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亚琳

(四川外语学院 中外文化比较研究中心，重庆 400031)

瑞士作家马克斯·弗里施1957年问世的小说《能干的法贝尔》［1］由两部分构成，题为“第一站”的上篇是主人公瓦尔特·法贝尔(应该是)1956年在短短的五个月时间内经历了一系列命运变故后:青年时代的朋友约阿希姆自杀身亡，和女儿萨贝特相识、乱伦以及她的意外死亡，与他20年前的女友汉娜的重逢等，用了17天的时间，写下了他的所谓“报道”;而题为“第二站”的下篇则以日记形式，记录了主人公在此之后旅途中的所见所闻和所思，之后他因查出患上胃癌而住进雅典的一家医院，也正是在此时，他第一次直面即将到来的死亡。小说以法贝尔手术前夕的最后一篇日记结尾，内中只有一句话:“他们来了”［1］227。

小说中，记忆“发生”在多个层面上。其一，小说的副标题叫“一篇报道”。但细读文本，读者不难发现，以第一人称写下的“报道”实际上是主人公法贝尔(貌似客观的)对自己人生经历的回忆。字里行间，懊悔和自责是不言而喻的，但懊悔与自责之余更多的却是主人公对过去有意或无意的压抑和回避。这一点，尤其表现在主要情节由法贝尔的三次旅行构成的“第一站”。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与主人公相信一切事物都是可以“计算”和“算计”①德语词“berechnen“既可以译为“计算”，也可以译为“算计”。笔者认为，它非常符合法贝尔的技术至上的思维方式，他认为世界上的万物都是可以“计算”的，当他将这一原则移植到自己的生活态度中之后，就变成了人可以“算计”一切，包括自己的经历与命运。的工具理性思维模式相悖的是，这三次旅行在某种意义上均属于意外之旅。第一次旅行的始发站是纽约，法贝尔原本要从这里乘飞机前往加拉加斯，中途因飞机涡轮机出现故障紧急迫降于墨西哥沙漠之中。这期间，法贝尔认识了来自杜塞尔多夫的赫伯特，紧接着又得知赫伯特是他青年时代朋友约阿西姆的弟弟，于是，他临时改变行程，跟着赫伯特去了危地马拉的热带雨林，寻找在烟草种植园工作的老友，最后却发现后者已自缢于自己的住所之中。第二次旅行仍是以纽约为出发地，法贝尔原本要乘飞机前往巴黎，却因为急于摆脱美国女友的“纠缠”，临时改变主意决定乘船回欧洲。而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买到船票，“又是一个纯粹的偶然事件”［1］68，那是因为修理出了故障的剃须刀，他耽误了跟艾维出门的时间，从而接到了法国旅游总局要他带上护照去订票的通知。法贝尔事后这样回忆道:

倘若我没有拆开剃须刀的话，那么我就不会接到那个电话，也就是说，我就不会乘船去了，无论如何不会乘莎白搭的那艘船。我们，我的女儿和我，也就不会在这个世界上相遇。［1］68

正是在前往欧洲的海轮上，法贝尔认识了刚刚结束了在美国留学生活的莎白。两人在到达目的地告别之后，却再一次在巴黎相遇，法贝尔临时决定开车陪同她到法国南部和意大利旅行。也就是在这次旅行中，两人的恋情升级并导致父女间的乱伦。

上述三次“旅行”除了其“意外性”之外，还都以一种“戏剧”甚至“悲剧”的方式不断将主人公抛入他一直不愿意面对的过去。或者说，三次旅行某种意义上都是进入过往的旅行:与赫伯特的相识使得主人公不得不回忆起他早年的恋人汉娜。于是，从散落在“报道”中的回忆片段中，读者逐渐了解到发生在20多年前、即1933－1935年间的“前故事”(Vorgeschichte):那时，瓦尔特·法贝尔是苏黎世联邦技术大学的助教，而他的女友汉娜·兰茨贝格则是来自慕尼黑的半犹太血统出身的艺术史专业的学生。有一天，汉娜告诉法贝尔她怀孕了，而这也恰恰是法贝尔得到巴格达一家公司提供给他一个工作职位的时候。汉娜难以接受法贝尔听到怀孕消息时的犹豫和冷漠，提出与法贝尔分手，告别时，两人约定要终止妊娠。

