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萍

(湖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湖南 湘潭411201)

郊区化是城市化进程当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是城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近年来，关于郊区化问题的研究日益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本文从18、19世纪英国伦敦城市的发展以及当时人的原始著录入手，探讨这一时期伦敦郊区化的进程及其影响，并进一步分析史学界关于近代郊区起源的争论，以求教于方家。

一

绝大多数学者都承认，郊区与城市的发展密不可分:一方面，郊区是城市化进程当中的一个阶段，是城市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郊区在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娱乐方面，都对中心城市有着极大的依赖性。因此，城市自身的高度发展是郊区兴起的基本前提。18、19世纪伦敦城市的发展从三个方面推动了其郊区化的进程:经济的发展和交通的进步提供了郊区化的物质前提，城市问题的出现或加剧提供了郊区化的必要推动力，而伦敦中产阶级的兴起为郊区化提供了行为主体。

到18世纪，伦敦已经在整个王国内奠定了其政治、贸易、手工业、金融和文化中心的地位，并且日益成为世界性的贸易市场和国内外货物集散中心。作为英国首都和王室所在地，伦敦城市是整个国家政治体系的中枢，不仅吸引了国内大批贵族围绕着王室开展政治和娱乐社交活动，而且聚集了许多商人、工匠、银行家和律师等从事各种经营活动。伦敦还是欧洲主要的港口贸易城市，在英国海外贸易中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据学者统计，1700年伦敦城市的进口商品数量占英国总进口数量的80%，出口量占69%，再出口量则达到86%［1］。除此以外，伦敦还是欧洲首屈一指的手工业和金融中心，手工业品种类繁多、数量庞大，而1694年英格兰银行的成立也巩固了伦敦在金融业的中心地位。伦敦城市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重要地位，使这个城市逐渐发展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当中的“第一个现代化城市”［2］。同时，经济的迅速发展使伦敦的交通状况有了很大的进步。到18世纪后期，以伦敦城市为中心、呈辐射状通往周围各地区的道路体系已经基本形成。这些道路不仅连接着伦敦与全国各郡的城市，还在伦敦市到周围各郡的村庄或小城镇之间建立起交通往来，使这些村庄小镇后来都逐渐发展成为伦敦的郊区地带。除了道路以外，这一时期的伦敦还有9 座桥沟通泰晤士河的南北岸，这也有利于伦敦人方便地往返于伦敦与周边地区之间［3］。在交通工具方面，伦敦的快速发展也令人瞩目。1825年12月，据伦敦市治安委员会(the City Police Committee)统计，仅仅在从伦敦市到周围郊区的12 条主要干道上，每天就有208 辆长途驿站马车奔驰于伦敦市和帕丁顿、坎伯维尔等郊区之间，往返总次数达到718 次之多［4］。1829年，伦敦出现了第一辆公共马车，这种马车以其便捷和廉价很快就成为伦敦人通勤生活的重要交通工具，到1834年就迅速增至232 辆，每日往返伦敦市与周围郊区之间达770 次［4］。此外，蒸汽轮船也是伦敦人奔波于工作场所和居住地之间的重要交通工具，例如，19世纪初仅在伦敦市和切尔西郊区之间，每天就有8 艘大蒸汽轮船提供往返服务，每隔15 分钟一趟，每年载运的乘客超过2 000 000 人次［4］。经济的发展和交通的进步，加剧了伦敦城市向外扩张的需要，推动了伦敦郊区化的进程。

