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 娟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湖南长沙410081)

宗族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础。自宋以来，宗族通过在族内办学、提供奖励等办法来赞助宗族子弟读书求道，优秀者参加科举来巩固和提高宗族的地位和利益。因此，族学是指宗族在宗祠内设的，以族田为教育经费来源，为本族子弟开设的教育机构。

在清代，科举不拘门第，民间宗族为维护和提升自身地位，唯一手段就是兴学致力于科举之路。同时统治者也重视族学的作用，推广族学为其培养后备官僚。在康熙时提倡“笃宗族以昭雍睦”［1］，后来雍正又进一步发挥，鼓励百姓“立家庙以荐烝尝，设家塾以课子弟，置义田以赡贫乏，修族谱以联疏远。”［2］正因统治者的推崇以及家族自身发展的需要，所以明清时期族学的设置十分普遍，出现许多科举世家和名门望族。族学成为清代教育不可忽略的一部分，为封建传统教育增加了新的内容。

一 以地方宗族组织为办学主体

清朝统治者为实现其“移风易俗”的目的，在地方发展蒙学。而地方蒙养教育多由私学承担。族学属于私学中的一种重要形式，兴办族学在清朝成为一种潮流。族学是由某一宗族承办的，不管是官宦家族还是村里族塾，都是合全族之力兴办的家族教育。“族学从教育的运行空间来看属于社会教育的范畴，是学校教育的重要补充;从教育的承办者来看，家族教育属于私学的范畴。”［3］族学大多数以蒙学为主，少数大家族才有书院或精舍等高级的经学场所。

族学作为私学，办学主体与社会地位明显与官学不同。“官学是封建国家办的学校，朝廷视之为贯彻自己教育政策、培养官僚后备力量的主要机构。”［4］为提高官学地位，强化君主专制统治，朝廷给予官学垄断输送科举人才的特权，同时以科举来调控学校教育内容和方向，掌握教育主导权，实现其培养后备官僚和教化目的。

私塾是私人办的学校，族学是私塾中比较特殊的一种，在办学主体上是一个组织团体而非个人，这是它与其他私塾最大区别。三者在办学主体上呈现不同的特色，但不管怎样的办学形式，因科举制的存在而殊途同归，尤其是族学吸收了其他办学体制的管理经验，在办学与管理上形成了自己的体系。

二 以助学为务的学田管理

清代族学主要经费来源是族田。族田收入除祭祀祖先、赈济贫困外，主要用在助学。族学助学主要在于“延请教师，解决学生生活困难，奖励优秀学生和赞助学生参加科举考试”［5］。宗族的资助，使贫家子弟有读书机会，踏上科举之路，成为官僚一员，族田助学成为族学学田管理的重要特色。

族田助学具体表现在一下几个方面:首先，族塾为本族子弟提供无偿的教育，帮助族人求学，对有望学成的贫生尤加关照。其次，宗族对在会课中成绩优异的族人发放奖金，鼓励其向学。最后，资助、奖励与试者及中考者。对参加各级考试的子弟，宗族给予经费上的支持，同时对考试中表现优秀的学生发放奖金。

族学学田管理与助学模仿官学和书院学田管理经验。官学学田作用不在于教学，而在于资助办学和赈济贫生。但由于分配及贪污问题普遍，难以真正落实到位。族学在学田管理上吸取官学经验教训，将学田作为专项管理，制定细致的规则以及家族传统，确保家族贫寒子弟也获得学习机会。

除此外，族学吸取了书院学田管理的经验。“书院经费来源多样化，大致有朝廷拨款、地方官拨款、地方官捐款、官民合资、土民独资五种情况。”［4］但朝廷只对少数有名望的书院拨款，多数是仍是官民合资。书院在“管理体制上有官府直接、官府监控下书院专员管理以及书院自己管理官府协助。”［4］由此可见，书院官学化倾向在清代很普遍。

族学与官学经费皆用于教学和助学上，但族学相对于官学来说影响因素较少。族学在经费来源上不如书院那样多样化，但是族学学田提供了一个独立的环境经营宗族教育;而书院虽有多样化的经费来源，但官府的干涉使得书院日益失去其独立位置和其教育科研的价值。

三 为本族子弟服务的学生管理

族学面向本族子弟，同时也对本族有亲戚关系的子弟开放，如《红楼梦》中贾府家塾接收了秦钟和薛蟠等他族子弟。但为了保证教育投资的最大回报率，一些家族对在校的学生实行严格的筛选制度，精英教育仍是主要方式。族学与其他私学一样，学生一般在元宵节后入学，入学后的假期很少。族学中的时间分配除了吃饭就是上课，没有作息时间表，按照太阳的节奏和平时经验来安排。生活作息因各地宗族风俗习惯而不同。