与汉娜分手的这一往事显然是法贝尔21年来一直没有克服的“心病”。究其原因，不仅是因为汉娜是他唯一一个与之在一起不会感到“荒唐”［1］108的女性，也不仅是因为他们虽截然不同——“能干的法贝尔”的外号就出自汉娜之口，而法贝尔则称汉娜是“艺术仙女”——却又相互非常了解，分手让他们相互之间几乎错过了一生，还在于法贝尔从此难以摆脱的内疚。这一点，在法贝尔貌似轻描淡写的“报道”中显露无疑，而即使在这里，他与其是在解释自己当时的处境，倒不如说仍然是在为自己当年没有和汉娜结婚寻找理由。他提到:“我的父母认为汉娜十分讨人喜欢的，但是担心我要是跟一个半犹太血统的女孩子结婚的话，对我的前途会带来影响”［1］47，强调“我跟我父亲截然不同，我不是一个反犹主义者”［1］49，甚至声称父母的观点和担心“叫我十分恼火”，“简直叫人勃然大怒”［1］47，认为自己“已准备好跟汉娜结婚。考虑到当时的政治情况，我觉得负有义务”［1］47等等。然而，法贝尔越是解释，越是反反复复地不断表白，诸如“我不会对汉娜弃之不顾的，我不是个胆小鬼，且不说我们真正相爱”［1］47，“我是准备好结婚的”［1］48，“我已拿定主意跟汉娜结婚”［1］48，他的“我们两个也过于年轻”［1］48和“我只不过跟年纪多半不到三十岁的男人一样，做父亲过于年轻，过于不成熟”［1］49之类的辩解也就愈发显得苍白无力。因为，虽然不能说法贝尔与反犹思想有何瓜葛，但他当年表现出的自私却是难以否认的:工作和前程对他来说显然更为重要，在孩子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的时候，他关心的是在巴格达的工作，谈论的是他要去的埃舍尔—维斯公司、“完全有可能实现的一个工程师的专业抱负”以及“会在巴格达挣多少钱”等等。［1］50

可见，法贝尔对往事一直难以释怀的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与他恰恰在汉娜的亲人正在遭受纳粹迫害(她在慕尼黑任教授的父亲被“保护性看管”了起来并在之后不久被迫害至死)、而她本人也无法返回德国的情况下，他自己却为了前程而远走他乡不无关联。或者说，法贝尔与汉娜的分手不是单纯意义上的一对恋人的分道扬镳，而是被打上了历史印记的烙印。借用阿莱达·阿斯曼在论述“创伤”时对“施害者记忆”与“被迫害者记忆”的区分，［2］93或许可以说，法贝尔的“心病”正是他创伤记忆的表现，尽管他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施害者”，他的症结在于他的“双重道德标准”。口头上，他极力表白自己不仅不是排犹主义者，而且还是排犹主义的坚决反对者，但在行动上，他却瞻前顾后，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事业和前程。按照阿斯曼的观点，“创伤记忆”的最大特征之一是“压抑”和“隐瞒”［2］93。这一点也充分体现在“报道”中，主人公对自己的这一经历一直采取压抑的态度。关于汉娜的回忆是断断续续地出现在“报道”中的，读者几乎只有在看完了全书之后，才能明了当年事情的真相，才能对法贝尔“我只能讲述我知道的事情”［1］60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另一方面，“报道”中偶然流露出来的只言片语却暴露出法贝尔对往事的回避和压抑是难以成功的。正像弗里施本人所说的，“报道”所使用的语言目的在于掩饰，但实际上却起到了“告发”［3］17的作用。比如，在小说中，法贝尔会犹犹豫豫、却又让人摸不着头脑地突然向赫伯特打听汉娜后来的境况;他会梦到汉娜，当他梦见的不是汉娜时他会专门提及;他还会在不经意中将自己与学艺术史的汉娜联系起来“我不是艺术史家”等等。

如此对过往的压抑导致了主人公对许多明显的“预兆”和“凶兆”要么视而不见，要么下意识地回避。为了回避似曾相识的赫伯特——因为“我不明白，为什么他把我弄迷糊了，不管怎么说，我熟悉他这张面孔”［1］3——他甚至在飞机中途降落在休斯敦时企图不再登上飞机。遇到莎白时，他也曾经想到过汉娜，但却无论如何也不愿意承认她与自己有何瓜葛。

