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岚

在阿袁的系列性大学叙事小说里，2011年发表的《子在川上》是一个新的突破。此前的《长门赋》、《虞美人》、《俞丽的江山》、《老孟的暮春》、《蝴蝶的战争》、《汤梨的革命》、《妖娆》、《鱼肠剑》、《小颜的婚事》、《顾博士的婚姻经济学》等中短篇小说，多写高校知识分子的婚姻家庭男女情事，特别是知识女性的相处关系及心灵世界，题材独特，艺术表现别具一格，展现了高校世俗化的一面。虽然对平庸琐碎，抑或令人不堪的日常生活和情感事故进行细致的描绘，更能揭示生活的本质和人性的真实，事实上阿袁从高校生活经验和女性生存体验出发的对知识女性为情爱、虚荣和生存位置而争战的移情化讲述，展现的是女性在道德沉沦、生存竞争失序时代里悲剧性的生存处境及由此引起的心灵困惑，等于用文字的手术刀，挑出了女性人人都有的隐藏的伤痛，为性别书写注入了社会分析和道德思考的精神内涵，然而，由于阿袁的这些生活故事都发生在大学这一特殊的文化场所里，而上世纪末以来社会沉沦最严重的莫过于大学精神的丧失，因此批评界有理由不满足于阿袁的大学叙事对饮食男女故事的重复。有论者就指出：“阿袁小说的故事核心，是那些校园中作为主体的教师（知识分子）们的‘情事’，集中写知识分子安贫乐道的传统观念被解构后，人类知识继承、质疑、创新的知性精神完全变成了个人欲望的挣扎、追逐。”“在阿袁的小说中，我们不仅看到作者放弃了知识分子政治品格的书写，同时更看到作者放弃了知识分子文化品格的书写。直接将背景限制在‘情事’与‘家事’的空间中，限制在只是恋爱婚姻战争中组成‘三角’的三方，而校园文化的主体活动，如教学、交流、学术、科研也完全被取消，故事严格封闭在恋爱婚姻的事件之中。”①这样的批评，毋宁是文化界对以大学叙事著称的阿袁在大学书写里加强政治文化批判的期待。《子在川上》或许满足了这种期待。小说通过师范大学中文系里两种文化人格的知识分子的矛盾冲突，反映了当今高校里行政权力对学术权力的挤压，大学权力生态严重不平衡，不仅威胁到人文知识分子的生存，也影响到大学精神的存亡的可悲现实。小说诉诸读者的，不再是疯狂时代的生活之痛，而是旷绝古今的文化之痛。

《子在川上》的矛盾冲突主要发生在中文系的普通教师苏不渔和系主任陈季子之间。苏不渔和陈季子都教古典文学，两个人发生矛盾很正常，一般会被理解为文人相轻。但是作家赋予这两个人的，不只是现实中不平等的政治身份，更重要的是他们与生俱来的不同的文化品格，因此，他俩的不和，就现实看，是校园政治实现的必然结果，往深里说，是有着深远历史渊源的文化冲突。就其文化成分而言，两个人从不同的侧面承载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道统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资中筠在《中国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和失落——建设新文化任重而道远》一文里有十分精辟的概括。主要有三：（1）“家国情怀”，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2）重名节，讲骨气。（3）“颂圣文化”②。在苏不渔的身上，更多的承载着老庄的无为无不为的具有自由主义精神的道家文化，而在陈季子的身上，承载的是被统治阶级改造过的功利化、官场化的儒家文化。在汉以来的中国社会政治史和民族文化史上，这两种文化以互补的形式共存于社会意识形态之内，并内化为知识分子的人生态度与价值观，支配着生存个体的社会应对方式。《子在川上》的中文系系主任陈季子，怎么看都像是个变味了的儒家知识分子。跟儒家文化不同，道家文化重自然而反人为，纵大化而轻社会，热爱生命自由而鄙弃现实功利，在社会秩序的建立和维护中有消极作用，所以在社会意识形态中只能处于次要地位。一般说来，承袭道家文化精神的知识人，在难以认同或受到排斥的社会政治或文化环境里，会有意疏离主流文化，不依附权势，不俯仰世俗，以思想的异端、行为的放诞和性格的乖张来维护个体的独立和精神的自由。

