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军

有生命的文学既不是按昨天的钟点，也不是按今天的钟点，而是按照明天的时间而存在。

——扎米亚京：《论文学，革命和熵》

这是今天头等重要的、刻不容缓的工作。急迫的工作。应当号召人们，年长的和年轻的，勇敢地反思过去，只有那时未来的道路才会变得清晰。

——利季娅·丘可夫斯卡娅：《捍卫记忆》

一、余易木者，何许人也？

你去问十个读者，可能有九个人都不知道他；甚至，很有可能，这十个人全都没有听说过他的名字。然而，你可以不了解他这个人，但不能不读他的作品。他的公开出版的文字并不多，四个中短篇小说——《春雪》、《初恋的回声》、《也在悬崖上》、《精神病患者或老光棍》，再加上一部长篇小说《荒谬的故事》，几乎就是他发表和出版的全部作品了。

这个叫徐福堂的人，1937年出生于上海的一个富商家庭。他用“余易木”做了自己的笔名。他用这三个字纪念苦难境遇中的友谊。他有两个“右派”好友：一个是毕业于厦门大学电机系的杨逊，一个是毕业于西安交大电机专业的林哲民。这两位高材生也是被划为右派后贬谪到青海的。他们三人惺惺相惜，患难中互帮互助，情同手足。“余易木”是三人姓氏中右半部分偏旁的组合。

余易木天资过人，勤奋好学，懂好几种语言，精通法语、德语、英语、俄语，属于当代作家中少见的渊雅博学之士。在思想和人格上，他至少早熟二十年。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当许多作家还糊里糊涂地跟风趋时的时候，他就从那个时代的谵妄和狂热中清醒了过来，就写出了与严格的规约模式格格不入的小说；二十年后，寒冬过后，劫波度尽，他的文学之花终于在难得一遇的文化暖春绽放了，终于在八十年代最好的文学期刊《十月》杂志上结出了果实。他像茫茫雪原上寻找归途的跋涉者，冷静而耐心地辨识前行的方向。在高远的天幕上，他看见了星星的眼泪；在布满仇恨的荆棘丛中，他摘回了爱的花果；在人被降低为“工具”的迷狂里，他发现了人的价值和尊严。

做为一个作家，余易木敏锐、深刻，在思想禁锢最严的时代，写出了超越了时代限制的作品；做为一个人，他渴望寻常意义上的幸福生活，渴望爱而且被爱，渴望被社会接受和尊敬，渴望被人们公正地对待。他本来可以生活得很幸福，但却在痛苦中度过了一生；本来有条件受到人们的尊敬，但却受尽了欺凌和侮辱；本来能够活着回到故乡，但却凄凉地死在了异乡。他个性鲜明而外向，有着很强的进取心和旺盛的创造激情，但却不幸生活在一个只接受集体人格和服从人格的时代。

关于余易木的被无辜定罪，关于他的悲惨而屈辱的生活，编辑家张守仁的介绍最为详细：“1957年徐福堂因对留苏学生派送办法有所微词而被打成右派。那年他才20岁，就被发配到青海劳动。他在人烟稀少的边陲之地开过荒，挖过野菜，打过机井，拉过板车，用稀糊糊和烂土豆填过肚子。苦役、饥饿、郁悒，过早地损害了他的健康。‘文革’初，余易木所在的青海省物资机械修造厂造反派，对他拳打脚踢，强制着给他剃了阴阳头，把他拉至大街上游行示众。那天他回到家里，见室内一片狼藉：衣箱被翻倒，他心爱的中外文书籍被焚烧，小房间里弥漫着烟火。他想不通，自己为何沦落到如此地步！当人的尊严受到极大侮辱之后，他对这个世界已不再留恋，决定离开它。他扑灭了烧书的火焰，吞服了大量安眠药，躺到床上。……渐渐地，他失去意识，昏过去了。半夜，他突然呕吐起来，吐药片碎末，吐苦水和血水。他感到脚渐渐冰凉，冷上去，冷上去，冷过了膝盖，冷过了胸部，他失去了知觉，又昏了过去。昏迷了24小时，他又醒了。他咬咬自己的嘴唇，有点痛。带血的狂呕使他从死亡边缘又回到了人间……”①

1998年8月18日，余易木在青海去世，年仅61岁。后来，他的一位好友将他的骨灰从西宁迁回上海，安放在上海市郊嘉定长安公墓祥24B第11排第6号墓穴。“魂兮归来，哀江南！”这个被愚昧欺凌的智者，这个被“阳谋”戕害的天才，终于在被放逐异乡的四十年后，回到了他日思夜想的上海，回到了早已物是人非的故乡。

《文学界》的主编魏心宏先生，也是见过余易木且对他了解较多的人。他在一篇博客文章中，这样回忆他所认识的余易木：

有一天我从海风家回到我所住的西宁宾馆的时候，在宾馆的大门口看到一个类似乞丐的人半躺在宾馆的门口，宾馆的服务员告诉我说那人是找我的。我很惊讶我并不认识他，可他开口就说：我叫余易木。他说这几个词的时候，并且是用上海话说的，这让我大感意外。我就是这样认识余易木的。

……余易木到了青海之后，几乎什么苦差使都干过，最后好像是在一家农业机具修理厂工作。余易木一直没有结婚，独身一人，生活以混为主，吃饭也是有了上顿没下顿，人的样子，丝毫也不夸张地说，就如同鬼一般可怕。头发很长，很瘦，很高，但说话声音洪亮，动作夸张，喜欢表现自己，喜怒哀乐溢于言表，很不善于伪装自己，当了几十年的‘右派’还是没有改造过来。也正因为如此，青海当地的很多人似乎还是都有点怕他似的，他的生活就更加显得与人格格不入。

看到我是上海来的，尤其是我们之间可以用上海话来交谈，让余易木一下子就对我解除了戒心。我问他吃饭了没有，他说没有。我立即带他到了餐厅，要了很多饭菜，余易木一见饭菜，顿时胃口大开，他告诉我他已经好久没吃饭了。他也根本顾不上和我客套了，就立即开始狼吞虎咽起来。一会工夫，一桌饭菜被他狼吞虎咽下去，我看着他那酒饱饭足的样子，想象他平时的生活，我觉得这对我来说，简直就太无法理解甚至想象了。