族学与其他学制的学生管理上最大的区别是其生源的特殊之处。族学主要面向本族子弟开展教育，而其他学制生源来自各个阶层。地方官学学员皆是通过各级考试录入府州县学的生员。而书院的生源通过甄别考试选拔，大部分是生员，因官学不负责教学，许多生员在书院学习参加官学的考试二者兼行。而其他私学的生源来自广大平民，族学在生源上要比其他蒙学私学要窄，但保持了生源的一致性。

族学在学生管理上对本族开放，注意学生的筛选与考察，奖励优异者，提高了本族子弟的素质，也发展了本族的势力。生源层次比官学和书院较低，但比其他承担蒙学的私学质量高。每个家族在学生管理上有自己独特之法，形成了多样化的族学传统文化。

四 德、才、教与塾师管理

教师作为教育的要素之一，在族学中必不可少。族学重视择师并且充分利用本族资源，首先选择族中人来担任教师，但有的宗族公开聘请塾师任教。

择师是家族办好学塾的重要环节，首先对塾师的身份有要求。“明清时期塾师主要来源于秀才、儒生、童生、退位官员、告老还乡的举人以及一般知识分子。”［6］而一些宗族通过家规或塾规来表现自己的教师要求。任氏家塾规条十则第一条“重师范:师，所以模范人伦者也。延请有学、有品之儒以主讲席，一切学规悉禀师训”［7］，因此，各个宗族选择有德名师，让他在品德上成为学生的楷模;同时明于学理，令学生学问上能有长进;为此杜绝庸师，企图在潜移默化中教导学生封建礼教和科举考试技能。

清代族学教师多来自民间，而地方官学则多受朝廷影响。清代地方官学教职工作由提督学政和教官组成。“提督学政，各省一人”，同时“府学教授、训导，州学学正、训导，县教谕、训导，俱各一人”［8］。这些教官多来自正途出身，在聘任之前须通过督抚的考试，任期之中要接受学政的考核和考试。教官一般没有教学任务，只负责宣读皇帝告示和刑律，主持月考和季考。因此，官学的教师不承担教导之职。

而书院在教师管理上也有其特色。“清代书院的教职员，一般有两类:一是负责教学的山长(或称为院长、掌教)，二是负责书院日常事务的人员，如监院、首事(或称为首士等)。”［5］山长掌控书院全局，侧重于教学，而行政事务由监院等人负责，各司其职，结构简单。但书院受朝廷影响较多，教师的教学任务除研究自己的学问之外，最重要的是指导学生应付科举考试。

族学相对于官学来说，层次较低，教师多来自民间的有功名者，德才兼备，负责教导之职，且负有教导之职。而官学没有教学活动只主持生员的考试，对其教学要求却较少，且不受地方的重视，教育质量下降严重。而书院受官学影响较大，文化层次较高，教学任务与族学不同。尽管如此，三者都要求教师是德才兼备的功名之人，这是它们在内在需求的相通之处，科举杠杆调控着教师管理。

五 奖惩并用与教学管理

受当时社会需要的影响，清代宗族所设族学教育内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传统儒学伦理道德教育，二是知识文化教育，三是技能教育。儒学伦理教育是封建教育传统形式，培养“忠君爱国者”;知识文化教育随科举制度影响的加深，主要体现在“八股文”教学。而技能教育是历代家族传承中体现家族特色的教育，家族传承一技之长有利于保持其社会地位。如徽州商人为改变其地位，一方面培养学子的科举之能，另一方面培养他们的经世之用，确保进而显其名，退而保其身。这也是族学在这一时期教学内容上表现的与其他学制不同的优越性。

同时，族学为确保其文化教育的质量，仍然采用严格的教学方法。族学通过严密监管和定期抽查的会课制度，确保教育质量。对于会课考试表现优异者，给予一定的奖励，这也是族学中一种有效激励手段。此外宗族也重视精神鼓励，如“清朝徽州地区的宗族采用为立科举功名牌坊，强化读书入仕者特权等方法来激励子弟向学”［9］。

宗族除了用激励手段保障族学教学质量外，还借鉴书院学规约束学生行为。凡是为人不端的，即使学业不错，也不会给予精神和经济上的鼓励，甚至还要处罚，直至除名。如“南海朱氏对于家塾中受业子弟，有月课奖励、厚给膏火，对于不修士行、败坏门风者，摈弃出塾。”［10］与此同时体罚盛行，教师有专门“戒尺”作为学生的震慑武器，惩罚违规学生。

