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代龙

(四川外语学院 中文系，重庆 400031)

1.引言

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1857－1913)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以下称《教程》)一书中，系统论述了他的语言学思想。一个世纪以来，其中的语言、符号、任意性、价值、系统、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等理论要点，已经得到了相当深入的阐述，对现代语言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阅读经典学术著作，除了要把握其中的思想理论要点，还应该探求经典作家为什么要提出并论证这些要点，他们思考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分别是什么等等深入的问题，从而达到执简驭繁的效果，并读出经典著作的现代韵味。为此，经过反复研读《教程》一书，我们注意到，索绪尔思想体系深处有一种思想，即“现实性(réalité)”思想，支配着他整个思想体系的建构，是他整个理论思考的出发点。同时，我们认为，这是语言学中的一个重要思考，也是打开索氏思想体系之门的钥匙。我们目前尚未见到相关专门讨论，因此不揣简陋，特撰此专文予以讨论。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2.什么是“现实性”:定义和运用

索绪尔在论述“共时的现实性”问题时，首先提出了这样两个问题:“什么叫做共时的现实性呢?语言中什么样的具体要素或抽象要素可以称为共时的现实性呢?”(索绪尔，1980:154)但他并没有正面回答这两个问题，而是以词类的区分为例讨论了这个问题，他说:

我们根据什么把词分为名词、形容词等等呢?那是像把经纬度应用于地球那样，以纯逻辑的、语言以外的原则的名义，从外边应用于语法来区分的呢?还是与某种在语言的系统中占有地位，并受语言系统的制约的东西相对应呢?一句话，它是共时的现实性吗?这后一种解释似乎是可能的，但是人们会为前一种假设辩护。在法语 ces gants sont bon marché“这些手套很便宜”这个句子里，bon marché“便宜”是不是形容词呢?在逻辑上，它的确有形容词的意义，但是在语法上却并不那么确实，因为它的举止不像形容词(它是不变形的，永远不置于名词之前等等)。此外，它由两个词组成，而词类的区分正是应该用来为语言的词进行分类的，词组怎么能划入某一“类”呢?反过来，如果说 bon“好”是形容词，marché“市场”是名词，那么，人们对于这一词语就会感到莫名其妙。可见这种分类是有缺陷的，或者不完备的;把词分为名词、动词、形容词等等并不是无可否认的语言现实性。(索绪尔，1980:154－155)

他认为，已有的包括词类在内的语言研究工作，实际上可能存在两种情况:一是像把经纬度应用于地球那样，以纯逻辑的、语言以外的原则的名义，从外边应用于语法来加以分类;二是与某种在语言的系统中占有地位，并受语言系统的制约的东西相对应而做的分类。而第二种就是索绪尔心目中的“现实性”。他非常担心语言研究中第一种情况的存在，将之称为“捏造的概念”和“捕风捉影的东西”:

语言学就这样依靠语法学家所捏造的概念不断地进行着工作，我们不知道这些概念是否真的相当于语言系统的组成因素。但是怎样知道呢?如果这些都是捕风捉影的东西，我们又拿什么样的现实性来同它们对抗呢?为了避免错觉，我们首先要确信语言的具体实体是不会亲自让我们观察得到的。我们要设法抓住它们，才能接触现实，进而作出语言学所需要的一切分类，把它管辖范围内的事实安顿好。另一方面，如果分类不以具体实体为基础，比方说，认为词类之所以是语言的因素，只是因为它们与某些逻辑范畴相对立，那就是忘记了任何语言事实都不能脱离被切成表义成分的语音材料而存在。(索绪尔，1980:155)

在相关的讨论时，也涉及到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如他在讨论“现实性”与“价值”的关系时说:

比方一枚卒子，本身是不是下棋的要素呢?当然不是。因为只凭它的纯物质性，离开了它在棋盘上的位置和其他下棋的条件，它对下棋的人来说是毫无意义的。只有当它披上自己的价值，并与这价值结为一体，才成为现实的和具体的要素。假如在下棋的时候，这个棋子弄坏了或者丢失了，我们可不可以用另外一个等价的来代替它呢?当然可以。不但可以换上另外一枚卒子，甚至可以换上一个外形上完全不同的棋子。只要我们授以相同的价值，照样可以宣布它是同一个东西。由此可见，在像语言这样的符号系统中，各个要素是按照一定规则互相保持平衡的，同一性的概念常与价值的概念融合在一起，反过来也是一样。因此，简言之，价值的概念就包含着单位、具体实体和现实性的概念。(索绪尔，1980:155－156)

在讨论语言基本单位的确定问题时，索绪尔指出:

由于不能直接掌握语言的具体实体或单位，我们将以词为材料进行研究。词虽然同语言单位的定义不完全相符，但至少可以给我们一个近似的观念，并且有一个好处，就是具体。因此，我们将把词当作与共时系统实际要素相等的标本;由词引出的原理对于一般实体也是同样有效的。(索绪尔，1980:159)

通观全书，索绪尔并没有直接给出“现实性”的定义。根据索绪尔的有关表述，我们可以给索绪尔的“现实性”下一个定义:现实性就是语言系统中实际存在的要素和要素之间的关系所具有的属性。

索绪尔对“现实性”问题非常重视，在书中多次讨论到这个问题，并以此分析相关理论。下面略加介绍:

在我们看来，语言就是言语活动减去言语……但是这个定义还是把语言留在它的社会现实性之外，使语言成了一种非现实的东西，因为它只包括现实性的一个方面，即个人的方面。要有语言，必须有说话的大众。在任何时候，同表面看来相反，语言都不能离开社会事实而存在，因为它是一种符号现象。它的社会性质就是它内在的特性之一。要给语言下一个完备的定义，必须正视两样分不开的东西……但是到了这一步，语言只是能活的东西，还不是活着的东西;我们只考虑了社会的现实性，而没有考虑历史事实……然而我们之所以不能把语言看作一种简单的、可以由当事人随意改变的规约，并不是因为这一点，而是同社会力量的作用结合在一起的时间的作用。离开了时间，语言现实性就不完备，任何结论都无法作出。(索绪尔，1980:115－116)

语言整体属于社会现实性。这里索绪尔把语言放在整个社会现象的宏观背景下关照，表明“现实性”思想也是索绪尔认识社会现象的一个重要理论出发点。下面一段话是讲语言的现实性是客观存在的:

在这一方面，我们可以把语言比之于交响乐，它的现实性是跟演奏的方法无关的;演奏交响乐的乐师可能犯的错误绝不致损害这现实性。(索绪尔，1980:40)

下面几段文字讲的是从现实性的角度来观察历时和共时的区别和联系:

我们可以把前者比之于物体在平面上的投影。事实上，任何投影都直接依存于被投影的物体，但是跟它不同，物体是另一回事。没有这一点，就不会有整个的投影学，只考虑物体本身就够了。在语言学里，历史现实性的语言状态之间也有同样的关系，语言状态无疑就是历史现实性在某一时期的投影。我们认识共时的状态，不是由于研究了物体，即历时的事件，正如我们不是因为研究了，甚至非常仔细地研究了不同种类的物体，就会对投影几何获得一个概念一样。

(索绪尔，1980:127)

历时和共时的对立在任何一点上都是显而易见的。例如——从最明显的事实说起——它们的重要性是不相等的。在这一点上，共时方面显然优于历时方面，因为对说话的大众来说，它是真正的、唯一的现实性。(索绪尔，1980:130)

共时真理是否同历时真理相矛盾，我们是否必须以历史语法的名义谴责传统语法呢?不，因为这将是只看到现实性的一半。我们不应该相信只有历史事实重要，足以构成一种语言。(索绪尔，1980:139)

下面一段论述表明，对语言事实性质的把握，仅有“现实性”也是不够的，更要紧的是它的“本质”和“广度”:

如果我简单地断言词意味着某种事物，如果我老是记住音响形象与概念的联结，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正确的，而且提出了对现实性的一种看法，但是绝没有表达出语言事实的本质和广度。(索绪尔，1980:163－164)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现实性思想对索绪尔的影响是相当深的。