法贝尔对付自己难以克服的“心病”的办法是遗忘。与此相应，“报道”中经常出现的词是“不知道”、“忘记”、“无法想象”等词语。遗忘几乎就是他面对过去的法宝，只要他不愿意，他就不去想。这其中包括他学生时代与自己老师妻子之间的性关系:“我本已忘怀跟最早一个女人的往事，也就是说，要是我不愿意想起这件事的话，我就根本不会想到它。”［1］117法贝尔理所当然地忘记了那个女人(“我就像口渴时在一个什么地方喝过水一样，忘却了这件事”)，同时他却又承认:“当然我忘却了这件事，心里觉得有点不好受”［1］107。由此及彼，可以推论，法贝尔对汉娜的遗忘以及对往事的压抑也让他“不好受”。在跟赫伯特在一起的日子里，当他极不情愿地被迫想起汉娜和与之相关的往事的时候，他的身体也作出了相应的反应:他要么“感到有点儿冷”［1］21，要么“感到胃发胀”［1］33，或者“觉得胃不舒服”［1］43。他醉心于下棋，却会一下子像当年听到汉娜怀孕的消息时那样，忘了走棋。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导致法贝尔最后走向死亡的胃病是身体对他压抑往事的一种反应。

与压抑本身所具有的矛盾性同步，“报道”的内容、方式以及主人公的行为方式也充满了矛盾。在回忆与汉娜分手的情况时，他在强调自己“是准备结婚的”同时，又说:“我本来是不能跟汉娜结婚的”，因为“撇开其他的一切不谈，就经济情况来说，当时是根本谈不上结婚的”［1］32。在无法自圆其说的情况下，于是他干脆把一切责任都推给汉娜本人:“归根到底，当时是汉娜自己不想结婚”，甚至孩子也是她“语气坚定”［1］32不想要的。

“报道”的矛盾性还表现在时间和地点都非常准确，比如飞机迫降在墨西哥沙漠中的时间是“十一点零五分”［1］18，法贝尔和其他旅客在“塔毛利帕斯沙漠中”滞留时间是“四个白天和三个晚上，总共八十五小时”［1］20，然而一旦涉及到人与事却往往会含糊不清。引人注目的是，法贝尔尤其不具备判断人的情感的能力，他无法理解，为什么汉娜无法原谅他说“你的孩子”，而不是说“我们的孩子”［1］50;也不知道汉娜后来为什么会跟约阿西姆结婚。与艾维分手时，对方在“抽抽噎噎地啼哭”，于是他才想到“她也许是爱我”［1］62。与莎白的感情更是如此，一方面，他从一开始就在注意她，在自认为没有理由的时候妒忌她身边的“乒乓男孩”;另一方面，却认为，“我没有爱上她，恰恰相反，我们一攀谈，她就比任何别的少女都使我感到陌生”［1］78。在这种情况下，“不知道”和“不明白”就成了他叙述和解释所发生的一切的基本模式。比如他“闹不清，自己到底为什么要躲藏起来”［1］8，“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没有打听汉娜是不是还活着……”［1］27，“我不明白，为什么没有这样做”，“我不知道那一天是怎样度过去的”［1］34，甚至“我不明白，我们究竟要什么”［1］37。这种解释模式一直延伸到他与莎白之间的乱伦关系的回忆:

我到底有什么过失呢?在等待领取就餐席位卡时，一个摆动着马尾式长发的少女出现在我面前，我碰到了她。她引起我的注意。我跟她攀谈过，像跟同船的人相互攀谈过一样;我没有追逐过这个姑娘，我没有欺骗过这个姑娘。相反，我跟她谈话时比平时还要坦率，譬如说谈到我的单身生活。我求过一次婚，没有倾倒迷恋，我们立时清楚了，这是胡闹，并且握手告别。我干吗在巴黎的那会儿去找她!我们一起去看过歌剧，之后我们还吃了冰激淋，随即我就开车送她回到她住的圣杰尔玛尼的低级旅馆，没有多留她一会儿时间。我向她提出过跟我驱车游览旅行，因为我有了威廉斯的雪铁龙轿车……［1］135

法贝尔对往事的压抑往往会转换成对情感的压抑。当他得知赫伯特是他青年时期的朋友约阿西姆的弟弟之后，虽然他一直在想着他，却几次口是心非提到“倘使约阿西姆还记得我的话”［1］32，“约阿西姆是不是还认得我”［1］35。表现在“报道”所使用的语言上，他会在难堪或涉及情感的时候突然由第一人称“我”转为不定代词“人(们)”。然而，这种压抑显然是难以成功的，因此，工作上“被认为是十分认真”、“简直是一板一眼”的法贝尔突然干脆改变了出差计划，“绕道危地马拉去办一件私事，专程去看看阔别已久的我的青年时代的老朋友”［1］32，而他一直试图忘记的汉娜也以另外一种近乎于“报应”的方式重新出现在他的生命之中，并最终见证了他的死亡。

