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秀秀

当下，网络群体性事件频发，如2011年9月的乌坎村事件，2012年6月的天津蓟县大火，2012年7月的什邡事件和启东事件，等等，无不牵动着现实社会中的人心。网民们纷纷在网络上发表意见，形成了一个内容丰富的舆论场。其中，对官方的拷问和质疑常常受到追捧，一些言辞激烈的评论往往能够被大量转发，激起更为猛烈的抨击甚至谩骂。其中，不乏网民不负责任的舆论暴力，但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官民矛盾、社会信任危机等深层社会问题。那么，如何在网络社会时代理性思考，形成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就成为一个宣扬网络“正能量”，进行网上社会建设的重大问题。

本文引入“免费午餐”案例，尝试对这一问题做出理论解读。2011年3月，由邓飞等媒体人发起的“免费午餐”活动在微博上拉开序幕，他们倡议每天捐三元钱为贫困地区学童提供免费午餐，引起了网友的广泛关注。4月2日，邓飞等五百多名记者和国内数十家媒体联合中国社会福利教育基金会发起的公益项目“免费午餐”正式启动。10月26日，国务院决定启动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普惠680个县市约2600万在校学生。这与“免费午餐”项目直接相关，有媒体评价说，“免费午餐”是“民间探索引领国家行动”①的典型代表，被认为是慈善界的一个奇迹。这一案例之所以意义深远，主要是因为其改变了国家与社会的相对位置，对二者的边界进行了微妙的处理，达到了令人振奋的共赢效果。下面将循着“免费午餐”发展的进程，对其中体现出的国家—社会关系展开分析。

网络动员引领下的国家行动

关于“动员”，在中国社会是个广为人知的话题，比如动员大家响应党的号召、动员青年人上山下乡、动员群众参加献血等。中国的领导层大多熟知动员的一套方式和手段，群众也熟知动员的指向和意义。这些我们熟悉的动员形式是在“总体性社会”中产生、发展的，具有鲜明的历史特色。

在“总体性社会”中，遵循的是一种“总体支配”原则，即“社会结构分化程度很低，国家垄断着绝大部分的稀缺资源和结构性的活动空间”，“举凡生产资料、就业机会、居住的权利，都直接控制在国家之手。而绝大部分从事社会活动的具体场所和领域，也处于国家直接掌握之中，即使国家还不具备完全承担某一领域全部活动的能力，也不会允许国家之外的其他力量染指这个领域。”②在这样一种社会形态里，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强国家—弱社会”的模式。从资源动员的角度来看，要动员人们进行某项活动，就需要经由国家自上而下的路径，即“组织化动员”，其特征是“动员者与被动员者之间存在一种隶属性的组织纽带”③，动员者掌握着资源的源头，被动员者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以“完成任务”的心态履行职责。比如，单位组织的募捐行为，人们常常按照行政级别进行捐款，即领导带头捐赠相对大的数额，普通职工捐赠相对较小的数额。

网络社会的到来刷新了组织化动员的新篇章，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动员方式——网络动员，即由意见领袖或普通网民发起的，为实现特定目的，通过各种动员方式和策略，以促使网民形成或改变一定的价值观念、态度与期望，从而产生持续性的参与行为或其他预期行为的过程。④与组织化动员不同，网络动员具有很多新特点。二者之间的比较如表1所示。这些不同之处表明，传统动员时代“自上而下”的动员方向发生了逆转，网络使得社会动员国家成为可能。

表1 传统动员与网络动员的比较

1．意见领袖的精英魅力

“意见领袖”一词最早出现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传播学者保罗·拉扎斯菲尔德《人民的选择》一书中。在书中，拉扎斯菲尔德确定了“意见领袖”的基本特征，或称基本要素:(1)人际传播中积极活跃者;(2)主观能动性强者;(3)频繁触媒，并能迅速获取更多的信息者;(4)勤于思想，并善于进行思想再加工者，善于人际交流者。⑤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发展，传统意见领袖的特征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互联网的缺场性特征使得意见领袖不再需要进行面对面的沟通，单纯依靠文字的力量就能动员大众，所以，“善于人际交流”已经不再是必要条件。另外，在传播学看来，大众传播遵循的是“媒介—意见领袖—受众”的两级传播模式。而事实上，媒介已经不再是互联网时代唯一的信息源，意见领袖常常就是信息的源头，直接与受众对话，甚至反过来影响媒介。

