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仁山

春天来了，土地知道。面对土地，该付出怎样的爱……

我爱土地。我于1963年出生在冀东平原上一个普通小村庄。我从小喜欢故乡五月的麦地，时常钻进麦地里玩耍，搓麦粒，闻麦子的味道，那是一种享受。土地是沉重的，有时，还带有禅一般的明澈。我十岁那年，正在村里读小学，放学背着书包钻草棵子玩耍。蒿草高高的，没了大人的腰，我钻进去就没影了。听见母亲喊我，就从蒿草丛里钻出来，看见母亲领个一位手执竹竿的盲人，我一眼就认出是唱乐亭大鼓的。这位盲人给我算了一卦，算着细节记不清了，只记得瞎子说我长大“吃笔墨饭”。说完，母亲给了他一些黄豆和鸡蛋，瞎子给了我一颗麦穗儿。我有些不解，险些把麦穗儿扔掉，母亲说麦穗儿能避邪，保佑我平安。我在作品里多次对小麦进行描述，但并不知道，这就开始了麦子的崇拜，对麦子的崇拜，也就是对土地的崇拜。

人在任何时候都要服从内心的冲动，服从灵魂深处的燃烧。说到土地，它就是点燃我心灵的火焰。我记得家乡过去有一座土地庙，乡亲们都叫“连安地神”。我的故乡管地神叫“连安”。地神在民间被称为土地，而祭土之神坛则演变为土地庙。在民间驳杂浩繁的神圣家族中，土地神算得上是最有人缘的神了。村里可以没有其他神庙，但不能没有土地庙。土地爷神小，可管的事挺多，庄稼生产，婚丧嫁娶，生儿育女，每天都忙忙活活。传说连安有着非凡的神力。因为这棵枣树有一个树杈无法锯掉，工匠就给他雕了一根拐杖，连安手里多了一个“麦穗儿”。他想去哪里，把“麦穗儿”往两腿间一夹，就像鹰一样飞去了。这根“麦穗儿”有非凡的魔力。举个例证吧，有一年大旱，人们到土地庙祈雨，一道白光闪过，连安手里“麦穗儿”一挥，滂沱大雨就落下来了。这些传说，更加印证了小麦和土地的神奇。我的眼前激起了种种幻象。传说中的连安手里的“麦穗儿”，总是表达出对小麦的热爱，对善的呵护，对恶的惩罚。人只有脚踩大地，才会力大无穷。我塑造的农民就找到了力量的根基。

我想起了那一年麦收二叔的死。二叔有点倔，喜欢种地，本来子女都到县城打工了，可以搬到城里去，他家的主要经济来源已经不靠土地了，可他还是想种地。我的一个堂哥回村搞“土地流转”，几次给他做工作，他都不愿意把土地让出来，谁也说服不了他。说到土地流转，他有好多担忧和困惑。二叔耕种土地，一头牛，一架铁犁，牛拉着犁，二叔扶着犁，一点点翻动着土地，配合是那样默契。他家的粮和菜都能自给自足，过着与“市场”无关的小日子，自得其乐。二叔对我说：“别看你在城里住高楼，坐汽车，山珍海味吃着，我不眼热，哪如我这一亩三分地舒服？”可是，那年麦收，二叔赶着马车往麦场拉麦子，二叔拉的麦子在河岸上与河南来的收割机相遇，不料马惊了，二叔从高高的麦垛上摔了下来，头朝地，后脊椎折了，当场就死了。这是咋样的交通事故？二叔尸体放在丰南县城医院，事情迟迟不能解决。后来二婶找到我，我拖托在乡政府当书记的同学给调节了。拖了二十天，二叔终于入土为安了。这件事情给我震动很大，二叔满可以离开土地的呀？后来我明白了，他是一个小农业生产者。我小说中的老一代农民是小农业生产者。他勤劳、俭朴、能干，满足于“分田到户”的传统生活。但在农村改革不断深化，走向集中化、机械化的时候，他充满了抗拒、敌对情绪。面对土地流转大势，他忧心、愤怒，成为农村变革的“钉子户”。这类农民身上，自私、狭隘、固执，把土地当作命根、没有长远眼光的传统农民形象。从他身上，我们再一次看到了像梁三老汉、许茂、这样勤劳而糊涂的影子。我的身边有好多这样的农民。我有一种担忧，如果都是这样农民留在土地，现代农业从何谈起？

