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仲泉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北京 100008）

我很高兴来湖北阳新参加第二届湘鄂赣苏区论坛，就像两年前到修水参加第一届湘鄂赣苏区论坛一样由衷高兴。因为这些年走走党史，我深切地感受到只有到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后，中国共产党才真正成为领导中国现代革命的主角，而这个时期革命的主要形式是武装起义后蓬勃兴起的苏维埃运动，主要载体则是在各地的苏区，特别是那时的六大苏区。因此，苏区的存在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的重要内容。然而，对苏区史的研究在20个世纪80年代活跃一个时期以后，近十多年来在一些原有苏区的省市则较为沉寂。这些年，我走走党史的一个重要活动就是努力推动苏区研究的复兴。对这次论坛的如期召开，我不仅要感谢湖北等省的主办单位和承办单位邀请我赴会，而且更重要的是感谢他们使两年前宣布的建立湘鄂赣苏区论坛的长效机制一事得到了落实。今天，我想围绕本次论坛主题，就从湘鄂赣苏区到湘鄂赣“中三角”问题讲四点看法。

一、湘鄂赣苏区历史地位的共识

两年前在修水的首届论坛的主题是：湘鄂赣苏区的形成与发展。与会学者多层面、多角度地论述了湘鄂赣苏区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应当说，首届论坛的一个重大成果，就是对湘鄂赣苏区的重要历史地位取得了共识。

首先，大家以新的理念和眼光重新审视湘鄂赣苏区的特殊地理位置，强调了它的独一无二的战略地位优势。就湘鄂赣苏区的各苏区县言，基本上处于三省比较偏远的地区，即湘之东北、鄂之东南、赣之西北，大多在幕阜山及其支脉周边。但就全国各苏区的地理位置言，它不仅处于国民党统治的中部腹地，而且处在这三省的“三个三”之间，即在三个省城（武汉、长沙、南昌）、三条大江（长江、湘江和赣江）、三条铁路（粤汉路、湘赣路、南浔路）之间，是最靠近国民党政治军事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大苏区。这样一个区域，相对于其他苏区，无疑具有极其特殊的战略地位。

其次，大家通过深入考察，进一步认识到湘鄂赣苏区在中国苏维埃运动中的特殊历史作用。一为它是党领导的秋收起义最早的地方。全国秋收起义的峰火最早点燃于属于湘鄂赣苏区的鄂南通城、崇阳、通山三县。它比中央规定的两湖秋收起义的统一时间（9月10日）提前了半个月左右，随后爆发的由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秋收起义，也大多属于湘鄂赣苏区范围。因此，完全可以说，湘鄂赣苏区的所在县打响了全国秋收起义的第一枪，奏起了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革命交响乐的第一串音符。二为它是建立全国县级红色政权最早的地区之一。鄂南通城和通山在1927年8月20日和30日爆发起义占领县城后，就分别宣布建立通城县劳农政府和通山县工农政府委员会。这是党在八七会议后建立的最早一批全国县级红色政权。这两个政权，尽管没有打出苏维埃的旗帜，但以工农劳苦大众为主体，属于苏维埃政权性质。三为它是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面军旗升起的地方。江西修水是当年全国最早也是最大的两支秋收起义军——鄂南的秋收起义军和湘赣边的秋收起义军会合的所在地，起义军在此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高举精心制作的军旗，佩带着臂章，向湖南方向进军，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队伍会合，是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基干队伍。四为它是全国六大苏区和中央苏区最早母本之一。由于它既有前述的特殊战略地位优势，又有大革命的群众基础以及秋收起义、平江起义和大冶兵暴的巨大影响，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930年10月设想将“湘鄂赣联接到赣西南为一大区域”，“发展它成为苏区的中央根据地”。这是中央最早计划的“中央苏区”。后来，虽然这个计划未能实现，但湘鄂赣苏区却成为中央苏区的重要战略侧翼。因此，湘鄂赣苏区在党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历史上具有特殊历史地位。

