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立冬

农村改革以来，在政府和各方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农村反贫困取得了巨大成就。尽管不同学者在贫困程度的测度结果上存在差异，但是在农村贫困发生率呈现持续下降的态势上，学术界已基本达成共识。然而，在以降低贫困发生率为主要扶贫目标的导向下，尽管21世纪以来农村贫困发生率已经显著低于20世纪80年代，但如今农村贫困呈现出新的特征:一方面是大量脱贫农户家庭经济较为脆弱，很容易在脱贫与返贫之间摇摆，处于暂时性贫困的农户家庭比重日益提高;另一方面是尚未脱贫农户中的很大一部分为脱贫难度较大的持久性贫困。暂时性贫困与持久性贫困对应着不同的反贫困政策措施，现行扶贫政策对两种不同类型贫困的干预效果也存在明显的差异，能够有效应对持久性贫困的扶贫政策对于缓解暂时性贫困的效果则差强人意。因此，在此背景下分析中国农村贫困的动态性，准确把握当前农村贫困的动态构成，从而对未来的扶贫政策进行相应的调整，对于提高扶贫政策绩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贫困动态性与扶贫政策调整:理论机理与文献回顾

(一)理论机理

对贫困的动态性分析是指对某一特定贫困农户或群体进行连续几年的长期性分析。在这种长期的观察视角下，农户的贫困状态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是持久性贫困，是指农户的家庭人均纯收入在连续几个年度内一直低于贫困线，农户长期处于贫困的状态之中。第二种是暂时性贫困，是指农户在一段较长时间内仅有部分年份处于贫困的状态之中①，农户在某一年度处于贫困之中而在接下来的一个年度往往会脱离贫困(或者相反)，即不同年份间农户的收入水平在贫困线的上下摆动。

基于不同的视角可以将贫困划分为不同的类型，如从贫困的绝对和相对概念上可以划分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从贫困的多维性视角可以划分为收入贫困、健康贫困、教育贫困等，这些从不同视角对贫困的观察有利于我们更为清楚地认识贫困并制定相应的反贫困政策。同样，从动态的角度将贫困划分为持久性贫困和暂时性贫困也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因为有关反贫困的思路、对策以及效果都与贫困的动态性质或构成密切相关。具体而言，从动态性的视角分析农户贫困状态的重要性主要表现为:一方面，通过对贫困动态性的考察可以明确总体贫困的构成，并甄别两种类型贫困在总体贫困中的相对重要性。此时，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总体贫困中有多大程度是由持久性贫困或者暂时性贫困引起的，这显然有助于我们全面准确地掌握中国农村贫困的真实状态。另一方面，考察贫困的动态性对扶贫政策的制定和调整至关重要。持久性贫困和暂时性贫困的产生原因存在显著的差别，暂时性贫困主要是由一些偶然性因素造成的，如某一年份的自然灾害、农产品价格的下跌、农民外出务工的不顺等影响不会持续很久的短期性因素;持久性贫困则主要是由一些短期内难以克服的因素造成的，如恶劣的自然生态条件、较低的文化素质、家庭劳动力的缺少或常年多病等大多长期存在的因素。由于持久性贫困和暂时性贫困是由不同因素造成的，因而两种不同类型贫困所引发的政策问题截然不同②，其往往对应着不同的反贫困政策。Lipton等人的研究发现:不同的反贫困福利措施对于缓解持久性贫困和暂时性贫困的作用效果存在明显差异，提高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本投资和物质资本水平或其回报，通常被认为能够有效地降低持久性贫困;相对而言，保险和收入稳定计划等有助于应对收入波动的政策措施则是缓解暂时性贫困最为有效的手段。③从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来看，现行反贫困政策的重点是旨在通过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投资，提高贫困农户的收入水平。那么，这一政策是否是缓解当前农村贫困最为有效的措施呢?要准确回答这一问题，必须获知当前农村贫困结构的动态信息。因为，如果当前我国农村贫困的主要类型仍为持久性贫困，显然现行扶贫政策仍然具有良好的干预效应;然而，如果暂时性贫困已成为当前农村贫困的主要类型，那么现行反贫困措施的效果就相对较差，而以应对收入波动为主的扶贫措施则更为有效，这也意味着需要调整相应的反贫困政策才能更为有效地解决未来的农村贫困问题。

