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会敏

生态文明建设关键在于制度

袁会敏

生态文明建设涉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和各种关系，虽然保护生态是人们的共识，但如果利益关系处理不当，生态文明建设就不能顺利推进。制度经济学认为，因为资源的稀缺性，人们在进行社会生产的过程中，彼此之间必然会有利益矛盾。制度的意义就在于对个体的利益进行整合，降低交易成本，使不同经济主体在制度的框架内进行活动。然而，产权制度、市场制度的不完善和非正式制度的失衡使得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因片面追求个人利益而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屡屡发生。只有不断加强制度建设才能巩固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才能进一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生态文明；制度经济学；交易成本；科学发展观

在深刻反思传统工业文明发展模式的基础上，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当前国内学术界对生态文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历史学、哲学、政治学、伦理学等层面，很少有人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对生态文明建设进行研究。早期制度经济学派认为，社会价值包括经济价值、生态平衡等。因此，生态问题也是制度经济学关注的重要内容。人类的经济活动首先面临的是资源的稀缺性，处于社会生产中的人们因资源的稀缺性彼此之间必然要产生利益冲突。生态文明建设涉及到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就是对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做出的规范性安排。从这个意义上说，运用制度经济学理论对生态文明建设进行分析或许更能从根本上揭示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及意义。

一、生态文明建设对制度的呼唤

生态文明是人类遵循人、自然和社会发展的规律而取得的成果，以人与自然、社会和谐共生为基本宗旨。与工业文明相比，生态文明更加强调生态的重要性，要求人们在改造自然的同时必须遵循自然规律。生产是社会性的生产，任何个体的生产活动都会直接或间接对他人产生影响。在社会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是存在利益和冲突的，这就需要有一种制度对人们的行为进行安排，协调人们之间的利益矛盾，明确人们的行为规范。

（一）生产的社会性需要制度化的生态文明去规范

人类的一切实践活动，都必然涉及到人与自然之间的交往关系。在人类文明史上，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主要是以征服自然为主要特征。在生产力还不发达的条件下，人类活动的主要目标是追求物质生活的满足。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一系列生态危机的发生促使人们对工业文明的生产方式进行反思。恩格斯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1]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使人们逐渐认识到，仅仅追求物质生活是不够的，精神生活同样重要；发展生产力是必须的，但保护生态也迫在眉睫。人类的发展理念、道路和模式必须进行转变，即必须走生态文明的道路。

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认为：“生产是社会的生产，在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一定要发生经济关系，对这种经济关系做出的规范性安排就是制度。”[2]169也就是说，制度其实是对生产活动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做出的规范性安排，协调各经济主体的利益关系，使得人们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开展各种生产活动。近年来，因制度的不完善导致环境污染损害人民财产、健康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越来越多。全球化时代，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化，任何企业和个人的生产活动都不是孤立进行。企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污染以及对资源的消耗已远不是企业自身的问题了。他们的行为也影响到了他人的生存环境，即人为破坏了环境，进而影响到人居环境与安全问题。生态文明倡导人、自然与社会协调发展，试图用整体、协调的原则和机制来重新调节社会的生产关系、生活方式，因此，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二）利益的矛盾性需要制度化的生态文明去协调

人类的经济活动首先面临的就是资源的稀缺性，与人的需求有一定的弹性不同，资源的供给受制于自然规律。大多数资源是不可再生的，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瓶颈。在前工业社会，人们可以从自然中获取足够的资源来维持生存和发展，生态系统也能保持相对的动态平衡。但是，相对于人的需求来说，任何资源都可能是稀缺的。尤其是到了工业文明时期，人类不断追求更高的生活质量，不断追求更精美的生活方式，而这种过度的物质追求本身会受到时空和各种资源的限制。自然资源的有限性、稀缺性使得一部分人占有或者使用了该资源时，其他人的机会就会减少。在没有相关的制度进行规范之前，人们对自然资源或物品的过度使用甚至毁损的行为，最终结果是危害了整个社会。

在一个高度社会化的社会中，对个体有利的事情，未必对整个社会也有利。“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目的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经济利益，不同的人在生产过程中有着不同的经济利益。人们在追求不同的经济利益时相互之间必然会产生矛盾和冲突。”[2]12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因利益关系而产生的矛盾，导致了他们之间伦理关系的紧张和冲突。为了合理调整利益关系，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人们对运用制度的需求日益迫切。只有通过生态文明制度对人们的行为进行规范，才能处理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才能把生态文明建设落到实处。

（三）降低交易成本的需要

随着专业分工程度的提高和人们之间利益矛盾的加剧，最终必然导致交易成本绝对量的递增。交易成本是指由交易引起的界定产权成本、收集信息的成本、谈判签约的成本、监督管理的成本和改变制度安排的成本等。交易成本思想源自于科斯，他认为，“市场交易中不存在成本，这是很不现实的假定。”[3]交易成本是对有限资源和社会财富的无效或低效配置。它本身是不可消除的，但可以采取适当措施进行降低，从而有利于交易的顺利进行。因市场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的缺点，造成市场交易的困难和交易成本的增加，进而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因此，需要通过适当的制度安排，节省交易费用，从而使稀缺的资源得到高效率的配置。