……过了几天，余易木跑来找我，非要我到他家去吃一次饭。我说不用了，但是他非坚持。我只好去了。我没有想到他住的房子会是那样惨，低矮不说，还非常残破，屋子里光线昏暗，他睡觉的床上床单几乎就和在煤灰里滚过一样脏。除了床之外，唯一就是还有一张很小的桌子。我们就在那张小桌子上吃饭。所谓吃饭，其实就是他烧的一只鸡，所有的锅碗以及油盐都是向邻居借的，一个大锅子里，一只鸡。那顿饭，让我吃着心里也难过。和我同去的青海作家协会的几个朋友都说，你怎么这样生活呢？余易木两手一摊，这么生活，怎么了？似乎还有点嫌人家大惊小怪的意思。

就在我们吃了饭之后一会，那所房子就塌了。作协的同志都说，好险啊！

……余易木告诉我说，在上海他已经没什么亲人了，所以现在也不想回去了，既然一辈子都在青海，那就青海吧。这话让我听了很难过。

再过了很多年，我听青海的朋友说，余易木去世了。一个人的一生就这样过去了。②

一个难得的文学天才，就这样在“反右”运动中给毁掉了。这是余易木的灾难和不幸，也是我们民族的悲哀和耻辱。“打砸抢”造成的物质形态的损失，固然可惜，但可以弥补，而“斗批改”造成的精神损失和文化损失，却永远无法弥补。

余易木的作品，语言规范而雅洁，情节曲折而自然，笔下常带春意，纸上每见温情，抒悲欢之情，而无恨世之心，叙离合之事，而无颓丧之态。深刻的现实主义叙事，使他的作品至今读来，令人犹有悲摧、窒息之感，而洋溢在他的叙事世界的浪漫主义精神，则让人们看到了无情世界的情感，看到了野蛮时代的教养，看到了坚韧而美好的生活态度。正像张守仁先生在《文坛英才》一文中所评价的那样：“即使在思想异常禁锢的时期，当绝大多数被划为右派的知识分子们夹紧了尾巴，用苦役改造自己的时候，易木兄还能在逆境中挺直脊梁，坚持自己的艺术观，酣畅淋漓地描写苦难、悲戚的爱情小说，哀叹真、善、美的毁灭。其稀罕程度，犹如在冰天雪地、朔风凛冽之中的枯枝上，尚有一只黄莺儿鸣唱起了凄美、多情的歌。真可谓大音希声！因此，《春雪》和《初恋的回声》的重要性，难道不是和上世纪五十年代前苏联文学中爱伦堡的《解冻》和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等作品具有相同的价值和意义吗？我认为，余易木在阶级斗争剑拔弩张的岁月，蔑视权贵、呕心沥血写出的这两部作品，由于其艺术质量峰值之高，不仅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国中无人能与之比肩，就是放在新时期繁荣以来众多获奖的中、短篇小说中也毫不逊色，且仍能显示出它们卓异的光彩。”③

我一直期待有人来细致而深入地评析余易木的小说，期待有人给余易木的文学成就以应有的评价，然而，迄今为止，却只看到很少几篇研究余易木的文章。细细想来，也不奇怪：“新左派”不会喜欢他，因为，他的作品里，没有民粹主义的狂热，没有崇拜平庸偶像的愚昧，相反，倒是充满启蒙性和对“极左”政治的反讽与批判；那些将“全球化”和“后殖民主义”挂在嘴上的时髦学者，也不会喜欢他，因为，他的作品里，只有特殊的“中国化”叙事和“非殖民主义”问题；心无挂碍的“八零后”，大概也很难喜欢他，因为，他的作品所讲述的，颇类九斤老太的唠叨，——什么阴谋、“阳谋”，什么“右派”、“左派”，什么“引蛇出洞”、“聚而歼之”，简直使人昏昏欲睡；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纯文学”研究者，则肯定不会喜欢他，因为他的作品里充满古典主义的情调和十九世纪文学的余响，没有任何“先锋性”和形式上的“陌生化”效果可谈。

我曾问一些喜爱文学朋友，是否读过余易木的作品，孰料他们却来反问：余易木是谁？是网络作家吗？听到他们的回答，我一点也不惊讶。是啊，这个余易木，既没获过备受关注的文学奖，也没写过洛阳纸贵的畅销书；既没有引起国外汉学家的注意，也没有赢得学院派权威的青睐；既不曾自己脱帽露顶，撸起袖子来写“自传”，也没有人五体投地，天花乱坠地为他写“大传”，职是之故，生前憔悴，死后寂寞，不亦宜乎，曷足怪哉？

二、幸福与信任：被“极左”政治毁灭的美好事物

文学，尤其是小说的力量，就在于通过细致入微的描写和引人入胜的叙事，写出人物的内心感受，写出他们的痛苦和忧伤，以及绝望和希望。也就是说，文学必须将注意力集中在人身上，必须集中在人的内心世界上，集中在人对痛苦和欢乐的精微的感受上。深刻的文学叙事，总是与疼痛和伤痕有关，总是含着哀伤的意绪和苦难的意味。

1976年“文革”结束之后的“伤痕文学”，就是揭示“极左”政治造成的人道灾难的文学，就是表达人们的哀伤情绪和痛苦经历的文学。然而，“伤痕文学”的命名，却大大地晚于“伤痕文学”的创作；就余易木的写作情况而言，这一命名，至少晚了十五年。令人费解的是，在许多研究“伤痕文学”的文章和著作中，余易木写作的超前性以及他的小说作品的启蒙性，却很少被提及。

叙写“反右”和“文革”带给人们的伤害，留给人们的伤痕，无疑是余易木小说写作具有核心意义的叙事内容，也是1976年10月之后许多小说家都曾经着力叙写过的题材和主题。不同的是，余易木的叙事角度无疑更为独特，主题也更为深刻。他无意从外部还原“运动”的过程，也无意组织外部的冲突，塑造一些反面的作恶者和正面的受害者。由于有着切肤之痛，所以，他更感兴趣的，便是这样一些问题：“极左”的政治运动，到底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灾难和不幸？到底给那些无辜的人们带来什么样的伤害和痛苦？