在伦敦城市迅速发展的同时，各种城市问题，如人口拥挤、环境恶劣、社会秩序混乱以及贫富差距加大等等也接踵而至。正因如此，加里斯·斯德曼·琼斯(Gareth Stedman Jones)一针见血地指出，“伦敦重要的经济地位就预示了它所面临的城市问题有多复杂、多严重”，“伦敦被认为是那些放荡之人、懒惰之人、行乞之人、粗野之人和挥金如土之人的朝拜圣地。”［5］一个最重要的城市问题就是人口拥挤。进入近代以后，随着伦敦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伦敦的人口迅速增加。到18世纪初，伦敦已经成为欧洲人口最多的城市。据统计，1750年伦敦人口为675 000 人，到19世纪初时比半世纪前增长近一倍，而到19世纪中叶人口又翻了一番，增长至约2 685 000 人［6］。人口拥挤不仅压缩了城市居住空间，还带来了其他各种问题，如环境污染严重、犯罪率居高不下、贫富差距加大等等。正如学者所说，这些城市问题“以空间形式和建筑形式表达出来……导致一些富有市民纷纷迁移到周边的郊区地带，而这一迁移在此后日益加快速度。”［7］因此，伦敦的城市问题促使一部分富有的伦敦市民上演了一出向郊区逃亡的“出埃及记”［8］，成为18、19世纪伦敦郊区兴起的重要推动力。

同时，伦敦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最终导致一批富有的中产阶级人士出现，而这一部分人则成为伦敦郊区化的先行者。伦敦是英国以及整个欧洲的重要经济中心，其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为伦敦商人、工匠、银行家以及专业人士等中产阶级人士提供了远远优越于其他城市的发展机遇:这里有由贵族和富人组成的消费群体，有国内外商品交换的庞大市场，还有便捷的商业信息网络。因此，彼得·厄尔(Peter Earle)在讨论英国中产阶级的形成时强调，伦敦在制造业、商业、服务业、文化和娱乐等方面为中产阶级的兴起提供了极为优越的条件，因此到18世纪初中产阶级的形成和发展已经成为伦敦社会的重要特征［9］。这些富有的中产阶级人士与伦敦的联系就越来越密切，而他们在长期的经济活动中聚敛了大量财富，为后来逃离城市问题、追求更高生活质量而向郊区迁移提供了前提条件。

二

18、19世纪，伦敦城市自身的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城市问题，再加上伦敦中产阶级的兴起，推动着伦敦向周围郊区迅速扩张。当时已有不少观察家注意到了城市发展的这种新现象，并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详细的记述和评论，由此为我们深入地理解18、19世纪伦敦的郊区化进程提供了最佳的原始资料。早在18世纪前期，一些富有的伦敦市民就已经居住在城市之外的乡村地区。1724年，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在游历爱普森小镇时写道:“大多数从事贸易活动的人白天在伦敦市办理事务，晚上回到这里与家人共餐─—与其说是正餐不如说是晚餐(suppers than dinners①在英语中“supper”和“dinner”有着细微的差别，前者专指晚餐，后者可以指任何时候的正餐，也可以用于指午餐。作者以此强调一些商人采取郊区生活方式，在城市中心工作，而回到家时已经是晚上。”，这些商人“将家人安置在这儿，而自己则每天早上骑马赶往伦敦市的交易所和街巷，或是赶往仓库，然后在晚上回到爱普森。”［10］由此可见，18世纪前期伦敦周围的一些地区就已经初步具备了郊区的色彩。1781年，约翰·豪利特(John Howlett)描述了伦敦富有市民向周边地区迁移的情况:“现在的商人通常在城市中有一所精致的房屋，在郊区还有一所同样漂亮的住宅;家庭中其他成员居住在郊区，而他自己则只在那里度过每个夜晚，在白天时出于商业事务的需要回到伦敦市。”［11］此外，沃特·巴森特(Walter Besant)在论述乔治二世即18世纪后期的伦敦时，也论及当时郊区的发展:“伦敦每一个商人的梦想是:能够有充裕的时间从他的店铺中退离出来，拥有属于自己的郊区住宅……在每个星期一和其他工作日他可以驾着马车从那里出发到伦敦市;他会愿意坐在自家屋前饮着美酒看着别人经过，享受着每个看到他的人对他的羡慕和嫉妒。”［12］巴森特的描述尤其生动地说明了当时伦敦郊区的生活方式对伦敦富人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让我们得以窥见伦敦郊区化进程的某些情况。