早期制度经济学派认为，经济价值只是社会价值中的一种而不是全部，除此以外，社会价值还应该包括社会平等、生态平衡等。因此，经济增长并不是社会价值的全部，没有污染的空气、干净的水、放心的食品也是幸福生活的必需品。个别企业在经济过程中因片面追求利润等短期行为加大了交易成本，造成了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制度经济学认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历史充分证明，对经济增长起决定作用的是制度性因素。[4]因此，只有通过制度来对经济主体的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才能降低交易成本，实现社会的永续发展。

二、制度的缺陷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影响

自党的十七大提出建设生态文明以来，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不少的成就，但生态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正如党的十八大报告所言，我们仍面临“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提出“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可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度是关键，当前生态文明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必须从制度上找原因。

（一）产权制度的模糊制约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开展

产权制度“尽管体现了人对财产的占有，但这种占有体现了人与人之间不同的经济权利”。[5]产权制度实际上是一套激励与约束机制，产权的安排直接影响着资源的配置效率。科斯认为，在交易费用不为零的情况下，不同的产权安排对资源配置效率会产生不同的影响。明晰的产权制度可以降低交易费用，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模糊的产权制度会增加交易费用，导致经济运行效率低下。诺斯认为，产权本质上是一种排他性的权利。在制度经济学看来，政府界定的产权规定了经济活动中各经济主体的激励结构，明确了每个人在稀缺资源利用方面的地位和经济社会关系。产权的变化使得各经济主体的成本收益发生变化，他们因此调整自己的行为，推动制度的变迁，制度变迁的方向就是降低交易成本。诺斯认为，交易费用的下降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德姆塞茨认为，“产权制度其实就是一组界定行为的原则，它规定了哪些竞争方式是允许的、受鼓励的，哪些则不受鼓励、不被允许”。[6]外部性的存在，其实是产权制度模糊的表现。产权模糊使得经济主体侵犯他人的利益成为可能，而产权的功能之一就是界定每个人收益或者受损的权利，使外部性内部化。因此，只有在产权清晰的基础上，明晰各个体的经济利益，把各种个人利益整合在一个统一的体制和秩序之中，使不同经济主体的冲突和合作得以平衡，社会的生态环境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

（二）市场制度的缺陷导致生态问题日益严重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市场是一种制度，市场制度产生的根源在于经济资源稀缺性所导致的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冲突。市场制度的优点就在于运行的成本较低，能够确保较高的社会经济效率。人类在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带来了难以承受的资源危机、环境危机，以致发展不可持续，人们的生存环境也遇到了空前的挑战。因此，市场不是万能的，仅靠市场是无法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的。具体表现为：一是公共资源的过度使用。比如“公地悲剧”的现象。二是区域经济不协调的问题。市场机制的作用会扩大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象，越是经济发达的地区越是能吸引各种资源，而经济落后的地区则会因经济发展必须的资源不断流向发达地区而越发落后。不同的地区在使用自然资源的过程中也存在相互损害的问题，比如上游乱砍滥伐会影响下游地区居民的安全和经济发展。三是信息不对称。在经济活动中，一些人利用信息优势进行欺诈，这就会增加交易成本。当人们对欺诈的担心影响到经济活动时，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就会丧失。这时候为了保证市场的正常运转，政府需要制定制度来制止欺诈行为。

（三）非正式制度失衡使得生态文明建设不能顺利推进

制度经济学家把制度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主要是指宪法、法律、法规等，非正式制度主要指文化传统、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正式制度通常具有强制性的特点，对个体来说是一种外在的约束，其变迁是激进的，可以在一夜之间完成。而非正式制度具有自发性、非强制性和持续性的特点，其变迁的路径是渐进的、缓慢的。在生活中，正式制度只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人们的行为还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非正式制度来约束的。因为我国是一个伦理社会，缺乏契约传统，伦理文化因被人们广泛接受进而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生态文明建设既需要正式制度的规范也需要非正式制度的调节。在一定程度上，传统、习俗等非正式制度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作用更持久、更强大。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因地方利益而导致的节约资源、保护土地等政令流于形式的现象屡见不鲜，除了正式制度不完善之外，非正式制度的失衡也是个重要的原因。非正式制度的失衡，一方面是由于传统或习俗因不适应新形势而失效，另一方面则是体现新时代的观念、习惯还没有形成并发挥作用，因而制约了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

三、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经济学路径

制度通过对各经济主体的利益关系、内部结构和运行方式等方面的安排，使得他们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由此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目标就是以合理的制度代替落后的制度，实现科学发展的制度变迁。在制度变迁过程中，政府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要积极推动非正式制度向正式制度转化，通过制度的导向作用，使生态文明建设成为个体的行为自觉。