(二)文献回顾

迄今为止，学者们已对贫困的动态性进行了大量研究，且绝大多数文献都以发达国家作为研究对象。例如，Gottschalk等、Barcena等以及Marjan Maes分别对美国、西班牙、比利时的贫困动态变化进行了分析④，他们的研究发现:如果从动态的视角来看，贫困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持久性的。

尽管学者们将注意力越来越集中于贫困的动态性，但是现有文献对中国农村贫困动态性的分析才刚刚起步。在为数不多的研究中，Jalan和Ravallion利用1985～1990年间广东、广西、贵州和云南四省区的数据分析了中国农村贫困的构成，发现总体贫困中有49．39%为暂时性贫困，同时，暂时性贫困与持久性贫困是由不同的因素造成的。⑤在最近的文献中，王朝明、姚毅指出脱贫农户面临较高的返贫风险⑥;罗楚亮发现在1997年和1998年一直处于贫困状态的家庭比重较低⑦;潘从文、胡棋智发现女性收入者、中西部低收入者陷入“显示性持续低收入状态”的概率较大⑧。虽然国内外关于中国农村贫困动态性的研究开始增多，但同时也存在不足之处。一个重要方面是，对于21世纪以来农村贫困的总体构成如何，尤其是暂时性贫困是否已成为贫困的主要形态，对于不同类型特征的农户家庭而言贫困的动态构成是否存在差异等问题，并没有进行系统的研究。基于此，本文利用2000～2009年间CHNS调研数据，重点分析21世纪以来中国农村贫困的总体构成，并进一步考察不同类型农户在贫困动态构成上的差异性，以期为未来农村反贫困政策的调整以及扶贫政策的目标群体瞄准提供研究基础。

研究方法与数据

(一)研究方法

从总体贫困中分解出持久性贫困和暂时性贫困是进行贫困动态性分析的基础。本文在对贫困进行测度的基础上，采用了Jalan和Ravallion对总体贫困的分解方法。

首先，在贫困的测度方法上，本文采用了FGT指数。需要说明的是，在将总体贫困分解为持久性贫困和暂时性贫困时，以往研究基本上都采用贫困距平方作为贫困的计算公式，因此本文也采用了这一通行的方法。具体而言，贫困的计算公式可以表示为:

其中，N为农村居民人口总数量，q为农村贫困人口数量，T代表所有观察到的时期，z和yit分别为贫困线标准和第i个居民在t时点的收入，(z－yit)/z代表贫困距。

暂时性贫困为总体贫困和持久性贫困之差。在定义了总体贫困和持久性贫困的基础之上，可以得到暂时性贫困的计算公式:

通过总体贫困、持久性贫困和暂时性贫困的计算公式可以看出，持久性贫困反映了由于持续低收入而导致的贫困;相对而言，暂时性贫困则反映了由于家庭收入(或者消费)的暂时性变动所导致的贫困。

(二)数据来源及描述性分析

本文采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简称CHNS)2000～2009年间四次调查的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样本数据，并仅保留了在四轮调查中均出现的农户样本。在剔除没有提供有效收入信息和户主个人特征(教育、年龄等)缺失的样本后，对四个时段内的样本进行了匹配，最终使用的面板数据的有效样本量为2121户，占各年农村家庭样本总量的比重均在70．54%以上，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本文基于不同的贫困线对1999～2008年间四个年份的贫困状况作了简单的描述。在贫困线的标准上，我们分别采用了官方贫困线和世界银行贫困线。其中，官方贫困线为2008年设定的贫困线标准1196元/人年;世界银行的贫困线是依据世行国际比较项目2005年最新估计的货币购买力平价3．46，分别以1．25美元/人日和2美元/人日为贫困标准，通过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调整，相应得到的2008年贫困线标准为1798．60元/人年和2877．76元/人年。在中国农村贫困程度的变动趋势上，无论依据的是官方贫困线还是世行贫困线，1999～2008年间农村的贫困发生率均显著下降。从表1的数据来看，依据官方2008年贫困线、世行1．25美元/人日和2美元/人日贫困标准，1999年农村贫困发生率分别为14．47%、26．21%和42．81%，而在2008年上述比率分别下降至7．40%、11．03%和19.47%，下降幅度分别达到了 48．86%、57．92%和 54．52%。

表1 中国农村的贫困发生率状况(%)

