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 辉（北京外国语大学 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北京 100089）

作为我国的一门传统学术，易学在宋元时期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大量的易学典籍纷纷涌现。这些典籍不仅在易学方面具有很高的价值，而且在目录学方面，其价值也极为可观。这一时期的学者们出于总结前代学术的需要，在撰述易学著作时，往往都会特辟一个部分来记述前代的易学典籍，其中较为典型者，宋代有冯椅《厚斋易学》中的《先儒著述》，而元代则有胡一桂《周易启蒙翼传》中的《传注》、俞琰《读易举要》中的《魏晋后唐宋以来诸家著述》，以及董真卿《周易会通》中的《古今名贤》。从目录学的角度来看，这些部分都已具备了易学书目的性质，并体现出较高的目录学价值。

1 易学专科目录的构建

所谓专科目录，即是“把某一专门学科有关书籍编制起来的专目”。［1］这种目录形式在宋元时期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但此前学者在谈到这一时期的专科目录时，大多只涉及史籍目录、子学目录、文学目录、金石目录等内容，而易学目录则很少有人提及。实际上，上述的冯椅《先儒著述》、胡一桂《传注》、俞琰《魏晋后唐宋以来诸家著述》、董真卿《古今名贤》，都可以视为较为完善的易学专科目录。这一论断主要基于以下四点理由。

首先，从内容来看，四家均在采集前代目录与自行搜集的基础上，集中著录了从古至今的大量易学典籍。如冯椅《先儒著述》，搜集《隋志》《唐志》《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中兴馆阁书目》等目录中的易类典籍，共收录自汉至南宋中期的易学著作130余家。胡一桂《传注》，所采者主要为“唐宋《艺文志》《唐五行志》晁氏德昭《郡斋读书志》、郑氏渔仲《通志》”，［2］同时又加以自行搜求所得者，总共著录自汉至宋末的易学典籍300余家。俞琰《魏晋后唐宋以来诸家著述》，其内容主要来自于“晁公武、陈振孙两家”，［3］所收易学典籍的时代由魏晋至宋末元初，共计130余家。董真卿《古今名贤》，则本之于胡一桂之《传注》，而加以损益去取，最终著录从汉代至元中期的易学著作约200家。这种对前代易学典籍的集中著录，使以上四者首先在内容上就体现出易学专科目录的特色。

其次，从著录典籍的方式上来看，四者对其所著录的典籍，大都作有提要或附注以概述其情况，这也使其带有了浓厚的解题目录的色彩。如冯椅在著录王安石《易解》时，即作如下形式：

王荆公《解》 《中兴书目》：《易解》十四卷。《读书志》云：《易义》二十卷。建本二十七卷。本朝司空王安石撰。安石字介父，临川人，始封荆公，后封舒王。有上下经至《杂卦》，外有《卦象论》，统解易象。《读书志》云：介父《三经义》皆颁学官，谓之“新经”，独《易解》自谓少作，不专以取士。故绍圣后复有龚原、耿南仲，三书偕行于场屋。［4］

在这一著录中，“王荆公《解》”为其所著录的著作；“《中兴书目》：《易解》十四卷”云云，为该书的提要；“《读书志》云：《易义》二十卷。建本二十七卷”一句，则为小字夹注。这种既有提要，又有附注的著录方式，鲜明地体现出了其解题目录的特色。其余各家的著录，虽然形式上不尽如冯氏之规范，但仍保持了解题目录以提要来概述所著录的典籍的基本特点。如董真卿在著录傅立《易学纂言》时作如下形式：

傅氏立，权甫，初庵。饶州德兴人。仕至正奉大夫、集贤院大学士，赠荣禄大夫、柱国、饶国文懿公。御赐宋金内府《易》书数千卷，以其意授同里王奕复初，摘其正大合理者一百二十家，彚为一编，名《易学纂言》，十八卷，无《系辞》以下。元贞乙未自序。［5］

此处董氏的著录，乃是用一段文字将作者情况与著作情况进行总体叙述，而其所要著录的典籍，即包含在这一段文字中。书名和提要混于一处而不分，从形式上来看显得较为随意一些。但就其内容来看，则与一般的解题目录中的提要并没有太大区别，完全可以视为解题目录的另一种形式。这种对解题目录形式的采用，也使得冯椅等四人的著作，在体例上更加接近于目录著作。

