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彬

新时期军旅小说是革命战争书写的一个重要部分。“军旅小说是以部队作家为基本创作队伍，以战争年代或者和平时期人民军队的军营生活、军人风貌为主要表现对象的小说创作潮流”。军旅小说是新时期小说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十七年小说创作中，军旅小说就以《红日》、《保卫延安》、《林海雪原》等作品取得了不凡的成绩。但是从“十七年”军旅小说整体看，“十七年”军旅小说具有传统的英雄主义模式：即军队神圣化，部队生活是一片净土，是生长英雄和陶治情操的地方，这里决没有阴暗面，军旅小说中的英雄人物都是单一的、纯粹的、没有七情六欲的神。写作范围只是局限于部队生活内部，而很少涉及到部队生活之外，部队好象是一个独立王国，跟诺大的世界少有联系。因此，这种军队神圣化的倾向，在军旅小说中几乎成为不能打破的神话左右着作家的头脑，束缚着作家们的手脚

一、打破军队神圣化的樊篱

进入新时期以后，有一批作家开始作一些有益的尝试，试图冲破军事题材创作的一些禁区，出现一些有新意、有新特征的军旅小说。1979年，是军旅小说带有突破意义的一年。《飞天》、《小镇上的将军》、《追赶队伍的女兵们》、《我们的军长》、《湘江一夜》、《战士通过雷区》等一批作品相继出现。这些作品虽然有的还不能完全称之为军旅小说。比如《飞天》的主旨是揭露封建特权，它同当时社会上其他领域揭露封建特权的作品，有着许多共同之处，但是，刘克的贡献就在于他开始揭露了军队内部特权人物的腐败现象，开始触及军队内部矛盾及“阴暗面”。而《小镇上的将军》则塑造了一个在动乱中遭迫害而又凛然不屈的老将军形象，他在危难之际同人民群众休戚相关、共同抗恶的悲壮斗争，在军旅小说中极有特色。张天民的《战士通过雷区》，写的是战时生活，他触及的矛盾却不限于部队内部，他开始将笔触延伸军旅以外的社会中。

经过一过段时间的探索，到了1980年，军旅小说有了新的起色。一些作品开始描写部队内部矛盾，并意识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当代军人内心的复杂，以及部队士兵在成份构成上的变化而产生的新的矛盾。出现了《西线轶事》、《最后一个军礼》、《女炊事班长》、《沙海绿荫》、《一座雕像的诞生》等作品。这些作品虽然仍带有过渡阶段的痕迹，但是它们已经构成了军旅小说深化的最初探索。比如《女炊事班长》虽然暴露了我们军队内部某些华而不实甚至是庸俗的陈旧作风，比如为了应付检查而弄虚作假，但从总体上说仍是以歌颂为主的，作者对揭露军队内部矛盾还是小心谨慎的。

徐怀中的《西线轶事》，在新时期军旅小说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它不仅塑造了新一代军人的成功形象，而且在军旅小说的艺术表现方式上进行了新的尝试和革新。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西线轶事》的出现。就不会有诸如《高山下的花环》等优秀的军旅小说出现。因此，《西线轶事》在新时期小说尤其是军旅小说创作史上有着独特的光彩和卓著的贡献。

《西线轶事》不仅描写了战争，而且突破了以往军旅小说表现战争和士兵生活比较狭窄的格局，打破了就战场写战场、就军营写军营的老方法，它以战争的进程作为作品构成的纽带。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下，写出了战场内外、军队与社会、社会与现实的种种联系。

《西线轶事》的发表，不仅宣告着徐怀中在文坛的复出。而且掀开了新时期军旅小说的新篇章。概括地说，《西线轶事》的发表具有以下三点意义：第一，《西线轶事》开写自卫还击战之军旅小说的先河。由于《西线轶事》在题材上的开拓意义，使新时期军旅小说在反映自卫反击战方面即所谓“南线”方面出现一批辉煌的军旅小说，构成了一条支撑八十年代军旅小说的辉煌的重要战线。第二，《西线轶事》通过刘毛妹多舛命运和乖张性格的塑造，反思了“文化大革命”对一代青年和人民军队所造成的心灵戕害和历史创伤，从而将“十七年”军旅小说中占主导地位的颂歌意识和战歌意识深化为反思意识，它表现了作家思想概括力的升华，它对英雄主义观念注入新质并作出新的注释，为塑造新时期的当代军人形象提供了新经验。第三，《西线轶事》坚持人情味、人性美的执着追求，以小见大，淡中见奇，叙述从容，语言老道，天剑拔弩张之势，有透彻肌肤之力，绵密柔情而又不失温和幽默，清新自然如草棵上的露珠，给人以真实、亲切、平和之感。形成和金戈铁马大江东去迥然不同的又一美学风范，给新时期军旅小说作家以莫大的启示。因此《西线轶事》在1980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中高居榜首，成了军旅小说在新时期发展的排头兵。

