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吟龙

【摘要】梅曾亮是桐城派在姚鼐之后传承过程中重要的一环。派别的标签简单化了梅曾亮文人的身份，以及由此带来的文人复杂处境。无论梅曾亮本人是如何地重视作为一个传统的“士”所应具有的社会责任，可是当他面对真实的生活时，一切又开始变得不同。我们将通过他真实的处境，尽可能还原他的精神困境。

【关键词】文学；桐城派；梅曾亮

梅曾亮在文学史势利的层级结构中，最多不过算一个中等文人。而在桐城派的标签下，其自身的面目甚为模糊。他被认为在桐城派的发展过程中处于一个文派传承的重要时期，对桐城后学的影响颇大。很多研究者认为梅曾亮是桐城派在姚鼐之后传承过程中重要的一环。但他的真正面目也被这标签遮蔽了。派别的标签简单化了梅曾亮文人的身份，以及由此带来的文人复杂处境。无论梅曾亮本人是如何地重视作为一个传统的“士”所应具有的社会责任，可是当他面对真实的生活时，一切又开始变得不同。我们将通过他真实的处境，尽可能还原他的精神困境。

梅曾亮笔下文人困厄的生活处境有着深刻的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原因，而这种处境也对文人的精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明末大动荡之后，经过清初完成政治统一，国家又恢复太平局面。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后，社会财富的累积远远超过前朝，而社会人口也出现了爆炸式的增长。短时间里人口大量增加当然会带来巨大的社会压力。盛世的民间底层社会，百姓的生活改观并没有多大。从英国特使的见闻就可见一斑。而人口的增加带给文人的直接影响就是科举的录取率逐年下降。这条文人仰仗着求取生活所依的前途愈来愈窄且布满荆棘。

这所谓荆棘就是清政府在政治上对汉族文人的刻意打压。调整各省科举录取名额，降低江浙名额以及贯穿康、雍、乾三朝臭名昭著的文字狱都属此列。

经济与政治上的生存压力当然会对士人的精神产生严重影响。龚自珍就曾给我们描绘出了一幅精神遭受扭曲的衰世世相，并预言性地揭示出在这样的衰世中“才士”、“才民”的处境：

衰世者，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痒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抑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薮泽无才盗；则非但尟君子也，抑小人甚尟。

当彼其世也，而才士与才民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戮之权不告于君，不告于大夫，不宣于司市，君大夫亦不任受。其法亦不及要领，徒戮其心。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又非一日而戮之，乃以渐，或三岁而戮之，十年而戮之，百年而戮之。

才者自度将见戮，则早夜号以求治，求治而不得，悖悍者则早夜号以求乱。夫悖且悍，且睊然眮然以思世之一便己，才不可问矣，曏之伦聒有辞矣。然而起视其世，乱亦竟不远矣。

并不是这片土地与杰出之士无缘，而是杰出之士一旦出现却无法成长。“才士”、“才民”唯一的结局就是被戮，还不是肉体上的消灭，而是“戮其心”。在龚自珍的诗文中，“心”一词出现的频率是很高的。可以说，“心”就是一个人自觉的意识，所以能忧、能愤、能思虑、能有廉耻。凡缺乏这种自觉意识的，“心无力者，谓之庸人”。所以，衰世中“才者”遭遇到的最大的迫害便是“戮其心”，通过精神上的压迫剥夺一个人的自觉的意识。这是龚自珍对时代最大的控诉。如果说这里还是通过寓言来展示的，那下面两段引文讲得就更为直接，更为清晰了：