再次，从典籍的编排方式来看，四家在排列所收录的典籍时，大都有一定的规范，其编排也大多较为细致，符合专科目录的规范。例如，胡一桂在《周易启蒙翼传》的《传注》篇中，即将所搜集到的易学典籍，按时代划分成“周汉”、“魏吴”、“晋”、“宋齐梁陈元魏”、“唐附五代”、“宋”等六个部分。在“宋”之后又设“宋不记何朝者”，著录产生于宋代，而具体朝代不可考的著作；又有“《艺文志》不载姓氏者”，著录《宋中兴艺文志》中有书名而无作者的著作；“郑氏《通志》不载何代者”，著录《通志·艺文略》中时代不可考的著作；“杂见旁证”，著录冯椅《先儒著述》中列出的著作无考的学者。冯椅之《先儒著述》，虽然没有像胡一桂那样，对所著录的典籍进行明确划分，但从其整体来看，则似乎暗分为两个部分。自“关子明《传》”以上，著录的是对《周易》进行注解的较为正统的著作；而自“关子明《传》”以下，则主要著录非《易》之本旨的一些易学支流著作，如筮法、易图、数学之类。其余的俞琰、董真卿二家，对典籍的排列则主要依据时代先后，早出者在前、晚出者在后，有条不紊，井然有序。由此可见，冯椅等四家对易学典籍的著录，并不是简单地将所搜求到的典籍堆积于一处，而是进行了较为认真的整理与编排，使其著作成为较为规范的易学专科目录。

最后，四家在编制目录的过程中，还对易学专科目录的功用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理论认识。这一点同样集中表现在胡一桂之《传注》中。按照胡氏的论述，其编制易学专科目录的作用主要有两点，一是著录前代的佚书，二是总结前代易学发展大势。对于其第一方面的作用，即著录佚书的功用，胡氏叙述说：

愚合唐宋《艺文志》、《唐五行志》、晁氏德昭《郡斋读书志》、郑氏渔仲《通志》所载《易经》注解，及愚收拾所得，在诸《志》外者，互相参订，件列于左，通计三百余家。有见之者曰：其间往往固多有其义而亡其辞。愚应之曰：岂唯是哉！辞义俱亡者，且不止过半矣。然而儒先苦心劳思，神交羲文周孔于数千百载之上，而为之辞者，固不幸影响无存，至于今日，乃复得彚登简册，将昭示海内，使观者景慕慨想，欲一伏诵而不可得者，甚于其书之存者焉，岂不犹愈于人与辞义俱湮没而无闻者哉！［2］

此处胡氏提出，其所编制的易学专科目录的一个重要功用，即是著录前代“辞义俱亡”的佚书，使其能够在目录著作中留下一定的线索，不至于“人与辞义俱湮没而无闻”。可见，胡氏对目录著作保存佚籍的作用，是有着较为清楚的认识的。而对于易学目录的第二个作用，即总结前代易学发展大势的功用，胡氏的认识也较为明确。在《传注》篇末尾，胡氏首先概述了其编制易学书目的过程，而后在此基础上归纳出前代易学著作的总体特点：

大抵义理文辞胜，发挥卦爻象数变占者，寥寥间见。魏晋以下，谈玄无庸论矣。［2］

按照胡氏的看法，其所著录的300余部易学著作，大多数都偏重于疏通文意、讲明义理，对《周易》象数之学进行讨论者很少。特别是自魏晋之后，王弼之玄学易盛行，学者们溺于谈玄，象数之学更无人问津。这一看法是否正确，姑且置而不论，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重义理而轻象数的特点，是胡一桂通过对前代易学著作的著录而总结出来的，实际上已经达到了因目录以求学术的目的。