索绪尔认为，语言学就要研究这些具备“现实性”属性的东西。他的观点是顺应语言之道，语言中有什么就研究什么。更简要地说，就是要研究语言中有什么。例如，在“地理差异的复杂性”一章中，索绪尔提出“自然的事实首先应该就它本身来研究”的观点。他说:

本章所讨论的事实都是非常常见的，我们可以把它们看作语言史中的正常因素。但是，为了考虑最基本的现象，我们将撇开一切有碍于认识自然的地理差异的事实，不考虑任何外来语的输入，任何文学语言的形成。这种图解式的简化看来似乎违反现实性，但是自然的事实首先应该就它本身来研究。(索绪尔，1980:274)

在讨论“语法的传统区分”时，他又提出“符合自然的区别”的观点:

一方面，任何词，只要不是简单的、不能缩减的单位，都跟句子成分、句法的事实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这些词中各个次单位的排列和词组的构成都服从相同的基本原则。总而言之，语法的传统区分可能有它们的实际用途，但是不符合自然的区别，而且缺乏任何逻辑上的联系。语法只能建筑在另一个更高的原则上面。(索绪尔，1980:188)

这些提法都是“现实性”的具体体现。

陶行知先生曾说“人像树木一样，要使他们尽量长上去，不能勉强都长得一样高，应当是：立脚点上去求平等，于出头处谋自由。”陶先生用形象生动的比喻，揭示了教育的本质，教导教育工作者应当充分考虑个体差异，因材施教，依据不同学生的不同特征进行差异化教学。

3.什么不是“现实性”:错觉

除了前面提到的“捏造的概念”和“捕风捉影的东西”，《教程》一书中，与“现实性”相对立的一个常用提法就是“错觉”。下面摘要列出有关讨论(我们在高名凯先生的中译本中，共找到16处对“错觉”的论述):

历时和共时的对立在任何一点上都是显而易见的。例如——从最明显的事实说起——它们的重要性是不相等的。在这一点上，共时方面显然优于历时方面，因为对说话的大众来说，它是真正的、唯一的现实性。对语言学家说来也是这样:如果他置身于历时的展望，那么他所看到的就不再是语言，而是一系列改变语言的事件。人们往往断言，认识某一状态的起源是最重要不过的。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对的:形成这一状态的条件可以使我们明了它的真正的性质，防止某种错觉。但是这正好证明历时态本身没有自己的目的。(索绪尔，1980:130)

索绪尔这段话认为，只是关注语言的历时态，有可能会产生认识上的偏差，必须从共时态的条件方面去予以消除，因为这是真正的、唯一的现实性。

对于任何只看见语言外表的人来说，单一的现象会淹没在它的多种表现之中;但是这现象本身，按它的深刻本质来说，是单一的，而且会像poutre所遭受的语义变化一样在它自己的秩序中构成一个孤立的历史事件。它只因为是在一个系统中实现的，所以才具有“规律”的外貌:系统的严密安排造成了一种错觉，仿佛历时事实和共时事实一样都服从于相同的条件。(索绪尔，1980:135)

索绪尔这段话指出，语言共时系统的严密安排也会形成错觉。

早期的语言学家没有了解类比现象的性质，把它叫做“错误的类比”。他们认为拉丁语发明 honor的时候是把honōs那个原型“弄错”了。在他们看来，一切偏离规例的现象都是不规则的，都是对理想形式的违反。由于那个时代特有的一种错觉，他们把语言的原有状态看作某种优越的、尽善尽美的东西，甚至不屑查问一下在这状态之前是否还有其他状态，因此稍有不合就认为是变则。(索绪尔，1980:229)

索绪尔这段话表明，整个时代都有可能会出现相同的错觉。

索绪尔认为，我们的错觉都是来自我们所看到的东西。这段话对我们今天讨论一种语言，例如汉语的特征时，相当有启发意义。那么，如何才能消除“错觉”呢?索绪尔指出要从“单位的认识”入手:

无论如何，只要我们没有从单位的两个方面，即静态方面和演化方面去加以研究，才能透过演化现象的外表，深入到它的本质。在这里，正如在共时态里一样，要区别什么是错觉，什么是现实性，对单位的认识是必不可少的。(索绪尔，1980:254)

总的来说，“错觉”就是子虚乌有的东西，是人们主观上认为语言中存在而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东西，即不具有“现实性”属性的东西。它存在于人们的语言观、语言知识的方方面面，是索绪尔尽最大努力想消除的东西。

4.从“现实性”到“实体”

根据现实性思想，索绪尔得出的一个相应概念就是“实体”。“实体”可以分为“具体实体”和“抽象实体”。所有的“具体实体”和“抽象实体”一起构成了索绪尔的理论体系。索绪尔认为:

构成语言的符号不是抽象的事物，而是现实的客体。语言学研究的正是这些现实的客体和它们的关系;我们可以管它们叫这门科学的具体实体(entités concrètes)。(索绪尔1980:146)

所有这一切都存在于语言中，但作为抽象实体而存在。研究这些实体很困难，因为我们无法确实知道说话者的意识是否走得像语法学家的分析那么远。但主要的是:抽象实体，最后分析起来，总是以具体实体为基础的。没有一系列物质要素作底层，任何语法抽象都是不可能的，最后总还是要回到这些要素上面来。(索绪尔，1980:191)

从现实性思想出发，我们可以全面把握索绪尔的整个理论系统。语言中有什么，就应该研究什么，从而描写、揭示语言的结构、语言的系统属性，等等。这是结构主义语言学、描写语言学的理论基点。

具体到《教程》一书，语言中有什么呢?在索绪尔看来，通常的语言中，其实应该分为“语言”和“言语”，“语言”才是语言学中真正的研究对象;一个语言符号中有能指和所指，能指和所指的结合是语言中最重要的东西;语言中有共时和历时之别;一种语言中有一个系统，语言系统中有“关系”，价值是一切关系的总和;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是语言的基本运行机制。

除了以上这些耳熟能详的东西之外，在索绪尔看来，语言中还有很多东西。如词类问题:索绪尔对词类问题有相当深入的分析，前面已经列举了不少论述，此处不赘。

例如词根问题，他说:

所以词根是说话者意识中的一种现实性。诚然，说话者不能总是把它分得一样确切;在这一方面，无论是在同一种语言内部或者不同语言之间都会有一些差别。(索绪尔，1980:261)

对于词序问题，索绪尔认为它是一种“抽象实体”:

词序无可争辩地是一种抽象实体，但同样确实的是，这个实体的存在端赖包含着词序而排列在单个向度的各个具体单位。认为在这些分布于空间的物质单位之外有什么无形的句法，将是一种错误。英语的the man I have seen“我曾见过的人”表明有一种句法事实似乎用零来表示，而法语却要用que。但是使人产生这种错觉，认为虚位也可以表示某种观念的，正是把它跟法语的句法事实相比。实际上，只有排列成某种顺序的物质单位才能创造这种价值。人们没法脱离一列具体的要素去议论一个句法的事例。此外，人们之所以能够理解一个语言复合体(例如上述英语的那些词)，也只因为这个要素的序列适当地表达了思想。

物质单位只有依靠意义，依靠它所具有的功能才能存在。这一原则对于认识较小的单位特别重要，因为人们往往会认为它们是凭借它们的纯物质性而存在的，例如认为aimer“爱”只依靠它赖以构成的声音而存在。反过来——正如我们刚才所看到的——意义和功能也只有在某种物质形式的支持下才能存在。如果这后一条原则是针对一些较大的句段或句法类型制定的，那是因为人们往往倾向于把它们看作翱翔于句子要素之上的非物质的抽象概念。这两条原则互相补充着，跟我们上面所说的单位的划分是一致的。

(索绪尔，1980:192－193)