其三，大家通过综合比较，更加充分地认识到根植于湘鄂赣苏区建立的红三军团和它的前身红五军等红军，参与了四个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巩固、发展和保卫，对中国革命作出了极其卓越的特殊贡献。一是彭德怀率红五军上井冈山与毛朱红军会师后，担负起守卫井冈山的重任。在作出巨大牺牲失利后，又毅然收复井冈山，并在回师的艰苦转战中，将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展成为以永新为中心的湘赣革命根据地，从而为创建湘赣苏区奠定了基础。二是红五军转战湘鄂赣，成立红三军团后一打长沙，创造了红军攻克省会的奇迹。过去将这次攻打长沙看作贯彻“立三路线”的典型，是不公允的。尽管打长沙是根据“立三路线”的要求而采取的军事行动，但是不能将它与“立三路线”等同起来。那时有极佳战机，能垂手可得而不得，就如毛泽东所说，是蠢猪逻辑。红三军团连克岳阳和长沙，没有重大伤亡，且战果赫赫，震动全国，大壮红军声威，创造了红军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辉煌战绩，且是十年土地革命时期红军攻克省会的唯一战例，绝对不能指责。正如不能否定百团大战一样，也不能否定红三军团一打长沙。至于二打长沙，那是另一回事。不能因二打长沙之错来否定一打长沙之功。三是1930年10月下旬，红一方面军总部抵达江西新余罗坊，彭德怀说服红三军团坚决执行罗坊会议的“诱敌深入”方针，为实行由进攻到退却的战略转变，从根本上纠正攻打大城市的错误，为中央苏区取得第一次反“围剿”战争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四是红三军团与红一军团密切配合，连续取得三次反“围剿”战争胜利，使赣南、闽西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并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奠定了基础。五是红三军团在第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为发展和保卫中央苏区浴血奋战。特别是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红三军团发挥了擎天砥柱作用，在广昌战役失利后独当一面地进行惨烈的战斗，顽强阻敌，迟滞国民党军攻占瑞金的步伐，为中央实施战略转移争取了时间。六是红三军团在险恶的长征途中与红一军团始终担当主力，肩负着突围挺进、断后阻敌、保卫党中央的重任，为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作出了巨大贡献。尽管令敌闻风丧胆的红三军团番号在那时没再保留，但凝聚着湘鄂赣苏区人民革命精神的战斗作风仍在发扬光大。

湘鄂赣苏区同中央苏区和其他苏区一样，也是为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进行了感天动地的奋斗、创造了彪炳史册伟业的红土地。

二、阳新苏区的革命精神令人震撼

阳新人民有非常光荣的革命传统和无比执着的革命精神。到阳新考察，有四件事令我很感动和震撼。

一是彭老总对阳新革命群众的称赞。阳新在大革命时期就很红火。1927年发生的土豪劣绅杀害省农协特派员等9人的“二·二七”惨案曾震惊全国。在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毛泽东闻讯后即主持为死难9烈士的追悼大会，通电全国，并会同董必武、吴玉章、邓演达等，通过国共合作的党政机关，及时派出军队镇压了阳新的反动势力，使阳新工农运动蓬勃开展起来。大革命失败后，这里的苏维埃运动较早，是鄂东南革命斗争的中心。彭德怀率红五军下井冈山转战到这里后，受到苏区人民热忱欢迎的情景令他终生难忘。《彭德怀自述》忆及当年情景时写道：这个地区群众对红军的热爱，比其他地方群众有过之而无不及，外地红军到达该区，均不愿离开。群众对伤病员之照顾，真是无微不至。沿途欢迎红军之口号声、歌声、锣鼓声，响彻云霄。当年天旱，苦久无雨，可是红军路过，茶水满布，妇女老少，人手一扇，站在道侧，替红军扇凉。到宿营地时，房屋打扫得干干净净，开好铺。他们自己露宿，决不让红军露营。彭总是不善描写细节的，何况时处逆境，心绪不好，但对阳新人民热爱红军的景况写得这么仔细，可见他感动至深。

二是当年阳新的干部也有像兴国干部那样的好作风。老百姓有歌赞誉苏区干部：吃的金丝汤 （红薯丝），睡的金丝床 （稻草），穿的金丝鞋 （草鞋），打的胜利仗；夸奖他们是联系群众、没有官架子的 “提包政府”。由于苏区政府的出色工作，全县50多万贫苦农民都分得土地，这里的苏区一片兴旺景象。阳新干部的出色工作上了 《毛选》。1934年1月，毛泽东在在瑞金的 “二苏大会”上表扬道： “湘鄂赣边区阳新县的一些地方”，“那里的同志们都有进步的工作，同样值得我们大家称赞”［1］p140。 这说明，“苏区干部好作风”，在阳新不逊兴国。这次来阳新，才知道阳新县城所在地也叫兴国镇，这样，此兴国与彼兴国具有同样的苏区干部好作风。

