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和社会，在大的空间语境中，这就是所谓的“世界文学”。

3 大家族叙事的终结者

莫言的大家族可以扩散到整个高密东北乡，这里其实就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家族。作者的小家族谱系是核心，采用了“我奶奶”、“我爷爷”“我父亲”等称呼，创造出一种家族成员为中心的叙事模式。如莫言自己所说，这是他的一个创造。

这种大家族叙事历来是文学母题之一，包括中国《红楼梦》、法国左拉的《鲁贡—玛卡尔家族》、英国约翰·高尔斯华绥的 《福赛特世家》（三部曲）、德国托马斯·曼《布登勃洛克一家》等类似同类作品历久不衰。但是在这个历史锁链中，福克纳有自己的独特写法，他一反这类小说宏大历史叙事模式，写出家族神话的新篇章。广义的“神话”（Myth）用法国批评家罗兰·巴尔特的观点来说，其实是一种有意指的符号体系，它可超越时空的界限成为后世精神指向的座标，如嫦娥奔月，刑天无首等。《押沙龙！押沙龙！》出于《圣经》，大卫对于自己的爱子押沙龙因为阴谋篡位而被杀死，这是一个父子反目，兄弟阋墙，命运不可违背的母题。福克纳表达种族仇恨与道德沦丧毁灭家族的思想，白人少年托马斯·塞德潘出身贫寒，通过自我奋斗成为西印度群岛的庄园主，却意外发现妻子有黑人血统，打破了他跻身上流社会的梦想。他遗弃了妻儿，带着一群黑人奴隶来到密西西比来闯业，在约克纳帕塔法成功建立庄园“塞德潘百里地”。他再娶富商之女，生下儿子亨利和女儿朱迪丝。但在南北战争期间，前妻的儿子查尔斯·邦爱上了同父异母的妹妹朱迪丝，亨利杀死邦。而战争后归来的塞德潘重建家业失败，酗酒堕落，与穷白人琼斯的外孙女发生关系，被琼斯杀死。亨利多年流浪后回归，一把火烧了“塞德潘百里地”，家族鸿业成为“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

这个主题在《红高粱》中，血红的高粱地取代了南方的甘蔗林，演变为余占鳌到戴凤莲到叙述者的家族的仇杀与抗争，先是余占鳌杀了戴凤莲的合法丈夫，在与侵略者的殊死斗争中，红高粱如血海。“我奶奶用烧酒洗脸，”“三百多个乡亲陈尸高粱地，流出的鲜血把高粱下的黑土泡成稀泥。”最后是神话的再现：我奶奶飘然而起，跟着鸽子，划动新生的羽翼，轻盈地旋转。”而爷爷辈的好汉们敢爱敢恨的形象与后世子孙如作为陪衬的“我”与十四岁的父亲形成对比，产生大家族终结的必然结论，用莎士比亚《哈姆雷特》最后一句话来说：

“此外，唯余寂寞。 （the rest is silence! ）”

这也是大家族叙事的最终结果。

莫言的叙事历来是一种家族世系，《透明的红萝卜》、《枯河》、《欢乐》《蛙》 等不同长短的小说，全都是家族叙事模式，而且都是这些家族的悲剧命运，这就终结了传统的大家族世代兴旺或是家族内部姑嫂斗法式的历史，甚至作者让《蛙》中的姑姑出场，这个八路军神医的后代，成为计划生育干部后，严厉对待一切超生，在辱骂声中忏悔自己的一生，以一种历史的必然性指出其在新语境下的必然灭亡。《爆炸》中的“我”在产房外听到产妇凄惨的叫声，引起的是无意识活动：自己推重车上山，太阳绕着我飞行，飞行员把一块奶糖吐到玻璃窗上，引来三只红头绿苍蝇。福克纳是20世纪四大意识流作家之一，这种描写很容易令人想起这位美国作家的描写。但是莫言对意识流与神话的叙说却明显地带有齐鲁神话的特点。