到19世纪，伦敦城市的发展以及中产阶级人士力量的壮大使郊区发展得更为迅速，而相关记录也更为普遍。在1813—1816年间，理查德·菲力普斯(Richard Philips)在《每月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伦敦的散论，并于1817年以《从伦敦到基尤的晨间漫步》为题结集出版。菲力普斯惊讶地发现一部分伦敦人采取通勤的生活方式居住在郊区，并在该书中对此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当菲力普斯早晨从伦敦出发向城外行进时，他“注意到很少有人和我同方向前进，每个人的脚步都是坚定地向伦敦迈去，这种情况体现了现代生活的一个特点，即在伦敦从事各种经营活动的人都在周围乡村中居住，并将自己的家庭也安置在那里。”［13］这些人每天步行或骑马到伦敦市，出发时间根据他们的工作性质和紧急程度而有所不同。在九点之前，各条道路上都是政府文职部门、银行和商业公司的职员，他们必须较早赶到办公室;从九点到十一点，菲力普斯看到的是商店店主、股票经纪人、律师等人，他们驾着马车赶到市里开店营业或约见顾客;在十二点，漫步而来的则是那些较悠闲的大富豪，他们到伦敦办公室来查看经营状况以及办理汇款业务，或者仅仅是阅读报纸和探听商业消息。菲力普斯认为这种郊区生活方式是伦敦经济和社会发展所产生的特有现象，强调“这种现象除了像我们这个集合了人口、财富、贸易和各种职业的大都市之外，在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可能再出现。”［13］菲力普斯对19世纪初伦敦郊区的发展情况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描述，说明郊区生活方式已经扩展到上至鸿商富贾、下至公司职员的中产阶级人士，成为当时较为常见的一种现象。

1841年，约翰·默里(John Fisher Murray)在《布莱克伍德爱丁堡杂志》上连载发表了《伦敦的世界》一文，在文中作者指出伦敦吞噬了周围的各乡村，将其转化为自己的郊区地带，因此“在伦敦周围郊区连着郊区，就好像在一根绳子上的五十颗洋葱。”［14］默里的这个比喻很是生动有趣:伦敦市自身的发展使周围一些小乡村或小镇日益成为郊区，就好像是用绳子系起的一颗颗洋葱一样。接下来我们就举例考察这些“洋葱”是如何系在伦敦这根绳之上的。19世纪历史学家沃特·索恩伯雷和爱德华·沃尔福德在多卷本的《新伦敦和旧伦敦》中，专辟一节分析了切尔西这个地区的历史发展状况，指出切尔西曾经是一个宁静隔绝的小乡村，“但是在城市扩张大军的侵袭之下，这个乡村逐渐被吸附到伦敦这个大都市当中来，成为伦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近一个世纪的演变中，切尔西实际上成为了伦敦的郊区地带。”［15］而塞缪尔·帕尔默(Samuel Palmer)观察的则是开普登城，他发现这里有清幽的乡间小路，有缠绕着花藤的篱笆，还有优美的山水风景，所有这些使开普登城“早就成为人们所青睐的居住区;这些人白天呆在伦敦忙于各种事务……晚上则试图通过享受这里的安宁和清新空气而放松身心。因此，这里成为那些疲惫的伦敦人在夜晚憇居的地方。”［16］至于泰晤士河南岸的坎伯维尔，则是由于这里便利的交通而逐渐发展成为伦敦郊区的。18世纪70年代，这里修建了两条通往伦敦市的宽阔大路，到19世纪初又兴建了一些桥梁，如瓦克斯霍桥(Vauxhall Bridge)、滑铁卢桥(Waterloo Bridge)和南华克桥(Southwark Bridge)。越来越多的伦敦市民选择居住在坎伯维尔，使这里成为“那些青睐于乡村生活，同时其职业又需要他们每天到城市去的市民所喜爱的居住地”［15］。由上述例子可知，18、19世纪，伦敦周围的一些乡村或因紧邻城市，或因环境舒适，或因交通便利而日益成为伦敦的郊区。在这种情况下，“在伦敦市拥有住宅不再被视为一件令人渴望的事情，人们都迁移到郊区居住，一方面是出于对生活时尚的追求，另一方面是因为房租便宜和空气清新”［17］，郊区的生活方式甚至成为了一种众所追求的时尚。