三是阳新同兴国、瑞金等县一样，是全国有名的烈士县。参观县城的纪念馆和烈士陵园时了解到，在革命战争年代，阳新一县先后有20余万儿女献出生命，其中大革命时期有3万，土地革命时期有10万，抗战时期有7.8万。据我了解，阳新人民为革命作出牺牲的这个数字，无论其总量或占人口比，在全国都是罕见的。阳新的龙港镇曾是红五军司令部和鄂东南苏区政府所在地，既与国民党军进行过激烈战争，也遭到反动派残酷屠杀。这里有两个大型的革命烈士墓群，我瞻仰后，同所有瞻仰者一样，心灵受到震撼。在2号烈士墓群，埋有烈士遗骨3011具，都是在苏区时期牺牲的，由老百姓收尸、埋葬，种上庄稼加以掩护，得以保存到解放。我在陵园内走了一圈，然后登上山岗高处环顾四周，看到布满山岗的一排排烈士墓体，尽管没有石碑、没有雕像、没有花环，但令人肃然起敬。我走了全国近千个县，见过许多烈士陵园，包括全国最大的红军碑林——川陕苏区将帅碑林，那里刻录有13万烈士名录的系列群雕，相当宏伟壮观，但从未见过像这里一样埋有3000多具遗骨的原生态状墓群。经查询得知，这样的规模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这是展示阳新苏区人民无私奉献、不怕牺牲、一往如前、勇于捐躯的彻底革命精神的历史实景。

四是首任县委书记罗伟的英勇就义。纪念馆展出了罗伟烈士的事迹。罗伟是本县人，早年受过五四运动熏陶，同萧楚女、恽代英等人交往甚多，1924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投入大革命运动。1926年8月中共第一届阳新县委成立，罗伟当选县委书记。为发动农民配合北伐革命，他多次主持召开有上万农民参加的公审大会，镇压了罪大恶极的5名土豪劣绅。在他领导下，全县农民运动空前高涨。当年全县60万人口，农会会员就达29万，为湖北各县之冠。大革命失败后，反动派以重金悬赏捉拿他。被通缉的头等要犯为毛泽东、董必武等，赏金为光洋5000元；罗伟为二等要犯，赏光洋3000元。1927年12月，罗伟被捕；1928年1月即被处以极刑。在赴刑场时，他高唱就义歌：来到刑场用目睹，乌烟瘴气绕四周。大吼一声雷霆怒，怒气冲天贯斗牛。我牺牲，为的是无产阶级大多数；我牺牲，为的是贫苦工农。这样死，有价值也有气度；这样死，无忧又无愁。……枯骨填成平等路，一腔热血洗环球。杀尽残酷诸猛兽，红日照遍五大洲。这正义之声令反动派胆颤心惊，老羞成怒，他们将烈士惨无人道的五马分尸。在党的无数烈士中，被反动派施以这样的极刑，我听说的不多。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就是无数罗伟这样的烈士以自己宝贵的生命铺就的。如彭总在1957年赞颂阳新人民的题词所写：先烈之血浇成了革命之花。

去年11月，习近平同志在纪念中央苏区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8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对苏区精神作了明确表述和高度评价。这个苏区精神，不只是中央苏区的革命精神，而是全国各苏区共有的革命精神。习近平明确指出：在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中，在建立红色政权、探索革命道路的实践中，无数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以坚定信念、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无私奉献等为主要内涵的苏区精神。毫无疑问，上述阳新人民的革命精神，是苏区精神的既很完整、又很实在的生动体现。中国革命的胜利凝聚着遍布全国苏区，包括湘鄂赣苏区和阳新苏区人民的伟大苏区精神。