那年的清明节我回故乡扫墓，我给爷爷、奶奶的坟头烧纸。二叔下葬的第二年，二叔没有埋在我们家族坟场，我顺便到二叔墓地烧点纸。二叔的坟头上，有金黄的麦穗儿铺着，二婶说二叔死在麦收，坟头要铺满麦穗儿。坟前还摆着酒菜、水果。二婶和堂弟用土把坟堆填高，用铁锨挖一个园形土块儿，做一个坟帽儿放在坟尖上，压了几张黄纸。二婶跟我说，他没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就过来给二叔说说话。我愣了一下，真的能说话？二叔能回话吗？二婶说她能听到二叔的答话。我淡淡一笑，也许是二婶的幻觉吧？这是我写《麦河》中瞎子白立国与鬼魂对话有一个启发。小时候，我对乡村坟地非常恐惧。可是，这些人都是在这块土地生活过的人。他们曾经有血有肉，有叹息，有歌声。有一次，我陪同朋友到滦河畔的白羊峪村捡石头，那里河床的石头很有特点。听说到这样一个风俗，村里有点德性的人死了，就给捏一个泥塑立在坟头，这个泥塑就有墓碑的功能，比墓碑更形象传神。这种带有魔幻色彩的说法，让我对乡村的生与死，有了新的理解，甚至减弱了对死亡的恐惧。小小的泥塑都活了，他们打着呼噜，他们谈天说地，他们为后人祈祷，饶恕一切，超块了时空。他们矗立在刺眼的光芒中，那是历史的复活，也是人性的复活。我对这个秘密感动着、鼓舞着。这个小小民俗，一下子让我找到了“诉说历史”的视点。让瞎子与鬼魂对话，虚实相间，增加历史厚度，还能节省篇幅，但是，这种尝试也让我惶恐不安，读者会接受吗？

我小时候，农民吃的不好，穿的不好，也没有啥娱乐生活。天一黑就搂着老婆睡觉。偶尔会听鼓书，特别是乐亭大鼓，听一段评剧，耍一耍驴皮影，日子缓慢而枯燥，但是，一走到田野里去，看见了广袤的土地，一下子就来了精神。土地是物质的，同时也是精神的，让人感奋、自信、自尊，给心灵世界注入力量和勇气。正是这方土地、这条河水滋养，才有了民间生活的深切回应。瞎子白立国与桃儿，他与曹双羊，他与乡亲们来往中，有一种人情，一种心心相印的优美人情。有一天，我做了个梦，梦见一只鹰嘴里叼着一根麦穗儿飞翔。苍鹰是麦河的精灵，麦穗儿是土地的精灵。这让我很兴奋，最初，瞎子只是书中的人物，我想用鹰的视角来叙述全篇。尝试写了一些文字，因为我把握不好鹰说话的语气和节奏，就重新启用瞎子来叙述，让老鹰虎子充当瞎子的“眼线”，替瞎子洞察这个五彩缤纷的世界。我熟悉鹰，也熟悉很多艺人，包括乐亭大鼓艺人，我还熟悉一些算命的盲人。工业化进程中，当人们用工业思维改造农业的时候，一切都在瓦解，乡村变得更加冷漠，最糟糕的是，过去相依相帮的民间情份衰落了，人的精神与衰败的土地一样渐渐迷失，土地陷入普遍的哀伤之中，瞎子白立国呼唤乡间真情，抚慰受伤的灵魂。我记得台湾作家陈映真说：“文学是使绝望丧志的人重新点燃希望的火花，使扑倒的人再起，使受凌辱的人找回尊严。”瞎子白立国就担负着这样的使命，他寄托着我的一些道德理想，他永远与弱者站在一起，让那些被欺凌被侮辱的失地农民得到安慰，找回属于自己作为人的尊严。我想他的力量来源于土地。我的心情与农民种地一样，是在惶惑、绝望、希望中交替运行的。小说到底有没有面对土地的能力？有没有面对社会问题的能力？能不能超越事实和问题本身，由政治话题转化为文学的话题？

有人问我，为什么执着地写着农民和土地？我想，描写农民和土地的作品，就像麦子、棒子、大米、大豆和高粱一样，不昂贵，不起眼，是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普通大众需要它。创作的时候，其实，我的内心都是孤独的，面对土地，我们有巨大的孤独，只有自己最了解自己。我想起了我在中篇小说《红月亮照常升起》中有一段描述：“在情感上她是失败者，岁月耗尽了她的全部激情，遮住了她的视线，是田园又把一切补偿给她。自己一意孤行地热衷于土地是对的，好好感谢它吧，感谢啊！她双膝一软，跪在了地上，像个淘气孩子，双手深深地插进蓬松的泥土里……”