在“免费午餐”的案例中，意见领袖邓飞作为主要发起人，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其实是融媒介与网络意见领袖的双重身份于一身——曾任《凤凰周刊》首席记者，现为《凤凰周刊》编委、记者部主任，多次获奖，在媒体界具有相当的名气。2011年2月，邓飞作为“微博打拐”的发起人也在网络上积累了很多人气，粉丝超过200万。所以，当他倡议免费午餐时，具有很强的可信性和感召力，能够迅速引起网民的关注。而且，除邓飞外，“免午”的动员主体其实形成了一个意见领袖群，五百多名记者作为媒体人，本来就拥有较多的动员资源，当他们围绕一个共同的目标，集体发声，就形成了一种合力，使免费午餐的倡议效果瞬间放大。邓飞等媒体人与体制内的知识分子类似，他们熟知国家权力运作的逻辑及底线，在决定动员什么、怎样动员时能够较为准确地把握官方的态度，能使免费午餐在运作过程中符合国家意愿，从而引起国家关注，并获得肯定和支援。值得说明的是，网络慈善与其他网络参与不同，网民们需要付出的是真金白银，而不是简单的声援，网络领袖在动员这些货真价实的资源时就更能体现出他们的精英魅力。

2．网络传递的一呼百应

动员方式是动员研究的一大主题，是动员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手段。免费午餐的动员方式是在Web2．0时代产生的，集中体现了“多中心秩序”的特点。在意见领袖的动员下，“免午”的倡议在转发和评论中迅速传播开来。每一次转发和评论都形成了一个新的或大或小(根据粉丝的多少)的中心，再由这些中心向外扩散，所到之处没有边缘，几乎也不会停止。之所以不会停止，是因为这一倡议是符合社会意愿的，也迎合了国家的需求，成为一个得到广泛赞同的活动，是共意性运动的典型。

在这一逻辑中，动员策略也是相当重要的。传统动员擅长使用“运动式动员”的策略，而网络动员则更青睐情感式动员。具体而言，运动式动员是党中央号召全国人民积极参与各种运动，以实现政治、经济和社会层面的种种目标，如“农业学大寨”、“破四旧”等。⑥这些运动的背后潜藏着两个内容:一是动员资源，如“大炼钢铁”运动中，人们纷纷将自家铁锅送至集体，响应国家“赶英超美”的号召;二是动员思想，在总体性社会中，物质资源掌握在国家手中，需要动员的主要就是群众，这也是“走群众路线”作为党的三大法宝的题中之义。在“文化大革命”年代，相比于“大炼钢铁时代”的资源动员，思想上的整齐划一是更为深刻的时代印记。情感式动员其实也是动员思想的一种，这在网络社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谢金林通过解析“石首事件”，强调了情感在网络抗争动员中的根本性作用，认为“从个体层次看，事件对网民的情感刺激决定了网民对事件的解读方式，从而直接影响公共话语建构和网民的社会认同。从社会层次看，网民情感反应根植于社会文化之中，社会文化框架决定着政府与网民互动的模式，直接决定网络政治抗争动员框架的建构”⑦。因此，在网络动员中，不再需要通过大规模的运动来统一人们的思想，而是谁把握了民意，谁就能够获得网民广泛的认同，谁就能在网络动员中掀起轩然大波。“免午”的动员过程体现的正是这一“认同的力量”。邓飞在清华大学的讲座中曾经指出，免费午餐的主要捐款人有三个群体，即“城市里的中产、年轻的妇女群体和大学生”⑧，尤其是年轻的妇女群体，她们容易将对自己的儿女的情感投射出去，感同身受地体会着乡村儿童挨饿的处境，会责无旁贷地为他们捐款。由此，“免午”将情感动员发挥到了极致。

3．网络信任的与众不同

从一定程度上讲，免费午餐在网络上迅速传播容易理解，而需要付出真金白银的网民为什么相信“免午”呢?这显然涉及动员机制的问题。传统动员的背后往往是行政命令在起作用，而网络动员在丧失了硬性命令的有力保障后，依靠的其实是网络信任。举两个例子，同样是慈善行为，一些人不会捐一元钱给在天桥上的流浪乞讨人群，而选择捐三元钱给摸不着、看不见的免费午餐;在2011年10月的小悦悦事件中，18名路人对倒在血泊中的小女孩视而不见，而在流浪猫救助的网站上，众多爱心人士慷慨解囊，只为救助照片中可怜的流浪猫，难道照片比真相更可信吗?在这些几乎是悖论的问题背后，我们需要深刻思考的是网络信任的机制究竟是怎样的。

