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登山

(北京交通大学，北京 100044)

三方交际的听者类型*

夏登山

(北京交通大学，北京 100044)

三方交际的分析应该建立在听者类型研究的基础之上，本文区分话语形式接受者和话语意图接受者，提出较为完整的听者分类和参与度模型，试图为三方交际研究提供一个更加可靠的分析工具。只有完整的听者分类模型才能更充分地解释文学文本和现实生活中的三方交际。

三方交际； 听者类型； 直接接受者； 参与度

1 引言

传统的交际研究大多局限在典型的“说话者-听者”两方交际框架中。现实生活中的交际行为并不总是在一个说话者和一个听者“双方”之间进行，话语的设计和理解还经常受到其他在场听者的影响。Goffman (1981)、Leech (1983)和Verschueren (1999)等曾讨论不同类型的听者；Clark & Carlson (1982)和Clark & Schaefer (1992)从角色类型的角度分析三方(多方)交际的结构特征和信息传递方式。但是这些听者分类都以话语接受者(addres-see)为最小单位，所涉及的三方交际也都不对称，无法充分解释两方听者都是话语接受者的对称型三方交际。

2 三方交际

长期以来，“对话”和dialogue，以及“说话者”、“听者”这样的术语概念潜移默化地使我们认为，话语交际总在“双方”之间进行。Hymes (1974: 54)早就指出，“说话者-听者”的两方交际模型常常过多、过少或错误地圈定了交际的参与者；Levinson (1988: 222-223)也批评话语交际研究者偏爱两方交际而忽视多方交际；《语用学杂志》2004年出版了多方交际(polylogue)的研究专刊，Kerbrat-Orecchioni (2004: 2-3)在序言中总结Hymes、Goffman和Sacks等人对多方交际的论述并指出，“说话者-听者”双方之间的“对话”并非交际的标准原型，三方乃至多方语境中的角色关系对交际的影响不容忽视。例①就是一个典型的三方交际：

① 贾母因问黛玉念何书。黛玉道：“只刚念了《四书》。”黛玉又问姊妹们读何书。贾母道：“读的是什么书，不过是认得两个字，不是睁眼的瞎子罢了！”…宝玉便走近黛玉身边坐下，又细细打量一番，因问：“妹妹可曾读书？”黛玉道：“不曾读，只上了一年学，些须认得几个字。”

黛玉对宝玉和贾母同一问题的回答前后截然相反，因为她知道了贾母对女子读书的态度。黛玉为了与贾母保持一致，否认自己“读书”，并非故意前后矛盾，而是考虑到贾母在场所设计的最得体的回答。由此可见，虽然黛玉的直接听者是宝玉，但旁听者贾母才是影响黛玉话语设计的关键。旁听者对话语设计和理解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Clark & Schaefer (1992: 274)指出，如果考虑到交际第三方的在场，有关话语设计和会话涵义的所有理论都需要重新修订。在一个最简单的话语交际行为中，说话者只有一个，而听者可以同时存在多个。当两位听者与说话者以及话语处于不同的位置关系时，就形成三方交际。三方交际之所以是三方的，正因为有两方不同类型的听者在场。

3 直接接受者、参与者和旁听者

主流语用学家大多认为，听者和说话者都是最小的、无法分割的交际要素。“听者同质”的理论假设导致研究者长期忽视交际中不同的听者类型，事实上，听者的类型并不同一。Clark & Carlson (1982: 342-343)将听者分为直接接受者、旁参与者(side participant)和旁听者(overhearer)。参与者是说话者意向中的话语接受者，说话者向其表明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参与者也有责任和权利跟进、理解话语；直接接受者是言外行为的指向者，是话语在内容上所指示的，或可以指示的参与者；旁听者则是参与者以外的在场听者。按照这一模型，例①中的贾母是黛玉的旁听者，黛玉无需确保贾母理解话语设计的原因，而只是出于礼貌选择符合贾母喜好的话语来回答宝玉。贾母作为旁听者，因为其显赫的权力地位影响了黛玉的话语设计。

Bird (1975: 136-138)指出承诺的接受者有四个层次：听者(hearer)、听众(audience)、信息接受者(addres-see)和主要受益者(principal beneficiary)；Leech (1983: 13)将信号接受者分为旁听者(bystander)、偷听者(eavesdropper)和听者(addressee)；Goffman (1981)区分了指定的(addressed)和未指定的(unaddressed)接受者；Bell (1984:159)将直接接受者以外的交际第三方分为监听者(auditor)，旁听者(overhearer)和偷听者(eavesdropper)；封宗信、申丹(Feng & Shen 2001)把戏剧文本的作者-读者关系放在“信息发送者-信息接受者”框架下，划分了八种不同类型的信息接受者，其中七种属于第三方；Verschueren (1999: 85)区分了话语指向者、话语参与者、旁听者、无意偷听者、有意偷听者以及非话语解读者。国内也有少数学者讨论不同的话语角色及其转换模式(陈敏 2003, 刘承宇 2003, 占丽云 2007)，代树兰(2008)还对国内外话语角色研究的缘起和发展做出较为细致的综述。