总之，通过以上四个方面的论述，可以看出，冯椅等四家的著作，在内容上广泛著录前代易学典籍，在形式上体现出解题目录的特色，在典籍的编排上较有条理，此外对其著录易学典籍的作用也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从各方面来看，都符合目录著作的标准，应该被认定为易学专科目录。这一认定在专科目录学史上，可以说具有重要意义。此前学者在讨论专科目录中的专经目录时，大多以清初全祖望《读易别录》为始。如姚名达先生即说：“其专录一经之书者，雍乾间，有全祖望之《读易别录》。”［6］但实际上，《读易别录》著录的只是前代目录中“名虽系于《易》而实则非”［7］的著作，如纬书、占筮、天文、律历、医家、道家之流，其目的在于将这些依附假托于《周易》的著作，从易学的范围内剔除出去，而并非是对前代所有的易学著作进行全面著录。同时，其著录典籍时仅用附注，而未撰写提要，也使其体制稍欠完备。相比之下，冯椅等四家易学专科目录的出现，一方面使得专经目录诞生的时间由清初提前到了南宋，另一方面，其对前代易学典籍的广泛著录与提要的撰写，又使其显得比《读易别录》更加完善。其在专经目录发展历史上的价值，是不容忽视的。

2 易学典籍提要的撰写

提要是目录著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通过简短的文字概述一部典籍的内容与作者的大致情况，并评价其特点与不足，可以说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宋元时期，冯椅等人在编制易学专科目录时，同样也很重视对提要的撰写，其目录学价值的另一个方面，也正在这些提要上体现出来。

从内容上来看，冯氏等四家著作中的提要，并非全部由其自撰，有不少都是沿袭自《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中兴馆阁书目》等前代目录著作。如冯椅在著录《周易正义补阙》时，即引《崇文总目》曰：“不著撰人名氏，自谓禆颖达之阙，盖出于近世云。”［4］而俞琰在著录阮逸《易筌》的时候则说：“太常丞建安阮逸天隐撰《易筌》六卷，每爻各以一古事系之，颇多牵合。”［8］与《直斋书录解题》的记载完全相同，可见当是转录自《直斋书录解题》。但除了直接采用前人已有的提要之外，冯氏等人所自撰的提要数量也不少，其内容约可分为以下六类。

2.1 记序跋

冯氏等四家在撰写提要时，很注重对所著录的易学典籍的序跋的采录。例如，冯椅在著录兰廷瑞《渔樵易鉴》、赵善誉《易说》、关子明《易传》等著作时，都摘录了其序言。胡一桂在著录东乡助《周易物象释疑》、陆希声《易传》、陈抟《易龙图》、郑刚中《周易窥余》、曾穜《大易粹言》、刘弥邵《易藁》等书时，均采录了其序文；于麻衣道《正易心法》、李椿《观画所见》，则载朱子之跋，李衡《易义海撮要》载周汝能、楼锷跋，魏了翁《周易集义》载方回跋。此外，对东乡助、宋咸、白云子、王皙等人所著之书进行著录时，还登载了蔡攸进书的表文，于张行成所著诸书，则载其《进易书状》。俞琰亦于李心传《丙子学易编》载其自序，于项安世《周易玩辞》摘录乐章之跋。此外，有时其虽不采序跋原文，但却会注明所著录的易学典籍有无序跋，以及序跋的撰者和年代。如董真卿在著录张清子《周易本义附录集注》时，即注明其有“大德癸卯自序”；［5］而在著录胡炳文《周易本义通释》时，则注明其有“延祐丙辰大梁郭郁序”。［5］由于序跋通常都能反映出一书的大致内容、学术特点、作者情况、成书时间等信息，因此在提要中登载一定数量的序跋，或注明序跋的情况，无疑会增加提要的学术性。

2.2 记作者

总体而言，宋元四部易学书目对作者的情况都较为重视，在此方面常常有较为详细的记述，其内容一般包括字号、籍贯、仕履，有的还记载其学术渊源与其他著作。如冯椅记李光曰：“庄简名光，字泰发，谥庄简。绍兴中谪岭南，著书十卷，自号读易老人。淮漕钱冲之序其后云。其学自刘元城，元城名安世，字器之，学于司马君实。”［4］胡一桂记徐直方曰：“初特补迪功郎，咸淳三年进《易解》，后除正言、江东宪。名直方，字立大，号古为先生。父讳元杰，绍定壬辰状元，尝从董盘涧学。”［2］俞琰记吕大圭曰：“温陵吕大圭，字圭叔，自号朴卿，泉州德化人……淳佑丁未黄甲及第。”［8］董真卿记熊禾曰：“熊氏禾去非，勿轩先生，晚号退斋，建安人。登宋咸淳甲戌第，迪功郎，邵武军司户。其学得之徐进斋及永嘉刘敬堂。经济之学有书四篇，曰农、礼、刑、兵，藳粗定而无传，今所行世者，《标题四书》及此《易说》数段。又有《诗选正宗》等编，杂文多见《翰墨全书》。”［5］这些著录保存了大量有关作者生平的资料，也成为后人考证相关人物的重要依据。