首先，这与网络参与的成本有关。从一个普通参与者的角度来看，是否捐款给免费午餐的选择可能经过如下衡量:如果“免午”确实能够办实事，那么，三元钱就能解决一个孩子的一顿午餐，这是一件有成就感的善事;即使“免午”完全是一场骗局，三元钱的捐款也不是很多，完全在承受范围内，况且，在意见领袖的作用下，是骗局的可能性很小。因此，这场网络参与的成本是可控的，人们显然更容易接受能够预知的成本。

其次，网络参与容易退出。正如一些网友在网络辩论中所说，“如果您不愿意，完全可以选择关闭屏幕右上角的小叉叉”。在网络参与中，投入容易，退出也容易，不会出现“做好事反被讹”的连锁反应，不高兴了、不愿意了，轻轻点击“关闭”按钮即可。这一点可以回应前面所说的小悦悦事件，在日渐形成“陌生人社会”的中国，线下做好事是需要成本的，网友戏称的“不是富二代还敢救人?”正是这个道理。

最后，上面两点可能回答不了大额捐款人的信任问题。这需要免费午餐确实做出了令人信服的事情。事实上，免费午餐运行至今，在财务公开、支出透明的问题上一直表现不错。基金会中心网为免费午餐提供了独立的第三方信息披露平台，到2012年8月13日，该平台已经披露了免费午餐自发起以来至2012年6月的50笔收入汇总以及117笔支出。透明性一直是慈善的灵魂，把握了这一点，慈善行为才能保持稳定的群众基础。免费午餐委托独立的第三方在网络上发布收支明细，得到了捐款人的赞赏和信任。由于网络的公开性，凡是查阅收支明细的网民都可以围观、质疑。面对这样的全方位拷问，免费午餐依然能够坚守，大额捐款人似乎就可以放心了，与其说是相信免费午餐，不如说是相信众网民雪亮的眼睛。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网络信任果然与线下的信任有所不同，正是由于这些不同，才使得免费午餐获得了广泛的信任，在众多民间慈善中脱颖而出，成为网络慈善的明星品牌。

另外，既然网络动员具有自下而上的强大影响力，是不是就说明每场网络动员都能够取得“免午”这样的成就呢?现实的回答显然不是。一项网络动员要取得成功，还需要很多具体的条件，概言之，即天时、地利、人和。“免午”是一项网络发起的慈善活动，考察中国的慈善环境是“天时地利”的重要一环。在中国，长期以来都是官办慈善居于主导地位，而自2011年6月以来，郭美美事件引爆了全面的慈善危机。官方慈善在一系列的慈善丑闻面前逐渐丧失了公信力，捐款人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而这一解释又迟迟不来。在如此令人尴尬的事实面前，官方事实上亟需一个应对民间质疑的慈善典型，而民间又需要一个可以信赖的慈善组织。就在这个节点上，“免费午餐”走入人们的视野。三元钱的简单投入，就能让一个孩子摆脱饥饿的学习状态，让捐款人觉得亲切自然、切实可行;“免午”的每一笔收入和支出都发布在微博上，及时公布任何数额的捐款，做到了最为重要的透明慈善，这正是慈善的灵魂所在;更重要的是，由于对官方慈善的失望，免费午餐作为一项民间慈善，就像一缕清风，吹进了人们的心里，及时缓解了慈善危机所带来的信任危机。而对于官方来讲，免费午餐正是一直想做又未做的事业，符合国家的相关政策和教育支持导向，趁“免午”方兴未艾之时，国家启动营养改善计划正当其时，既符合政策，又迎合了民意，何乐而不为?因此，免费午餐成就了一场成功的网络动员，在这场动员中，模范性地引领了国家行动。

