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鹏

都说记者是无冕之王、社会的良心，这样高规格的评价让人欣羡。不过因为平时和记者的实际接触不多，记者对我来说，只是千百个职业之一，是社会中忙忙碌碌的你我他。

与张途鸿相识因为一起盗窃案，他是一家报社记者，但不是来采访案件的，而是案件的被害人。案发当天，他去一个小区采访，采访结束后，又到小区外围拍几张照片，随手就把腰包放在了路边的椅子上。谁知拍完回来他发现腰包不见了，包里有几百元现金、几张商户的储值卡和会员卡，所含金额大概一共一万五千元。

张途鸿报警后，盗窃人小楠很快被抓获归案。好在赃物未被消费，全部追回了。一审法院判处小楠有期徒刑三年，小楠不服，提出上诉，理由是量刑过重。作为二审检察官，我认为一审判决并无不当，准备建议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就在开庭前几天，法官突然打电话告诉我，张途鸿改变了陈述，说当时腰包里的几张商户消费卡都是过期的，只是没来得及扔，根本不值钱。他不认可一审鉴定结论的结果，申请重新鉴定。

被害人在二审期间否定指控证据、帮被告人说话，这太罕见了，况且这个案件的鉴定结论根本没有问题。更重要的是，如果认可张途鸿改变后的陈述，小楠的盗窃数额不足一千元，达不到犯罪标准，案件就要被改判无罪。这事可不是闹着玩的，我必须让他给我一个说法。

被叫到检察院的张途鸿，内心挣扎了一番，向我和盘托出。

原来案发当天他响应报社“走转改”活动，到社区采访报道老百姓餐桌上的变迁。丢包之后，他再次去小区回访，经过一户人家的门前时，他透过房门的栏杆，看见里面躺着一位老大爷，正在呻吟。

经过询问，周围居民的回答让张途鸿心酸。原来老大爷原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和儿子儿媳孙子，一家四口，其乐融融。谁知两年前儿子染上赌博恶习，儿媳苦劝无果，就离婚改嫁到深圳，再无音讯。儿子也欠债逃跑，没有消息，只剩下孙子和他相依为命。

一年前，老大爷得了脑中风，正在读高中的孙子忍痛退学，打工赚钱，照顾生病的爷爷。两个月前，好心邻居告诉孙子，说现在有一种进口药，可以医治好爷爷。谁知道，很快就发生了偷盗记者钱包的事情。这个独自照顾爷爷的孙子就是小楠。小楠被警察抓走了，现在爷爷只好靠几个邻居和社区来照顾，但怎么能比得上从前孙子的陪护呢？

张途鸿告诉我，当他听到这些时整个人都怔住了，原来偷自己腰包的小楠有这样的遭遇和苦衷。他赶紧下楼买了热腾腾的牛肉面，端给小楠的爷爷。

在屋子里，他发现墙壁上贴着小楠从小学到中学的奖状和证书，书桌的抽屉里还放着工整的课堂笔记。爷爷一边吃着面，一边喃喃自语，说小楠很孝顺，照顾他很周到，每天为他换洗衣服，做饭吃，带他下床锻炼身体。可现在小楠不在家，他可怎么办啊？还说，孙子是个好孩子，从小看到大，他不是坏孩子，做这种事，也是不得已，他真不坏！

小楠的爷爷并不知道面前的人就是被小楠偷走钱包的失主。之后张途鸿又询问了周围的邻居，得到的答案也一样，大家都说小楠从小很乖，学习很好，为人也很不错……

如果小楠被判了三年，那他出来可能会脱离社会，更加堕落。即便不是这样，这几年谁来照顾爷爷？爷爷还能活到孙子出来的那一天么？想到这里，张途鸿做出了一个决定——无论如何，要救小楠出来。

听罢，我松了一口气。张途鸿的出发点充满善意，但是他拯救小楠的方式却是错的。小楠犯罪于情可怜，但于法不容。不过，我向张途鸿提议：“你可以向法庭提交一个谅解书，请求法院对小楠从轻处理，我也可以向法庭求情，对小楠适用缓刑，这样他就可以去照顾他的爷爷了。”

“是这样啊！那太好了！”张途鸿像个孩子般地雀跃起来。

二审法院采纳了我的建议，对小楠适用了缓刑。再后来的一天，张途鸿跑到检察院告诉我，因为学校不允许有犯罪记录的学生，所以尽管他已经想尽一切办法，但最终还是没能帮助小楠回到学校。不过，他发动社会捐款为小楠买到了药品，也算解决了小楠的燃眉之急。

送张途鸿出检察院时，已是傍晚。映着远方西下的落日，我突然看见环绕着他的，是火红的光冕。

（摘自《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