追求幸福是人类的本能。人类的一切积极意义上的努力，都是为了最大可能地满足人们对幸福的渴望，或者，消极地讲，都是为了最大可能地降低人们的痛苦和不幸。为此，就要尊重每一个人的自由，就要保护每一个人的权利，就要让每一个人都有安全感。判断一个社会是否健全，判断一个政策是否合理，其根据和尺度，就看它是否具有不歧视任何人的普遍之爱与平等意识，是否致力于保护所有人的尊严和权利。然而，在余易木的小说世界里，人是被不平等地对待的，尤其是那些热爱真理、敢讲真话的知识分子，更是受到残酷的打击和迫害，陷入了令人绝望的不幸境地。

《初恋的回声》（写于1963年4月－1965年4月）里的周冰留给梅雁的印象，是“诚实而又坦率”。然而，在1957年，他就因为“几句话”被打成了“右派”，被当做“废品”处理到了青海。在青海劳动改造的整整三年零两个月里，他经历了“大跃进”狂热的浪潮和漫长的饥饿岁月：“大跃进留给我的印象，不过是无休无止的加班。没完没了的苦战。有一次，苦战七昼夜。我记得，在第三天下午，我在车间推着小车运输毛坯，半路上，因挡道而稍停。我靠在车床上，就睡着了。”④另一种难熬的痛苦，是让人痛苦难耐的饥饿。就在他难以支持的时候，梅雁同情他，怜悯他，给了他四两粮票，把他从饥饿的折磨中和死亡的阴影中，解救了出来：“在没有一个人可怜我的时候，她可怜了我。试问，还有什么比这更珍贵的呢？人们往往褒扬同情，而贬斥怜悯，实际上排除了怜悯这个先导，同情又从何而来？那些蔑视怜悯的骄傲的人们，可能是幸运儿，因为他们并不知道，生活中还有甚至连怜悯都求之而不可得的时候。”⑤后来，他虽然凭着自己过人的才华，回到了内地的大城市，但是，心灵上却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他老是忧郁地微笑！朱芬说得不错，他不爱说话。非但不爱说话，简直是沉默寡言！他完全不象虚岁二十八的人，看上去至少三十开外。”⑥杨芸问他：“你的微笑老是那么忧郁。”他说：“这是命运给我的礼物。”⑦同样被流放到青海的梅雁，也受到了同样的伤害。“反右”运动来了，组织上动员她揭发一个犯了错误的朋友。她拒绝了：“我没有什么可揭发的，何况揭发不揭发是我的自由，不应该逼我——毛病就出在这句话上。”⑧她没有拒绝说话的自由，也没有权利保持沉默，于是，她被开除了团籍，被赶出了北京，被发配到了青海。

“反右”和“文革”不仅给受害者的身体带来巨大的伤害，而且还严重地伤害了他们的内心世界，使他们失去了对生活的信任和憧憬，甚至使他们丧失了想象幸福的热情和追求幸福的信心。对那些受害者来讲，被打碎的生活，都将不再是完整的，都将不再值得期待。周冰在写给梅雁的信中说：“我清醒地意识到：生活的遭遇已使我失去了对明天的孩子般的信任，从而我怀疑自己能否给你带来你所期待的幸福”⑨他之所以放弃与梅雁的爱情，并力促她回到内地，回到过去的生活中，就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无法把握生活，没有能力让所爱的人幸福。正像他后来在梅雁死后对杨芸所说的那样：“如果当时我肯定知道会有今天，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使我松开梅雁的手。不幸的是：我不知道。不仅不知道，而且生活的遭遇早已使我失去了对未来的孩子般的信任。事实上，即便今天，我坐在这里，明天，我又将如何，同样是一个疑问。我总感到，在人类历史上，也许没有一个时代，像我们的时代这样，个人对自己的命运如此无能为力。”⑩同样的无奈和感叹，我们在余易木的中篇小说《精神病患者或老光棍》中也可以看到。同周冰一样，这部小说中的江明，也是一个“右派”，也因为感觉到了青春岁月残酷的流失，而发出了如此沉痛的感慨：“我还来不及爱，就老了，而且，老的几乎连我都认不出来了。”叙述人接着感叹道：“是的，他老了，虽然昨天他还是个孩子。”⑪这种感伤和绝望，日常性地折磨着江明的心。他经常会自言自语地说：“我好像没有过青春。我不是孩子，就是老人。”作者随即通过叙述语言，进一步揭示了他的痛苦和绝望心理：“一闭上眼，他又觉得自己依然只是个孩子！……当他睁开眼帘，再次面对自己苍老的影子的时候，他突然意识到了他从来没有充分意识到的、被剥夺了青春的全部悲哀……”⑫他对珊玲说：“我告诉你，我从来就没有年轻过，从来就没有过青春！我一无所有，除了脖子上的锁链！”⑬《荒谬的故事》中的牧之，也对邓菡说过同样的话：“在我的一生中，至少成年以后，几乎没有快活的日子。我20周岁，刚成年，就老了。回忆起来，我只有童年与老年，没有青春，也从来不知道什么是青春。成年以后，我从来没有发自内心的笑过，从来没有，即便在我最高兴的时候，我也摆脱不了无形的愁云的阴影。”⑭这样的感伤而绝望的话语，读来令人有一种要凄然泪下的感觉。在当代中国作家中，很少有人如此细致而深刻地揭示了“极左”政治所造成的精神和心理层面的灾难性后果。

受迫害者对于未来的迷惘和绝望，对于生活的严重的不信任，以及他们的幸福感的严重匮乏，在短篇小说《春雪》（写于1962年8月）中，也有着同样深刻的叙写。两个相爱的人，因为男方被打成“右派分子”而劳燕分飞：他去了青海劳动改造，吃尽了苦头，她留在北京与别人结了婚，过着并不幸福的生活，后来也因为说真话，而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的典型”，挨了近三个月的“批判”。五年后，他们在北京的天安门，再次见面了。“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他们都没有忘记对方，但却只能无奈地接受现实。小说中的男主人公“我”，这个能用俄语朗诵叶赛宁诗歌的青年，现在对生活抱着“一切都无所谓了”的态度，按照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变得“实际了”、“庸俗了”。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生活在一个既无“悲剧”，也无“喜剧”的时代。他对自己的未来和幸福，不抱任何希望。而她活得也很苦，很不开心。她向他表达了自己的思念和歉疚，表达了自己的“死一样的寂寞”，而“我”则表达了对生活的绝望、对生命被虚掷浪抛的无奈：