三

城市是人类的伟大创造，而郊区作为城市发展进程中的必然产物，对人类历史和社会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研究英国城市的郊区化不仅对了解英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于规划我国当今的城市发展以及推进我国的郊区化进程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在近代郊区的起源问题上，国内外学者众说纷纭。大致说起来，学者们对此问题主要有两种看法:第一种看法是认为近代郊区化起源于美国。1985年，美国城市史学家肯尼思·杰克逊(Kenneth T.Jackson)出版了名著《马唐草边疆:美国的郊区化》，提出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郊区化就是郊区人口每天通勤到中心城市就业，而这种生活方式起源于19世纪前期的美国。具体地说，近代意义上的郊区化发轫于1815年前后纽约的郊区布鲁克林［18］。为了批驳其他史学家关于“郊区化起源于英国”的观点，杰克逊还发表了“英国和北美的郊区化:对‘跨大西洋之比较’的回应”一文，认为英国伦敦虽然在1750年左右就已经具备了某些近代郊区的特征，但规模较小且主要依赖于马车，因此近代郊区的发源地在19世纪的美国［19］。安德鲁·雷诺兹(Andrew Reynolds)在对郊区下定义时，认为郊区化“这一空间革命是一种独一无二的美国式新景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美国在19世纪成为发明郊区的先锋”［20］。此外，我国学者孙群郎也把近代郊区看作美国社会、经济和文化的产物，认为郊区起源于19世纪的美国［21］。

第二种看法则是认为近代郊区最早形成于英国。罗伯特·菲什曼在其著作《中产阶级的乌托邦:郊区的兴起与衰落》中提出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开始郊区化的国家，伦敦则是第一个开始郊区化的城市，因为早在18世纪后期伦敦就已经基本具备近代郊区的各方面特征［22］。1987年5月，菲什曼与杰克逊在《城市史期刊》上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菲什曼发表“美国郊区和英国郊区:跨大西洋之比较”一文，开篇即批驳了杰克逊在《马唐草边疆》中提出的观点，认为郊区的历史不是始于19世纪的美国，而是18世纪中叶的伦敦［23］。安德鲁·塞恩特(Andrew Saint)也提出，虽然学者们对于何谓“郊区”定义不一，但应该普遍承认的是“近代郊区是英美国家的发明，而这一发明最早始于英国伦敦。”［24］马克·克拉森(Mark Clapson)认为，“作为绝大多数中产阶级的一种生活方式，郊区在英国的出现要比在美国早，在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工业革命的阶段，郊区就已经在英国出现。”［25］

郊区作为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伴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功能的完善而逐渐形成的。城市的存在和发展是郊区形成的基本前提，无论从地理位置、行政管理还是从经济文化方面而言，郊区都对城市具有很强的依赖性。通过本文对18、19世纪伦敦郊区化进程以及当时原始著录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时期的伦敦已经成为英国甚至整个欧洲的经济和文化中心，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得到进一步改善;这个大都市与其他城市相比面临着更严重的城市问题，如人口拥挤、环境恶劣和犯罪率高等;同时还诞生了一批依赖于伦敦的经济活动而发财致富的中产阶级人士，正是这一部分人为了逃避各种城市问题而选择居住在环境良好的郊区。在这几方面因素的推动下，伦敦郊区进入了一个迅速发展的阶段。而18、19世纪的伦敦人也注意到了这一现象，对这种郊区生活方式进行了详细的记录，说明对于当时的富有市民来说，兼顾乡村的舒适生活与城市的经营活动而居住在伦敦郊区已经成为一种备受青睐的生活方式。相比之下，这一时期美国的城市包括纽约、费城等在内还正处于城市的初步发展阶段，还未完全具备向郊区化阶段发展的一些重要条件。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近代郊区始于18世纪后期19世纪前期的英国伦敦。上述罗伯特·菲什曼、安德鲁·塞恩特等学者从经济发展或文化价值等角度对此进行了强有力的论证，但相对较少以18、19世纪的原始文献为依据。而本文则重点考察当时代人的各方面原始记录，进一步分析了伦敦周围各地区发展成为郊区的过程和原因，由此得出结论:18、19世纪英国伦敦已经进入了城市郊区化的发展阶段，伦敦是近代郊区的起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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