中国农村贫困动态性的实证分析

在下面部分中，本文将注意力主要放在对中国农村贫困动态构成的分析上。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鉴于CHNS数据调查年份的限制，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并不是连续年份的数据，由于连续两次调查年度之间的间隔达2～4年，而较长的时间间隔意味着存在较高的收入水平变动的可能性，所以本文计算结果会低估持久性贫困的程度，同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高估暂时性贫困的程度。

(一)贫困的动态构成分析

表2列示了考察期内农户经历贫困的年限情况。以官方2008年贫困线为标准时，在1999～2008年间，有1401个农户从未经历过贫困，占全部农户家庭的66．05%。与此相对应，720户家庭在四个调查年份里至少经历过一次贫困，其中仅仅经历过一次贫困的家庭最多，占有过贫困经历的农户和全部农户的比重分别为73.19%和24.85%。经历过两次或更多次贫困的农户家庭的比重呈现出大幅度降低的趋势，如在四个调查年份中，从未摆脱过贫困的农户家庭只有5户，占全部农户的比重仅为0．24%。如果主观性地将四个调查年份中经历三次以上贫困农户的贫困状态视为持久性贫困，而经历一到两次贫困农户的贫困状态视为暂时性贫困，那么持久性贫困和暂时性贫困占贫困农户的比重分别为4.72%和95.28%。可见，暂时性贫困在当前农村贫困中已占绝对主体地位。

表2 贫困经历年限情况

当分别以世行1．25美元/人日和2美元/人日贫困线为标准时，经历过贫困的农户家庭比重显著提高，其原因在于世行贫困线较官方贫困线的标准高，从而满足更高贫困标准的农户自然相对较少。当采用世行1．25美元/人日贫困标准时，四个调查年份中至少经历过一次贫困的农户家庭比重为51．39%;采用2美元/人日贫困标准时，这一比重为69．64%。与官方贫困线标准类似的是，在世行贫困线标准下，经历过一次贫困的农户家庭比重最高，同时经历过两次及以上贫困的农户比重都明显降低。与上文相同，当经历贫困的次数以三次为界划分持久性贫困和暂时性贫困时，世行1．25美元/人日标准下持久性贫困和暂时性贫困的比重分别为11．38%和88.62%，而2美元/人日贫困标准下两者的比重分别为24.92%和75．08%。与官方贫困线标准比较而言，当采用世行贫困线标准时，尽管暂时性贫困的比重有所下降，但是其在贫困中占据主体地位这一点并没有发生变化。

表3 总体贫困、持久性贫困和暂时性贫困

依据Jalan和Ravallion对总体贫困的分解方法，我们依据不同的贫困线标准分别计算了农村的总体贫困、持久性贫困和暂时性贫困，计算结果如表3所示。通过比较可以发现，上文关于持久性贫困和暂时性贫困在总体贫困中相对重要性的判断，可以得到进一步的证实。无论采用官方贫困线还是世行贫困线，尽管暂时性贫困在总体贫困中的比重会随着贫困标准的提高而降低，但是并不影响暂时性贫困在总体贫困中占据主体地位这一结论。结合农村反贫困的实践来看，由于我国农村反贫困战略一直以来都是针对持久性贫困的，经过多年来大量的物力、人力、财力以及其他社会资源的投入，中国农村的持久性贫困大幅度减少。然而，对于数量庞大的脱贫农户而言，今天的脱贫未必是明天的非贫困，其面临着诸多的风险，如农业自然灾害、农产品市场价格波动、非农就业的不稳定、疾病以及子女上学等，加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较低的抗风险能力使得脱贫农户很容易因上述负向冲击而重新返回到贫困的境地之中。可以说，暂时性贫困将成为未来中国农村反贫困的核心和面临的最大挑战。

(二)贫困动态性与农户特征

从扶贫政策设计的角度出发，仅仅获知总体贫困的动态构成并不够，还需要进一步了解不同类型农户的贫困动态构成信息。由于持久性贫困与暂时性贫困的相对比重在不同类型的农户群组中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所以准确掌握贫困动态性与农户特征之间的联系，能够以此为依据采取针对不同农户特征的扶贫政策。根据CHNS采集数据的样本状况，本部分从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口规模以及地理区位四个方面，分析不同类型农户群组的贫困动态构成的差异性。