农民与土地。广大农村发生的一切，众多农民的生活，是我们中国最基本“国事”。我们再也不能用老眼光看今天的农村了。我们的农业文明和农业文化有着数千年的历史，农村题材文学经典摆在我们面前。但是今天，农村是农耕文化气息、现代城镇工业气息和科技信息杂揉融合阶段，农民艰难地行进在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轨的半路上。现实是我们文学的土壤，文化则是文学的精神。如何把握今天的农村生活？今天的农村生活五光十色，时尚冲乱了规律，思潮压倒了文体。我们的创作如果游离于社会潮流之外，其活力和价值就会减少。但是要表现好这个时代，还要多一些真思考。我想，要把握今天的农村和农民生活，就首先要深入下去，但是光有深入和贴近是不够的，走马观花式的贴近只能使我们茫然。今天的调整和明天的政策，其实都属于“事件”，是瞬息万变的现象，是历史长河中的浪花，如果不把它放在历史深层结构中去考察，我们就会被现象迷惑。所以说，我们还是应该贴近人心，体验农民的心灵，寻找属于这个时代的精神“内核”是什么？换个说法呢？我们尊重农民，尊重他们尊严，除了尊重他们生活的场景，还要尊重他们生活的逻辑。今天农民心理是多层次的，历史的、文化的东西也必然沉淀到他们的心理中去，传统农民要转变成现代农民，要经过艰难漫长的路程。农村正以迟缓、渐变、多样的形式出现。就像春天的冰河，表面千里冰封，但在大河深层，坚冰在悄悄地消融，河水变得湍急。面对今天农村风云际会的宏阔背景，作家应该怀着一种“以人为本的现代意识”，从人性复杂多样的角度，来审视乡村社会所有人的行为动因。我们就能从新鲜的生活流里找到新意。农民每天都在投入一种新的生活，不仅要凭借好政策的外力，更需要战胜自身的障碍。这障碍包括历史渗透在他们心灵深处的小农经济意识。我们就是要揭示这种历史复杂状态。如果用同情式和批判式的态度都会失之偏颇。通过农村变革的具体事件来分析，透过这些事件前就能洞察到那条时缓时动的时代之河，可以感受到沉重的历史同改革浪潮的剧烈冲突以及相互制动。

台湾作家陈映真说过，文学是使绝望丧志的人重新点燃希望的火花，使扑倒的人再起，使受凌辱的人找回尊严。我们的农民兄弟不仅有物质需求，更有精神上的需求。这种需求是来自生命本身的呼唤。他们怎么表达自己的意志？怎样表达他们的理想？这就让我们重新提起现实主义与理想的问题。今天面对乡土应该呼唤这种理想。我们企盼给乡土以美好的环境，如果连理想都没有了，乡村还有什么希望？时代还能进步吗？我们不能否认，当前文学有嘲弄、亵渎理想的倾向。当然，我们崇尚的理想不是脱离农村实际的“乌托邦”，真正的理想应该建立在现实的深刻真实的洞察上，只有真正透析了“三农”问题，在现实揭露与批判之上的理想，才是真正现实主义的理想。盲目的理想可能使沉重的问题被消解，理想就显得廉价和泛滥。在这里，现实主义的人道力量和悲悯情怀非常重要了。深沉的感染力和超越精神，是我们所渴求的。

创作时使我心情苦恼，因为我认知农民和表现农民的方式有许多遗憾。有人说苦闷是我们创作阶段上的否定过程，自我否定会带来突破吗？农村题材作品的市场有问题，我们不应该全怪市场本身，还要在创作上找原因。文学发展到今天，好多艺术探索到尝试过了，作家依照自己的惯性在写，刊物依照自己的惯性在编，读者那里还在惯性在地读。在这种惯性中，文学更加多元，读者越来越少了。现实世界每天都给我们带来大量信息的强刺激，不久就来一个震惊，每个作家都在各种因素的干扰下写作，就少不了要思考，文学面对时代，面对市场，面对各种诱惑应该作出怎样的调整？

市场使我们更加理智和清醒了。我不再相信过去的一些虚幻的东西，对自己的认知能力和技术水平也有了一个恰当的评估。我不再梦想虚幻的东西，更加实际了，我只是想根据自己对生活不断变化的认识，用我能够驾驭的艺术手段，为喜爱我作品的读者写作。市场不是一个简单化的东西，绝不能说面向市场就可以快捷和草率。市场的基本法则就是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市场是对普通读者感受力、理解力和审美能力的更大尊重。我们乡村的生活在改革中变化很大，农民的内心都经历着从没有过的震荡，他们都在思考，他们有时在借助阅读思考，他们需要有一种精神上的参与满足和心灵的再造。

面对喧嚣、复杂的时代。我的小说情节还应该再复杂，复杂得令人炫目。我想我们应该有一种兴趣，一种自信，重新发现土地的秘密。我们态度首先是真诚的，最后体现在艰苦的劳动中，体现的独特的眼光上，体现在痛苦的人生思考和艺术思考上，体现在创作勇气和艺术魄力上。我们有理由对明天的创作进行期待。苦难使农民具备了土地一样宽容博大的胸怀，他们永远都在土地上劳作，像是带着某种神秘的使命感，土地就像上帝一样召唤着他们，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刻也不曾失去希望和信心。这是内心的勇敢、力量和尊严。这是农民式的高尚，我应该像农民那样辛勤劳动，我们的文学只有沐浴了生活和人性的苦难才会有力量，才会有风骨，才会写进人的心灵深处。文学精神在于共享许多价值。一切文明层面上的努力，都是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我们万万不能写丢了这种美好。美好是精神的，温暖而高远，显示出某种超越和飞翔的品质。

有人说，写作本质上更接近农业的劳作。有几分耕耘，就有几分收获。春天来了，土地知道。该耕种了，我们应该付出怎样的汗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