“生活那么使我失望，要活下去，只好强打起精神来，对什么都采取无所谓的态度，对什么都一笑置之。否则，怎么办呢？生活就是这样。你别生我的气。”

“我不生你的气，我理解你……”

“也许，我这个人太懦弱，我们这一代人都太懦弱。如果我足够坚强的话，我不会丧失信心；如果我不太懦弱的话，我想，我应该有勇气结束自己的生命……”

“都怪我不好，我伤透了你的心……”

“不，不要这么说。假如以前你我之间还有误会，那么今天这误会可以说是消释了。”

“消释了，可是我们老了。”她惨然地说。

“不幸的是，”我说，“正因为我们老得过于意外而且突然，所以我们的心还太年轻。”

“是的，太年轻……”

“正因为如此，有时候，我也不愿意死，不想死，我愿意活着，看看世界。我总觉得，任何事情总会有一个尽头的——这大概是我对生活仅存的最后一点儿信心。”

“当世界变得美好起来的时候，我们可能已经不在了。”

“完全可能。”我说。

雪渐渐大了。⑮

没有什么比想有所作为，却又陷入无力自拔的困境，更让人绝望的了；没有什么比人未老而心将死，更让人痛苦的了。在这段对话里，我们看到了欲哭无泪的悲伤，感受到了令人颤栗的疼痛。“极左”的政治运动，破坏了太多人的幸福和欢乐，制造了太多的绝望和幻灭。那些充满朝气的年轻一代，充满火一样的热情，愿意为时代奉献自己的一切，然而，到头来，他们却发现，一切都跟自己想象的是两样：生活不仅不属于他们，而且还处处与他们为难；面对生活，他们完全无能为力，只能绝望地忍受和等待，只能听凭一股盲目的力量任性地摆布自己。

在小说的最后部分，就在“我”关切地问她“你冷吗”的时候，她突然侧过身来，朝着“我”绝望地喊道：“囡囡，我们本来是能够幸福的呀！”作者接着写道：

我转过脸去。我不愿意看见她那粘着雪花的长长的睫毛和渗透了难以言喻的、深沉的悲哀的绝望的眼神。五年了，相隔五年，我又从她口中听到了这亲昵的称呼——我们不幸的爱情的忠实的见证，然而，我们再也不可能结合了。横在我们之间的，不是一般的五年，而是一道深渊，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一个时代——它的名字是：1957。

我轻轻地挽起她的手。

“走吧，我的朋友。”我说，“我们不应该见面，这太痛苦了。我们即便要见面，也应该在时间给这一切的一切蒙上厚厚的一层尘土的时候。”

“的确，我们不应该见面。”她的声音轻微得几乎难以听清。

雪越下越大了。

这茫茫的春雪迅速地染白了北国的大地。我们迈着缓慢的步子，走着，走着。我们跨过的每一步都留下了深深的脚印……⑯

现在，重读这篇写于五十年前的才华横溢而又沉郁顿挫的小说，重读这篇产生于“幸福的歌声满天飞”时代的不可多得的杰作，我们依然有针扎一样尖锐的疼痛感，依然能够强烈地感受到人物的痛苦和无奈。灾难性的政治运动结束了，但是，灾难的阴影和恐怖的记忆，并没有随着特殊历史阶段的终结而彻底地烟消云散。对生活的幻灭感、绝望感、不信任感，仍然弥散在那些受过伤害的人们的心里。精神伤病的救治，信心和信任的重建，将是一个漫长、复杂、艰难的过程。在这方面，中国当代文学应该大有作为，应该发挥强化记忆、指示方向和点燃热情的作用。然而，事情似乎并不那么令人满意。丧失历史感和苦难感，恰是中国当代文学最致命的问题。

重读余易木作品，有助于我们认识这样一个重要而严峻的问题，那就是，如果不彻底地、坚持不懈地清算“反右”和“文革”，那么，总有一天，“极左”政治会卷土重来，会给无辜的人们造成更大的痛苦和伤害。

没有对社会最基本的信任，就没有健全而幸福的生活。然而，我们严重缺乏的，就是对人和生活的信任，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幸福感。埃里克·尤斯拉纳认为，信任可以创造良好的生活。他在《信任的道德基础》中说：“在有信任感的社会里生活是愉快的，而大多数人都不信任他人的国度争吵的气氛就极其浓厚。”⑰又说：“在具有信任感的国家里，政府机构表现得更好，工作效率更高。在具有信任感的社会里，腐败也不会太猖獗。”⑱“反右”和“文革”既是缺乏信任感的产物，又导致了更加严重的不信任，——对他人的不信任，对自我的不信任，对过去的不信任，对未来的不信任。如果不彻底反思“反右”，如果不彻底清算“文革”，那么，我们就无法最终克服这种四处弥漫的不信任，我们就不可能过上真正的幸福生活，就不可能更充分地体验到幸福感，——这，也许就是余易木的小说带给我们的更为深刻的启示。

三、为知识而骄傲，因知识而解放

任何一个社会，如果它有向上和向善的冲动，如果它有趋向文明的愿望，它就必然尊重知识，就必然尊重知识分子。因为，只有通过掌握知识并且为知识所掌握，一个人才能逐渐摆脱无知和蒙昧的状态，一个社会才能逐渐成熟和文明起来。雅各比说：“如果没有知识分子，或者知识分子的角色发生了转变，乌托邦就会逐渐消灭。此处的乌托邦不仅仅指的是一种对未来社会的想像力，而且是指运用扩大了的概念来理解现实及其可能性的一种纯粹而朴素的洞察力，即一种能力，或许是一种意愿。……知识分子以进步的名义撤退到了更加狭窄的跑马场，即更加琐细的概念之中；他们蔑视洞察力本身，而洞察力实则属于光明和启蒙运动（the Enlightenment）的姻亲。”⑲

