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依文

一、序言

从小文化角度来看，语言和文化是同步发生的，没有语言就没有文化。语言是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前提，文化的发展也促进了语言的丰富的发展。人类用语言创造了文化，文化又反过来影响了人类，促使人类走向更大的进步。自古以来人类社会积聚下来的文化遗产给语言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人类的语言是人类社会文化中的语言，它与人类社会、人类的文化有着许多密切的关系。因此不同的地域人群会因不同的意识、情趣、习惯、教养而形成不同的文化积累，从而又形成不同的语言表达。

二、从北京话与上海话的区别看区域文化对区域语言的影响

汉语中各个地域所存在的方言便可为此做绝佳的阐释，比如我们拿北京话和上海话作一番比较，就会发现不同的地理位置，造成了北京话与上海话的不同。沿海与内陆的巨大差距造成了北京话与上海话的巨大差别。

北京话有其特殊的味道，这种味道我们一听就能听出来比如“发小儿、大清早儿、您呐、坏菜、侃爷”等等。这一口京片子下了不把你侃晕不算完。北京话的那股味儿主要来自儿化和轻声。所谓的儿化就是在在要说的词后加了个“er”，于是脑袋瓜就成了脑袋瓜儿，跌份就成了跌份儿，面条就成了面条儿。一个“er”让一股浓浓的北京味扑面而来，那么说“er”是北京话的精髓也就不太过了。

自元朝开始北京就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这也是北京人牛气的原因。皇城根边，天子脚下的北京人有他自豪的本钱。北京人喜欢说“爷”，什么“倒爷”、“板爷”、“侃爷”张口就来。因为北京人是“爷”，所以北京人什么都敢侃上一侃。能被惯以“侃爷”的也就是侃中能手，受人尊敬。闲来无事侃上一侃，没听说过“十亿人民九亿侃，还有一亿在发展”？风风雨雨的七百年皇城历史下，北京自然逃脱不了政治的影响。北京话里和政治有关的俚语、俗语数不胜数。“点卯”、“爵儿”、“西太后听政——专出鬼点子”、“袁世凯做皇帝——好景不长”等等。要研究呢北京的政治历史，不妨在北京话中找些灵感。

上海话的发展则要从1842上海成为通商口岸开始说起，随着经济发展而来的外来语言和外来新事物的大量涌入，才带动了上海的飞速发展。上海话也才渐渐成了吴方言的代表方言。经济的优势带来了心理的优势。“阿拉上海宁”这一句话便将上海人的自豪感表现的淋漓尽致。其实“阿拉”一词并非上海本地土产的词，上海话中的“我们”原来是用“我伲”的，“阿拉”一词是宁波人带到上海来的，从这个“阿拉”里我们便能看出上海话的杂。是的上海话是杂的，它几乎收容里周边所有的土语，宁波话、苏州话、松江话、杭州话等等。如“莫牢牢”就是杭州话，“勿来三”则是苏州话。正是因为上海话如同上海的经济般兼收并蓄，上海话才能在短短的两百年间成为吴方言新的代表方言。

上海话的杂，不仅因为它广泛的吸收周围的土话，也因为上海话吸收外来语言特别是英语。洋泾滨英语的“大名”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所谓洋泾滨英语也就是不地道的，夹杂着上海话的英语。如典型的上海话“瘪三”便是从洋泾滨的英语begsay音译而来。而“阿飞”则是从ny音译而来，如此种种不胜枚举。

上海话自身的发展不只靠以上两种方法，它还有另外的方法如沪语外译，如番茄汁“沙司”、硬币“生司”、混凝土“水门汀”等等。虽然随着时间流逝这些沪语外译词多数已经逐渐不再流行，但是如罗宋汤之类的词还是留存下来成为上海话乃至上海经济发展的见证。

地处内陆的北京不可能有“长拔头雨”（雨持续不停）、“钻摸龙宫”（潜泳）等俗语出现，而靠海的上海也不会有“砸窑”（为了不与大家分享而偷偷藏起来）、“胡同里扛竹竿——直进直出”。北方的一马平川使历史上北方方言更加容易变化发展，而南方的小桥流水则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南方几大方言的原貌。作为政治中心的北京和作为商业中心的上海，自然有它们不同的文化底蕴。也正是这种不同的文化底蕴造就了北京话与上海话的不同。作为首都人民，北京话人有种悠闲的大气，说话不紧不慢，如北京人坐公共汽车很少使劲也很少动气，真挤急了也不嚷嚷，而是慢条斯理地说：“别挤啦，再挤成相片了”。这种情况绝不可能在上海出现。在时间就是金钱的上海，人们习惯了快节奏的生活，说话能短就短，多缩略语，如把牛奶咖啡叫“奶咖”，把万人体育馆叫“万体”，就连骂人的话也是“白相”、“赤佬”、“寻开心”两三个字就好，能减则减。

三、结语

综上所述，文化对语言形式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区域文化中的地理气候条件、传统文化习俗、政治经济发展等诸多文化因素都在地域语言中有所反映，这种文化对语言形式的渗透，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蕴藏在区域语言中的区域文化传统、风俗习惯以及人们的思维方式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