2.3 记版本

与对作者生平的著录相比，冯椅等四家对所录之书的版本情况记述得较少，但也有一定程度的涉及。如冯椅在著录李宏《易解》时即曰：“蜀合小舟、芸阁三家解刊之，共三十卷。”［4］此即注明了蜀本《三家易解》的版本情况。胡一桂在谈到陈瓘《易说》时，先引冯椅之说，以其书名为《易全解》，且不止一卷，而后自加按语曰：“刊本只题云《了翁易说》，亦不分卷。其子正同，绍兴十二年知常州，刊于官舍。”［2］亦是对陈氏之书版本的记述。俞琰在记吴如愚《准斋易说》时，则说：“德祐以来，刊板尚存，今在平江严达夫家。又有《准斋明象》一卷，嘉熙元年，门人王致远既板行矣，淳佑壬寅，临川罗愚重刊于广西漕司。”［8］此是因谈及 《准斋易说》，而并及 《准斋明象》的两个版本。董真卿记魏了翁《周易集义》时亦说：“仲子克愚知徽州，刊于紫阳书院，至元戊子补刊。”［5］记明了魏氏之书的初刻本和补刻本。这些对版本的记载，虽然内容相对较少，但由此可以看出，冯椅等人对版本问题还是给予了一定程度的关注，而其记载也成为后人考察相关著作版本的重要资料。

2.4 辨真伪

对于前代易学典籍的真伪问题，冯氏等人也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并在其所撰写的提要中反映出来。例如，冯椅即曾经在提要中，对关朗《易传》的可靠性提出怀疑说：“其篇目并文，不见所谓‘疑筮’者，亦无残阙，说《易》亦非本指，恐伪托之者也。未知馆阁所藏，有无异同。按：《隋志》不录，亦可疑也。”［4］此即从多个方面指出关朗《易传》的可疑之处：首先，据前代的相关记载，关氏曾著《疑筮论》数10篇，此即所谓《易传》，但今本则无；其次，关氏书原有残缺，但今本则为全本；再次，从其书的内容上来看，其解说又多非《易》之本旨；最后，考之于《隋志》亦无著录。因此，关氏《易传》就很有可能是后人伪托之书。而胡一桂则引用晁说之、孙坦、程迥三家之说，对《子夏易传》的真伪进行了考辨。综合三家之说可以得知，《子夏易传》的作者或为唐代张弧、或为汉代杜邺，但并非孔子之弟子卜商；同时，宋代所流传的《子夏易传》，又并非是前代旧本，而是“近世有陋儒用王弼本为之注，鄙浅之甚，亦托云子夏”。［2］这些对伪书的辩驳，数量虽少，但都显得有理有据，也成为后代学者所普遍采信的说法。

2.5 叙要略

冯氏等人在撰写提要时，还注重将每部易学著作的大致内容，或其最值得注意的一些易学观点撮要载入其中。如冯椅在著录閭丘昕《二五君臣论》时，即叙其要略云：“其说谓卦以六爻而成，而二，臣位也，五，君位也。六二九五，君臣之正体也。若以阳居阴为九二，则臣有时而失之强；以阴居阳为六五，则君有时而失于弱。”［4］胡一桂在著录杨简《己易》时，亦在阅读其书的基础上概括其大旨说：“愚尝见其书，只作一大篇，自包羲氏一画阳一画阴论起，至八卦六十四卦爻辞。大要谓《易》者己也，以《易》为书，不以《易》为己，不可也。”［2］俞琰则在记黎立武《周易说约》时，着重记其大衍之数之说曰：“太极一，两仪三，四象十，八卦三十六，总为五十，是之谓衍。”［8］对税与权《易学启蒙小传》，则记其先后天卦两两相对之说曰：“先天卦以对待观，图虽列左右，而画皆十八；后天卦以反复观，经虽分上下，而卦皆十八。《周易》一书，始终反复，二二相偶者，文王以两卦十二爻，互观阴阳之消长，祸福之倚伏，孔子盖于《杂卦》发之。”［8］此段话实际基本来自于税氏之书的原文，俞氏取之，正因为其集中代表了税氏的易学观点与特色。