然而，中国“极左”政治的本质特点，就是蔑视知识的力量，就是贬低知识的价值。他们害怕并敌视知识，怀疑并敌视知识分子，所谓“知识越多越反动”，就是他们看待知识的基本态度，就是他们的知识价值观的总纲领。他们将知识当做消极的概念，当做“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的代名词。在知识分子问题上，他们有一种“整体主义”和“决定论”的认知态度和认知方法。在他们看来，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阶层，有着与生俱来的精神残缺，生来就是傲慢的“自由主义分子”和自私的“个人主义者”。虽然“极左”分子大体也算是读书人，但是，他们却倾向于把自己当做不同于任何社会阶层的特殊的人，当做一群具有绝对正确的认知能力和不容质疑的道德优势的人，所以，他们挖苦和糟蹋起知识分子来，便毫无心理障碍，其态度之刻薄，言语之尖酸，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余易木的小说所写的，就是知识和知识分子在“极左”政治肆虐时代的命运和境遇。他虽然略显感伤和激愤地叙写了知识分子的痛苦和磨难，但是，他从来不曾丧失对知识的热爱和信仰，而是，他自始至终，都在肯定知识的意义和价值，都在赞美知识的力量和伟大。余易木自己就是热爱知识、好学深思的人。他读了很多书，也很有鉴赏力和思想。他笔下的人物，也大都喜爱读书，一旦谈及书籍和知识，他们便显地无比自信，无比自豪，显示出一种与时代的“民粹主义”和“反智主义”完全不同的气质和立场。

《初恋的回声》里的周冰，只喜欢读书，钻图书馆，逛旧书店，是一个十足的“书呆子”；《精神病患者或老光棍》里的江明“整天钻在书堆里”⑳，即便陷入最严重的困境，他也知道自己的价值，也知道借助知识的力量为自己辩护：“我，江明，国立交大的高材生！设计院公认的台柱！我懂两种外文！数学水平当那班新出笼的大学生的老师有余！”㉑他之所以能战胜别的追求者，打动并赢得美丽的珊玲的芳心，就是因为他的情书写得与众不同：“你的信写得可大不一样。你写得那么雄辩，那么感人，那么富有诗意——噢，明明，你是个诗人！”㉒在小说《春雪》里，人物能通过背俄语的叶赛宁诗歌来表达自己的情感，能用中国的古诗来形容自己的心境；在《初恋的回声》里，“我”可以随口用拉丁语背出“名言”，用英语与外国专家交流，能随口引用罗曼罗兰的话，能谈论费尔巴哈的《幸福论》，而男女主人公则可以用俄语来相互鼓励和表达祝福，可以在月光下轻声唱着马内斯的《悲歌》。小说《初恋的回声》里的次要人物杨芸不仅喜欢读书，喜欢读书人，而且，还有不俗的鉴赏力，能够通过与《简爱》的比较，看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马马虎虎”。

尤其《初恋的回声》，简直就是唱给知识和知识分子的赞歌。杨芸喜欢“右派分子”周冰，很怕父母反对，但是，当父亲弄清楚周冰果然在国外杂志上发表过学术论文，便赞不绝口，态度坚决地同意女儿嫁给他：

“……非线性磁场研究……不简单，真不简单，确实不简单！依芸，爸爸的俄文不行，高等数学吆，也忘得差不多了。看不懂，一点也看不懂……”

事实上，正因为看不懂，他才肃然起敬。

“爸爸，这里还有一篇中文的。”杨芸又把《物理学报》送到他跟前。

白纸黑字，确凿无疑。何况还有作者的亲笔题字作证。

“……《物理学报》，1962年6月号。依芸，那一本是哪一年的？”

“1961年8月号。”

“不到一年，发表两篇论文，了不起！真了不起！”杨老头五体投地了。“依芸，你刚才说他几岁？”

“周岁26。”

“才26岁！？有办法，有前途！大有前途。”杨老头摘下眼镜，赞不绝口，紧锁的眉头也舒展了。

杨老太婆目睹这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心里直纳闷。

“依我看，当过右派的……”她畏葸地说。

“你懂什么！”杨老头儿打断了她的话。“这不是一般人呐，这是有国际水平的—国-际-水-平，你懂吗？”

“我不懂，我总觉得不太合适。”

“我懂，我觉得挺合适！——依芸，你说下去，你快说下去，爸爸听着……”

听完，老头儿当即决定，下星期日设宴招待。㉓

杨芸的父亲本人就是知识分子，所以，他看重知识的价值，也更尊重知识分子。在他看来，一个知识分子只要有真才实学，只要能在知识的领域创造出有价值的成果，那么，他就不是“一般人”，就值得人们尊敬。他对知识的崇拜，对知识分子的尊敬，与那个反智主义时代的价值观，显然是格格不入的。而余易木之所以要塑造这样一个人物，就是要通过他的话语和行为，来表达自己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态度，来表达自己对反智主义的时代的抗议。

为了显示知识的价值和力量，余易木甚至写到了这样的情节：那些曾经嘲笑和歧视周冰的人，那些戏称他为“周马”的人，得知他在国外的杂志上发表了学术论文之后，都改变了态度，都对他肃然起敬，夸赞不已：

最出乎意料的是：我们的科长居然登门拜访了我，实在使我惶恐到了极点。他一进门，就十分热烈地表示祝贺。但他在称呼我名字时，总是拗口，要顿一顿才能喊出来。我深知内情，善意地帮助他摆脱了困境。我说：

“科长，你叫我周马，就顺口了。”

科长笑了。这一笑，科长架子也放了下来，他也觉得轻松自在了。

“哈，看来，”他友好地说：“我也跟着大家叫惯了！可没有别的意思，你别误会……”

“哪儿的话！”

“你这次真不简单呐！《理论物理》，单看杂志名字……唉，想当年，我也有点儿抱负，工作了，忙了，什么都完了……”他翻阅着赠刊，感触万端。“以前……以前在些事情，周马，你别放在心上。我也有我的难处呀！……”㉔

人生的意义及可能性，与知识有着密切的关联。知识意味着光明和真理，意味着力量和自由，甚至意味着人类能在多大程度上获得人格尊严和精神解放。如果没有最起码的知识储备，人类的精神生活将注定是苍白的，人类的自由空间也将注定是狭小的。所以，知识应该成为值得重视和追求的价值，而有知识的人，也就应该受到人们的尊敬和保护。在余易木的小说里，这些理念构成了一种稳定的态度和价值观。周冰因为有知识，获得了梅雁的爱情；后来，又凭借知识的力量，逃出了流放地，回到了内地；最后，他还是因为知识，终于找到了愿意与他相伴终生的人。通过这样的叙事，余易木表达了自己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礼赞，实现了对“反智主义”的反击和胜利。

