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润明

■唐润明

8月，是重庆最为酷热的月份。但在80年前的1933年8月，偏处中国内陆、长时期处于军阀混战的重庆，却迎来了其历史上的第一个科学的春天。这就是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享有盛誉的“中国科学社第十八次年会”在重庆的举办。此次会议的成功举办，在改变国人对四川看法的同时，也促进了四川人对科学的认识与兴趣；更为重要的是，此次会议打开了四川长期封闭落后的大门，引起了国人对四川的关注和重视，为国民政府确立四川为抗日根据地起到了先导和奠基作用。策划、主持此次会议的，是我国著名的爱国实业家、时任民生公司总经理、中国西部科学院院长的卢作孚。

卢作孚诚邀中国科学社入川开会

在中国历史上，四川既享有“天府之国”的美誉，也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诟病。“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特别是进入民国后，四川长时期陷入军阀混战的泥沼，使经济社会遭到极大破坏，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田赋预征一年多达十几次，有的甚至预征到了20世纪90年代，广大的四川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生活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一大批仁人志士，高举“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大旗，力图改变四川的这种局面，合川人卢作孚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卢作孚早在“五四”运动时期即深受“发展科学”这一口号的影响，认识到科学对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并梦想有朝一日能在四川建立起自己的科研机构。1927年，卢作孚出任四川“嘉陵江三峡地区防务局”（简称峡防局）局长后，开始将其梦想逐步转化为现实。1930年3-8月，卢作孚率领峡防局、民生公司、川北铁路等4个单位的10余名人员赴江浙、上海、南京、青岛、天津、北平、东北等地考察，时间长达5个多月。考察途中，卢作孚既看到了科学进步如农田灌溉机、改良棉种等给江南地区经济社会带来的进步与发展，也看到了日本、德国等国对科学的重视及其所取得的成效。在此前后，卢作孚还频频与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所长秉志、浙江省建设厅农林局局长钱天鹤、清华大学代理校长兼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翁文灏、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董事会干事长任鸿隽等或见面长谈，或书信往还，畅谈在四川建立科学院的看法和设想，商洽延聘、选派有关科研人员的合作事宜，购置相关的设备与仪器，并得到了这些著名科学家以及科研机构的赞同与支持。可以说，卢作孚此次出川考察及其对科学的认识、与众科学家的频繁交往，为两年之后中国科学社第十八次年会在重庆的召开奠定了人脉基础。而1930年9月“中国西部科学院”的成立以及在此前后与中国科学社的多次成功、友好合作，则为中国科学社第十八次年会在重庆的召开创造了有利条件。

中国西部科学院是中国西部地区第一个综合性的自然科学研究院。以“研究实用科学，辅助中国西部经济文化事业之发展”为宗旨，下设生物、理化、农林、地质4个研究所，并附设有博物馆、图书馆和兼善中学等。科学院成立后，与中国科学界特别是与有着长期合作关系的中国科学社的交往日益增多。在获悉中国科学社内部有人动议在四川举行年会后，卢作孚认为这是打开四川科学之门、促进四川科学进步的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时机，遂以中国西部科学院院长的名义，于1933年初致函中国科学社，诚挚地邀请其将年会放在北碚的温泉公园举行。信的全文如下：

贵社年会有在四川开会之议，同人闻之，不胜惊喜。窃四川居长江上游，扼西南险要，天产丰盈，山川秀丽。徒以偏在西陲，学者裹足，文化迟滞，产业不兴，此诚吾国之大不幸也！贵社为吾国科学泰斗，文化先锋，行旗所诣，风气为开。敝院同人谨代表吾川学术界人士以至诚欢迎贵社在嘉陵江温泉公园开会。此地为川中名胜，重庆近在咫尺，风景宜人，交通便利。倘蒙俞允，敝院同人当尽棉薄，以供驱使，凡舟车所及之处，名山古迹之区，足供贵社社员诸公之鉴赏者，概由敝院竭诚计划，以资游览。深盼贵社不辞蜀道之难，惠然莅止，敝院同人实不胜荣幸感激之至也。

卢作孚对科学的热爱与诚挚，深深地打动了中国科学社的同仁，而四川丰富的物产及众多的资源，又引起了科学家们极大的兴趣。于是，1933年3月3日，中国科学社社长王琎回信给卢作孚，同意中国科学社年会在重庆召开。信中称：“前奉大缄，祗悉壹是。承贵院邀往四川举行年会，曷胜庆幸。兹经本社理事会议决定，今年年会于八月十八日起，在重庆一带开会，以副盛意。”在解释为何同意在四川举行年会的原因时，王琎称：“敬谂贵院热心科学，倡导群伦，颇与敝社主旨吻合，更期供策进行，以达传播科学之使命。”其他的中国科学社成员，如秉志、胡先骕等，也表达了愿意入川参会的愿望，并称：“科学社今年年会决定在川举行，届时同人来贵省当甚多，望能于贵省之科学教育有所裨益也。”如此，中国科学社在四川举行年会一事，就在卢作孚的努力下，成为了现实。

