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效峰

（1.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苏苏州 215123；2.安徽财经大学法学院，安徽蚌埠 233030）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不仅是一位伟大的自然科学家，也是一位具有深刻政治洞察力和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世界公民。他先后生活在欧美两个国际政治中心，历经两次世界大战，始终恪守“良心上的法律”，对任何重大政治问题从不明哲保身。[1]作为一个积极“入世”的理想主义者，爱因斯坦的国际政治思想今天仍值得深思。

一、民主政体：国际政治理想的起点

爱因斯坦持有鲜明的民主主义理想，他珍视公民自由和自我解放，但也不忽视个人的社会责任——在自由发展的同时，每个公民都应尽其所能地进行政治表达，因为社会的健康与否取决于其成员个体的独立性，以及个体之间密切的社会结合。基于这种自由主义的价值观，爱因斯坦认为不应盲目崇拜和服从社群主义的国家，任何国家（及其政府）在某种意义上都会“作恶”，但它又为文明社会所必需——正如美国思想家潘恩所指出的，政府是“必要之恶”，必须对其权力加以限制。“强迫的专制制度很快就会腐化堕落 天才的暴君总是由无赖来继承”，爱因斯坦抨击极端的国家主义，对强权和专制政体深恶痛绝，持坚定的反暴政立场。他认为国家是为人而建，是人民的仆从，旨在保护人民并为人的发展创造条件，发挥应有的组织调节作用。人民不是国家的奴隶，个人无须为国家而生存；只有在有助于人的自由发展时，人们才有理由为国家作出牺牲。换言之，这种牺牲必须以国家给予个体和谐发展的机会为前提，而非受国家崇拜所驱使。在宪政民主下，人民的意志应同政府保持一种动态平衡，并确保思想自由和少数派的权利，防止政府向暴政蜕化。

国家和个人之间存在张力，在极权体制下，权力高度集中的统治者会极力破坏人道精神，使自由最终失去保障。针对法西斯主义的国家狂热，爱因斯坦认为人类福祉高于国家忠诚，独立的有创造性的个人在价值上优于群体意义的国家。那种在爱国主义名义下通过军事体制方式扼杀个性的社群行为，以及在国家利益托辞下牺牲公民的政治权利，是文明国家出现战争等罪恶的渊薮。而个人崇拜或国家崇拜容易催生民粹主义的暴民政治，受到煽动而狂热的大众往往成为战争的追随者。那种军国主义精神只注重物质因素，甚至连个体的人也被物化了，这同民主精神是背道而驰的。法西斯国家正是依靠暴力压制理性和个人自由，最终成为世界大战的策源地，但暴政注定会灭亡。[2]

爱因斯坦认为资本主义民主也存在若干弊端，尤其是财产的支配地位——掌握生产和资本的少数人拥有足以左右政府的权力，他们控制着教育、媒体等政治社会化机构，对私利的谋求侵蚀着民主政治的精髓。这种寡头势力对言论自由构成威胁，也不利于解决重大经济问题。不过，民主政治能够通过改进政府稳定性和选举等问题而实现有效运行，这有赖于公民的政治与道德品质（尤其是独立精神和正义感），以及政党所促成的政治参与热情。而犬儒主义只会助长反民主的一面，最终损害公民自由、政治宽容以及法律平等原则。当群众在政治上变得成熟后，革命或激进的群众运动也就不再必要了，可以通过不合作、罢工等非暴力抗争实现民主社会的渐进改良。因此，爱因斯坦反对与暴力相联系的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

二、世界和平：国际政治的首要目标

爱因斯坦是一个虔诚的和平主义者，并认为和平是个人自由和社会安全的前提。正如康德认为共和政体的本性倾向于永久和平一样[3]，爱因斯坦的和平主义思想始于民主政体——在稳定的民主体制中，人民要求和平的意志能够对政府决策产生影响；反之，权力越是集中的政体就越容易导致战争，因此极权主义是和平的威胁。