二、军旅小说的现实主义深度

军旅小说真正摆脱“神圣化”束缚是在1982年后。其间发表了一系列优秀的军旅小说。其主要题材是对越自卫反击战题材。作品有《雷，在峡谷中回响》、《男儿女儿踏着硝烟》、《营地、一片白雪》、《彩色的鸟，在那里飞徊》、《直线加方块的韵律》，尤其是1982年底《高山下的花环》的发表，使军旅小说的创作达到了一个空前繁荣的高度。在这之后，相继又出现了《引而不发》、《白云的笑容、和从前一样》、《第三代开天人》、《干杯、女兵们！》、《爱情线、事业线、生命线》、《雪国热闹镇》、《啊，索伦河谷的枪声》、《山中、那十九座坟墓》等作品。这些作品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比十七年军旅小说有了明显的发展，逐渐突破了“军队神圣化”的框子，创造出一批具有新时期特征的军旅小说。军旅小说的繁荣，也造就了一批年青的军旅作家，如李存葆、朱苏进、海波、刘兆林、简嘉、权延赤、雷铎、李斌奎、乔良、王中才等等。

在1980年代初大量涌现的取材于自卫还击战的文学作品中，《高山下的花环》引起了最强烈的反响。《高山下的花环》描写了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战争中一支前线连队在战前、战中和战后的，用现实主义的手法全面的描述对越自卫还击战这一历史事件，不仅塑造了梁三喜、靳开来等英雄形象，而且还通过“调动风波”、“臭弹事件”，揭示了军队的阴暗面。作品大力张扬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精神，形成了作品崇高悲壮的艺术风格。改编成电影和译成多种外文后，更扩大了它的轰动效应。虽然它在艺术上还存在某些粗糙的地方，但朴实无华的现实主义力量却使它为新时期的军旅小说获得了巨大声誉。因此，《高山下的花环》的发表，不仅把军旅小说创作水准提高到一个崭新高度，同时它也是军旅小说在新时期取得决定性进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高山下的花环》在新时期军旅小说创作史上具有突破性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高山下的花环》打破以往军旅小说只写部队生活的束缚，将部队生活和社会生活紧密地结合起来。赵蒙生这个高干子弟战前的复杂心理是相当有代表性的，反映了刚刚改革开放、百废待兴社会的特殊现象。在军人和那些高干子弟的特权生活对比中，他深深感到失落，因此他采取“曲线调动”的手段，想离开部队去过高干子弟的特权生活。而对梁三喜及其一家的描写既深刻揭示了老区人民和军队的血肉联系，又反映了1970年底末1980年代初中国农村贫穷、凋敝的现实状况。对现实生活没有粉饰、没有拔高。但就在这样的社会状况下，我们的战士为了祖国依然视死如归。作品从整个时代和社会背景下去表现战争与士兵生活，充分展示了革命军人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及其深厚的时代感历史的纵深感。

因此《高山下的花环》超出了一般就战争写战争、就军营写军营作品而具有突破性意义。

第二，《高山下的花环》打破部队是一片净土的束缚，尖锐、深刻揭露军队内部的阴暗面。敢于表现军队和社会生活中的矛盾，理直气壮地鞭鞑我们生活中存在的阴暗面，小说中高干吴爽和其子赵蒙生为了私利搞“曲线调动”，尽然要在战争即将打响的之际，走后门将赵蒙生调回后方；连长梁三喜津贴少、家庭困难，英勇牺牲后竟然留下一沓欠帐单；排长靳开来因为战前牢骚多，虽然立下了赫赫战功却不能给于立功等等。所揭露的部队与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各种弊病和阴暗面，其情节和性质的严重，涉及的范围之广泛，都是我们在以往作品中所不曾读过的。

第三，《高山下的花环》打破英雄“神化”的倾向，塑造了有血有肉的英雄形象。英雄也是人，他们也有七情六欲，他们也有妻子儿女，在感觉不公平时也会发牢骚。但在十七年文学中塑造的英雄，都是没有七情六欲的神，是没有成长过程的高大伟岸的英雄。《高山下的花环》克服了“神化”英雄的倾向，也区别于“非英雄化”的主张。英雄撼动人心的是他们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的崇高灵魂，他们有过缺点乃至错误，但流淌在他们灵魂深处的是爱国主义的激情和英雄主义精神。在这方面。靳开来最具代表性，这个平时牢骚满腹的炮排长，从来没有豪言壮语，战前提他为副连长，他说是给自己送了一个“送死的官”。战死在沙场上时，他要最后看看的是“全家福”照片。但在战争中，他英勇顽强，为祖国流尽了最后一滴鲜血，是真正的英雄。

