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必须改变投资策略，以可持续的理念来看待海外投资和经营。设立政府支持的海外投资基金方式来支持民营企业走向海外投资。

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至今，中国企业“走出去”已蔚为大观。不论是从投资流量、投资存量，还是从资产存量来看，中国企业已经成为跨国投资活动中的一支生力军，在全世界都形成了有影响力的商业存在。

在未来较长时间内，中国对外投资面临的主要问题将从“要出去”变成“如何在境外发展”。

由于中国对外投资数量激增，涉及领域和国家广泛，各国对中国投资的关注度明显增加，但态度趋于复杂化。以非洲为例，非洲经济的持续增长有赖于国际资本的流入和各国对非贸易的增长，在这两个方面，中国都是重要的参与者和支持者。但中国对非洲投资却受到西方国家包括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内的国际组织的批评，他们指责中国投资开发掠夺非洲资源、破坏环境，称中国不加限制、不附带条件的援助和贷款阻碍了非洲法制建设和人权改善。

另外，中国对外投资正在从发展中国家扩展到发达的欧美国家，体现了中国企业“走出去”从获取资源到获取市场的转变。但在不少发达国家，中国的对外投资遇到的阻碍增多。比如在美国市场，从2005年中海油投资优尼科失败，到2012年华为、中兴进入美国市场受到政治歧视，再到万象集团收购美国A123受挫，都反映出西方发达国家对来自中国的大量投资抱有复杂的心情，国家安全和技术转移安全的考虑很容易转化成政治歧视。

与其他国家不同，国有企业（尤其是央企）在中国的对外投资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由于国有企业固有的问题，以国企为主的中国对外投资正在进入风险高发期，一个典型是中信泰富投资西澳洲磁铁矿受困。从2006年至今，中信泰富已投入78亿美元，但至今不能开工生产。由于全球经济和中国经济向下调整，中国所有海外矿业投资的宏观风险大增，中信泰富在高价位上的投资很可能在未来面临越生产越亏损的局面。

武钢集团在巴西投资建厂失败是另一个风险案例。2010年，武钢集团披露将在阿苏港投资50亿美元兴建一座大型钢厂，计划三年后建成，年产能500万吨，这将成为我国在海外兴建的最大规模的钢厂，也是中国在巴西最大一笔投资。然而，纷扰了三年之后，今年7月传出消息，由于风险超出承受范围，武钢集团决定放弃在巴西建厂。

由于国有企业的所有者虚置，没有人真正为投资失败负责，这实际上导致了国企海外投资的体制性风险失控。根据海外机构诺顿罗氏律师所的统计，2010年中国对外矿业投资总额占全球矿业交易总额的10.5%，共161宗交易，69.2%的交易由央企主导，但有60%的交易以失败告终。

在大的战略和趋势不变的情况下，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前景和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现有问题的重视、研究以及策略调整。

首先，同时支持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国有企业虽然占有重要领域，但它们的投资决策、风险意识和管控、与投资所在国的融合、经营管理水平等都需要提高。未来应该更多支持民营企业。具体而言，可通过设立政府支持的海外投资基金的方式来运作。

其次，在未来的对外投资实践中，中国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要普遍加强战略研究，充分利用第三方专业中介机构，加强企业在投资决策阶段的调查研究和投资过程中的风险跟踪，加强对国外市场、法律、劳工政策、环保政策、文化、宗教等投资环境的研究。

有钱、投资短视、只注重索取资源，这是很多海外国家对中国企业的共同印象。未来中国市场环境的变化将会要求中国企业更多地拓展海外市场，中国企业必须改变投资策略，以可持续的理念来看待海外投资和经营。只有这样，中国的对外投资、中国企业“走出去”，才有可能把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战略机遇，实实在在地转化成中国和中国企业的战略优势和现实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