（一）发挥政府在生态文明制度变迁中的主导作用

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工程，融入到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方面和全过程，因此政府在制度建设中的作用极为重要。这是因为政府掌握着大量的资源，如果产权不明就会导致政府的行为偏离社会效益目标，利用权力谋取自身利益。政府在产权方面的作用就是要提供公正的制度环境，建立生态文明的法制和各种规范，而不是取代市场直接参与经济活动，促进经济增长。制度经济学认为，产权界定得越完整越能提高经济效率。因为明晰的产权制度能够降低交易费用，减少经济活动的成本。

对中央政府而言，一是制定环境保护方面的政策，明确有关土壤污染、空气污染和环境损害赔偿的标准，逐步完善我国的相关法律法规，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二是建立公正的市场准入制度，维护公平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三是健全监督制约机制，在设立经济发展项目时要组织专家进行环境评估，重大污染环境项目要立即停止。对涉及公众环境权益的发展项目，要听取公众意见，接受社会监督。对地方政府而言，就是要根据中央的政策，制定符合本地区特点的具体发展规划。具体来说：一要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战略任务融入政府的决策、评价之中。二要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考核、奖惩机制，把资源消耗的投入产出比、环境损害的程度、生态效益等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三要创新经济管理方式，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建立充分体现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等的公平分配制度。对生态产品的生产、销售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和支持。积极引导、鼓励社会各方参与投资生态文明建设，为生态文明建设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二）积极推动非正式制度向正式制度的转化

制度规定了人们相互之间的利益关系，直接影响到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动力和经济活动的效率。如果制度的变迁能为更多的人带来利益，他们就会推动制度的变迁，如果损害了一部分人的利益，他们就会阻碍制度的推行。对生态文明建设而言，正式制度因涉及复杂的利益关系而进行变革的难度较大，非正式制度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交往中自发形成的，并得到社会认可的传统、习俗、风俗等。这些非正式制度因形式上灵活多变而更容易被人们认同。制度经济学认为，非正式制度的积累可以推动正式制度的变迁。因此，当生态文明正式制度推行的条件还不具备的时候，应发挥非正式制度的约束和激励作用，待条件成熟后，积极推动非正式制度向正式制度转化。

具体做法：一是发挥非正式制度对生态文明正式制度的补充作用，用于正式制度无法描述或者难以规范的情形。以环境污染标准为例，通常的做法是，对现有的环境指标体系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修订，使环境标准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二是创造条件，推动生态文明非正式制度向正式制度转化。根据诺斯的理论，非正式制度形成的模型“是建立在利润最大化的假设之上的”。[7]因为外部利润的存在，博弈双方都想获得潜在的利润，于是大家根据双方的共识和习惯的约束共同进行制度设计，以此降低交易成本，从而带来收益，这时非正式制度便转化为正式制度。比如在节能减排标准还不确定的条件下，开展碳排放权、排污权、水权交易的试点，通过各经济主体的利益博弈，待时机成熟便转化为正式制度对各经济主体的行为进行约束，用国家的强制力量保障生态文明建设。

（三）通过制度的导向作用使生态文明建设成为个体的行动自觉

生态文明制度是作为规范人与自然之间的秩序而存在的，当然具有强制性。但生态文明建设仅仅依靠制度的强制力来推进，将难以产生好的社会效果。正确有效的做法是，把制度与生态文明理念和个人修养结合起来。当生态文明建设成为个体的行动自觉，那么制度性的规范对他们而言就不再是强制和约束，而是大家一致维护的行为规则。

公众的生态意识还比较欠缺，过度消费、高碳出行，甚至危害生态环境等行为还比较普遍，这就要求发挥制度的导向作用：一是要建立健全生态保护的文化制度，在全社会构建生态保护的“道德自律体系”，形成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核心价值观，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到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中来。二是强化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对企业家进行科学发展观教育，让企业在关注经济发展的同时担负应有的社会责任，形成以保护环境为荣、浪费资源可耻的道德风气，引导企业不断采用先进技术，降低能耗，走低污染、低能耗、高产出的道路。三是培育公民的环境保护意识和维权意识，引导公民形成“环境保护，人人有责”的社会主流风气。创建绿色消费文化，建立生态消费理念。引导大家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使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大家的行动自觉。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3.

[2]顾钰民.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3][美]R·科斯.社会成本问题[C]//盛洪.现代制度经济学：第二版上卷，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9：14.

[4][美]D·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1995：184.

[5]顾钰民.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思想研究[J].经济纵横，2008，（6）.

[6][美]H·德姆塞茨.所有权、控制与企业[M].段毅才，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326.

[7][美]D·诺斯.制度变迁和经济增长[C]//盛洪.现代制度经济学：第二版上卷.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9：308.

[责任编辑：陈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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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8616（2013）06-0026-04

2013-08-27

袁会敏，复旦大学社会科学基础部博士研究生（上海，2004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