周详、精细、严密之筹备

中国科学社，原名“科学社”，是中国最早的现代科学学术团体，由任鸿隽、秉志、杨杏佛等人1915年在美国康乃尔大学创立，以“联络同志，研究学术，以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为宗旨，在中国科学界极具权威和影响力。1918年，中国科学社迁回国内，并按其章程，每年定期举行年会，但这些年会大多是在东部的上海、南京等大城市举行。在重庆举行的第十八次年会，是该社有史以来第一次在中国内陆举行，也是“整个中华民国当中的学术团体到四川来的第一次”。

考虑到卢作孚在邀请中国科学社入川举行年会中的特殊贡献及其在举办年会过程中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科学社在年会开始之前，推举卢作孚为本次年会的会长（四川善后督办兼21军军长刘湘为名誉会长），全面统筹、主持此次年会。

此次来渝的大都是当时全国著名的科学家，人数众多（正式注册的有118人，连带随员、眷属等多达150余人），加之四川长达数十年的内战刚刚结束，秩序尚未完全恢复，为此，卢作孚不辞辛劳，往返于重庆、上海、成都各地，多方协商，并率领北碚各方做了大量工作，如成立招待委员会、引导委员会，修缮道路，清洁街面，准备会场与宿舍，翻印各种材料，缮写张贴欢迎标语等等。用当时媒体的话说，就是“事前于招待方面、设备方面及事业成绩方面当有一番亟周详之准备工作，亟精细之布置工作，亟严密之整理工作。是故连日招待委员会各股职员，时而小组会议，时而联席会议，时而温泉，时而北碚，时而重庆，莫不终日碌碌，汗流浃背，其工作之紧张可想见矣。”长时期的超负荷工作，让卢作孚积劳成疾，肠胃病、痔疮相继复发。8月10日，卢作孚刚从汉口回到重庆，中午12时又包车赴成都，“行至途中，肠胃病发了，而且呕吐得十分厉害。虽则如此，但是亦不愿停顿，最凶时下车休息片刻而已”。8月15日晨，卢作孚又风尘仆仆地从成都返回重庆，导致痔疮复发，“要走路的工作虽然做不得，但是不动步工作仍然要做”。是日晚7时，中国科学社社员60余人乘民贵轮抵达重庆，作为年会会长的卢作孚，又不得不强打起精神，率人前往迎接。

在迎接各位科学家入川途中，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从中可见卢作孚对此次会议的重视和真诚。

此次入川开会的是当时中国一流的科学家，他们对卫生、饮食等有着特别的重视和特殊的要求，所以，在7月28日的年会预备会上，中国科学社成立了专门的“卫生委员会”，并决定“船上饭食及一切卫生事宜，概由该会监督”。在民贵轮还未到上海时，中国科学社“总干事杨允中先生及其他社员，深以船上设备恐有不周，饮食寝处恐有不洁为虑。盖据该社历次经验所得，华商轮船多不注意及此”。不料，参加了预备会的卢作孚是个有心人，专门让人对民贵轮的浣涤、沐浴、厨房、厕所等处作了认真打扫，并命船主和经理随时进行严格检查，长期保持。当民贵轮抵达上海后，杨允中总干事急忙上船检查，在检查完整个轮船的各个方面后，“始讶该轮之整洁有出人意料者，尤以统舱之了无尘垢，为他轮所不及。于是快然浣曰：此定可饜同人之望也”。各社员上船后，也感觉一切方便如意。“卫生委员会”各委员上船后，“见船上自身认真督察，整理有方，竟有‘无所用之’之感”。除此之外，该轮还准备有各种棋具、图书及无线电收音机等，“以供乘客娱乐消遣之用”。

科学的盛会

从8月17日起，中国科学社第十八次年会正式在重庆及北碚两地举行。因王琎、杨允中、胡刚复、秉志、杨绍曾、张洪沅、张凌高、马寿徵、柳无忌等数十名当时中国国内各界的著名科学家都注册参会，此次年会也被称为该社成立以来的第二次盛会。