既然各自秉持不同的文化性格，苏不渔和陈季子本可以河水不犯井水，各自在寄存形骸的社会里出入，那为什么两人的矛盾后来会激化到你死（苏不渔被排挤出教师队伍）我活（陈季子在苏不渔罢教事件中与校长的关系更密切，因为替校长和自己报了一箭之仇）的程度呢？这就是文化与体制合谋的结果了。文化从来就不是静态的存在，而是在人与环境、人与对象的互动中动态生成的。《子在川上》这部文化味十足的小说，之所以具有很强的现实批判性，就在于它把苏不渔和陈季子这两类文化性格，放在当今高校的政治文化环境里建立起悲剧性权力关系，从而通过一个典型性格的命运，展现了知识分子群体以及由他们共同承载的大学文化和大学精神的命运，引起社会对高等教育和民族命运的深切的忧思。在《子在川上》的故事讲述里，我们看到今天的中国大学，正在日益背离现代大学精神。近些年教育界内外对大学的行政化、官僚化已多有非议，有愤怒的谴责也有理性的分析。但是当小说用一个作为大学精神的化身的优秀教师被排挤出教师队伍，来活生生地呈现出关乎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大学教育正在毁于利益集团之手时，读者受到的精神震撼还是大大超出了文学阅读的期待。《子在川上》的故事，发生在一所省属师范大学里，大学完全被行政化、官僚化、产业化。其表现形式是大学真正的办学目的和教育目标被悬置，教师的教育主体地位被剥夺，学生的求知愿望被忽略。学校的教育教学活动，完全由行政主导，包括教授在内的全体教师都处在被动的境地。学校教育的内容被虚化，形式成了实体，因为一切教育活动都是为行政领导铺路的形象工程、面子工程、政绩工程。教学检查只看进度是否与大纲相符，“该讲曹操的那一周就要讲曹操，该讲陶渊明的那一周就要讲陶渊明，不然，督导下来听课，一听，好嘛，挂羊头，卖狗肉。往上参一本，就算小小的教学事故了。”苏不渔不管这一套，上课讲到他喜爱的阮籍就没完没了，让系主任陈季子十分头痛，因为一旦被“无欲则刚”、“童言无忌”的督导老先生们发现了，将会影响他的美丽形象。教学内容和方式是否有利于人才培养目的的达成其实是不被管理者考虑的，科研成果的多少成了衡量教师业绩的唯一指标，而所谓科研成果的评价并不遵循知识创新的科学研究规律，而只看论文发表的数量和刊物的级别，因之对教师称职与否的评价就演变成了以有无科研成果为唯一标准，并且是以年度为周期进行量化，而考核的权力都由行政部门掌握，被考核者没有任何发言权。这样的教育管理模式，把教师引向了重研轻教的失职之路，甚至拖进了悖情逆性应付科研的痛苦深渊，不仅无助于人才的培养、知识的创新和科学的发展，还恶化了人际关系，败坏了生活的兴致，使人生失去了应有的乐趣。中文系年青美丽性情活泼的女教师朱小黛，就觉得自己被科研压力折腾得被扭曲，变得不是本来意义上的朱小黛——“真正的朱小黛爱锦衣玉食，爱风花雪月，爱灯红酒绿，甚至还爱在男人面前风情万种”，只得怨恨是系主任陈季子迎合学校的科研奖励政策和管理体制，公权私用，打通发表环节，把人参当萝卜生产而形成的导向，破坏了她的幸福人生。正是科研一票否决制，使优秀的古典文学副教授苏不渔被剥夺了硕士生导师资格，导致愤而辞教，让人看到了高校管理上的荒谬。