1．户主年龄

表4列示了户主年龄与贫困动态性的关系。尽管依据不同的贫困线标准计算得到的贫困程度存在差异，但是整体而言，户主年龄与总体贫困、持久性贫困和暂时性贫困整体上呈U型关系。从贫困的动态性来看:(1)在不同户主年龄层面上，暂时性贫困在总体贫困中都占主体地位。例如，暂时性贫困在总体贫困中的比重最低为66.34%，明显高于同年龄段持久性贫困的比重。(2)暂时性贫困在总体贫困中的比重随户主年龄的增长呈现倒U型关系，而持久性贫困则表现出U型关系。从具体的数据来看，户主年龄为40～49岁和50～59岁的两个农户家庭群组的暂时性贫困在总体贫困中的比重相对较高;相对而言，户主年龄为70岁以上的农户家庭的持久性贫困的比重最高，三种贫困线标准下的比重分别为8.49%、17．67%和 33．66%。比较而言，户主年龄为50岁左右的农户家庭中不但户主尚处于年富力强且经验阅历丰富的时段，而且这一时期的农户家庭大多都已积累了一定的资产，故而其摆脱持久性贫困状态的能力较强，其暂时性贫困的比重自然相对较高。

2．户主受教育程度

本部分依据户主受教育程度对总体贫困进行了分解，具体计算结果如表5所示。首先，随着户主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农户陷入贫困的可能性逐步降低，且对于总体贫困、持久性贫困和暂时性贫困都表现出相同的特征，这表明教育对于缓解贫困具有重要的作用;其次，在户主受教育程度不同的层面上，总体贫困中的绝大部分都为暂时性贫困;最后，户主受教育程度对缓解持久性贫困的作用要明显大于暂时性贫困。随着户主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持久性贫困在总体贫困中的比重逐渐下降，相应的则是暂时性贫困的比重显著提高。以世行1．25美元/人日贫困线标准为例，户主受教育程度为文盲的农户群组的暂时性贫困在总体贫困中的比重为85．68%，而对于户主受教育程度为高中及以上的农户群组而言，暂时性贫困在总体贫困中的比重达到了96．53%，明显高于户主受教育程度为文盲的农户群组。这也再一次印证，以教育为主的人力资本投资对于缓解持久性贫困更为有效。

表4 户主年龄与贫困动态性

表5 户主受教育程度与贫困动态性

3．家庭规模

表6给出了家庭规模与总体贫困及其两个构成要素的关系。比较而言，家庭规模为2～3人的家庭群组的暂时性贫困在总体贫困中的比重要高于其他群组，而家庭规模为1人和5人及以上的家庭群组则相反，整体上呈现倒U型关系。从具体的数据来看，以世行1．25美元/人日为标准时，家庭规模为2人和3人的家庭群组的暂时性贫困在总体贫困中的比重分别为95．78%和95．59%，要高于其他家庭规模的群组;同时，家庭规模为1人和5人及以上群组的持久性贫困在总体贫困中的比重分别为15．21%和10．46%，也明显高于其他家庭规模群组持久性贫困在总体贫困中的比重(最高为7．05%)。家庭规模为1人的农户家庭多为孤寡老人家庭，其发生贫困且陷入持久性贫困的概率最高;家庭规模较大的5人及以上的农户家庭，不但其家庭劳动力比例相对较低，而且抚养孩子并照顾老人的成本较高，家庭人口遭受疾病的概率也较高，从而增加了此类家庭陷入持久性贫困的可能性。

表6 家庭规模与贫困动态性

4．地区

从地区的层面来看，贫困的动态构成在三个地区十分类似，暂时性贫困在总体贫困中的比重都明显高于持久性贫困;同时，与中西部地区比较而言，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东部地区的贫困更多的是由收入波动导致的暂时性贫困，其持久性贫困比重非常低。以世行1．25美元/人日贫困线为例，东部地区暂时性贫困在总体贫困中的比重为97．03%，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的比重(分别为93．98%和87．72%);相对应的是，东部地区持久性贫困在总体贫困中的比重仅为2．97%，而中、西部地区的比重分别高达6．02%和12．28%。地区经济发达程度与总体贫困动态构成之间的关系较为容易理解，因为经济发达地区对反贫困的投入更高，现行以应对持久性贫困为主的扶贫政策自然使得此类地区持久性贫困的比重相对较低。可见，不但我国目前农村贫困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而且持久性贫困也同样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