2.6 作评价

除了以上所述的几方面内容之外，冯氏等人所撰写的提要，还有一个值得重视的地方，即是在深入研究所著录典籍的情况下，在提要中对该典籍作出评价。例如，冯椅即曾评论郭忠孝与其子郭雍的易学著作说：“窃谓郭氏虽尝学于伊川之门，而其学不著，至其子自相祖述，为一家之学，未为无得于《易》，而非复伊洛之旧。”［4］俞琰亦评论王埜翁著作中的阳虚阴实之说曰：“但谓阳虚阴实，则失之矣。”［8］而在胡一桂的《传注》篇中，评论前代易学典籍的内容则尤为丰富。如其论刘牧《易数钩隐图》时说：“自易置河图洛书二图外，余皆破碎穿凿。”［2］论朱震《汉上易传》则说：“观其取象，亦甚有好处，但牵合走作处过多，且是文辞烦杂，使读者茫然不能晓会。”［2］论李觏《易论》说：“不过文义之学，象数大概乎其未有闻也。”［2］论钱时《周易释传》曰：“案其书文辞虽明，而意义亦浅略，不及象数，释物理间有可采者。”［2］这些评价虽然大多都只是只言片语，但却往往能够准确地抓住所评论的著作的优点与所存在的问题，其价值是不能忽视的。

以上即是冯椅等人在编制易学书目时，撰写提要的大致情况。由此可以看出，冯氏等人所撰写的提要，一方面内容全面丰富，就资料性而言，无论是与宋元时期任何一部解题目录相比，都显得毫不逊色；另一方面，由于冯氏等四人本身都为易学家，故而其所撰写的提要，能够对所著录的易学典籍的内容与观点，作出更为深入的剖析和评价，其学术性甚至要高于一般的综合类目录的提要。因此，这种资料性与学术性兼具的提要，可以说具备了极高的目录学价值。通过分析这些提要，可以极大程度地补充前代目录著作的不足，或纠正前代著作之失。例如，清代朱彝尊《经义考》曾著录“青城山人《揲蓍法》”一书，但仅据《宋史艺文志》注曰“一卷”，［9］而未考得其书的更为详细的情况。而冯椅则于《先儒著述》中著录了此书，并且撰有简略的提要曰：“序云：广政壬戌岁，青山人以阛阓揲蓍法鄙俚乖违，故依正经及注疏集出。广政，孟蜀年号也。”［4］由此可知，此书的作者青城山人，为五代时期的后蜀人；其书撰成的时间在广政二十五年（962）；其书的内容主要是为了辨正当时世俗错误的揲蓍法，而从《周易》经传及注疏中采出与蓍法相关的部分而形成。这就实现了对《经义考》的补充。又如，陈乐素先生著《宋史艺文志考证》，于《宋志》“刘牧郑夫注《周易》七卷”一条下加按语曰：“‘夫’当作‘夬’。上文已有刘牧《新注周易》十一卷，此处‘刘牧’二字衍。”［10］但考冯椅《先儒著述》，则有“刘郑注《周易》”一条著录，其提要曰：“集刘牧、郑夬二家所注。”［4］由此可知，《宋志》所著录者，乃是集刘、郑二家之注而形成的一部著作，“刘牧”二字实不衍。这就实现了对《宋史艺文志考证》的辨误。冯椅等人所撰写的提要的价值，由此也可见一斑。

［1］周少川.古籍目录学［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89.

［2］（元）胡一桂.周易启蒙翼传内篇卷中［M］//通志堂经解 第3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

［3］（清）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2003：21.

［4］（宋）冯椅.厚斋易学先儒著述［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元） 董真卿.周易会通古今名贤［M］//通志堂经解第4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

［6］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271.

［7］（清） 全祖望.读易别录［M］//全祖望集汇校集注第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2683.

［8］（元） 俞琰.读易举要卷4［M］//四库易学丛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9］（清） 朱彝尊原著.点校补正经义考 第2册［M］.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1999：143.

［10］陈乐素.宋史艺文志考证［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