还有一批军旅作家，如朱苏进、刘兆林、雷铎、简嘉、王中才等，他们主要描写和平时期军人的形象，展示和平时期军人风貌。朱苏进在1980年代发表了《射天狼》、《引而不发》、《凝眸》、《第三只眼》等优秀军旅小说。朱苏进作品主要表现职业军人内心苦闷、事业和家庭的矛盾以及他们的自我牺牲精神。他的军旅小说有一种地地道道的“兵”的气息，他所展现的是实实在在的军营生活，表现的是军人式的“美”。其作品的主人公都是普通军人，没有显赫的地位、官职，也不是功名盖世的英雄。他们有着自己的喜怒哀乐，有着自己的岗位和职责，然而确在平凡岗位上、军人的职责中，做出了巨大的牺牲，而这种牺牲又是难以被人觉察和重视的。《射天狼》就是这种思想的代表作品，在小说中，朱苏进勾画了一幅真实、多彩的当代军营图景，塑造了一个具有牺牲精神又真实亲切的当代军人形象袁翰。表现了军人义务和家庭生活之间的矛盾及军人在这方面作出的巨大牺牲。

1980至1990年代的军旅小说，呈现出现实主义深化的特点。在军旅小说中开始接触和描写军队中的阴暗面，由于极左路线的侵蚀和毒害，军队危险l生的人物仍然在损害我们的长城，军队中也有很多矛盾和问题，军队不再是一片净土。在人物塑造方面，开始塑造有血有肉的更加符合人性的英雄形象，在讴歌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情感中，开始涉及一些美好而合理的人性情感，从而使得这些作品的审美功能得到强化。《西线轶事》、《高山下的花环》等作品在这方面的贡献相当突出。新时期军旅小说将社会生活及社会人性注入军队生活，明显地强化生活气息，使部队和社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样更符合军旅生活的实际。宽广的社会生活使军旅小说的内容更加丰富多彩，也使得军人的生活更加具有人情味。此阶段的军旅小说秉承现实主义的精神，真正揭露军队的矛盾，真正直面军队的现实，呈现出现实主义深化的特色。

三、军旅小说的人性化表达

按照著名军旅文学评论家朱向前的论述，军旅文学迄今为止已经发展到了第四次浪潮：“溯流而上，如果以20世纪50年代中期如《保卫延安》、《红日》、《林海雪原》等标志当代军旅文学的第一次浪潮；以五六十年代之交的《苦菜花》、《烈火金刚》、《敌后武工队》等标志当代军旅文学的第二次浪潮；以80年代中期‘当代战争（如《西线轶事》、《高山下的花环》）、‘历史战争（如《红高梁》、《灵旗》）、‘和平军营（如《射天狼》、《凝眸》）“三条战线”鼎足而立标志当代军旅文学的第三次浪潮；那么，我们就可以顺理成章而又理直气壮地把十年来（1995-2005）长篇小说的空前繁荣看成是当代军旅文学第四次浪潮的主要标志。众所周知，虽然说由于传媒方式的革命和文学生态的变更，就社会影响而言，‘第四次浪潮（仅限于长篇文本）也许和前三次浪潮不可比拟，但可以比较的是，它和‘前17年以长篇为主体的两次浪潮形成了一种遥相呼应，而且从数量和质量上都是一种继承、拓展和超越：它和以中短篇为主体的第三次浪潮构成了一种对比与补充，而且，从中短篇到长篇，本身就是一种发展、承续和深化。从1990年代中期到新世纪，军旅小说得到又一次长足的发展，在朱向前称为“第四次浪潮”中，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军旅小说：都梁的《亮剑》、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明天战争》，柳建伟《突出重围》、《英雄时代》，衣向东《一路军歌》，项小米《英雄无语》，赵琪《新四军》、《最后的骑兵》，朱秀海的《音乐会》等等。这些军旅小说在近十几年的发展中，在题材、创造方法、审美倾向等方面都不同于新时期1980年代的军旅从小说的特点。