三、湘鄂赣苏区论坛是推动苏区史研究和宣传的一个创新平台

当年全国的十多个苏区，在这些年分别举办纪念活动或者学术研讨会的比较多，基本上一直没断。但是，由党史部门跨省联合举办的活动则较少。就中央苏区言，它跨江西、福建和广东三省，但就我所知，这些年关于中央苏区的学术研讨会是各自分别举办，而没有联合召开过。前年的首届湘鄂赣苏区论坛和本届论坛都由湘鄂赣三省党史研究室联合主办，不能不说是开创了党史部门省际联合举办学术研讨活动的先河。就首届湘鄂赣苏区论坛言，至少有两大创新：

首先，三省、六市、十六县签署了《修水宣言》。参照目前一些大型活动的通例，在首届湘鄂赣苏区论坛闭幕式上，通过了党史部门署名的《修水宣言》。这个宣言充满激情。宣言说：经过血与火洗礼的湘鄂赣苏区，在改革开放的今天，生机勃发，日新月异，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过去，我们血肉相连，生死相依；现在，我们携手并肩，共谋发展。湘鄂赣三省党史研究室和6个湘鄂赣苏区所在市党史部门、16个湘鄂赣苏区县的同仁齐聚修水，以“继承、交流、合作、共荣”为主旨，发起成立湘鄂赣苏区论坛，并举办首届活动。我们的愿景：构建一个相互探讨、各展所长、资源共享的边际学术交流与经济合作平台，充分发挥党史资政育人作用，积极服务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我们的使命：继承苏区革命传统，弘扬苏区精神；交流学术研究成果和经济社会发展经验；加强边际合作，促进共同繁荣。我们的方式：由湘鄂赣三省党史研究室共同主办；由湘鄂赣苏区县所在地的市、湘鄂赣苏区县轮流承办；原则上每两年举办一次，遇重大纪念活动可提前举办。根据上述“继承、交流、合作、共荣”主旨，每届论坛活动确定相应主题。这个宣言只800字，言简意骇，陈述到位，主张明确，情溢于表。党史部门的学术活动，我参加的有限，不敢就全国性的党史活动妄言；但就我个人参加的党史活动来说，这是我见到的第一个党史部门的联合宣言。

其次，建立了论坛的长效机制。《修水宣言》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湘鄂赣苏区论坛的长效机制宣言。它不仅有明确的主旨、愿景和使命，而且明确规定了论坛的具体运作方式。如闭幕会上的总结所说：一个崭新的跨省际的合作机制诞生了。就在那次会上，还举行了首届论坛承办方与下届论坛承办方的正式交接仪式。尽管没有奥运会那样的会旗进行交接，但专门制作了镶有“湘鄂赣苏区论坛”金字的牌匾在异常热烈的气氛中隆重交接。会上，湖南的平江、浏阳，江西的万载等县市，也明确表示了要继续接着承办的意愿。这样，湘鄂赣三省的党史部门和下属相关市县，只要加强沟通、和谐衔接，湘鄂赣苏区论坛会一届一届而长盛不衰的。

首届湘鄂赣苏区论坛开了个好头，本届湘鄂赣苏区论坛能够相隔两年之后如期举办，这本身就是巨大的成功。本届论坛如何举办，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黄石市委和阳新县委已有安排。我就上届论坛建议的几个问题，再提出来供本届论坛研讨参考。

当前，地下室人防工程已越来越重要，其主要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战备方面，当前的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我国面临着多重安全威胁，一旦发生战争，特别是现代化战争，如果没有人民防空工程，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将得不到保障；二是社会经济方面，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土地资源越来越少。因此，合理开发和综合利用地下空间，为保护生态环境、节约土地资源、缓解城市人口密集、地面交通拥挤等矛盾，实现城市建设的科学发展提供了新途径。

一是要否设立一个联络机构，负责处理每届论坛会上提出的建议和意见。轮流举办论坛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但是怎样使这个长效机制能更好地发挥作用，会随着论坛的长期举办日益凸显。比如，上届论坛有的学者提出的论坛的长远规划问题、申报国家社科基金研究历史课题问题、认定湘鄂赣苏区县的协调问题等，这些都属于边际合作与沟通方面的问题。目前的省市县党史部门主要解决自己的主体业务，一般无暇顾及这些边际性问题。如果有一个常设联络机构，比如由三省党史研究室负责民主革命的研究处各派一个同志组成三人小组来兼管联络事务，召集人可固定，也可轮流作庄。这可能更有利于落实和解决每届论坛提出的建议和问题。