知识并不必然使人高尚，但知识却有可能使人认识到高尚的价值，有可能使人认识到人生的意义和真谛，从而最终有可能使人变得更有觉悟一些，更有教养一些。在余易木的小说中，总有一些因为高尚的情感而痛苦的知识分子。他们为自己的不幸而痛苦，但更为别人苦难而不安。《初恋的回声》中的周冰，为了抚养初恋情人的遗孤，甚至准备放弃自己后来得到的爱情和幸福。而《荒谬的故事》中的知识分子苏辛安，则在“文革”浩劫之后，忧郁地说道：“做为一个学历史的人，我深感不幸的是，人毕竟不是滞流上的无生命的漂浮物。当我想到成千上万比我好，比我有才，比我更应该幸福的人，在滞流的漩涡中沉沦了或者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心灵的创伤，我为自己的幸福而感到惭愧。”㉕这是多么高尚的情怀，这是多么伟大的境界，——与那些残酷迫害别人却又毫无愧悔之意的人比起来，这种因自己的幸福而惭愧的道德精神，就更显高尚和伟大，因为，它体现着人性中最高贵和美好的东西。而把这样的人打成“右派”，则正好说明“极左”政治在道德上是残缺的，在本质上则是疯狂的。

在“极左”政治肆虐的极端反智主义时代，有一句广为人知的贬损知识分子的话：“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这是典型的民粹主义话语，是典型的仇智主义口号。这句话中的“高贵者”，不可能是权力意义上的“高贵者”，而只能是知识意义上的“高贵者”，也就是说，只能是“知识分子”。事实上，根据一个人的身份和地位，来判断他“聪明”还是“愚蠢”，是非常荒唐的。因为，“卑贱者”中有“最聪明”的人，也有“最愚蠢”的人，同样，“高贵者”中，有“最愚蠢”的人，也有“最聪明”的人。说到底，“聪明”是一个与知识和智力相关的问题。尽管德谟克里特说过“很多博学的人是并不聪明的”㉖，但他的“并不聪明”，显然不是因为他们学了太多知识，而是因为他们没有把知识转化成智慧，所以，可靠的表达应该是，谁能够拥有并创造性地利用知识，谁就有可能“最聪明”，而谁若蔑视并拒绝知识，谁就有可能成为“最愚蠢”的人。而“高贵”则是一个与人格精神相关的概念，而与他的地位和身份基本无关，所以，一个人只有当他有自由、独立之精神，正直、诚实之品性，善良、仁慈之情怀，他才有可能是“高贵”的，如果他虚伪、诡诈、冷酷、刚愎自用、自命不凡，那么，无论他地位有多高，权利有多大，他本质上都是一个可怜而卑贱的人。阅读余易木的小说，无疑有助于我们认识这些与知识和知识分子相关的“伪命题”，有助于我们搞清楚那些与知识和知识分子相关的最基本的道理，更有助于我们达到这样的境界，那就是，像余易木小说中的人物一样：为知识而骄傲，因知识而解放。

四、浪漫与反讽：面对现实的积极态度

一个作家，如果只有一个叙事向度，只是一味地渲染消极的情绪，那么，他注定成不了伟大的作家。一个优秀的作家，要能够表现出多种不同的情绪、缤纷的色彩和相互对话的声音。余易木显然懂得这个道理，所以，在他的小说里，我们就不仅看见了对苦难和眼泪，看见了感伤和激愤，同时，也看见了浪漫主义的精神，看见了理想主义的热情，看见了一种诗意的情怀和美好的情愫。

浪漫主义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尤其是经过狂热的乌托邦失败之后，浪漫主义甚至成了一个消极的、令人沮丧的概念。卡尔·波普尔说：“唯美主义和激进主义必然引导我们放弃理性，而代之以对政治奇迹的孤注一掷的希望。这种非理性的态度源于迷恋建立一个美好世界的梦想，我把这种态度称为浪漫主义。它也许在过去或未来之中寻找它的天堂般的城邦，它也许竭力鼓吹‘回归自然’或‘迈向一个充满爱和美的世界’；但它总是诉诸我们的情感而不是理性。即使怀抱着建立人间天堂的最美好的愿望，但它只是成功地制造了人间地狱——人以其自身的力量为自己的同胞们准备的地狱。”㉗波普尔在这里批判的是“浪漫蒙昧主义的危险”。这种蒙昧主义具有“浪漫主义”气质，但是缺乏务实的、理性的、开放的态度和精神，因此，只能把人类的生活导入疯狂和混乱之中。

但是，人类又不能没有浪漫主义的情怀。因为，如果完全变成刻板而精于算计的理性主义者，如果缺乏想象和向往美好生活的热情，那么，我们就有可能成为果戈理笔下的旧式地主，就可能成为唯利是图、鼠目寸光的庸人。我们曾经吃过非理性的蒙昧浪漫主义的苦头，但是，我们不能退回到另外一个极端，满足于过苟且度日、吃喝玩乐的“彻底的唯物主义”生活。所以，我们需要建构一种健全的充满稳定的伦理基础的浪漫主义。这种浪漫主义它不是被强加的，而是被自由选择的，因而，它本质上属于个人生活的范围。真正的浪漫主义都具有利他主义的美好性质，但它不是夸张的利他主义，而是朴实的个人主义的利他主义，所以，波普尔才说，“与利他主义相结合的个人主义，已经成为我们西方文明的根基。它是基督教的核心教义；而且它是诞生于我们的文明并促进我们的文明的一切道德学说的核心。”㉘事实上，这种积极的个人主义，也是真正的浪漫主义的基础与核心。