莫言的家乡高密古代属于齐国，变革开放、多元务实的齐文化使齐地的神话传说带有了喜虚荣夸诞、崇尚魔幻色彩的“自由反叛”与“灵异想象”之特点。莫言极其崇拜的蒲松龄和他的《聊斋志异》也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产生的。莫言曾表达过对家乡的齐鲁神话的熟稔与崇敬：“我的故乡离蒲松龄的故乡三百里，我们那儿妖魔鬼怪的故事也特别发达。许多故事与《聊斋》的故事大同小异。”[7]这些“鬼狐花妖”、“灵异叙事”的齐鲁神话故事对莫言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它使莫言明白文学的奥妙在于无法之法，“好的小说就像幽灵一样”，“它像一团火滚来滚去，它像一股水涌来涌去，它像一只遍体辉煌的大鸟飞来飞去”[8]。《红高粱》中，“在海一样的蓝天里翱翔”的鸽子成为中华民族渴望生命、渴望自由的象征，“野合”成为反叛封建、追求幸福的象征，红高梁酒则成为敢恨敢爱的自由精神的象征。《檀香刑》中，莫言将家乡的真实事件与“高密东北乡”浓郁的风土民情结合在一起，高密的地方戏“猫腔”不仅成为文本的结构线索，并且被赋予了如同生命血肉一样的神奇的魔力。《生死疲劳》中的六道轮回与动物的叙述视角，将马尔克斯的荒诞叙事与家族历史小说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与马尔克斯相比，莫言的荒诞叙事中所包含的更多的是以其家乡的齐鲁神话积淀而成的中国传统文化意识。而他作品中的神话与意识流叙事则成为其具有本土文化无意识的寓言模式。这种模式是莫言所创造的个人的叙述模式，它不同于西方的叙事学。

莫言在《文学·民族·世界—莫言、李比英雄对话录》中曾经说过：“最初阶段的模仿或者说学习，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绝对必要的，当人们不再满足于模仿时，便会调动起个人生活资源和民族文化资源。”由此可见，“依靠外来的刺激，可以使自身的要素呈现出鲜明的轮廓”[9]8。

4 通向“世界文学史”的桥梁

莫言自己对福克纳和马尔克斯的态度是 “逃离”，把他们看成是巨大熔炉，担心自己被伟大作家所烘烤而失去自我。这是所谓“影响的焦虑”，担心自己的创作会在前人伟大作家的影响下失去创造性。

事实正如他所实践，莫言从福克纳的创作中虽然获取了极大的教益，这种教益最大的意义就是使莫言走向世界文学体系，莫言的创作是中国作家自觉的“世界意识”觉醒的标志，而促使这一觉醒的，当然是明末以来东西方文学文化近400年交流历史，正如《东西方文学史》一书中指出：

所以说，世界文学其实自古以来就存在，它是世界民族的审美与存在意识的物化形态，它是差异性的一种表现。世界文学，就是各自独立发展的民族文学，世界文学也是各个民族文明的一个统一体，因为它们都是文学。文学并不因为具有不同的语言与文体就不存在了，世界文学的存在正因为有不同的语言与文体，有不同的创造方式。这一点直到今天很多人还不清楚，一些著名的学者在批评“世界文学”这个观念时问：世界文学是什么语言的文学？我们回答说：世界文学并不是某一种语言的文学，而是多种语言的文学。因为文学并不是只有某一种语言的文学，多种语言的文学或是说各有自己语言的文学，仍然是文学[10]。

以世界文学史的观念来看，莫言虽然借鉴了西方或是拉美文学，但并不是其文学的模仿者，他从福克纳所受到的母题观念启发包括 “文学共和国”的地缘学想象、暴力性精神分析与大家族终结式叙事，都是事实，而莫言的文学话语是中国本土化的，是将西方的艺术观念为“本我”所利用，他创造了自己的文学王国，高密东北乡是中国化的文学源泉。