国家与社会的双向合作

“免午”项目在成功动员了国家之后，有人提出疑问，投资160亿元营养餐项目如何展开，与免费午餐是怎样的关系。其中，有人对此充满希望，也有人对官方慈善的介入持不信任态度。然而，“免午”项目如何在网络动员中持续运作，意见领袖和志愿者的工作能否长久地进行下去，也是免费午餐项目在未来发展面临的问题，而国家的参与恰恰能够让这一项目获得更加长久的生命力，制度上、财政上的支持能够缓解“社会”一维力量可能遭遇的困境。因此，国家与社会的合作是最好的出路，而“如何合作”是个关键的问题，“免午”项目已经进行了探索，具体表现在如下两方面。

一方面，国家与社会的合作已经初具雏形，有“鹤峰模式”作为模板。湖北省鹤峰县位于湖北西南边陲、恩施州的东南部，是全国一类革命老区、边远山区、国家级贫困县。鹤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于2011年11月7日印发了“农村小学免费午餐计划”实施方案的通知，在资金来源中，他们规定:中国福利基金会免费午餐项目负责为每生每天捐赠2元，县人民政府负责1元，共计3元。同时，鹤峰县也摸索了一套保障免费午餐实施的模式:“一把手统筹协调，上下拧成一股绳，最终形成县委书记、县长、各职能部门、学校之间的工作链条与责任链条。在此基础上，该县又推行了一套细化的措施，如建立专账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公示制度。”我们认为，这是传统动员和网络动员的有效结合，达到了动员力度最大化、动员效果最优化。但更为重要的是，这提供了一种合作的可能性，并扎扎实实地实施起来，如《恩施晚报》评论:“鹤峰模式”的最大亮点，还是政府与民间组织形成了良性互动，保持通力合作。这一“通力合作”具有重要的意义——为国家与社会合作提供了范例。

而另一方面，合作之路也困难重重。营养餐试点实施刚刚四个多月，就发生了学生吃营养餐不适的状况。究其原因，首先在于食品安全监管不到位;其次在于3元钱的餐费中包含运作费用，无法将3元钱全部用于孩子的食品中;再次，以“牛奶、火腿肠和鸡蛋”为主的营养餐无法替代正经午餐，没有有效解决孩子中午吃不饱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有些地方发生了营养餐和免费午餐无法共存的问题，即吃了营养餐的孩子，不能再吃免费午餐，表现出明显的“官进民退”的问题。在这些矛盾背后，其实是官方与民间运作方式的不同:既暴露了传统动员的短处，也没有融进网络动员的积极因素。“免午”网络动员的关键在于保证了慈善的透明性和监督的全方位性，传统动员由于官僚体制、运作手段和路径依赖等诸多因素，难以保证透明性，也难以立体监督，一旦失去了这两点，慈善活动就失去了民间合法性，必然招来骂声一片。所以，传统动员与网络动员的有效结合并不似想象中那么简单。

因此，国家与社会的双向合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何有效结合传统动员与网络动员的长处，成为这类合作的关键所在。

网络动员再生产何以可能

无论如何，免费午餐作为民间慈善的代表，作为网络动员的典范确实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给慈善实务界和学术界都留下了很多值得深入思考的空间。在此，我们更希望能够跳出这一案例，放眼互联网，提出这一问题:免费午餐这样的项目能够实现动员再生产吗?即如何复制“免午”的成功。如果不能对这一问题做出回答，就面临着“免午”案例的代表性问题。我们认为，网络动员的项目性质不同可能引发截然相反的结果，可以从共意性和冲突性两方面展开分析。

在社会运动的研究者麦卡锡和沃尔夫森看来，“冲突性运动——比如劳工运动、贫民运动、女权主义运动和民权运动——通常都是由少数群体或人口中的一小部分人来支持的，并且在试图带来社会变迁时，遭到了根本性的和有组织的反对。与此相反，共意性则是这样一种社会运动，它的目标受到了某个地理社区内全体人口的广泛支持，并且在追求社会变迁时，很少或根本没有碰到什么有组织的反对。”⑨显然，免费午餐的案例就属于共意性运动:关于这一项目的倡议，几乎没有受到批判，符合国家以及大多数民众的意志，可以说是“众望所归”。这也是解释在“免午”案例中社会能够引领国家行动的重要条件。