《能干的法贝尔》中的记忆不仅在上述的情节层面上得到演示，它还是小说记忆话语层面上的主题。作者马克斯·弗里施本人就曾经在多种场合对他所塑造的这一小说人物进行了如下“评判”:

这个(男)人在生活中与自己擦肩而过，因为他追逐一种普遍认可的形象，即“技术”形象。从根本上讲，“能干的法贝尔”就是这个人，他不是技术人员，而是一个受到阻碍的人，他给自己画了一幅像，让给自己画了一幅像，而这幅像阻碍他回归自我。［3］16

“不要给自己和他人画像”，是马克斯·弗里施通过自己的文学创作不断传达给读者的信息，因为正像他在短篇《安多拉犹太人》和剧作《安多拉》中所描写的那样，“画像”产生的偏见甚至能置人于死地，而这种“偏见”既可能针对他人，也可能针对自己。在上述引语中，弗里施使用了两个词来指称“图像”，即“Bildnis”(图像)和“Image”(形象)，所指涉的均为被固定了的、僵化了的个体对自身角色的定位。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弗里施认为，瓦尔特·法贝尔是在“扮演一种角色”［3］17。

那么，法贝尔究竟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呢?他追逐的是什么样的“普遍认可的”形象呢?借助扬·阿斯曼和阿莱达·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我们发现，法贝尔给自己画的像即是自启蒙运动以来逐渐走向极端和僵化的工具理性思维方式。换句话说，法贝尔把业已储存于文化记忆中的工具理性思维方式的基本价值内化了，从而将自己变成了作者弗里施所说的“角色”。这种内化了“技术人”的角色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对世界、对生活以及对人的生命的态度。作为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援建发展中国家的水利工程师，法贝尔把人与世界对立起来，前者是后者的统治者，后者则是要经过改造为前者服务的。他非常极端地写道:“我们生活在技术时代，人是大自然的主人，人是工程师，不同意这种看法的人，就不应该走并非大自然所建造的桥梁。”［1］115。在法贝尔的眼里，与现代文明世界相对的是热带丛林之类没有经过开发的不毛之地，那里没有法贝尔所喜爱的“筑路工程，桥梁建筑，新型的菲亚特轿车、罗马的新车站”的光鲜明亮，而是黏黏糊糊，到处肮脏不堪，并“按照大自然的安排，自生自灭”［1］115。法贝尔甚至把这一目的理性观延伸到关于人工流产的讨论中，毫无顾及地认为，“地球上人口的过渡增长具有威胁性”，而“进步的结果是:我们可以自己来调整这件事情”［1］114。恰恰是在这里，当代人借助技术的力量登上了上帝的宝座，并取而代之，行使神的权力。于是，法贝尔宣称:“可爱的上帝!他散布流行病，我们已从他的手里剥夺了流行病。接下来我们也必须从他手里夺取大量繁殖。”［1］114在他看来，孩子仅仅“是我们想要的或不想要的东西”［1］115，而种族的延续不能靠“过度繁殖”、而是用“另外的手段”来确保［1］114。如果说，这里高声向大自然、向上帝宣战的人显然还是一个过分自信甚至狂妄的人，那么，这个人很快就发现，他所推崇的运算法则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于是，就产生了前文中不断提及的主人公会经常感受到“不明白”和“不清楚”。

关键的问题还在于，法贝尔工具理性思维方式也左右着他感知和认识世界的方式。在法贝尔的“报道”中，读者会发现，他对世界的感知和把握纯粹依赖“计算”和“指称”。在他看来，月亮“是一个可以计算的质块，它围绕着我们这颗行星运转，是万有引力的关系”［1］21，而“山脉就是山脉，即或它沐浴在某种光线中，可能它看上去像别的什么东西，然而它仍是东马德雷山脉［……］一架飞机在我看来就是一架飞机，我绝不会把它看作是一只已经绝种的飞禽”［1］22。与此相应，大凡无法运算和指称的东西诸如感情、经历、死亡、想像甚至艺术等，由于难以把握，因此均属被忽略或排斥之列。