苏不渔北大研究生毕业，受过良好的教育和严格的专业训练，学术水平高于一般同事，尽管他述而不著。对授课人的文化知识结构要求很高的《中国文化概论》课，藏书丰富、知识渊博的他是最合适的人选，系主任慑于苏的个性不敢直接交给他，而总是用曲线救国的方式先排给年青教师，最终还是由他主动接受过来。博士出身的朱小黛遇到科研上的难题，总是采用暗度陈仓的方式在他这里得到解决。他不是没有能力写论文，而是写论文成了与权力交换利益，跟人的自由精神想违背，他就决不同流合污，而坚持超功利的人生信念和任自然的生存方式。他的教学水平在师大是一流的，小说介绍“苏不渔的课，在中文系的口碑很好，至少在学生中的口碑很好”。他的自由、散漫、天花乱坠的教学风格备受学生喜爱。他“上课从来不遮遮掩掩，总是倾其所有”的教学态度，和率真任情毫不伪饰的做人风格，赢得了青年学子的一致崇拜。当他出现在全校文学大奖赛的颁奖典礼上时，学生们给他的掌声，竟“如潮水般，席卷而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且一波比一波更声势浩大。其热烈的程度，绝对十倍于校长”，让本来想借机捉弄、促狭他的系主任陈季子意外失算、尴尬难堪。最重要的是，作为大学教师，苏不渔有很高的教学热情和高度的敬业精神。对于他来说，没有什么比教学更重要的。苏师母吴素芬回忆：

当年他们谈恋爱，躲在又阴暗又逼仄的教工宿舍里亲热，哪怕在最热烈的时候，最神魂颠倒的时候，热烈到颠倒到吴素芬经常忘了上班这回事一一有时是忘了，有时是欲罢不能。但苏不渔从来没有忘过，或者欲罢不能过。他总能在上课的前十分钟戛然而止一一十分钟是极限，因为整理衣服和整理教案最快要二分钟，而从宿舍疾走到教室，要五分钟，剩下一分钟，要喘息，还要喝口水，然后再整理整理思路。不然，唇干舌燥，又神思恍惚，没有办法开始上课呢，苏不渔和吴素芬这样解释。但吴素芬恼了，又羞，有几次就使坏，故意在上课前愈加做出千娇百媚的样子，苏不渔那时还年轻，身体的免疫力很差，但他意志力却很强大。每次都能行于当行，止于当止。

这简直是个视知识传授高于自我生命的教员。因为没有一个真正的大学老师不敬畏知识，不重视文化薪火的传递。作为最称职的大学教师，苏不渔最能与大学这一名称相当的，还是他的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苏不渔并不缺少文化资本，但他并不以之渔利猎名，要利也是利他，要名也是清名。这源于他从老庄道家文化传统里承续来的宇宙人生观。对于渺小的个体，短暂的人生来说，没有什么现世的实利值得抓住不放，唯有物我齐一的精神在天地间永恒。既然以人文学为职业，当以探讨宇宙人生的存在真理为务。所以他能把儒家文化创立人孔子“逝者如斯夫”的惜时之叹，解读为天地悠悠人生若寄的形而上的本体之思，提醒世人放眼大千，放弃对眼前小利的孜孜计较。对他来说，与朱小黛这样的知音坐而论道，比著述获利更有意义更快乐。但是，他的世界观与价值观以及守护这种观念的行为表现，总是被现实环境所否定。尤其是陈季子的到来，让他不屑于做教研室主任的清高无法证明反引起他人的误解，简直是“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鹓雏竟未休”，害得他不清不白。这让他对小人之心之性与行，由鄙视而愤怒，于是以倨傲而偏激的态度对待之。他喜欢作为名士的阮籍，以之为偶像，为之心醉神迷，在行为方式上也暗有师法，想必不只是出于价值认同，还有找到一种社会姿态来抵抗庸俗和维持内心平衡的需要。与儒家文化人格具有两面性不同，服膺魏晋风度的苏不渔，把真情至性袒露在世人面前，公开表示不与系主任陈季子同上一个饭桌——道不同不相为谋，即使被“骗”到了一起也绝不喝陈的敬酒（后来当然要喝罚酒了）。他甚至孩子似的，为小狗的命名而与陈季子的儿子斗气，固执得可爱地不让内心的美被人亵渎。系主任伙同主管校长借机报复，把他送上了黑名单，剥夺了他的硕导资格，他也绝不向权势妥协。像这样的人格个性，在今天的大学里，真是凤毛麟角。而这样的人格个性，必不为行政化的大学体制所容。苏不渔的无为，就是一种作为，是对流行的教育文化体制的拒绝和挑战。他的文化敌人陈季子不用太多的手腕，就可以抓住对方的弱点，利用体制的力量把这个高校教师队伍中的异类排挤出去。