反观近年来的一些群体性事件，会发现很多不同。以什邡事件为例，事件起因是什邡市动工建设“宏达钼铜多金属资源深加工综合利用项目”，这个项目被曝有极大的负面环境影响。2012年7月1日，在什邡市的亭江东路、亭江西路、小花园街、竹园北路等什邡市中心地带，有不少民众手持条幅，高呼口号，表达对钼铜项目的不满。随后，当地公安局派出警察和武警官兵维稳，并引发了警民冲突。在这一事件中，人们也是在网络上讨论，达成共识，约好一同走上街头，向政府部门表达意愿，属于网络动员。虽然钼铜项目最终叫停，但请愿过程中发生的警民冲突也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如官民关系紧张、对政府的信任度降低等。

这两个案例较好地体现了共意性运动与冲突性运动的不同，在中国的社会现实中，与国家是否“共意”尤为重要。如果与国家利益一致，即使没有引领国家行动，也可能会蓬勃展开;如果与国家，尤其是地方政府处理问题的方式相悖，即不“共意”，则可能会发生矛盾。因此，“免费午餐”案例在“共意性”的领域中是具有代表性的，从这一案例出发分析国家与社会的合作具有较强的解释力;而当面对“冲突性”事件时，谈二者合作为时尚早，怎样处理官民矛盾、增强地方政府面对突发性事件的应急能力等，显得更为迫切。

那么，面对这两种类型的运动形式，怎样趋利避害，实现成功的动员再生产呢?

一方面，对于“共意性”的网络动员来讲，免费午餐几乎是个模板，其动员模式可以概括为:意见领袖发起——网络迅速传播——引领国家行动——寻求国家与社会合作。在这一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有如下几点:

首先，由于共意性运动几乎不会遭遇反对或者抵抗，所以，怎样动员人们的情感认同是更为基础的问题。在免费午餐的案例中，一段充满爱心的文字，一段记录生活细节的短片，一间破败不堪的校舍，一双充满渴望的眼睛，一个享用香喷喷午餐的孩子，等等，这样的素材都能激起人们心中无限的同情与感动。在网络社会的时代，视觉文化更能引起人们的感同身受。这是网络传递的力量，也是情感认同的力量。唤醒人们心中的意义感、认同感，是共意性运动最为基础的工作，做到这一点，才能真正“共意”。

其次，共意性运动需要谨慎处理细节问题，动员是否成功，关键在于能否找到切实可行的实施路径。免费午餐除了赢在有效动员人们的情感之外，“每个孩子三元钱一顿午餐”的切实可行性也非常关键。利用网络平台，使三元钱的捐赠简单易行，网络披露的账目细节又让人们一目了然。相反，“天使妈妈”之所以在帮助被高压充气泵击伤的男孩小传旺的事件中广受诟病，⑩主要原因就在于捐赠原因调查不清、账目问题不够公开透明、对于受捐赠的孩子父母存在态度问题等。同样是好心，处理细节的能力不同，则会导致不同的结果。

最后，在处理与国家的关系中，需要推动制度创新，争取有效沟通，促进优势合作。虽然“鹤峰模式”目前还没有得到大范围推广，但其成功经验依然值得借鉴。改革传统的组织化动员弊病，克服因路径依赖造成的制度困境，是网络动员能够有效进入国家体系的前提;与政府保持有效沟通，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进行合作，是网络动员能够持续的保证;而将传统动员与网络动员的优势结合起来，扬长避短，是动员效果最大化，国家与社会合作的成功之路。

另一方面，纳入“冲突性”事件之后，像免费午餐那样的动员再生产便不那么容易了。事实上，当前中国群体性事件频发，冲突性事件对于国家与社会关系来讲，是个更大的考验。怎样通过网络动员，引导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良性发展，是我们需要探索的新问题。

在冲突性运动发生伊始，就要考虑中国语境的问题，在一个合理的框架内争取利益诉求，才是一种理性、成熟的态度。2007年，在厦门的PX事件中，市民通过座谈、散步的形式向政府请愿，理性表达要求，得到PX项目迁建的结果，这是市民与政府一起面对问题，协商解决的典范。陈晓运通过对G市案例分析发现，他们反对垃圾焚烧厂建设的业主集体行动不仅没有组织化动员力量(如业委会)的参与，也没有草根行动者刻意维持的名实分离的弱组织，而是采用了“去组织化”的策略，也达到了预期效果。（11）在这两个案例中，网络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论坛中，市民们经过协商、协调，压制了冲动不负责任的声音，将正能量广泛传递，并将其带入现实中，推动了事件的和平解决。这些智慧都是冲突性运动取得成功的合理路径，既保全了社会一维的利益，也兼顾了国家程序，是处理二者关系的有效方式。通过总结与思考，我们认为，在日后的动员再生产中，社会与国家两方面都应适当调整，促进二者的良性互动。