“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还是人类的文学，所描写的是人类所共通的、普遍性的内容。因此，真正的文学，应当是超越民族、国家的。然而，文学中有些部分是被强烈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所限定的。我想，这种现象在中国、日本、韩国或其他一些国家的文学中应该都是存在的。在文学中吸收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因素，这一行为本身并不是完全错误的。但是，被禁锢在狭隘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中的作品，就是一种毒害了。文学作品的写作技巧、内容、语言，可以是某一国家、民族的，但是在更深的层次上，在思想、哲学层面上，应该是超国家、民族，甚至是超阶级的，应该面向全人类共通的课题”[9]10。在此基础上形成我们自己的风格，什么是我们的风格?“我想那就是由我们的民族习惯、民族心理、民族语言、民族历史、民族情感所构成的我们自己的丰富生活，以及用自己的独特感受表现和反映这生活的作品”[10]。

这里我们顺便说一下所谓莫言《红高粱》等小说所带来的中国文化的否定影响，特别是从电影《红高粱》发行以来，西方以其中“粗俗”描写对莫言进行批评，国内也对其中的残酷描写、丑化中国文化，对其“东方主义”的立场质疑。

西方的“东方学”观念在世界文学中仍然有巨大影响，甚至有人会从这种立场来解释诺贝尔文学奖的取向，将其看成是对莫言或是其他一些作家模仿西方文学，暴露中国文化丑陋面的手段。更有相当多的人写了大量以女人的小脚、鸦片烟或是拖着“猪尾巴”辫子的中国人的小说，这种作品仍然流行欧美的部分阅读层面。

但是莫言不是“东方主义者”，更不是中国人和中华文明的丑化者。“高密东北乡”并不能与现实中的高密县认同，这是文学共和国，对它的暴露与赞美相结合，爱之深者所以恨之痛，莫言热爱的这片“传说”中与现实中的土地，他是通过对这片土地的爱与恨走向了世界的，这是他的使命所在，一旦脱离这里，他就失去了自我，没有莫言可以，但是没有现实与传说中的高密乡是不可能的。同样的道理使用于福克纳，约克纳帕塔法属于福克纳的王国，他虽然矛盾的心理来暴露这里，却不是以诋毁这个文学共和国的现实以追求个人的目标。

这就是世界文学史上批判性寓言的奥秘，20世纪初期美国批评家埃特蒙德·威尔逊(Edmund Wilson)的《创伤和弓箭》（The Wound and the Bow）中曾经引用希腊神话的一则故事，特洛伊战争中，英雄菲洛克忒忒斯腿上受了重伤，伤口溃烂后，臭气逼人，他被奥德修斯遗弃在雷姆诺斯岛，希腊人久攻城不下，预言家说只有得到菲洛克忒忒斯的神箭才可能破城。于是奥狄修斯只好来用计骗回菲洛克忒忒斯，他用神箭射死帕里斯，为取胜奠定了基础。文学作品如同神箭，虽然射手有恶疾，却有它的独特功能，离此不能取得胜利。利用文本中的有缺陷的描绘，正可以发挥弓箭的作用，最后取得胜利。

最后必须说到，福克纳是莫言走向世界的桥梁，而不是阻碍莫言自我创造的巨大阴影，使他在这片阴影下为前人的影响而焦虑。而正是通过福克纳，莫言走向了世界文学体系，以中国话语成为世界体系的构成，这就是莫言的意义所在。

[1]福克纳.我弥留之际[M].李文俊，等，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90:462.

[2]莫言.说说福克纳这个老头儿[J].当代作家评论，1992（5）:63-97.

[3]Pasacale Casanova.Literarure，Nation，and Politics[M]//in The Princeton Sourcebook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From the European Enlightenment to the Global Present.Princeton and Oxford:Priceton Unversity Press，2009:339.

[4]Edited by George Perkins.The American Traditon in Literature：Vol 2[M].New York:McGRW-Hill Publishing Company，2002:1206.

[5]莫言.王尧.从<红高粱>到<檀香刑>[J].当代作家评论，2002(1):19-21.

[6]方汉文.西方文艺心理学史[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351.

[7]莫言.超越故乡·莫言文集·小说的气味[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

[8]莫言.旧“创作谈”批判.莫言文集·小说的气味[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286－293.

[9][日]莫言.李比英雄.文学·民族·世界——莫言、李比英雄对话录[J].小园晃司，译.博览群书，2006(7):4-13.

[10]方汉文:东西方比较文学史·导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5.

[11]莫言.影响的焦虑[J].当代作家评论，2009(1):1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