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朝继

（西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兰州730030）

0 引言

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扩招，高等教育人口规模占总人口比例不断提高，熟练劳动力比重提升。同时，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逐步显现，中国人口结构发生改变，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口（15-24岁）显著减少（见图1），熟练劳动力所占比重进一步提升。在熟练劳动力比重不断提升背景下，熟练劳动力相对于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溢价”能力在下降，与非熟练劳动力存在“用工荒”相对应，普遍存在的大学生“就业难”就是明证。此外，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生育率的下降，教育投入的快速增长，使中国人均受教育年限不断提升，非熟练劳动力快速下降。在此背景下，如何使中国的技术选择顺应熟练劳动力比重不断提升的趋势，反映要素禀赋的变化，成为本文研究的重点。

图1 15岁-24岁人口

1 理论分析

我们在Acemoglu(2002)模型简化修改基础上，分析劳动力结构变化、资本劳动比变化对技术进步方向选择产生的影响。

假定经济体中代表性家庭相对风险回避系数不变的效用函数为：

I表示投资，R表示研发支出；YU表示总产出中低技能劳动力的产出水平，YH表示总产出中技能型劳动力的产出水平，γ表示总产出中低技能劳动力产出所占比率；μ表示低技能产品产出与技能产品产出替代率。

假定产出分别由低技能劳动力、技能劳动力与相应的中间产品生产而得，则：

其中，α∈(0,1)表示总的中间产品与劳动力之间的替代弹性；MU、MH分别表示低技能劳动力、技能劳动力对应的中间产品，MU、MH种类的增多表示了技术进步。

均衡条件要求，在中间产品种类给定条件下，为使技术生产者利润最大化的要素价格和中间产品价格。假定产品市场是竞争性的，市场出清要求，技能产品与低技能产品相对价格如下：

其中，pH、pU分别表示技能劳动产出品、低技能劳动产出品价格。以最终产品为计价物，可得：

在产品市场竞争性条件下，低技能劳动力密集部门利润最大化行为如下：

其中，XU(j)表示低技能中间产品价格。（7）式一阶条件，可得中间产品需求为：

命题1：当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替代性较强时，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比的上升将使熟练劳动力技术增进型技术进步取得较高收益；当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存在显著互补性时，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比上升将使非熟练劳动力增强型技术进步取得较高收益。

依据（2）—（14）式的分析，同理，我们可得资本增进型技术进步与劳动增进型技术进步相对收益为：

其中，VK、VL分别表示资本增进型中间产品收益与劳动增进型中间产品收益；λ表示资本型最终产品生产比率；MK、ML分别表示资本型中间产品和劳动型中间产品种类；σ表示资本型最终产品与劳动型最终产品替代弹性；κ表示要素替代弹性。

命题2：当资本与劳动力替代性较强时，资本劳动比的上升将使资本增进型技术进步取得较高收益；当资本与劳动力之间存在显著互补性时，资本劳动比的上升将使劳动力增强型技术进步取得较高收益。

2 经验分析

我们通过测算技术适宜度，分析中国技术选择随要素禀赋变化情形。我们拟用制造业资本—劳动比相对于整体经济的资本—劳动比衡量技术适宜度。为测算中国制造业技术适宜度，我们借鉴林毅夫（2002）测度发展战略所用方法，经过计算，中国近30年技术适宜度（见图2），技术适宜度数值越低，反映制造业与整体经济水平资源禀赋越一致。在近三十年中，中国制造业的技术进步呈现符合中国要素禀赋的特征，但这一趋势在2004年发生转变，制造业的资本密集度快速上升。

图2 技术适宜度变化趋势

图2的技术适宜度变化趋势表明，2004年技术适宜度发生转折，此后制造业的资本劳动比快速上升，反映了中国经济资本深化的特征。2004年之后，中国开始出现局部“用工荒”（蔡昉，2007），非熟练劳动力工资水平开始快速上升，但是劳动报酬占GDP比率并未上升，以职工工资占GDP比率为例（见图3），2003之后一直处于较低水平，2009年开始有上升趋势。原因在于，工资水平的上升具有两种效应，短期内将提高劳动报酬份额，长期将激励企业采用替代劳动的生产技术，使劳动报酬份额下降（Blanchard,1997；Kiley，1999）。图2表明，制造业资本劳动比快速上升，说明在中国制造业的技术选择存在资本增进型技术进步的特征。陈勇、唐朱昌（2006）的研究也表明，中国工业行业的资本深化对技术进步存在促进作用，但是，技术进步并不是资本深化的Granger原因。

当前，中国经济的技术进步方向选择再次进入关键点，2009年开始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快速上升，“用工荒”蔓延；同时，人口结构在2010年前后也发生改变，新进入劳动市场的人口开始快速下降（蔡昉，2010）。非熟练劳动力工资水平快速上升，将改变部分劳动密集型行业的竞争优势，尤其是纺织等工资份额占产品成本较高的行业，这些行业的升级、转型已成为必然趋势。同时，中国也将逐步丧失曾作为经济增长引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优势，尤其是以赚取加工费为主的加工贸易形式将更加难以维持，相应的贸易结构也将发生调整，出口将向更具技术复杂度、资本密集度的产品转型。工资水平的上升有利于中国向内需型经济转变，提高消费在产出中的比重。同时，贸易结构的改变，将减少中国同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问题。

不过，在中国产业转型和贸易结构转变的过程中，尤其应注意避免资本增进型技术进步，研究表明资本增进型技术进步（Acemoglu,1999,2002）、资本产出比的提升和劳动力市场冲击（Bentolia and Saint-Paul,2003）都将不利于劳动报酬份额的提高，这对中国已处于较低劳动报酬份额国家尤其值得注意。我们应通过促进熟练劳动力增进型技术进步，扩大中国经济对高素质劳动力的需求，激励经济主体的人力资本投入，为产业结构升级和向产品价值链高端迈进创造有利条件，促进中国经济向内涵式增长方式转变。同时，通过向熟练劳动力增进型技术进步，而非资本增进型技术进步，提高劳动报酬份额，改善中国的收入分配状况，促进经济持续增长。

图3 职工工资占GDP比率

3 结论及政策含义

本文的研究表明，一个国家在技术进步方向选择上，应与本国资源禀赋相一致，这样才能促进经济持续增长；技术进步方向的选择，影响一个国家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将降低劳动报酬所占份额。当前，中国劳动力供给由无限向有限转变，剩余劳动力逐渐消失，人口年龄结构发生转变，熟练劳动力比重显著提高，中国技术进步的方向应由非熟练劳动力增进型技术进步向熟练劳动力技术进步转变，同时避免资本增进型技术进步，提高劳动报酬所占GDP份额。

中国近30年经济增长的路径表明，引进与本国要素禀赋和需求状况相匹配的技术水平，有效地促进了工业部门的成长，进而带动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当前，“刘易斯拐点”临近，剩余劳动力逐步消失，中国的劳动力结构发生转变，熟练劳动力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中国的技术选择已到转折点。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比较优势，将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更具技术复杂度的产业转移，有利于中国的加工贸易升级和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我们应注重适应熟练劳动力结构的技术进步，促进熟练劳动力内部的技能升级，为产业结构升级创造条件，支持中国经济在未来一段时期的持续增长。中国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一方面应充分利用国际技术前沿范围内的技术，将其改造为适应当前中国熟练劳动力占主体的技术，充分利用较低的创新成本实现较高的效益；另一方面，我们也应注重在引进技术过程中核心的关键技术的创新和掌握，实现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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