二是每届论坛开会前要否有一个更具学术含量的选题指南。目前开会前也有征集论文的选题，但比较泛泛一般，缺乏深化研究的针对性。既然形成了每两年要开一次的固定机制，如果能坚持下来，对推进湘鄂赣苏区历史的深入研究将大有益处。这就要不断思考和掌握湘鄂赣苏区史研究的进展状况、薄弱环节和怎样加强研究解决。有了深化研究的选题指南，就能提高论文质量和论坛研讨水平。这样，每届论坛的学术研讨就是一次难得的学术盛会。否则，就会像目前有些学术研讨会那样，变成某种例行公事，嚼之无味。时间长了，也很难坚持。不断萎缩的结果，就是自行消亡。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要未雨绸缪，及早规划。如果要设立联络处的话，那个联络处也可以干这项工作。

三是尽快组织力量编写新的 《湘鄂赣苏区史》等书。这是我在上届论坛会上提出的，其他同志也有这样的建议。因为这些年关于湘鄂赣苏区史的资料有不少新的发掘，对许多问题有新的认识，也有不少新的研究成果。1982年湖南人民出版社的《湘鄂赣苏区史稿》，尽管达到了那时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但毕竟时代前进了30年。写出反映当代研究水平的新版《湘鄂赣苏区史》，是当代湘鄂赣三省党史研究工作者的责任。一定要与时俱进，一定要有雄心壮志，写出新版书来。上次我提出了两个方案：一是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再找30年前的作者们商量能否写一个修订本或增订本；二是由三省六市的党史部门组织力量，根据这些年掌握的文献资料和研究成果，花几年时间写一个新本。还可以提出新的方案，比如找某位学者做首席专家，组织一个团队来承担，也是可以的。其他还有《湘鄂赣苏区人物传》《湘鄂赣苏区将帅传》《湘鄂赣苏区英烈传》以及《湘鄂赣苏区画册》等，这些都属于子项目。如果有力量，也可进行。

四、开发湘鄂赣苏区红色资源，助推湘鄂赣“中三角”发展

本届论坛相对于第一届论坛来说，既有很大提升，又有重要创新。所谓提升，就是在上届主要由市党史部门筹备提升为本届由省党史研究室直接参与筹备，并邀请省委领导到会讲话。所谓创新，那就是主题和内容有了很大的深化和扩展。主题的深化，表现为“研究开发湘鄂赣边区红色资源，助推长江中游城市集群建设”。这比上届前进了一大步。内容的扩展，即是不仅有一批企业家代表参加，且同时开辟四个论坛现场交流，有两个论坛当场签订合作协议。

《修水宣言》在“我们的愿景”中讲了：要充分发挥党史资政育人作用，积极服务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我真没想到这个愿景，仅仅两年就付诸实施，成为现实，积累了党史资政的新鲜经验。当然，在深化主题和扩展内涵时，也有一个如何把握好“体”与“用”的关系，这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我这次发言之所以定题为《从湘鄂赣苏区到湘鄂赣“中三角”》，既是为了要说明这一届论坛主题的创新性，也试图探讨如何平衡以党史研讨为“体”和以助推经济社会发展为“用”的关系。

从论坛的主题看，毫无疑问，湘鄂赣苏区是讲的党的历史；湘鄂赣“中三角”是讲当前三省的经济社会的协作发展问题。乍一看来，这两者似乎不搭界。其实不然，两者的关系非常密切。

第一，地缘的重叠性。湘鄂赣“中三角”，是以武汉、长沙、南昌三个省会城市为核心，包括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和环鄱阳湖区域的27个地级城市。它呈“品”字形分布，位于中部地区的“中三角”地带，形成长江中游最大城市集群。湘鄂赣苏区，有如前述，虽然属于三省的边缘地区，但它恰恰位于武汉、长沙、南昌3个省会城市之间，虽然所辖地域比“中三角”地区小，但其活动区域却为“中三角”地带。这两者的地域具有重叠性。如果说过去是这里的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那么现在则是这里的城市带动农村发展。