“第四次浪潮”中的军旅小说，在英雄的传奇中加入更多的人性化、人情化特色，英雄人物更加复杂化和多元化。都梁《亮剑》中的李云龙不是一个光芒四射的英雄，而是一个有很多缺点的英雄。他粗俗、骂人，不遵守纪律、快意恩仇、桀骜不驯。为了营救妻子，他一意孤行，敢作敢为，不惜打乱整个战斗部署。他具有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为了理想他可以宁折不弯、甚至可以慨然赴死。李云龙是一个率性而为的大丈夫，是一个血性男儿。他给予读者印象最深的是那种敢作敢为、不受束缚的痛快劲儿，那种独具一格的侠客风范。而《历史的天空》的主人公梁大牙，则是一个带有匪气的流氓无产者。他的革命不是必然的，他为了逃避日军的追杀而欲投国民党，误闯进抗日根据地。在后来的革命历程中，他的个性不因为受了革命的教育就失去了特色，依然个性峥嵘、棱角分明。“作者把人性、情感、欲望、命运同战争生活和政治生活进行了完美的结合，通过人物个体生命对历史的言说，完成作家生命知觉的表达；以丰满、真切的生命体验的细节和碎片去填充和修补想象中的历史，使历史中的战争和战争中的个人都变得更加复杂、丰富和耐人寻味。”

新世纪的军旅小说一个很明显的特色就是将以往思想主体从阶级的、集体的“大我”向个体的“小我”转化，虽然新世纪军旅作家依然还是表现出对历史、社会、人生的“史诗性的”追求，但是，更加重视个人化、主观化的表述。项小米的《英雄无语》以孙女“我”的主观视角来追寻爷爷和奶奶各自的生命轨迹和情感历程，来探讨爷爷完整的、极富传奇色彩的红色革命历史。运用个人性、限制性、想象性颠覆了以往军旅长篇小说对革命历史客观性、全景性、确定性的叙事。爷爷既是一个对组织忠诚、英勇无畏革命英雄，又是一个在家庭中欺凌奶奶的蛮横的“暴君”，是在婚姻上毫无责任感的大男子主义者。作品写出了以往被宏大叙事漠视的女性为革命做出的难以诉说的牺牲。具有个性化和主观化的特色。朱秀海的《音乐会》采取了微观性、个体性的主观视角展开叙事，通过朝鲜孤女金英子的回忆，展示一段富于传奇色彩的抗战历史。“作者对战争场面的描摹，主要依靠小女孩个人化的心灵体验和象征性的病态感受（幻听症使金英子耳畔的枪炮声幻化为音乐会）来实现。‘音乐会这种极富象征意义的个人化想象成了主导战争叙事的推进要素，这无疑为军事长篇小说战争叙事强调模拟性和写实性的描摹策略开拓了新的可能性。这种浪漫主义色彩浓重的战争叙事，一方面强调了东北自然生活状态的诗性和美好，突出了金英子少女生命的青春和活力；

另一方面则突出了战争的惨烈和日本侵略军人性的泯灭。故事主体加以散文化、写意性唯美叙述探索了军事长篇小说以精神空间超越故事空间的可能性。”

新世纪的军旅小说在以现实主义为主体的基础上，吸收现代、后现代手法和技巧，突破传统的单一模式，逐渐形成了多元化形态。首先，题材意识淡化，军旅小说不再仅仅反映重大历史事件，小说对现实及社会问题的反映也不再那样直接，而变得曲折和深层化；其次，对人的描写开始从“英雄人物”转向“普通人”直至“人的存在状态”，对人的刻画不再仅仅表现人的阶级性和政治倾向，而是探讨人的命运、人类的命运、人的生存状态等恒久性的课题；再次，传达途径的大幅度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军旅小说的叙述形态方面：它既保持传统现实主义的某些基本描写方式，如广义的“故事性”，描写的“写实”，人物刻画的“求真”等，又引入许多非现实主义的因素，如生命的直觉描写、意识流的心理刻画等，这种充满了包容性的叙述特点，使西世纪军旅小说具有新的、更丰富的形态。

都梁的《亮剑》在新世纪开了全新概念的军旅小说先河，被人称为“市场化风格的战争故事”。该作品在新世纪出现，契合着新世纪人们对于军旅小说的阅读期待。尤其是拍成电视剧后，引起很大的反响。《亮剑》从2005年9月在中央电视台首播以来，《亮剑》成了当年收视率最高的电视连续剧。一时间，“亮剑”、“李云龙”成为了近几年的热门话题。

《亮剑》是新世纪优秀的军旅小说，“它打破了建国以来军事文学写作的呆板、僵硬的惯性思维，给读者展现了不同于以往的全新的抗日战争景观，塑造了不同以往的、全新的、血肉丰满的抗日英雄群像，表现了作者对战争、对英雄的全新理解。”