陈季子能够轻易取胜，借助的是高校里不公平的权力关系。这种不公平主要是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不公平，即在国家权力日益扩张的今天，在很多地方高校里，行政权力完全压倒了学术权力，违背了大学本质。中国大学里的行政权力是有国家背景的，而这种国家背景又包含着强大的政治因素。所以，不同于在西方国家里大学的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矛盾是一种内部矛盾，中国大学里的矛盾实际上是一种外部矛盾，如学者所分析和指出的，“是外部的国家政治权力在大学内部的直接渗透，从而导致大学官僚化而忽视或弱化了学术权力的存在，主要体现为外部矛盾”。“中国大学的行政权力主要是外部政治权力的渗透而形成的官僚权力，这种权力甚至改变了中国大学的性质，限制了中国大学学术和科研潜力的发挥”③。苏、陈的矛盾，是一种力量不均等而结局没有悬念的冲突。苏不渔是纯正的大学教授，而陈季子具有双重身份——既是教授，又是准行政官员，他不仅可以利用职务之便为自己谋取学术资源和利益，还可以利用行政力量置自己的对手于死地，并且不承担任何责任，也没有道德风险。他所栖身的文化和体制都可以帮他的忙，他投靠的是一个“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④，杀人不留血痕。戴有儒家人格面具的系主任陈季子，不仅有知识，还有涵养，胸怀大度，温文尔雅，同时，也阴险，狠毒。由于知识结构、性格、价值观和为人处世的不同流俗，苏不渔的存在就是对陈季子的得罪，这注定了苏不渔在握有公权又有儒家风范的道德优越感的陈季子手下，只能是个败将。苏不渔未完成科研任务，不符合硕导的业绩要求，先是上了黑名单，后又被大白于全校师生，这对极为看重人格尊严的他来说，无疑是奇耻大辱，他明知鬼出在哪里，但这个鬼的魔力太大了。他唯一的反抗方式就是罢教、辞教。他爆发前凝重的神情，流露了他内心的怆痛。他那篇用赋体写成的《告全校师生书》，表白了他对这个时代的彻底失望和他的文化追求不被理解的巨大的孤独。他的结局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忍痛离开了心爱的讲坛的北大才子、古典文学教授苏不渔，被发落到萧条败落的中文系资料室做了资料员，接替即将退休的姚老太太，与“白头宫女”为伴，真个是黄钟毁弃。

苏不渔用凛然辞教与大学行政化和官僚化相抗争，他是一位坚持大学精神和知识人自由个性的孤独鏖战的文化英雄。但是这样一位英雄在属于他的丛林里失败了，败得那样悲壮，败得那样令人痛惜和伤感。这个苏不渔，身上闪射过那么迷人的道家文化精神的魅力，而他的对手陈季子，也携带来儒家官场文化（实质上是专制文化）的魔影，他俩的矛盾冲突，说大了是知识分子的人文主义文化与统治阶级的政治文化相博弈的一个个案，而前者的失败，是大学权力生态严重恶化的证据，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全面沦亡的一个讯号。

注释：

①钱旭初：《“去知识分子化”及其言说危机— —谈阿袁的小说叙事》，《江苏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

②道统也就是一种在历史中形成并延续的精神传统。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资中筠在《中国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和失落——建设新文化任重而道远》（载《炎黄春秋》2010年第9期）一文里有十分精辟的概括。主要有三：（1）“家国情怀”，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2）重名节，讲骨气。（3）“颂圣文化”。但这是以处于主流文化即儒家文化中的知识分子为对象的，处于社会边缘的道家文化传统需另行界定。

③黄英杰、田蜀华：《论中国大学的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之争》，《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

④鲁迅：《我之节烈观》，原载1918年8月15日《新青年》5卷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