族学在教学管理上与同层次的私学相似，在课程与教材上反映了当时蒙学要求，以约束和激励为主的教学方式来管理日常教学活动。而官学没有教学活动，只是主持考试，因此教学管理方面少有涉及。书院作为高等学府，在教学中重视自学，教师指导为辅。族学在高等教育方面涉入较少，大家族中家族书院借鉴书院管理模式，教学中亦重视科举应试训练。族学在教学管理上体现的是清朝蒙学的普遍特色，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易风化俗的作用。

六 清代族学教育制度与管理的特点及意义

(一)清代族学教育制度与管理的特点

首先，在办学主体和目的上，族学是地方宗族组织办学，为本族势力的巩固和发展而开展教育。其次学田管理方面运用家族式独立经营的模式，有利于族学的长期稳定发展。再者，注重学生的筛选，优化本族子弟素质。塾师管理上，族学充分利用本族资源，选择有学识、威望高的人担任教导之职。而在教学管理中重视技能教育，且以传统的激励和约束教学方式为主。

虽然，族学在这些方面表现出自己独特的优越性，但族学本身还存在着局限性。教育是社会的也是历史的。族学因科举制和社会的需要而兴盛，它扎根于封建传统教育的温床之上，无法摆脱僵化的封建教育模式，因此束缚了族学进一步发展。

(二)清代族学教育制度与管理的意义

首先，扩大了宗族的势力。宗族办学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宗族的面貌，它为族人子弟提供了更多的受教育机会，提高族人的素质，培养一批优秀子弟。“这些人提高宗族的知名度和在地方上的话语权，甚至有同官府沟通的能力，从而提升宗族在区域社会的地位。”［11］

其次，丰富了地方文化，促进地方教育发展。宗族利用学田为培养人才做物质基础;聘请塾师，广招本族子弟，发展族学为途径;参与科举，博得功名为晋升阶梯;最后利用功名和势力继续发展族学，力图保障宗族持续发展的机制。历代族学传承，形成了族学的办学机制，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家族文化。

与此同时，族学作为社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本族子弟开放，尤其是对贫寒子弟的关照，客观上扩大了教育的对象，弥补了地方教育的不足，为封建教育提供了新的教育形式。但是“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观念深入人心，这也为族学的发展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族学集中所有力量期盼有考取功名者，使得家庭和家族承担过重的负担，学员压力加大，造成了资源一定的浪费。

族学作为封建教育中的一环，丰富了我国传统教育形式，为我们提供了可靠的办学经验。其在教育管理方面的特点反应当时的时代性和历史性，对我们当下的民办教育有重要的启示。

清朝地方官学需要地方蒙学培养生源，且在具体的教学管理上并不过多干涉，而是利用科举杠杆调节私学的教育内容和方法，在节约政府资源的同时也利用了地方资源，将教育与地方的发展相联系。当今义务教育的兴办，公立学校资源丰富，资源稳定，竞争意识薄弱，需要民办教育来刺激其发展。政府要大力支持民办教育的发展，充分利用地方资源提高地方教育水平。

民办教育作为私学，要吸取族学的管理经验，提高自己的教育质量。首先如族学学田管理相同，要保持经济上支持，同时吸收社会各界的支持，为教育发展提供稳定的物质基础。其次，注意规范的管理学生以及教师德才方面的考核，尊重教师并充分给予其教学方面的自主权。再次，在教学管理上发展自己的特色。民办学校在教学方面要保持自己的特色，形成自己特有文化。

［1］清圣祖.圣谕十六条附律［O］.同治九年江苏书局刻本.

［2］王杰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三九八［O］.宣统巳酉午商务印书馆本.

［3］党明德，张 婷.中国家族教育特点［J］.齐鲁学刊，2007(6).

［4］李国钧，王炳照.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五卷)［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

［5］冯尔康.中国宗族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6］申国昌.明清时期塾师的日常生活与教学活动［J］.教育研究，2012(6).

［7］任兆麟.有竹居集·卷十三［M］［O］.嘉庆年间刊本.

［8］赵尔巽.《清史稿》卷一百十六，《职官三·学政》［M］.中华书局，1976.

［9］王昌仪.浅论明清徽州的宗族办学活动［J］.合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

［10］朱次琦.朱九江先生集·卷八［O］.清光绪读书草堂刻本.

［11］冯尔康.清代宗族的兴学助学及其历史意义［J］.清史研究，200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