爱因斯坦倡导国际和平，主张放弃以武力作为伸张国家利益的手段，而代之以国际谈判。纳粹在德国上台前，爱因斯坦的和平主义倾向于理想化和绝对化——他反对一切战争，认为战争是世界文化与国际合作的最大障碍，它们都是不义的，也应当是非法的。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针对为德国战争辩护的《告文明世界书》，爱因斯坦参与签署《告欧洲人书》，并创立了德国反战团体“新祖国同盟”。他还响应法国作家罗曼 罗兰的呼吁，参加跨国反战活动，对军国主义进行猛烈抨击。1918年德国发生革命，魏玛共和国成立，一战旋即结束，爱因斯坦为之欢呼。

上世纪20年代，爱因斯坦曾对国际联盟和1928年《非战公约》寄予厚望。裁军和安全不可分割，“没有裁军，就没有持久和平”，因此他大力宣扬普遍裁军，并与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思想产生共鸣。爱因斯坦希望进行毫不妥协的裁军：既然国际法已经废止战争，那么就应立即废除军备。鉴于“强迫服兵役是有害的国家主义的主要根源”，他主张废除义务兵役制，号召青年人拒服兵役，杰出人物也应带头抵制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军事活动，并通过国际立法保障个人和平时期拒服兵役的权利，以产生更大的道义效果。1931年，“反战者国际”根据爱因斯坦的倡议，设立了“爱因斯坦反战者国际基金”。爱因斯坦还同弗洛伊德讨论战争的心理问题，认为战争是人类本性的一部分；在不稳定和混乱时期，群众更倾向于仇恨和残暴；而个人对财富的贪婪和国家对财富的争夺，还构成了战争的经济根源。

爱因斯坦把和平理念诉诸于实际行动，积极推动国际和平事业。1922年，爱因斯坦访问法国，努力为法德关系创造良好氛围。1927年，他在法国作家巴比塞起草的反法西斯宣言上签名，并与宋庆龄、高尔基、罗曼罗兰等人共同发起“国际反帝大同盟”，促进世界和平运动；1930年，他带头支持“国际妇女争取和平自由同盟”发表的《世界裁军宣言》。“九 一八”事变发生后，爱因斯坦呼吁国际社会对日本进行全面经济抵制，后来又参与声援遭南京政府逮捕的中国“七君子”。

爱因斯坦并不机械地反对一切战争，当欧洲法西斯势力日益猖獗时，他改变了绝对和平主义态度，主张进行殊死斗争。他不再简单地反对服兵役，认为增强针对纳粹德国的防御力量是必要的，拒服兵役等消极抵抗只会损害民主国家的自卫能力。爱因斯坦并不是放弃了一贯坚持的和平主义原则，只不过在生存面临威胁的极端情况下，武装自卫具有充分的正当性。西班牙内战爆发后，爱因斯坦公开声援共和政府反抗德、意支持的佛朗哥叛军，并对英、法等国奉行的不干涉和绥靖政策提出尖锐批评。德国纳粹在欧洲不断挑起战争，爱因斯坦呼吁罗斯福政府改变中立政策，遏制法西斯主义对世界的威胁。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爱因斯坦又对美国上升的帝国主义倾向保持警惕——它到处缔结军事同盟，实行普遍军事训练，这种谋求军事优势的政策无疑会加剧军备竞赛和地区紧张，从而成为世界和平的严重障碍。美国还在亚洲、中东等地推行“新殖民主义”，通过资本输出控制有关国家，使贷款成为强权政治的工具。爱因斯坦反对东西方对峙，试图以中立态度呼吁双方和平解决一切争端，尤其是销毁核武器以减轻彼此的疑惧。这位和平的斗士对东西方冷战落入权势之争的窠臼而感到愤慨——在战争和毁灭的危险面前，双方竟没有一个政治领导人敢于奉行超国家安全政策，即便是社会主义也并不必然解决国际安全问题。他敏锐地指出：“社会主义官僚想搞侵略行为的倾向不见得比现在的私人经济势力的代表人物要小。”[4]从美苏之间的冷战史来看，苏联在某些时期咄咄逼人的扩张也印证了爱因斯坦的预见。

