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铁平 宋祥霞

（宜春三中 江西 宜春 336000；安福县章庄学校 江西 安福 343213）

中共五大是在大革命面临生死危机的紧要关头，于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湖北汉口召开的。这说明中共五大召开的目的是挽救革命、纠正错误以及提出对策，因而它的一切议程都是围绕全党上下最关切的问题展开的。毫无疑问，中共五大制定了一些正确的理论原则。但是，党史界有人认为中共五大在关于如何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如何领导土地革命和如何建立革命武装等问题上没有提出有效的措施，所以他们在评价五大时认为其 “没有解决任何紧迫问题”， “缺点是主要的”。对于这个评价，笔者不敢苟同，笔者完全同意唐正芒在 《五大的历史功绩试探》 （《湘潭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一文中的观点，他认为五大的历史功绩是主要的。我们知道：理论带有根本性，理论正确，路线方针政策一般皆对；理论错误，路线方针政策一般皆错。既然中国共产党能认识到争夺无产阶级领导权，领导土地革命和建立革命武装这个正确理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就一定会制定出基本正确的原则和政策。总而言之： “中共五大不但提出了要争夺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而且对于无产阶级怎么样实现这个支配作用也作了明确的指示。”［1］P267笔者通过考察中共五大通过的 《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 《土地问题议决案》《职工问题议决案》 《组织问题议决案》 《对于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作决议案》以及会后通过的 《关于小资产阶级问题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等文献，认为中共五大在对陈独秀的批判、争夺无产阶级领导权开展土地革命和加强党的组织建设等四个方面是有贡献的，这些都是会上通过的蕴涵着许多正确原则和科学内容的历史文献。本文拟对中共五大在争夺无产阶级领导权方面进行探讨，并着重对中共五大提出的 “为什么要争夺革命领导权和怎么样争夺革命领导权”等问题进行粗浅的阐释。

一、为什么要争取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

1.第一次通过党的代表大会来强调争取无产阶级革命

领导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在中共五大通过的 《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中，笔者发现，关于 “领导权问题”出现的频率相当高，次数多达10次，对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论述也是最多的，而中共四大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只是停留在原则和口头上。同时，大会也体现了三个 “第一”：第一次强调要夺取中国革命的领导权；第一次提出了现时的革命任务就是无产阶级应当在斗争之中取得领导权；第一次提出了争夺领导权的一些原则和政策，这是实实在在的。 《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中通过16个大点来详细阐释当时中国社会的现状，其中第十二点强调现时的革命阶段的主要特质就是无产阶级应当在斗争中取得领导权，这就明确了革命的方向。

第一，论及与国民政府的关系时，大会坚决提出了在这个阶段本党的任务。 《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第四点直接指出本党的任务是继续去争领导权——建立一个左派的革命联盟，包括工农小资产阶级，以及反对封建分子及资产阶级的领导，这封建分子资产阶级的领导，客观上必将出卖革命。这是一针见血警告全党：放弃革命领导权是危险和要不得的；无产阶级如不力争领导国民革命，国民革命是不可能胜利的。［2］P490-499在总结五卅运动经验教训时指出，当时我们的党，却只注意到反帝国主义及反军阀的斗争，而忽略了与资产阶级争取革命领导权的斗争。“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互争国民革命的领导权，第一次表现就是三月廿日的事变，蒋介石推翻了左派政府。”［3］P50这是中国共产党从过去的历史惨案中认识到无产阶级必须想方设法去争取革命领导权，必须要高度重视这个任何时候都不能含糊的关键问题。

第二，从中国革命前途方面来强调争取革命领导权的原因。 “第五次大会认为共产党应当竭力执行深入革命的职任，以巩固革命的根据地。”［3］P54-55这是从中国的客观条件出发的得出的结论。中国客观上的条件 （国内的与国际的）都有利于中国革命发展。这个革命前途不仅是国际议决案所指示的，而且是由于事实所产生的。如果对于这种前途有分歧的话，那就是把革命的领导权让给资产阶级，其意义就是消灭革命。

2.中共五大批判了 “天然领导权”的思想，指出其危害性

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什么上帝和神，只要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更充分，谁就能占据上风。而 “天然领导权”思想就是典型的唯心主义宿命论观点，是承认世界上有上帝和神，只有他们才能把领导权掌握在手中，他赋于谁权力就是谁的权力，我们无法抗争，这是承认天赋观念的存在，是“先验论”和 “天赋观念论”的错误思想。中共五大坚决反对这种观点，强调其实质是放弃争取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拱手把革命领导权让给资产阶级，其后果是让革命走向彻底失败。

二、怎么去争取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

中共五大第一次提出了争取革命领导权的一些原则和政策，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

第一，从工人阶级内部出发，强调只有满足了工人阶级的经济利益及物质条件，才能引导工人阶级参与政治——争取革命领导权。在 《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的第12点中，提出了争取革命领导权的具体原则和措施，强调首先必须保证无产阶级的经济利益。须有英勇的革命斗争，才能获得光明的政治发展。工资低微、营养恶劣、衣衫褴褛、受尽剥削的工人，决不能负担这个责任，所以要领导工人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第一条件，就是共产党要很坚决地为提高工人生活程度而奋斗。第五次大会认为：为实现工人在革命中的领导权起见，应当为工人力争下列要求之实行： （一）八小时工作； （二）足够供给生活的工资； （三）劳动保护法； （四）救济失业并为失业者觅得工作； （五）劳动保险及恤老金； （六）保护女工和童工。这是中共五大的新亮点，它深刻分析了从物质利益方面阐述如何引导工人阶级积极参与政治——争取革命领导权，并且从六个方面来提高工人阶级的经济地位，保证他们经济利益的切实体现。显然，中共五大的这些理论原则是有实质意义的。