首先，《亮剑》打破了以往军旅小说写战争的概念化和模式化，展示了新的战争美学。以往军旅小说在写战争都是具有相同的发展过程和相同写作模式，一般我军都是由弱变强，最终战胜敌人取得胜利。在战役的发展中，所有战役都是按照我军高级领导的统一战役部署进行战斗，不会也不允许个人按照自己的意志去打仗。虽然战争很艰苦，也会有局部的失败，但是战争总会最终胜利。在《亮剑》中写了很多场战役，全书写了李家坡阵地战、聚仙楼奇袭战、野狼峪埋伏战、赵家屿破袭战、平安城大战、黑云寨复仇战、赵庄阵地战、碾庄大战、金门海战等等十几个战役，每个战役的描写都不同于其他的战役，每个战役都出人意料，每个战役都独具特色，每个战争过程都不同于以往关于战争的描写。尤其是平安城大战，是全书最有特色和最有亮点的一次战役，首先战役不是由总部部署的，也不符合当时八路军的总的战略部署。战役的原因是李云龙的未婚妻被日军山本特工队抓走，为了夺回未婚妻，李云龙凭着他的意气和勇敢，一反以往八路军以打游击战为主的战略部署，没有请示上级就向平安城发起了攻城战。战争一开始，这个在整个战略中完全没有部署的战役，将整个西北各方武装都都带动起来和日军作战，晋西北的八路军各部、国民党各部、各地区的抗日武装，甚至连土匪武装都卷进这场战役。这场战争来的突然，各参战部队卷入战争也很偶然，各参战部队在战斗中也各怀心思，但是各股武装的卷入都间接的支援了李龙云部，促成了平安城攻城战的胜利。《亮剑》在这场战役的描写中，展示了新的战争美学，“打破了长期以来被传统理性细细梳理了的历史头上的浪漫光环，真实的展现了战争的无序、混乱的事实真相，对战争作多侧面、多层次的上的体现。让人们在惊讶之余，发出深深的感慨。”

其次，《亮剑》塑造了李云龙这个独特的英雄人物形象。李云龙是《亮剑》的主人公，也是我国军旅小说中颇具特色的英雄形象。应该说，《亮剑）的成功很大部分原因是因为塑造了李云龙的英雄形象。李云龙是一个敢于打破规范，不很听话、不大遵守纪律甚至带有些匪性的八路军独立团的团长。他文化素质不高，近乎文盲，一开口就是粗话、脏话，敢作敢为，经常因为违反了纪律被降职、处分。但他却是一个有血有肉、个性独特的具有侠义风范的传奇英雄。李云龙具有“崇勇尚武”的狭义精神，在和敌人遭遇时，他从来坚持“狭路相逢勇者胜”的信念，凭借这种勇气和过人的战争智慧，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常能反败为胜。他偏爱士兵中的勇武者，“护犊”之情溢于言表，他心爱的警卫员魏和尚被杀，他宁可犯错误也要为之报仇，剿灭已被改编为八路军的土匪。甚至自己部下被打，他都马上要求打对方的耳光。李云龙是一个具有侠肝义胆的、有勇有谋而且很狡黠的英雄。在聚仙楼奇袭战中，他大智大勇，深入虎穴，堂而皇之的参加日本鬼子的生日宴会，大吃大喝后，一举消灭了敌人。在消灭日本川崎部队、与日本山本特种部队以及和国民党楚云飞部的战斗中，他常常出奇制胜，经常不安规则出牌，以他独特的战争艺术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李云龙是一个具有民间审美意趣的传奇英雄，是一个率性而为的大丈夫，是一个血性男儿。他的理想的战斗生活就是如梁山好汉一样，敢作敢为。总之，李云龙是一个具有逢敌必亮剑、勇往直前、无坚不摧的战斗意志，具有驰骋沙场、快意恩仇、大智大勇、放手搏杀的英雄气概的传奇英雄，又是一个具有鲜明的个性，具有张扬的血性的、有缺点的平民化英雄。

纵观新时期军旅小说从神圣化到人性化的嬗变，让我们从革命历史书写这个角度了解新时期文学从一元化到多元化的发展历程。这种嬗变反映了新时期社会生活和心灵世界由单一走向丰富的深刻变化，揭示了信息社会和全球化时代人们由服从共性转向追求个性的价值取向。也是社会变革和文化转型时期文学的贡献和发展的必然。在文学多元共生的新世纪，社会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和转型，全球化时代也是一个价值多元化时代，在以人为本的社会里，人们个性越来越丰富、复杂，军人也不例外。革命历史书写必然是开放的、发展的、包容的、多元的。我们期待革命历史书写更加丰富多彩、小说创作更加繁荣昌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