就地区和平而言，爱因斯坦曾警告欧洲必须防止由于缺乏国际组织而相互征战，以至于重蹈古希腊的覆辙。[5]创立欧洲联邦无论在经济还是政治上都是必要的，而欧洲的统一离不开跨国社会交往，这有助于加强欧洲共同体或欧洲人联盟理念。[6]二战结束后，爱因斯坦曾指出，必须使德国不能独立地支配原料资源，以免再度具备恢复强大军工业的能力，这与法国外长舒曼提出欧洲煤钢联营计划的出发点是一致的。由于技术和文化条件的日益成熟，爱因斯坦所设想的“把这个大陆熔接成一个有机整体”已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现实——法德两国和解，欧洲一体化取得长足进展，欧盟层面的各种制度建设以及相应的超国家认同得到加强，欧洲联合成为该地区不可逆转的趋势。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欧洲人摈弃极端民族主义，地区性公民社会逐渐成熟，以及国家间互信得到确立的结果。而在世界其它地区，有关国家及其人民之间的信任基础仍然较弱，地区和平也缺乏足够的国际制度支撑。

三、世界政府：实现和平的根本保障

爱因斯坦的和平主义并不是空中楼阁，而是诉诸于理性的国际制度来加以保障，其中最主要（甚至是唯一）的解决方案是建立一个世界政府。爱因斯坦认为构成和平的制度与精神要素是相互影响的：制度是保障和维持和平的技术，其产生和维系有赖于感情的传统方式，它反过来又能对民族内部的固有传统产生强烈影响。[7]历史地看，只关心自身安全是国家间权力之争的突出特征；在不确定的战争威胁面前，自私自利的各国都试图通过积极备战来取得对他国的军事优势，这导致了彼此间的恐惧和不信任，反而使战争更加紧迫。可见，单边的军备优势并不能带来安全与和平，所有国家放弃军备才是实现普遍安全的理想图景。在现阶段，要使国家间关系摆脱无政府状态下的安全困境，仅靠呼吁裁军是不够的，而应建设一个法治的世界，落实相互的、不可分割的安全理念。国际社会需要一个超国家组织来提供保护和干预，其强制执行裁决的能力有赖于它所掌握的武装力量，否则就无法真正解决世界和平问题。而在单位层面上，国家间的互信极其重要——各国对于国际仲裁的接受，有助于消除彼此间的错误知觉；如果它不能完全服从国际组织的裁决，而且不愿看到其他国家积极参与旨在加强这一效力的条约，那么其消除战争的意愿就值得怀疑。

经济利益对抗是世界局势不稳定的主要原因，而基于法律之上的和平协商是解决利益矛盾的根本方法。超国家政体集合了众多国家的利益，为了有效抑制战争，其仲裁不仅需要强制执行权的保障，而且还需要国际社会一致行动，对任何侵略者进行军事和经济制裁。各国在承担国际义务时，主权可能会受到一定限制，不过自身安全最终会因集体安全的实现而得到加强。世界共同利益的增进日益需要限制国家至上理念，并让渡部分国家主权；只有当所有国家都愿意服从国际权威的决定，进而实现防御性军事手段的国际一体化，普遍安全才能成为现实。与绝对的主权相比，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差异并非造成美苏矛盾的主要原因，在东西方冷战中的作用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大，更不是导致世界战争的根源——它们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面前相形见绌。就国际仲裁的前景而言，爱因斯坦希望有奉行和平主义的民主大国率先垂范，支持超国家安全机制建设以增进国际公益。

爱因斯坦曾经对美国政治家威尔逊提出的有关主张持欢迎态度，希望国际联盟能够实现集体安全——它是人类社会关于世界政府的第一次重要尝试。1922年，爱因斯坦应邀参加国联“国际知识分子合作委员会”，试图通过该机构促进国际和平，但最终于1930年辞职——国联在和平解决争端方面的意愿和能力令人失望，它几乎只是一个会议机构，甚至成为强权政治的工具。1932—1934年间，国联主持的第一次国际裁军会议未取得任何实质性结果；而国际法院也缺乏强制执行裁决的手段，根本不能为受到侵略的国家提供保护。