第二，提出要以土地革命来争取最大同盟者——农民，以取得对农民阶级的领导，因为中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没有他们自动的自觉的来参加，国民革命是决不会成功的。大会指出： “三月廿日事变，开展了争夺领导权的第二阶段，在这个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中，无产阶级必须在农民中得到同盟者。”因此，为了给劳苦群众的利益以足够的保障，无产阶级提出了激进的土地改良之要求，以巩固与农民之团结，向封建分子资产阶级之反对奋斗。虽然在本党领导之下的广东农民运动，除要求组织农民协会与减租外，没有更激进的要求，但也明确提出了满足农民要求的措施，有利于调动农民积极加入到革命联盟中来。这是应用认识论中的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的理论在争夺领导权过程中的具体体现。这是中共五大的又一贡献。

第三，关于如何来战胜小资产阶级的动摇和犹豫，提出了具体的理论原则。在会后通过的 《关于小资产阶级问题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中，国共两党的关系，在此阶段中，建筑在无产阶级在斗争中的领导权上。无产阶级只有借用他的政党——共产党，才能执行巩固国民党和推动国民党逐步前进，这是为了巩固革命联盟而壮大无产阶级在全国范围内的影响力和威信，同时也为无产阶级争取革命领导权奠定基础。五大对如何保证城市小资产阶级乡村企业者和无产阶级的协调，如何引导他们支持无产阶级的工作时，作出了明确的规定。革命形势的发展，使党对于保护小资产阶级利益问题，亦有明确的政策规定： （一）劳工部下设立仲裁厅解决雇主和店员间的冲突； （二）劳工部颁布劳动法，包括工作时间，最低工资，恤金，保险，劳动条例，店员工作条例，更须注意； （三）调和店员过分的要求，规定营业管理权，保证店员不干预营业，由总工会代表、劳工部、商民协会、店员总会组织委员会考察店员提出的条件，并按照物价比例规定合理的限制；（四）现时对帝国主义的商业不禁止，不阻挠； （五）除发现有反革命的活动，或有反革命的嫌疑者，商民得享有政治和公民的权利。这些都是得力政策，有利于赢得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乡村企业者的支持，使他们自觉地站在革命这一边，大力支持无产阶级的工作，解除他们的疑虑和犹豫，从而争取到了更大的革命基础。

第四，无产阶级要加强对青年团、妇女、群众团体的领导，以扩大党在这些群众中的影响。中共五大通过的《对于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作决议案》强调：“C.Y.是党指导下的青年无产阶级的革命的组织，其任务在扩大共产党主义的宣传与共产党的意识和政策的影响到扩 ［广］大的革命青年群众中去，吸收他们在共产主义旗帜之下积极参加共产党所领导的各种斗争。”这个具体政策不仅详细规定了加强对青年团的工作的要求，还分析了过去C.Y.与C.P.不和谐关系的原因及今后努力的方向。 《对于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作决议案》第四点指出：“过去C.Y.与C.P.的关系不甚密切与完好，重要原因是因党没有注意 〈与〉团的工作斗争以帮助，甚有些防害团的工作 （如调动C.Y.工作人员过频），这是很大的缺点。今后党团 ［应］处处积极指导团的工作，精神物质以与团帮助。团在政治上受党的指示，但团有讨论政治问题提高团员对于政治的认识与兴趣的责任。为工作的便利及团能迅速执行党的决议并 〈培养〉青工人才起见，中央及各级党部主席团 （常务委员会）均应经常的有C.Y.代表……这是C.P.以最大诚意来团结C.Y.以发挥最充分的民主来赢得他们的信任和支持，也是为扩大党在这些群众中影响的需要。”

关于如何处理好党与党外劳动群众的关系。 《组织问题议决案》强调党应该严重注意在党外劳动群众的工作，在他们中发生影响，并指导他们。这些任务，经过济难会运动、妇女协会运动、学生会运动及革命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团体运动，是能够做到的。吸收劳动群众到国民党来，乃是本党解决这些任务之一种方法。但是这种方法并不是要让国民党夺取革命领导权，而是通过缓兵之计来加强本党的力量及影响力。

三、结束语

中共五大在争取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问题上是有成就的。 “会上不但提出了要争取领导权，而且对于无产阶级怎样实现这个支配作用也作了明确的指示。”［1］P267这在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正如蔡和森在八七会议上所说： “五次大会以前的失败完全由于退守——五次大会即指明了此点。”［4］P61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完全意识到了争取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因为 “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问题， 是革命成败的关键”［5］P262。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仅可以认识到，对于革命领导权这个问题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模糊，同时也加深了对当今中国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的政党制度的理解，坚定了走这种新型政党制度的信心和决心。

［1］［美］罗伯特·诺思等.罗易赴华使命［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

［2］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篇）（第 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3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4］八七会议［G］.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86.

［5］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