8月17日上午，中国科学社第十八次年会在重庆两路口川东师范学校（今重庆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了开幕典礼。典礼由何鲁主持，中国科学社社长王琎在开会词中对该社的主要工作作了说明：“第一注意高深研究，第二普及科学知识，第三联络各界与社会合作。”第21军军部代表、政务处处长甘典夔在致词中也对中国科学社提出三点希望：“第一帮助川省调查富源，改良实业；第二帮助川省改进科学教育；第三希望将科学知识输入军人脑筋，趋向建设事业。”下午为专题演讲，分别由医学博士伍连德在青年会讲《生活、健康与财富》，生物学博士秉志在川东师范学校讲《生物科学教育》，植物学专家马心仪、生物学专家胡步曾分别在市商会讲《植物学与人生》、《四川农村经济复兴问题之讨论》，每处听众均多达五六百人，于科学落后的重庆进行了一次高规格的科学知识宣传和普及教育。

18日上午，与会代表又在年会会长卢作孚的带领下，乘民生公司专轮民福轮，于下午2时抵达北碚，旋即移师北碚温泉公园，并于是日下午举行了中国科学社第十八次年会第一次社务会议，听取并讨论了该社的各种报告，选举了该社新一届理事——翁文灏、赵元任、任鸿隽、竺可桢、秉志、胡刚复、李四光等7人当选。

8月19日上午，全体与会人员分乘200架滑竿、分20组游览素有“川东小峨嵋”之称的缙云山，游览队伍“蜿蜒如蛇，长约二里”，从而形成了缙云山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盛况”。下午，中国科学社第十八次年会在缙云寺大讲堂举行第二次社务会议，决定卢作孚、任鸿隽等8人为中国科学社社刊编辑，同时选举该社的下届司选委员和查帐员，讨论修改章程，并讨论通过了各社员的提案及中国科学社向中国西部科学院赠送永久纪念物的决定。

20日上午，中国科学社第十八次年会在温泉公园临时大礼堂举行论文宣读大会。此次会议共收到马寿徵、钱崇澍、秉志、华罗庚等人提交的论文42篇，多为各会员的呕心之作。宣读论文完毕后，与会人员又在卢作孚等人的引导下，分别参观了北碚的各项建设与设施，如地方医院、民众教育馆、嘉陵江日报社、中国西部科学院、公共运动场、三峡染织工厂、农村银行等。下午5时，与会人员在露天会场举行公开演讲，马寿徵讲《由中国化学肥料问题说到农村复兴》，陈燕山讲《改进中国棉业之重要》，李永振讲《农业改良》，听众多达200余人，“极能引起地方人士之注意”。

21日起，参加中国科学社第十八次年会的一部分社员继续在北碚各地参观，一部分乘轮返回重庆再各返原籍，大部分社员则应四川善后督办刘湘、20军军长杨森之邀，赴川西各地参观考察，并与刘湘、杨森等会晤，商谈四川建设计划。随后，部分社员又赴新都、广汉、广安、彭山、眉山、青神、夹江、峨嵋、嘉定（今乐山）、叙府（今宜宾）、泸州等地参观考察，所到之处，均得到了四川地方当局及社会各界的热情接待，社员们也实地感受了四川丰富的物产、壮丽的景观、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以及四川人民的勤劳。9月8日，参加考察的中国科学社社员由重庆搭民宪轮返上海。

卢作孚以其周到、热情的服务，受到中国科学社社长王琎、总干事杨允中的称赞：“敝社本届年会在温泉举行，辱承贵院代为布置一切，招待优渥，设备周至，使本会得以进行顺利，同人等咸有宾至如归之乐。斯会之盛，实拜贵院之赐也。”

开四川之门户，引举国之关注

1933年8月在重庆举行的中国科学社第十八次年会虽然前后只有短短6天时间，但它既是民国以来全国性学术团体在四川乃至整个中国西部地区举行的第一次科学盛会，也是四川在连绵不断的内战刚刚结束、外界人士对四川有着种种片面认识的历史背景下举行的第一次全国性会议，无论在中国科学史上或是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都有其重要的意义。

中国科学社第十八次年会的召开，打开了封闭已久的四川大门，吸引了国人对四川的关注，改变了国人对四川的看法。此前，大多外省人“向来就不明了四川的内部情形，常常是把四川当作野蛮的社会看待，而且是传说得非常之神秘，于是乎惹来一般想到四川来的人，都不敢到四川来了。认为现在的四川当中，找不出一个好人，找不出一块好的地方，尤其是在驻有军队的地方，更是糟糕得厉害，总认为四川是一个莫有办法的四川了”。中国科学社的100余位科学家到重庆来开会，而且在入川途中和开会之后还参观考察了四川的数十个县份，了解了入川道路——长江三峡之险，看到了四川风景之美丽，认识到了四川物产之丰富和建设之努力，如“内江产蔗糖极富，土法榨糖厂遍地皆是”，新都、广汉“两县物产丰富，建设颇有可观，而宝光寺之古刹与桂湖之植树，尤为雄壮幽美。广汉公园及工厂，俱布置有方”。除此之外，他们还从北碚的建设与进步中，看到了未来四川的希望：“北碚本为一小村落，自卢氏经营后，文化发展，市政毕举，实国内一模范村也。”该社总干事杨允中在会后谈及对北碚的印象时则称：“江苏有南通，四川有北碚。南通之建设固是完备，如同北碚之精神上之建设，视之南通更为完备，且精神之建设较之物质之建设尤为长久。”