二战后诞生的联合国又给爱因斯坦带来新希望，他公开呼吁把联合国改组为世界政府，并由国家之间通过协议和说服的方式建立起来，以免强国凭借军事霸权谋求支配世界。这一世界政府可由美、苏、英等三个保持着不同内部结构的大国来建立——因为苏联强烈反对限制主权，绝不会接受一个可能改变其内部结构的超国家组织 ；它们负责起草宪章，并把各自的全部军事力量移交给这个世界政府。世界政府不但集中掌握一切军事力量，还有权裁决一切军事问题，甚至对有关国家进行干预——这些国家因少数人压迫多数人而出现一种濒临战争的不稳定状态。除国际安全职能外，鉴于经济问题也可能外溢而导致国际冲突，这个超国家政体还可以拥有一定的经济管理职能。加入世界政府必然会对一些国家的内部事务产生影响，在一定条件下应放弃不干涉理念，以满足维护和平的需要。但爱因斯坦低估了由不同类型国家所构成的国际体系的复杂性，没有充分认识到社会主义国家和新兴民族独立国家对于自身主权的特殊关切。事实上，联合国在解决国际争端和实现国际安全方面并没有像爱因斯坦所希望的那样被赋予足够的法律或军事权力，其决议的约束力和执行力仍然存在问题。联合国至多是一个过渡性或局部性的世界政府，有时甚至只是一个超国家论坛，但它仍为战后国际秩序的发展创造了基础性条件。

四、科技与教育：世界和平的基础因素

立足于科技发展的人文取向，爱因斯坦始终关注科学技术对人类命运和国际政治的复杂影响。爱因斯坦呼吁要使科学造福于人类，把大众解放出来以促进民主的真正实现。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经济和技术的发展大大加强了生存竞争，严重地损害了个人的自由发展；但另一方面，技术发展也有助于降低个人的劳动强度。1921年访美后，爱因斯坦指出欧洲的法西斯分子仍在沉迷于人口、“生存空间”等传统权力要素，而美国则更加注重国际贸易，尤其是后者所拥有的强大技术实力对于国际关系的发展将具有决定性意义。[8]事实上，美国最终凭借其技术和经济优势成长为一个全球大国，推动了二战后国际政治权力的转移。

科技的发展首先缩短了世界的距离，使世界经济相互依赖，使创立一个和平解决国际冲突的普遍性国际组织成为必要。今天，包括互联网在内的技术发展则使世界进一步缩小，“全球村”概念得到加强。但技术发展并不必然增进人类的安全和福祉，反而有可能使人沦为技术环境的奴隶，特别是科技所创造出的破坏性手段甚至把人类自身置于大规模毁灭的危险中。核战争是这方面的典型案例，尽管爱因斯坦首先向美国政府建议研制原子弹，但在原子弹被用于实战前他就开始考虑核军备的危险性，并始终谴责对日本使用原子弹。核武器对战争的传统伦理标准提出了挑战，对于拥有国而言也是一把双刃剑——核战争意味着人类同归于尽，这一前景在某种意义上迫使人类把秩序带到国际关系中去，制止核战争反而成为储存核武器的唯一理由。鉴于大国执意拥有原子弹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爱因斯坦向世界宣传核战争的极端危险性，并公开反对美国制造氢弹。他辞世前不久还和英国学者罗素等人共同发表宣言，谴责核战争的非正义性，呼吁各国停止核军备竞赛，以和平手段解决争端，从而引起了一场著名的科学家国际和平运动——帕格沃什运动 。当然，努力消除产生战争的根源比仅仅反对核武器更重要；但最终废除战争仍遥遥无期，在现阶段控制此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则更为现实，目前国际社会已在相关进程中积累了一定共识和制度成果。

基于对全人类共同利益的责任感，爱因斯坦运用自身掌握的科学优势对大众进行和平倡导和教育；他认为杰出的知识和社会精英（类似于“贤人集团”）的道德教化作用远胜过政治领袖。[9]近代以来的民族主义曾一度瓦解了国际知识分子的共同体，重建此类联系对于国际和平具有重要意义。国际知识界的反战团体可以把他们的政治态度通过媒体公诸于众，引导大众舆论、传播有关理念，从而对世界重大问题产生影响。这是一种“精神裁军”，即通过广泛的政治启蒙来抵制军国主义教育。其中，开展跨国文化交流有助于超越政治纷争，促使更多普遍性观念的形成；而各国的教育体系也应加强对下一代的和平主义教育（其中教科书的作用尤为关键），而不是灌输仇恨。