这是非常重要的论述，今天看来，涉及到形式与功能关系的讨论，涉及到语法与语义关系的讨论，甚至可以看作是对构式意义来源的探讨。索绪尔在书中不经意地谈到了对不少具体问题的看法，值得细致梳理。

5.结语

“现实性”可能不是索绪尔首先提出来的一种思想，应当有其来源。但这种思想对索绪尔影响很深，支配着(或者说是形成了)他整个理论体系。由此我们可以窥见索绪尔理论大厦的基石，可以理解其核心框架的设计理据。在此基础上，我们想继续讨论下面两个问题。

语言中有什么，这是第一个问题。

索绪尔的理念是尊重语言事实，顺应语言之道，描写、认识、研究语言。这种理念使他的思想得以从此前的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桎梏中解脱了出来，在他创立的共时语言学理论系统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认为，现实性思想既是梳理语言学学术史的一个重要视角，也是未来语言学应当坚持的一条光明大道。语言中有什么，值得永远探索。这种思考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启发，可以引发更加宽广的思考领域。语言是一个立体多维的混沌体，应该有不同的观察点。我们完全可以根据不同的研究目的，去发现语言在某一个角度、某一个平面的现实性。或者可以说，语言的现实性也是多维的。顺应语言之道，将是一条永恒的语言学正道。语言中未知领域无限广阔，认识语言之路也是永无止境的。

而每当人类发现语言中有什么的时候，那的确是很了不起的发现。例如汉语声调的发现、每一个新的汉语语法范畴的发现，都极大地推动了汉语语言学的进展，极大地促进了汉语语文的发展。

顺着索绪尔的现实性思想，我们还可以认真梳理一下: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发现了人类语言中有哪些东西?过去又有哪些东西已被证明是“错觉”?今后还有可能从哪些角度、哪些部位去寻找、去发现语言中的新实体?具体到一种语言，例如汉语，也可以开展如此之类的宏观思考工作。

语言学可否设计语言中没有的东西，这是第二个问题。

人类对语言所知有限，需要不断地探究语言中有什么。语言学工作者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要不断地给人类带来有关语言的新消息。人类认识语言的能力是不断发展的，今天认为语言中“有”的东西，将来可能被证明为“无”;今天认为语言中“无”的东西，将来可能被证明为“有”。

那么，在索绪尔的“现实性”思想之外，我们是否可以有更多思考、更多选择呢?例如，在人类对语言所知还十分有限的情况下，我们是否可以根据时代的需要，设计语言中没有但可能有(也许真没有)的东西，开发语言资源，开辟一条新路，让语言更好地为人类服务?由此可以思考，为什么我们不能在一种语言中寻找另外一种语言中已经发现的东西呢?

又如，即使确认一种东西在语言中真的没有，当人们对语言的知识积累到一定的程度之后，有能力要让语言更好地为人类服务的时候，是否可以考虑去假想、研究、设计、制造语言中确实没有的东西呢?

显然，这些思考是与索绪尔坚持的“现实性”思想背道而驰的，是逆“天”(语言之道)而行。在这方面，自然科学早已“导夫先路”。那么，这样的道路会对人类语言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未来语言学会是什么样子，也许是今天的语言学家所不能设想的，可能会超越今人的想像。正如达尔文不能想像今天的生物学、许慎不能想像今天的语言学一样，今人的研究理想、研究材料、研究方法、研究手段等等方面，早已经走出他们的视野，早已经超越他们的理想了。

索绪尔在《教程》中经常引导读者来到十字路口，并指导语言学走上他所认可的道路。现在，语言学是该继续研究“有什么”，还是研究“没什么”，这又是一个十字路口。该朝哪个方向走呢?还是可以并行不悖呢?这是索绪尔逝世一百周年之后，今天的语言学研究者应该认真思考的一个大问题。

［1］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2］索绪尔.索绪尔第三次讲授普通语言学教程［M］.屠友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3］谭代龙.关于语言系统、音义结合及相关问题的思考——读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C］//《汉语史研究集刊》第十四辑.成都:巴蜀书社，2011.

［4］赵蓉晖.索绪尔研究在中国［C］.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