本朝纠虔士大夫甚密，纠民甚疏，视前代矫枉而过其正。

气者，耻之外也；耻者，气之内也。……积百年之力，以震荡摧锄天下之廉耻，既殄、既獮、既夷，顾乃席虎视之余荫，一旦责有气于臣，不亦暮乎！

钱穆看到这段文字时曾感慨万千，特从龚自珍文集中举《杭大宗逸事状》为例以证其说。杭世骏因乾隆八年（1743年），久旱无雨，应皇帝下诏求直言，上了一篇《时务策》，主张“朝廷用人，宜泯满汉之见”，结果触动帝怒，被斥“怀私妄奏”，刑部议处死刑。后从宽发落，革职归田。龚自珍在《杭大宗逸事状》中说：“癸已岁，纯皇帝南巡，大宗迎驾湖上，上顾左右曰：‘杭世骏尚未死么？大宗返舍，是夕卒。”所谓“纠虔士大夫甚密”，从这个例子来看，无非就是统治者以死亡来威胁、残害士大夫，戮其身，最终戮其心。钱穆最后感慨道：“以若是之朝廷，士大夫出而仕，奈何开口言政事？更奈何言气节廉耻？又奈何言人才？”。心都没有了，还谈什么气节廉耻呢？统治者既戮尽了天下之心，还能向天下之民要求廉耻气节吗？龚自珍之成为先驱的原因，在于他不但像李贽那样把人的自觉意识和道德伦常对立起来，更指出了造成整个中国没有生气，官民上下缺乏气节的原因，那就是——“戮其心”。如此，才要尊其心，也就是要找回被“戮”的自我的自觉意识，找回自我的独立的人格。

梅曾亮的见解没有龚自珍这般深刻。但他从自己的亲身体会中了解到了这种对文人精神的创伤，并在文中反复申说。其论说与龚自珍也多有相契之处。而其在穷厄之中对文人自尊的持守，也是保有自我意识的前提。

首先，在梅曾亮看来，穷厄的生活使士人普遍丧志，失去尊严，结果使士人在社会上受到轻视。在以“士说”为题的一篇文章中梅曾亮就直接涉及到了这个问题。文章以传统论说文的比拟开篇，把求栋梁者对木的需求和国家对“士”的需求相比较。“士之于国，犹木之于室也。”紧接着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一国之士，其材者百无一二焉；一山之木，其材者亦百无一二焉。然国患无士而室不患无木者，何也？”难道是因为天下士寡木多吗？还是“信士之不如信木者欤？”梅曾亮的答案很简单是，只因为现在不以“士”来看待“士”。“今以士之有类于商贾负贩也，而谓用商贾负贩者之无异于用士，此士之所以终不出欤？”把士等同于商贾负贩，甚至认为连商贾负贩都不如，俗语所谓百无一用是书生，恰恰是从世俗职业功能的角度来看待士人。只要他没有通过科举取得功名，没有走上仕途，他无非就是一个能识几个字会写几行书的人。这样的人，就像我们在梅曾亮笔下所看到的，连保证自己的妻儿免于冻馁的能力都没有，在以利禄功名为评判标准的世俗看来，自然无用。但世俗如此看可以，连国家也以如此势利之眼待士人则不可。梅曾亮曾借蔺相如一事发出了警告：一个只注重物质利益而不重视真正人才的国家只有被他人奴役。“彼知不爱死士而爱璧者，其国可玩而虏也”。

但士人遭到轻视，反而使士人更汲汲于用世。梅曾亮在《观渔》一文从捕鱼者的经验中看到了士人如此处境，发出了对汲汲于用世者的警告。当渔网从水中慢慢拉出时，鱼儿“有入者，有出者，有屡跃而不出者”。此时此刻，“安知夫鱼之跃而出者，不自以为得耶？又安知夫跃而不出，与跃而反入者，不自咎其跃之不善耶？而渔者视之，忽不加得失于其心。嗟夫！人知鱼之无所逃于池也，其鱼之跃者可悲也，然则人之跃者何也？”。如果说这里还只是一则寓言，不过显示了诗人忧思之深，那么，梅曾亮在历史中，在韩非、晁错等这些历史人物身上看到的则是士人面对的更为现实的危险处境。士人喜欢舞文弄墨，著书立说。梅曾亮认为古今著书立说无非两种情况：“且古今著书立说之士多出于功成之后者。不然，则无意于世以潜其用者矣。”“潜其用者”可以不论，汲汲于想以此干世者，难道不知人君绝不会受制于人听人摆布么？“今人君无贤智愚不肖，莫不欲制人而不制于人，测物而不为物所测”。当他一旦意识到被人玩弄于股掌之上时，“虽无信臣左右之谗，其不能一日容之也决矣”。韩非想授人君南面之术，“（韩）非方皇皇焉入世之网罗，独举世主所忌讳者纵言之，而使吾畏，亦可谓不善藏其用者矣。”。除了“不善藏其用”，士人动辄得咎还与其所售之术有关。在《晁错论》中，梅曾亮便以晁错的结局为例进行细致的分析，得出晁错必死的结论。而这只因他授予景帝的是“盗术”。所以，“世之择术者，亦择其可以授人者而自处哉”。当然，这也和统治者的心术相关。就像他一针见血点出明太祖“谋万世安，欲以木讷文弱愚黔首之民”，在这样的统治下，士人除了降心抑志、苟且偷生之外还有什么选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