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佳红 曾 妍

刘伯承在重庆捐书为何留名“刘老太太”

■袁佳红 曾 妍

捐赠图书的“刘老太太”

重庆图书馆珍藏的历史文物中，有一本“图书清册”，封面上写着“刘老太太”，并加一括号补注，括号内，赫然三个字：刘伯承。

内页一标注有：

刘老太太（住小龙坎红糟房）捐赠；西南人民图书馆接收；图书清册。

内页二标注有：

小龙坎红糟房刘老太太捐赠图书统计表：

1、 线装书 1171册

2、 精平装书 2894册

3、 期刊 18册

共计 4083册。

下附注：

1、本清册共十页；

2、接收日期：1951年2月3日及3月9日。

红糟房，即红槽房，抗战时期系中英情报合作所所在地，重庆解放后，红槽房大批住房为西南军区所有。

时过境迁，当时接收这些图书的人员已无法查找，无人知道“刘老太太”的真实身份。至于“图书清册”上为什么会注明“刘伯承”？专家认为，刘伯承当时是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是重庆乃至西南地区的最高级别长官，因此，“图书清册”上注明“刘伯承”应当是有依据的，无人敢胡乱编造。

多年来，重庆图书馆八方打听“刘老太太”，都毫无结果。2012年12月5日，刘伯承元帅诞辰120周年之际，刘伯承的次子刘蒙到重庆开县参加纪念活动，他在接受重庆晨报记者罗静采访时，提到此“图书清册”中的书籍系父亲刘伯承委托其三弟刘叔禹捐赠，书中的批注为刘伯承亲笔。

原来，30年前，刘蒙曾在重庆图书馆住了一个月时间。在那一个月里，他翻阅了大量父亲生前捐给图书馆的藏书，并从父亲批注的手迹中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刘伯承。刘蒙回忆，父亲最大的休闲爱好就是读书，虽然一生征战，但不论到哪里，都带着自己多年精选的藏书，只有在1950年离开重庆时，才将自己的藏书及字画进行整理，几乎全部留给了家乡。当时，刘伯承是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为了不引起太多的关注，他委托自己的三弟刘叔禹，匿名将藏书和字画送到了图书馆。

按刘蒙的回忆，这些书是其三叔刘叔禹代刘伯承匿名所捐，署名刘伯承或刘叔禹都是不恰当的。但因为登记著录的需要，总要留一个捐书人的代号，这是作为档案记录所必须的。“刘老太太”有没有可能是刘伯承的夫人汪荣华呢？汪荣华生于1917年，1951年才34岁，显然与“老太太”联系不上，但若是刘伯承的母亲就显得合理了。刘伯承的母亲周寅香1946年逝世，其遗物中或许有刘伯承父亲刘文炳所读之书，也可能有刘伯承早年读过而留在家中的书。为了纪念自己的母亲，刘叔禹托名刘老太太所捐，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而这些书实际上又都是刘伯承的，所以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在整理登记造册这批书的时候，又用括号注明了“刘伯承”三个字。

1950年10月，刘伯承受命到南京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后担任首任院长。我们可以猜测，刘伯承举家迁往南京时，全国范围内正在开展轰轰烈烈的扫除文盲运动，这也许是他把这批珍贵的图书捐赠给当时的西南人民图书馆（即今天的重庆图书馆）的一个原因。此外，在20世纪50年代初兴起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各公藏单位和私人捐献古旧图书和平装书给图书馆是一种风气。除刘伯承捐献的图书外，当时的西南人民图书馆还接受了李文衡、杨沧白、傅增湘、戴亮吉等私人所藏图书的捐赠。

爱好读书练字的统帅

“刘老太太”所捐图书共4083册，据图书清册所载，分为线装书之部、平装书之部和期刊之部三部分。

线装书几乎涵盖了“经史子集”，其中有经部的《群经见识录》，史部的《史记》、《前汉书》、《廿四史》、《资治通鉴地理今释》、《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资治通鉴》（元初本重雕长沙供老堂藏版）、《巴县志》、《蜀中先烈备征录》，子部的《子问》、《老子道德经解》、《篆学丛书》，集部的《小竹里馆吟草》、《苕溪渔隐丛话》，等等。此外，还有通俗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等。

从版本来看，这些书基本都是市面上流通的清末或者民国年间所刻的版本。如《百衲本廿四史》，就是民国初年由国学大师张元济汇集诸史最早和最佳版本所刻而成的。《食货》、《东方杂志》、《图书月刊》等期刊，也都是当时的常见期刊。

在这批捐赠的图书中，还有很多碑帖、字帖、金石印谱之类的书，如《杨府君墓志铭》、《宋拓夏承碑》、《曲园老人遗墨》、《刘石庵公家书真迹》、《王虚舟灯市墓表真迹》、《王梦楼周氏仙寿叙真迹》、《赵伪叔南唐四百九十六字真迹》、《松禅老人遗墨》、《听帆楼集帖》、《王居士砖塔铭》、《泰山经石谷金刚经集联》、《小隐山房印可》、《天禄阁印存》、《小石山房印谱》、《集古印谱》等，大约占据了所捐图书的1/5。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刘伯承的成长经历与喜好变化，也印证了有关回忆中刘伯承“练习毛笔字”的真实性。