五、超越民族主义：走向世界大同

爱因斯坦反对民族沙文主义、种族歧视和宗教狂热，倡导民族间的平等、博爱和包容，给予被压迫民族以深切同情和理解。爱因斯坦对本民族文化抱有深厚情感，并认为自己的有关思想源于犹太传统。但他绝非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他认为沙文主义是世界和平的大敌，而更愿意做一个世界主义者；不过欧洲统治者为了转移人民的不满而制造的反犹活动促使他向犹太复国主义靠拢，并在思想和行动上支持犹太人争取民族生存权利的斗争。他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导人魏兹曼关系密切，1921年两人曾一起到美国进行募捐，支持犹太复国主义事业；后来爱因斯坦还亲自来到巴勒斯坦，并在希伯来大学发表演讲。他的支持主要是基于文化上的考虑，即认为这一运动有助于恢复犹太共同体意识，这与许多强调政治目标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并不一样。他希望犹太人能够在巴勒斯坦保存和延续自身文化传统，同时与阿拉伯人和平共处并达成公平合理的协议，以取得后者的谅解与合作——和平只能建立在谅解和自我克制的基础上。他一开始并不希望创立一个犹太国家，认为这与犹太民族的普世主义相抵触，偏离了犹太共同体精神。随着二战期间德国纳粹对犹太人迫害的升级，爱因斯坦开始由理想化的“犹太民族家园”主张向建立犹太国家转变——这完全是出于“外界的需要”。在1947年联大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决议作出之前，爱因斯坦应犹太复国主义领袖的要求，与在亚非地区威望甚高的尼赫鲁通信，希望得到印度对建立犹太国的支持。根据联大第181号决议以色列建国，随之与阿拉伯国家爆发战争，爱因斯坦对这个新生的国家进行了声援。同时，他主张以色列的阿拉伯公民应与犹太人一样完全平等，并体谅他们的两难处境。

爱因斯坦在民族关系问题上的和睦思想值得肯定。回顾60多年来的阿以争端，问题的症结仍然在于这两个民族能否充分尊重彼此的生存权并在这一基础上和平相处，而以色列右翼势力和巴勒斯坦极端组织显然缺乏共识。在世界其它一些地区，极端民族主义以及相关的宗教问题也常常引起敌对和冲突，从而威胁着不同文明间的关系。爱因斯坦认为宗教感情并无过错——宗教含有博爱精神，本身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应走向反理性的极端狂热。作为一个人道主义者，人类进步与团结的世界大同是爱因斯坦追求的终极目标，这一自由幸福、和谐合作的人类公社完全超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为此他倡导国际正义，把指导个人行为的社会伦理推广至国际层面，希望作为集体人格的国家更多地受到良心和责任感的指导；如果让无节制的利己主义来指导国际关系，其结果将极其悲观。近代以来道德层面的严重削弱正是政治方式野蛮化的主要原因，当其它地区发生侵略战争时，有关国家不应只注重商业利益而不顾自身的道义形象。

爱因斯坦辞世已半个多世纪，其间冷战也已结束。尽管他的政治理想仍未完全实现，但其进步性将继续体现于国际社会的演进中——世界政治的民主潮流日益不可阻挡，地区与国际和平也是人心所向，而世界政府目标更是引领国际关系民主化、法治化从而保障世界和平的理想图景。随着国际相互依赖的不断加深以及全球公民社会的兴起，人类社会将日益不再囿于狭隘的民族主义及其政治架构，国际政治将呈现为一种进步总趋势。

注释：

[1] Hubert Goenner.Albert Einstein and Friedrich Dessauer:Political Views and Political Practice[J].Physics in Per spective,2003(5):23-24.

[2] 爱因斯坦.我们对犹太复国主义的责任 [M]//许良英,等.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181.

[3] 康德.永久和平论 [M]//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124.

[4] 爱因斯坦.社会主义和国际安全问题 [M]//许良英,等.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334.

[5] G.F.尼克拉,爱因斯坦,等.告欧洲人书 [M]//许良英,等.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2.

[6] 爱因斯坦.达沃斯的大学课程 [M]//许良英,等.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40.

[7] 爱因斯坦.主权的限制 [M]//许良英,等.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100.

[8] 爱因斯坦.我对美国的最初印象 [M]//许良英,等.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24.

[9] 安东尼娜 瓦朗坦.爱因斯坦和他的生活 [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