法贝尔对死亡的排斥几乎决定了他生活的基本态度。这不仅表现在人的“衰老”对于他而言完全是负面意义上的，因此是不能接受的，更表现在他对与死亡密切相关的疾病征兆的排斥与忽视。当感觉到胃疼的时候，他马上会解释道“我烟抽得太多了!”［1］43在机场盥洗室的镜子里，当他看到自己像蜡一样白，甚至“更确切地说，灰里带黄，脸皮里的血管紫紫的，那看得像具尸体”的时候，他会说:“我猜想这是霓虹灯灯光的影响”［1］6。在巴黎逗留期间，他再一次跟死神打了一个照面:他见到了一向被他视为典范的O教授，可他差点儿没有认出他来，因为后者几乎就是一个骷髅:“他的脸不再是一张脸，而是蒙着一张皮的头颅，甚至还贴着肌肉”［1］111。即使此时，他也没有将自己与死亡联系到一起。与此相关，凡是自然属性的东西均会引起法贝尔的厌恶和恶心，很能说明问题的是，他讨厌流汗，“因为这让人感到自己像是病人一般”［1］38，并且会“发出鱼腥一般的臭味”［1］33;他患强迫症似地不停地刮胡子，觉得“不刮胡子可受不了”［1］5，而且“如果不刮胡子，我将变得有点像一株植物”［1］25;但凡见到肮脏和不养眼的东西，他马上会将其与人或者动物的身体联系起来:“舌头状”的干燥陆地，“腰子”模样的太阳;而他最不能忍受的，则还是坎佩切处处可见的动物尸体以及飞禽争食时血淋淋的场面:

秃鹫成排地蹲在所有电线上面，等到有一条狗饿毙沟壑，一条驴子倒毙在地，一匹马被杀掉，它们便一齐扑动翅膀飞下来［……］一些秃鹫在将一块腐烂的内脏撕来扯去的时候，我们的车正好开到那里，一群深紫色的飞禽聒噪着啄食血淋淋的肠子，即或一部汽车开来，也驱散不了它们;它们并不飞开，只是跳跃着快步把腐烂的兽尸拖到别的什么地方去，这一切都发生在集市的中心。［1］34

作为“技术人员”，法贝尔不相信大自然，也不相信巧合与命运。他“习惯于使用概率公式来进行计算”，并且声称:“为把难以令人相信的事情看作是经历过的事实，我不需要任何神秘学的帮助。我有数学就够了”［1］19。然而，如果说他还可以用“概率”来解释“超级星座飞机”的发动机发生故障的话——虽然这本身就已经暴露了技术并不是万能的——那么，在莎白是否是自己女儿的问题上，他的计算不外乎就是一种自欺欺人:

我不住地默默计算(我相信自己在讲话时比平时更能心算)，一直到算出我想要的结果:她只能是约阿西姆的孩子!我不知道，我是怎么计算的;我把日期安排到能计算出符合我的想法的结果，就是这样的一种计算。［1］144－145

有论者把法贝尔称作“片面的人”［4］114。从以上的分析中的确可以看出，他的片面性不仅表现在他排斥自然(“我不喜爱风景，更不消说是一片沙漠了”［1］21、讨厌艺术(他不爱看小说，对各种博物馆毫无兴趣)，无法理解“不知道车轮，却建造了金字塔，把庙宇建造在原始森林里”的玛雅人［1］44，完全无法欣赏土著人“令人不寒而栗的音乐”，觉得那“简直是在发羊痫风”［1］46，而是更表现在他世界观上和感知世界的方式上。在他的身上，启蒙运动以来极端化和僵化了的工具理性和实用主义思维方式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讲，作者与其是讲了一个个人的悲剧，不如说是演示了现代人、即“一种角色”的悲剧。因此，“能干的法贝尔”的失败归根结底是启蒙以来技术至上理念的失败，是储存于西方文化记忆中的工具理性的失败。

［1］马克斯·弗里施.能干的法贝尔［Z］.江南，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2］Vgl.Assmann，Aleida.Der lange Schatten der Vergangenheit.Erinnerungskultur und Geschichtspolitik［M］.München:C.H.Beck，2006.

［3］Schmitz.Walter［M］.Max Frisch.Homa faber.Materialien，Kommentar.Literatur-Kommentare 5，München:Hanser 1977.

［4］Müller-Salget，Klaus.Max Frisch:Homo faber.Ein Bericht［C］//Interpretatioen.Romane des 20.Jahrhunderts，Band 2，Stuttgart:Reclam，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