在社会层面，要进行理性的网络动员，克服“乌合之众”的集体不负责任行为。在冲突性运动中，由于官民矛盾、贫富差距等深层次问题，人们往往更容易相信负面新闻，造成大范围的网络围观，还未等真相水落石出，谣言就纷纷四起。近年来，我们也看到，一些意见领袖在这样的舆论大战中，经常能够理性分析，传播冷静的声音，通过立体分析事件的前因后果，有效引导网民理性思考，这是令人欣喜的变化。而且，这样的趋势也在普通网民中蔓延开来，是中国网民在纷杂的网络事件中抽丝剥茧，思维能力提高的体现。因此，进一步提高网络动员水平，在网络围观中力争找到事实真相，并探索有效解决路径，才是网上社会建设的必经之路。

在国家层面，要坚持群众路线，克服脱离群众的危险。近年来，各级政府开通微博政务，就是希望能够倾听民声，了解民意，在网络平台上与群众平等交流，跨越庙堂与江湖之间的鸿沟。在冲突性运动中，各级政府在决策论证阶段就广泛听取民意，则往往能够避免决策一出，民众反对的被动局面;在冲突性运动的萌芽和传播阶段，挺身而出，将真相和真诚摆在民众面前，及时化解危机，避免因互相不理解造成的未来损失;在冲突发生时，保持与群众的密切联系，召开座谈会，听取各方意见，及时调整方向。这样，才能保持与社会层面的良好沟通，促进合作。

总之，与其他国家相比，互联网在中国的社会结构中能够发挥更大的能量。网络动员能够有效弥补传统动员的不足，变自上而下的组织化动员为自下而上的反向动员。与将二者对立起来的视角不同，我们认为，通过网络动员的有效沟通，国家与社会的合作是完全可能的，并且，这也是一条网络动员的最好出路。在中国，网络动员的发展仍然日新月异，我们期待，通过网络这个平台，推动更大规模的社会进步。［本文受到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网络动员中的国家与社会”(项目号：13XNH182)资助］

①《免费午餐行动获政府回应民间探索引领国家行动》，《齐鲁晚报》2011年11月1日。

②③⑥孙立平等:《动员与参与——第三部门募捐机制个案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67、65～66 页。

④这一概念参照了刘威关于“社会动员”的相关论述，他在《慈善资源动员与权力边界意识:国家的视角》(《东南学术》2010年第4期)一文中提到:“作为社会学的一个基本概念，社会动员是指为了实现特定目的，通过各种形式的宣传、发动、组织工作，促使特定对象形成或改变一定的价值观念、态度与期望，从而产生持续性的参与行为或其他预期行为的过程。”

⑤转引自邓若伊《网络传播与“意见领袖”理论调适》，《新闻与传播研究》2011年第3期。

⑦谢金林:《情感与网络抗争动员——基于湖北“石首事件”的个案分析》，《公共管理学报》2012年第1期。

⑧引自邓飞2012年10月14日在清华大学所做的题为《从调查记者到公益人——一个中国人的光荣与梦想》的报告。

⑨约翰·D．麦卡锡、马克·沃尔夫森:《共意性运动、冲突性运动及其对基础设施的占用》，载艾尔东·莫里斯、卡洛尔·麦克拉吉·缪勒主编《社会运动理论的前沿领域》，刘能译，秦明瑞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14～315页。

⑩天使妈妈是一个志愿者团队，工作方式主要是通过网络宣传和筹款，并同国内外各种医疗机构、媒体、基金会、志愿者等广泛合作，为孩子们募集医疗资金、安排手术和康复援助。帮助生活在机构中的弃婴和孤儿改善生存发展状况，帮助身处困境的儿童改善后续生计。2012年7月，“天使妈妈”在帮助被高压充气泵击伤的男孩小传旺的事件中，公信力受到质疑。

（11）陈晓运:《去组织化:业主集体行动的策略——以G市反对垃圾焚烧厂建设事件为例》，《公共管理学报》2012年第2期。

〔责任编辑:丁惠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