表7 地区与贫困动态性

主要结论与启示

利用2000～2009年间CHNS调研数据，本文从动态性的视角审视了21世纪以来中国农村的贫困问题，在分析了持久性贫困和暂时性贫困在总体贫困中的相对重要性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贫困动态性与农户特征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伴随着贫困发生率的显著降低，暂时性贫困在当前农村贫困中已占绝对主体地位，且这种特征具有全局性，而不是仅仅出现在特定类型的农户群组中。我们还发现，持久性贫困和暂时性贫困在总体贫困中的相对重要性，在不同特征农户群组中存在明显的差异。具体表现为:暂时性贫困在总体贫困中的比重随户主年龄、家庭规模的增长呈倒U型关系，而持久性贫困则相反;户主受教育程度越高，农户居住地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总体贫困中暂时性贫困所占的比重则越高，同时持久性贫困比重也越低。

上述结论的政策启示在于:(1)当前我国农村贫困的主要形态已转换为暂时性贫困，未来扶贫政策也应当作出相应调整以提高反贫困效果。对于少数持久性贫困农户，要继续实施以提高其人力资本投资和物质资本投资为主要手段的反贫困措施，如持续性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必要的生产性投资，提高受教育程度，提供更多的非农就业机会并提升贫困居民非农就业的能力等，努力提升其收入水平;对于绝大部分暂时性贫困农户而言，应重点实施提高此类贫困农户应对收入波动能力的扶贫措施，从而改善扶贫政策效果。(2)在实施农业保险、完善农村信贷市场以及加大政府短期救济等针对暂时性贫困的扶贫措施的同时，应加快完善农产品市场体系，并消除不利于农民非农就业的各种体制性和政策性障碍(如户籍制度等)，努力探索试行农村小额保险制度并积极制定出台支出型贫困社会救助办法。其中，农村小额保险制度针对农村贫困、低收入群体，通过充分发挥商业保险的功能，分散和化解贫困和低收入农户因疾病或意外伤害而返贫或陷入持久性贫困的风险;支出型贫困社会救助属于政府社会救助，其帮扶对象为收入脱贫但家庭支出过大的低收入农户群体，主要包括家庭人均收入在贫困线标准2倍或3倍范围内的生活困难农户群体，因重大疾病、子女上学、突发事件等导致基本生活困难的农户家庭，旨在提高脱贫农户抵抗医疗、教育等重大刚性支出的能力，进而巩固扶贫成果。(3)要结合不同特征农户群组的贫困动态性特点，制定相应的扶贫措施。持久性贫困的反贫困政策应将户主年龄为70岁以上、家庭规模为1人或5人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为文盲及小学、西部地区的持久性贫困农户作为重点;而户主年龄为50岁左右、家庭规模为2～3人、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上、东部地区的暂时性贫困农户，应当成为政府实施暂时性贫困政策瞄准的重点扶持群体。

①Ravallion，M．，“Expected Poverty under Risk － Induced WelfareVariability ”，EconomicJournal， 98(393)， 1988，pp．171～1182．

②Thernstorm，S．，“Povert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inOn Understanding Poverty，ed．by D．P．Moynihan，New York，Basic Book，1969．

③Lipton，Michael，and Ravallion，Martin，“Poverty and Policy”，in Jere Behrman and T．N．Srinivasan(eds)，Handbook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Volume III，Amsterdam:North Holland，1995．

④Gottschalk，P．and Danziger，S．，“ Income Mobility and Exits from Poverty of American Children”，in Bradbury，B．，Jenkins S．and Micklewright J．(eds)，The Dynamics of Child Poverty i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CambridgeUniversityPress， Cambridge，2001，pp．135 ～153;Barcena，E．，and Cowell，Frank A．，Static and dynamic poverty in Spain，1993～2000，Suntory and Toyota International Centres for Economics and Related Disciplines，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London，UK，2006;Marjan Maes，“Poverty Persistence among Belgian elderly:true or spurious”，ISER Working Paper from Institute for Social and Economic Research，2008．

⑤Jalan，J．，and Ravallion，M．，“Is transient poverty different?Evidence from rural China”，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36(6)，2000，pp．82～99．

⑥王朝明、姚毅:《中国城乡贫困动态演化的实证研究:1990～2005年》，《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0年第3期。

⑦罗楚亮:《农村贫困的动态变化》，《经济研究》2010年第5期。

⑧潘从文、胡棋智:《中国城乡低收入动态的实证研究——基于收入流动性分析的视角》，《中国经济问题》2010年第5期。

〔责任编辑:李 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