余易木是个性鲜明、特立独行的人，也是个人主义意义上的浪漫主义者。自由是浪漫主义的灵魂。余易木珍惜自己的自由，“当时青海省文联决定调余易木当专业作家，他坚辞不肯，认为一旦成为作协体制内的人，写遵命文学，就不自由了”㉙。这种热爱自由的精神，这种捍卫自由的执着，显然含着超越了利害计较的浪漫主义激情。他坚信浪漫主义是一种美好的情怀，没有这种情怀，生活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同时，在他看来，浪漫主义不可能纳入时代和集体的框架之内，因为它本质上是一种基于个人的自由意志的意愿和行为，正像他在中篇小说《精神病患者或老光棍》所说的那样：“实际上，没有浪漫主义的时代，只有浪漫主义的人。正是生活在现实主义时代的浪漫主义的人和人所表现出来的浪漫主义倾向，构成了人类不朽的春天的强大的生命力。”㉚浪漫主义的人具有高于现实的生活诉求，不满足于庸庸碌碌的生活，不屈服于压抑性的生活原则，因此，常常会突破现实生活的僵硬形式，做出一些不合常情常理，但却符合高尚的道德原则的事情。例如，江明为了解救被诬为“右派”的朋友马文豹，他竟然写信给“毛主席”，而且相信“他老人家会理解的”。马文豹极力劝阻他：

“江明，我的老朋友，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你对我的友谊，但你无论如何不能这样做，我求求你，求求你——”

“问题不在于友谊，而在于真理。”

“我明白，江明，可是——”

“我并不认为，会有什么不好的后果。”江明坚定地说，“退一步说，即便有什么后果，我也不怕。我，一个共产党员，为了真理，粉身碎骨，在所不辞！”

说完，他推开马文豹——马文豹一把抓住了他的衣袖。

“我求求你，江明！”马文豹带着哭腔说，“我的一生已经毁了。你批判我，揭发我，怎么都可以，但你一定不能这样做，一定不能……万一做了，江明，再后悔，就晚了……”㉛

从现实主义的角度看，江明的行为，无疑是幼稚的，甚至近乎“精神病患者”的疯狂，但是，从浪漫主义的角度看，却是高尚的，值得尊敬的，因为，它已经超越了对一己利害得失的关心，表现出追求真理的无法遏抑的热情和勇气。

事实上，小说《精神病患者或老光棍》的主题，固然在揭示极“左”政治运动对知识分子的求真精神的压制，对知识分子人格的扭曲和伤害，同时，也是在“反右”的背景下，探讨知识分子的浪漫主义精神的意义和价值，在探讨应该如何在极端“现实主义”的时代守护“浪漫主义”的精神。像托尔斯泰的《克莱采奏鸣曲》一样，这部小说一开始就提出了一个伦理性的问题：我们是否可以只过“现实主义”的生活？如果没有最起码的“浪漫主义”，那么是否还有真正的爱情？

罗曼·罗兰说自己的时代不缺乏“好会计”，但缺乏“好诗人”；对余易木来说，他所生活的时代，不缺乏现实主义者，但缺乏浪漫主义者。“现实主义倾向”在对生活的各个领域“渗透的广度与深度”，引起了余易木的警惕和思考。在他看来，一切现实主义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会被新的现实所取代，都会被人们忘记，只有浪漫主义是常新的：“在历史上留下痕迹的，往往只是那些生活在当时的浪漫主义的人和当时的人所表现出来的浪漫主义倾向。”㉜在他看来，没有浪漫主义，就没有真正的爱情。无论处于什么样的境地，余易木笔下的人物，都不曾失去过对于爱情的浪漫主义的态度。《春雪》中的相爱的人虽然被时代的风暴“将鸳鸯打在两下里”，但是，他们心中的爱情之火并没有熄灭，对爱的记忆和怀念仍然折磨着他们的心。而《初恋的回声》中的人物则在爱情生活上，表现出了纯粹的浪漫主义精神，——超越了对自我利益和物质利益的盘算，赋予爱情一种高尚的利他精神：“什么是杨芸理想中的爱情？——文学作品就是她的蓝本。大凡做过艺术家之梦的人，都不免沾染浪漫主义倾向。客观地说，杨芸梦想的既不是漂亮，也不是地位，更不是金钱与舒适。她梦想的究竟是什么？她本人也不完全清楚，然而，我们确信，有过类似经历的读者一定心中有数。杨芸愿意献身，而且渴望献身，但这仅仅是为了他，而不是为了那些乱投帖子的芸芸众生！”㉝理想的爱情，就是充满诗意的心灵体验，是一种内在而深刻的美好感受。

然而，在一个天天唱着浪漫主义高调，其实却一点都不浪漫主义的时代，真正的浪漫主义者是要付出代价的。在残酷的斗争中，江明也被“拗弯了”，他的母亲也因为收到了儿子被定为“右派”的加急电报，而脑溢血病故。在两个月的时间里，他被斗了167个小时，写了128页的检查。被发配到青海以后，在屈辱和饥饿的折磨中，他渐渐地成了“精神病患者”。

真正的浪漫主义是温柔的，也是尖锐的；是抒情的，也是反讽的；它会温柔地抒情，也会尖锐地反讽。像抒情一样，反讽性也是浪漫主义叙事非常重要品质。在余易木的小说中，浪漫主义是由两个方面构成的：一方面，是关于爱情的诗意的抒情化叙事，一方面，是关于现实的尖锐的反讽性叙事。在《春雪》中，关于夜晚时分满天飞雪的描写，就寄寓着作者的反讽性态度，而充满悲剧感的抒情性，与充满批判力量的反讽性，到小说结尾的时候，则同时达到了高潮：

我注视着她的背影。

她很慢很慢地走了几步，忽然狂奔起来。在这一瞬间，我仿佛模糊地听到了窒息的哭声。

我一动也不动地站着。透过重重雪帘，我注视着她那逐渐远去的背影，直至消隐在黑夜中。

我回过身来，心里一片空虚。鹅毛大雪，漫天飞舞。刚才走过的脚印，几乎都认不出来。但生活道路上的足迹却并不那么容易湮灭。我掸了掸外衣上的积雪，把衣服裹得更紧些。天那么冷，跟冬天全无区别。我倒抽了一口冷气，想起了雪莱的名言：“冬天来了，春日怎能遥远？”——可是，春天里为什么还有这样料峭的冬天呢？㉞

小说中人物发出的“天问”，半个世纪之后，仍然余音缭绕，袅袅不绝。虽然，半个多世纪前的一场又一场“极左”的“运动”，已经成为历史陈迹，但是，留在人们心上的伤口，愈合起来，却并不那么容易。从那一道道的伤口里，我们看见了这样的后果：人们对世界的信任感，被瓦解了；人们热爱并追求真理的信念，被颠覆了；人们的亲密关系和真诚的交往态度，被破坏了；人们想象并创造幸福生活的乐观精神和内在热情，被扑灭了。