正如卢作孚在总结中国科学社第十八次年会的意义时所说：“今天以后，我们有了这样大的一群中国学术上、教育上有地位、有声誉的人来替我们把四川近年的真相介绍出去，使外间的人了解我们四川内部的真实情况。”这些科学家们的看法与宣传，必将影响到整个国家与社会的看法。

1933年以后，中国工程师学会、中国经济学会相继组团到四川考察，并于考察结束后写出详细的考察报告，提出对四川的看法与意见呈政府当局参考。著名教育家、冶金学家、中国工程师学会四川考察团团长胡庶华在1934年10月写的考察报告中，称四川为“西南堂奥”，是未来中国重工业“最适宜之地点”，“且以天时地利两擅优胜之故，可为将来复兴整个中华民族之根据地”。胡庶华最后希望：“愿吾国人毋忘四川，更愿四川不失其为民族生命线之四川也。”有的考察团成员还撰写游记，发表于全国各大报刊上，从而引起国人对四川的极大关注。这为后来国民政府确立四川为抗日根据地奠定了理论和舆论基础。

中国科学社第十八次年会的召开，在重庆乃至全川掀起了一股普及、宣传科学知识的高潮，促起了四川人对科学的极大兴趣。中国科学社第十八次年会以“传播科学、宣传科学”为主旨，所以无论是在年会召开之前、之间、之后，还是在年会之内、之外，重庆乃至四川到处弥漫着科学的氛围。诸位科学家的论文、演讲、谈话固不用说，是在传播科学知识，北碚会场的布置也完全围绕“科学”这一中心议题。如大会招待委员会扎的4个门坊，3个都直接与科学有关：嘉陵江路口的上书“普及科学的运动”；新营房门前的横书“运用科学方法”，左右两边分别写着“物质方面发展国内交通，促进国内生产；精神方面改善社会生活，建设社会秩序”；图书馆门前的则写有“思想科学化”5个大字。除此之外，各个单位为迎接年会举行所绘制的标语，不仅大多与科学宣传、科学普及有关，而且还能结合各自的工作实际，提出不同的口号，如峡防局的“训练青年，以科学的方法为人，以科学的方法救国乃至于救世”；中国西部科学院的“用科学方法寻求中国西部的出产，从地质研究上寻求地下的出产，从生物研究上寻求地上的出产”；三峡染织工厂的“提倡以科学方法生产”、“提倡以科学方法训练工人，以科学方法管理工厂”；峡区民众办事处的“增加民众科学的常识、科学的技术”，“以科学方法训练民众解决当前问题，领导民众开辟未来道路”；北碚农村银行的“我们要以科学方法调查农村经济、发展农村经济”，“我们要以科学方法研究农民生活、指导农民生活”；还有其他机关的“现代的两大文明：科学的物质建设，科学的社会组织”、“以科学的信仰替代迷信”等等。所有这些，既表达了人们对科学的崇敬与渴望，也营造了有史以来四川地区未曾有过的科学氛围，对人们进行了一次高规格、大范围的科学教育与科学宣传。

与此同时，人们还认识到了科学对于国防的重要意义。《嘉陵江日报》在1933年8月18日发表的《欢迎中国科学社》一文中称：“有人云，中国抗日应有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即在前方实际作战者，第二道防线即国内之矿山工厂，第三道防线筑于化验室中，而由各科学家巩其后方。”又称：“近代文明各国之日渐趋乎强盛，莫不以科学是赖。盖科学在任何环境皆处于领导地位，而非被动的。是故一个科学昌明的国家，其国之文化建设兵力……必随之而厉进。”文章将中国与苏联、日本进行对比，认为中国“幅员虽阔，实不啻砧上之肉，任人盘踞；人口虽众，却难敌区区倭寇，任其掳杀；宝藏虽富，则从不从事开发，反求于外。”而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胥科学不发达之故也”。因此，“中国所有用的方面之开辟、建设、发明、开采等工作，非科学莫属；而领导中国进入强盛之途的，也非科学莫属”。应该说，在80年前僻处西南的重庆，能对“科学”有如此清醒、重要的认识，是十分难得，也是十分可贵的。而究其原因，不能不说是与中国科学社第十八次年会的召开有着密切关系。

杨山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