第二，交往的紧密性。湘鄂赣三省为毗邻之省，从历史到现在，也无论是干革命还是搞建设，都有十分紧密的联系。站在幕阜山上，是一脚踏三省，鸡叫鸣三县。过去打游击，就是围绕幕阜山脉转来跑去。这个省的敌人来了，游击队就往那个省跑。现在的物流和人流也没有省际行政区划的界限，哪里方便就到哪里去。我去年到黄梅县，他们那里到九江比到黄冈近多了；老百姓买东西，宁可去九江也不跑黄冈。过去的边际效应对革命有利，现在也要利用这个边际效应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服务。

第三，利益的共需性。湘鄂赣三省都处于我国中部地区，尽管江西属华东协作片，但在新中国成立后曾属于中南行政区。目前三省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都不在国家的第一方阵，如同处于长江中游地段一样，也处于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中游位置。中部崛起既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大战略，也是湘鄂赣三省的共同利益。中部怎样崛起？凝聚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和环鄱阳湖区域的资源和实力，构建“中三角”经济圈，是一个具有创新性的发展思路。协调好了，1＋1＋1，肯定会大于3，有望成为继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之后，引领中国经济增长的“第四极”。这不仅为“中三角”9000多万人口和三省1.6亿人民所渴望，也是国家发展的大格局之期盼。

所以，穿越历史时空，从湘鄂赣苏区到湘鄂赣“中三角”，带有历史发展的某种必然性。

那么，怎样开发湘鄂赣苏区红色资源，助推湘鄂赣“中三角”发展呢？我有以下几点建议：

一是呼吁国家有关部门能否像支持原中央苏区县那样，支持原湘鄂赣苏区县的振兴发展。今年6月28日，国务院下发了《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的文件，这是落实习近平同志在去年讲话精神的一个重要举措。为此，江西省有关部门，包括省委党史研究室都做了大量工作。还有赣州市的领导花了很大气力、不辞劳苦地来跑这个事。“皇天不负苦心人”，最后中央出台了这个文件。湘鄂赣苏区的三省六市怎么协调做工作，本届论坛可提出积极的具有可行性的建议。

二是参照 《国务院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和中共江西省委、江西省人民政府贯彻落实 《国务院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的实施意见，请有关部门草拟一份关于原湘鄂赣苏区县振兴发展的材料，供向上汇报此项工作参考。这项工作是由做过这项工作的江西方面，还是由本届论坛主办方湖北方面，或者由下一届举办的湖南方面牵头考虑，最好明确起来。

三是借三省旅游部门签署长江中游城市集群旅游业合作协议的东风，规划落实贯通湘鄂赣苏区的红色旅游线路。这个问题，我上次讲过。这可以分几期进行。比如，第一期红色旅游线路能否将湘省的平江、浏阳与鄂省的阳新、大冶和赣省的万载、修水等处最具代表性的红色景点贯通起来，形成一个环形旅游圈。这个苏区旅游圈与“中三角”旅游线可以互补，乃至在局部地区合二为一，成为苏区历史为“中三角”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最佳线路。

四是结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抓紧修复湘鄂赣苏区的重要革命旧址。据我所知，湘鄂赣苏区一些重要的革命旧址太破烂，急需维修或抢修。比如平江的黄金洞，那是湘鄂赣苏区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指挥中心，在大山深处，路很难走，还要乘船。那个小村没有几间房子，作为指挥部的那间小房濒临倒塌。像这样的重要革命旧址应抓紧抢修。昨天，平江县委同志告诉我，已拨款修复，这就很好。

五是结合目前加快城镇化建设的要求，将湘鄂赣苏区的重要红色景点优先城镇化，使之成为精品景点。比如，阳新的龙港，1930年春至1932年10月间，是红五军司令部和湘鄂赣苏区鄂东南的党政军机关所在地。那里的红军街有“小莫斯科”之称，彭德怀旧居等革命旧址保存完好。特别是那里的2号烈士墓群以原生态状的简朴墓体一排排地列满山岗，在全国罕见。据说龙港已经是镇级单位了，如何将它进一步打造成4A级乃至5A级旅游景区，是有基础的。再如大冶的刘仁八，是红三军团成立所在地，就可以优先考虑扩建，同时建设红三军团纪念馆。关于彭德怀的纪念馆在全国不多，如果其他地方没有红三军团纪念馆，在刘仁八建，我想是优选。当然也可考虑在大冶或黄石市建，这由有关方面去进行可行性论证。

［1］毛泽东选集（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