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静静

【摘要】儒家的形上学一直是学界热议的关键，儒家的形上学将“天”、“道”、“性”、“命”、“德”、“心”、“理”贯穿起来，且是道德的形上学。

【关键词】儒家；形上学；天；道；德；性；命；心；理

对于儒家，可能为更多人所熟悉的是它提倡的纲常伦理，这是由儒家在中国社会思想史上的地位决定的，而关于它的形上境界，普通大众知之不多。实际上，儒家不仅具有形上意义，而且其形上学境界可以与佛、道媲美。

儒家形上学滥觞于春秋时期的孔子，后经《孟子》、《中庸》、《易传》的阐发，董仲舒的发挥，经宋明理学家的大胆诠释，至当代新儒家将其发挥到空前高度。当代新儒家的代表牟宗三认为，儒家的形上学是“道德的形上学”，牟宗三的这个认识应该说准确地把握住了儒学的特征，儒学确实是通过道德的进路进入形上学的，这集中体现在儒家“道”、“德”、“天”、“性”、“命”、“心”、“理”诸概念的内在贯通上。

“道”原意为人行的路，与“行”字相通，以后引申出原则、规则、规矩、规律、道理或学说等多种意义。孔子打破了“道”的一般意义，而将“道”定义为做人治国的根本原则，并且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在其看来，“道”是排于“德”与“仁”之前的最高概念。又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可见在这里，孔子将“道”作为一个独特的概念，与人生的最高目标联系在一起，使“道”具有了终极真理的意义。

“德”在先秦儒家的理解中特指德行、品德，只有至德之人才能体现至道。“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礼记·中庸》）孟子认为“德”是标志“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或本性。

在孔子那里关于“命”的言说有，“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子罕》）；“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宪问》）；“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阳货》）。可见，在孔子这里，虽未讲天命，但也未否认天命。孔子也很少就如何为“仁”，何以为“仁”的形上学依据作理论上的探究。但孔子也未否定“天”、“命”的形上性。

早期儒家人物则已开始致力于为“仁学”建构形上学，把仁与天道、性命贯通。《性自命出》中讲“情生于性”，其中指人的喜怒哀悲之气为性，并言“性自命出”，把主体“性情”归于“天命”禀赋。至《中庸》更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得出性源于天命。至此，“性”与“天”、“命”相贯通。

孟子提出了“心”，他说“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告子上》），在此“心”是认知器官。孟子还提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指出人性本善，此处的“心”是道德本心。他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即“尽心知性知天”。他认为尽自己的道德本心去行事，就知本性为善，就知“天”了。至此，“天”、“天命”与“性”、“心”相贯通。在孟子看来，仁、义、礼、智“四德”既已成为本心本性的内在禀赋，则道德修养自然需要“反求诸己”。如是，则本心即性，心与性为一也。

而《易传·乾》中指出“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在此“性”与“天道”贯通。既然将“天道”看为形上本体，那么“性”与“天道”贯通后，“性”也获得了形上意义。“心”、“性”亦同。

汉代的董仲舒以阴阳的不同性质解释人类社会的基本道德关系，以天为人的价值本原，把人类道德归原于天。他提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汉书·董仲舒传》），使得三纲五常等道德原则和规范成了天意的直接体现。儒家道德被进一步宗教化、神秘化，并通过这一过程使得现实的人伦准则具有了超验的形上意蕴。

至宋明理学家这里，张载强调“天人之本无二”（《正蒙·诚明》），认为人以天性作为自己的本性，天是人的存在和价值的本体根据。人需要通过道德来觉悟、扩充自己的本性，从而发挥、完善天的本性。二程进一步提出了“理”的概念，认为天规定了人的本性，作为人的本性的道德就是天赋予人的理，人的价值就在于获取了天理。朱熹则明确指出：“天理只是仁义礼智之总名，仁义礼智便是天理之件数。”（《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他将儒家道德规范与天相通。陆王心学更是将儒家形上学发挥到极致，提出“心即理”，“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陆九渊集》）王明阳把天的实质规定为“心”，认为“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万物本吾一体也”（《王文成公全书》卷六），心即宇宙万物的本体，这里显然把人的价值提升到极高的位置。宋明儒学将道德明确地定位于宇宙的本体，极大推进了儒学形上学的发展。

20世纪的现代新儒家们，承接了传统儒学道德本体论的思想，以新的视角从“天道”论证道德形而上学的存在。牟宗三主张“以形上学本身为主，而从‘道德的进路入，以由‘道德性当身所见的本源渗透至宇宙之本源。”与传统儒学相比，现代新儒家更加强调突出道德存在的超越意义，使儒家的形上学趋于完善。由于儒学道德性命相贯通，超越性的天道内在于道德本性之中，发而为人的道德生活，所以儒家形上学必然将道德领悟贯彻到实际生活中，形成“道不离器、器不离道”，形上与行下相统一的理论特征与实践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