在《精神病患者或老光棍》中，备受屈辱的江明则直接喊出了自己内心的痛苦和抗议：“……我这辈子太不愉快了！我要生个儿子！派个代表去！去过共产主义社会的幸福生活！”㉟在现实中，人们吃不饱肚子，天天挨饿受罪，但是，江明发现，在电影里，人们都过得很幸福、很满足：“吃饭难，但在银幕上却很容易。譬如，粮票。没有粮票，吃得成饭吗？——吃不成。前年冬天，有粮票，没有证明，照样吃不成。可是，请问你在哪部电影里看见过粮票？噢，天地良心，中国艺术家的想象力确实不同凡响！……”㊱在长篇小说《荒谬的故事》中，他试图解剖中国的专制主义文化如何从家庭，一直蔓延到社会生活领域，试图揭示“文革”发生的文化根源。邓老太太做为一家之主，颟顸而独断，总是通过各种软硬兼施的手段，一意孤行地主宰着每一个家庭成员的生活。她喜欢借用时代流行的话语和手段来操控家人。她也搞“忆苦思甜”，“做为家庭的独裁者，她像所有独裁者一样，处处不忘提醒儿孙们她所建立的功勋，她所赐予的恩泽。”㊲她极力阻止孙女邓菡嫁给相爱的人，从而破坏了她的幸福。邓菡最后终于意识到，“这个家庭的独裁者，也像许多文明的独裁者一样，并不是不希望她的子民幸福，而是希望她的子民以她所许可的方式幸福。”㊳邓老太太完全不理解幸福的真谛，恰在于它不可能是给予的，更不是强加的；她不知道，在没有自由的地方，是不会有真正的幸福的，因为，幸福是自由选择的结果，它的最本质的特点就是欢畅的自由感。

余易木关于“文革”的叙事轻盈而又沉重、浪漫而又深刻。在小说反讽的深处，是他对生活的热爱，对真理的求索，通过这种深刻的思考，他为自己的充满启蒙意识的反讽叙事，奠定了稳定的精神基础。在许多问题的思考上，他所达到的高度，所表现出的深刻，是许多当代作家都难以望其项背的。例如，他发现“文化大革命是人的兽性的大发作，而兽性大发作恰恰是历史上所有跪着造反的本色”㊴。例如，对“文革”造反派动辄诬人为“叛徒”，他以瞿秋白为例，阐释了这样一个无疑更符合现代性伦理的观点：“如果由于种种原因，一个人改变了自己的政治信念，能否算叛徒呢？依我看，不是，因为政治信仰自由是人天赋的自由权利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正如一个人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唯一的限制是：不宜妨害他人之自由为终点，具体地说，当一个人自愿地放弃自己原有的政治信仰的时候，只要不给他人——同志、组识等——造成损害，就没有理由称作叛徒。所谓‘自愿’，无非是指不是出于别人胁迫、追求私利等等原因。”㊵他的这些思想，与英国思想家约翰·穆勒在《论自由》中表达的自由观高度契合：“任何人的行为，只有涉及他人的那一部分才必须要对社会负责。在仅仅关涉他自己的那一部分，他的独立性照理来说就是绝对的。对于他自己，对于其身体和心灵，个人就是最高主权者。”㊶“文革”悲剧发生的全部思想根源，就在于人们完全不知道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的价值，就在于权力毫无边界、毫无限制地侵入个人的生活领域，按照一种疯狂的想象和理念来“组织生活”，从而造成了普遍的人道灾难和严重的社会悲剧。

拜伦在《希伯莱乐曲》写出了这样的诗句：“呵，失眠的太阳，忧郁的星，∕犹如泪珠，你射来颤抖的光明。”余易木无疑是喜欢这样的诗句的。中篇小说《精神病患者或老光棍》中的人物江明，在经历了“反右”苦难的炼狱之后，在1964年12月20日的日记中，倾诉着自己对珊玲的矛盾心情，“生活已经使人们失去了爱的勇气”，他说服自己，也说服珊玲，选择分手，因为，现实生活的惊涛骇浪，随时都有可能将爱情的孤舟打翻。他用理智来安慰自己，但是，这安慰，“犹如忧郁的星星从幽暗的天穹深处射来的一线颤抖的光明——它清晰，却遥远；灿烂，但多么寒冷。”㊷余易木的小说，有着与拜伦的诗歌同样的意境。在他的叙事里，有泪水苦涩的滋味，有星星无边的忧郁，但也有太阳的温暖和光明。在颤抖的光明里，我们感受到了余易木的细腻与敏感，也感受到了他的力量与深沉。我们有理由相信，从他的作品里照射出来的光芒，将在穿越漫长的时间隧道之后，把苦难岁月的生活信息，传递给我们的渴望了解历史真相的子孙后代。

注释:

①③㉙张守仁：《永远的十月：我的编辑生涯》，第91－92页，第101－102页,第97页，北京出版社，2011年2月。

②魏心宏：《我所知道的余易木》，《天涯社区》，上传日期：2006.04 。

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⑮⑯⑳㉑㉒㉓㉔㉚㉛㉜㉝㉞㉟㊱㊷余易木：《初恋的回声》，第92页，第106页，第46页,第52页，第126页,第147页,第161页,第216页,第257页,第302页,第28页,第29页,第180页,第240页,第267页,第55－56页,第143－145页，第170页,第193页,第171页,第37页,第30页,第237页,第244页,第321页,青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3月。

⑭㊴㊵余易木：《荒谬的故事》，上卷，第213－214 页，第189页,第190页,青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3月。

⑰⑱埃里克·尤斯拉纳：《信任的道德基础》，张敦敏译，第12页，第304－30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12月。

⑲拉塞尔·雅各比：《乌托邦之死》，第158－159页，新星出版社，2007年12月。

㉕㊲㊳余易木：《荒谬的故事》，下卷，第654页，第552页,第553页,青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3月。

㉖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第109页，三联书店，1957年7月。

㉗㉘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陆衡等译，第一卷，第314－315页，第20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8月。

㊶约翰·穆勒：《论自由》，孟凡礼译，第10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