据《刘伯承回忆录》记载：

孝生（刘伯承小名）十岁以后，转到灯草坝刘家私塾就读……老师看他读书这样用功，学习成绩也很好，非常喜欢他，教他也就更热心。在老师的指点下，他的进步很快……练习书法，他更有耐力。他很喜欢元代赵孟頫的书法，经常照着字帖临摹。每一个字，他都要反复写上几十次，直到他认为和字帖上的字差不多了，才接着写下一个字。

1912年考入重庆陆军将校学堂后，尽管每天的学习、操练很紧张，刘伯承还是留出了练字的时间。每天早晨出操之后，如无特殊情况，他总要写上十篇毛笔字。

至于喜欢读书，有关刘伯承的回忆录记载极多，《马背上的军事翻译家——刘伯承与他的军事译著》一书中提到，刘伯承自己说过：读书，开卷有益嘛！我们是红军，要打胜仗，要讲究谋略：讲战略、战术，就得多读书，多研究。孙子兵法、三国演义、史记、汉书，我们都要读，要研究；苏联的、欧洲的、美洲的军事著作，我们要读，要研究；马克思、列宁的书，我们要读，要研究；科学、外语、文化书，我们也要读，也要研究；甚至反动派的书，我们也要研究咧！你不研究敌人，怎么战胜敌人呀？

《通向统帅的道路》中有“刘伯承买书”一节，其中这样描述道：

在戎马生涯中，刘伯承养成了一种习惯：每到一地，在处理完急办的军务之后，使闭门谢客，坐下来读书和练习毛笔字。开县有一位姓程的老人，年轻时曾给刘伯承专门挑书箱，他深情地回忆说：“刘团长的书，就是他的命根儿。行军，打仗，走到哪儿带到哪儿。队伍一住下，总是先问书挑子来了没得?他看书常常左眼发疼，右边的假眼泪水直淌，我们见了心里都发酸。队伍上的人都称他是读书将军。

许多跟随刘伯承多年的老战士现在还记得，他讲述《资治通鉴》、《袁曹官渡之战》时，手头并无书本，但他不加思索，侃侃而谈，真是“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所以，邓小平在《悼伯承》一文中说：“伯承同志是我党我军的大知识分子，大军事家。他的军事指挥艺术和军事理论造诣，在国内外屈指可数。他熟谙兵法，博采古今中外军事学术精华，运用于中国的革命战争。他用兵作战最讲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他判断敌情准确，计划战斗周密，长于出奇制胜，就连敌人也不得不佩服他的神机妙算。”

由此可以推断，刘伯承所捐赠的图书可算是他前半生的心血积累，也是他在二次革命时期、红军长征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随身所读之书。

珍贵的批注

尤为难得的是，这批捐赠的图书里有不少眉批、旁批和圈点，以《蜀中先烈备征录》最详。《通向统帅的道路》一书记录了刘伯承曾专门细心钻研过此书。虽然目前我们没有找到可以比对的类似的刘伯承亲笔资料，但我们通过与其在各地的题字字迹相比对，并就批语中对重庆辛亥革命的熟悉程度、语气等进行分析，这些批注确系刘伯承亲笔所作。

《蜀中先烈备征录》五卷，由朱之洪、梅际郇等编撰，1923年新记启渝公司排印本。全书按照蜀中先烈死难先后顺序，依照编年体史书形式，采集与每位先烈有关的公文、著述、报章和传闻等资料汇集而成。其中收录了邹容、李实、张树山、谢奉琦、卞小吾等四川辛亥革命先烈377名，逐一略传其生平事迹。朱之洪、梅际郇等编辑均为四川辛亥革命组织者、参与者和亲历者，书中涉及人物齐备、史事翔实，是研究四川辛亥革命史不可或缺的珍贵文献。

辛亥革命爆发时，刘伯承在四川万县参加了反对清政府的学生军。辛亥革命胜利后，刘伯承考入重庆将校学堂，毕业后加入了熊克武领导的第五师。1915年12月，刘伯承在涪陵成立了四川护国军第四支队，参加了第二次反袁战争，在护国战争中，他是手执青锋卫共和的一员猛将。可以说，刘伯承是辛亥革命的亲历者，他对重庆的辛亥革命先驱有着非同一般的感情。他在多次仔细阅读《蜀中先烈备征录》的过程中，结合自身的所见所闻，写下了自己的见解。

如，《张培爵小传》中记载赵尔丰逮捕立宪派首要人物蒲殿俊、罗纶等，保路“同志会”进而发展为反清武装力量的“同志军”这部分，天头上有大量眉批，详细列举了川西、川北、川南的情形，最后讲到杨庶堪“主重庆中学，以学监居该府”的情况。这些批注，几乎是重写了张培爵生平。

刘蒙在回忆中曾提到刘伯承称李广的作战方式为“浪战”，认为程不识领兵“非常严谨，作战细致”，并批注其“刁刀谨言，从不失手”等，此类关于古代兵书的批注，在全部捐赠书籍中也有很多，不胜枚举。

这批捐赠书籍及批注，是关于刘伯承生平及军事思想的重要史料，值得我们认真整理研究。

杨山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