上述各种分类并没有比Clark & Carlson (1982)走得更远。一方面，他们仅提及不同的听者类型，而没有探讨不同听者类型对交际的影响；另一方面，这七种听者类型的划分与Clark & Carlson (1982)一样，都基于直接接受者与非直接接受者的二元对立。他们的区别仅在于直接接受者以外其他听者的名称。这种以直接接受者为核心的分类法认为，话语总是针对一个首要的直接接受者，其他各方听者只是这一核心交际行为的附属，他们的在场并不从根本上影响交际的进行，他们的重要性也无法与直接接受者相比。但是指桑骂槐型三方交际却使这一分类法陷入困境：

② 可巧黛玉的小丫鬟雪雁走来与黛玉送小手炉，黛玉因含笑问他：“谁叫你送来的？难为他费心，那里就冷死了我！”雪雁道：“紫鹃姐姐怕姑娘冷，使我送来的。”黛玉一面接了，抱在怀中，笑道：“也亏你倒听他的话。我平日和你说的，全当耳旁风，怎么他说了你就依，比圣旨还快些！”宝玉听这话，知是黛玉借此奚落他，也无回复之词，只嘻嘻的笑两阵罢了。宝钗素知黛玉是如此惯了的，也不去睬他。薛姨妈因道：“你素日身子弱，禁不得冷的，他们记挂着你倒不好？”

虽然黛玉的话语在形式上指向雪雁，但其真正意图是为了嘲讽宝玉。无论雪雁是否理解黛玉的实际意图，宝玉都识别了自己在话语中的实际角色，“知是黛玉借此奚落他”，因此“只嘻嘻的笑两阵罢了”。以Clark & Carlson (1982)的ASPO模型来看，无论雪雁是否承担话语的批评，她毫无疑问是黛玉话语的直接接受者，宝钗和薛姨妈是交际的旁参与者或旁听者，她们在场或缺席不对话语的设计和理解产生颠覆性的影响，宝玉是该交际行为的关键人物。一方面宝玉与雪雁不同，他不直接接受话语；另一方面宝玉又与宝钗和薛姨妈不同，他是说话者真正意图的指向者。宝玉的角色使ASPO模型处于两难的境地，从Bird (1975)、Goffman (1981)到Verschueren (1999)的所有分类都将直接接受者作为听者类型的最小单位，都无法分析例②中雪雁与宝玉两种听者的区别，都不能充分解释声东击西、指桑骂槐的对称型三方交际的角色类型。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对直接接受者进行更细致的划分，提出话语形式和话语意图两类直接接受者。

4 两种类型的直接接受者

Clark & Carlson (1982: 342-343)认为，“直接接受者是话语在内容上指示的交际参与者，是言外行为的指向者”。但是指桑骂槐型三方交际却使这个定义面临两难：根据言外行为的指向来看，“槐树型”听者(宝玉)是直接接受者，而按照话语内容指示来看，“槐树型”听者又不能像“桑树型”听者一样在话语内容上得以体现，因此应该是旁参与者或旁听者。在指桑骂槐型三方交际中，话语内容和言外行为的指向实际上是分离的，这正是话语的形式与意图相分离所造成的交际二重性。虽然宝玉和雪雁在黛玉的话语中同样不可或缺，但他们的角色并不相同。雪雁只承担话语形式的指向，例②中她如何理解话语并不重要，因为宝玉才是黛玉话语意图的接受者。只要宝玉理解话语的真正意图，黛玉的交际目标就实现了。因此，宝玉和雪雁实际上是两种类型的直接接受者：话语意图接受者和话语形式接受者。

在由直接接受者和旁参与者(或旁听者)构成的不对称型三方交际中，两方听者在交际中的重要性不同，而例②中两方听者都是话语的直接接受者，因此形成一种对称的三方交际。对称型三方交际的两方听者同样不可或缺，但角色关系可能有细微的差别，如例③所示：

③ 凤姐笑道：“你夏爷爷好小气，这也值得提在心上。我说一句话，不怕他多心，若都这样记清了还我们，不知还了多少了。只怕没有，若有，只管拿去。”因叫旺儿媳妇来，“出去不管那里先支二百两来。”旺儿媳妇会意，因笑道：“我才因别处支不动，才来和奶奶支的。”凤姐道：“你们只会里头来要钱，叫你们外头算去就不能了。”

夏太府派小太监前来索贿，凤姐知道贾府已经入不敷出，但又不能直接以缺钱为理由拒绝小太监，因此故意让旺儿媳妇出去借钱，该三方话语虽然形式上是与旺儿媳妇的对话，实际上小太监是话语的意图接受者。王熙凤希望借此向小太监表明贾府经济紧张，难以继续向夏太府提供贿赂。为了增加话语的信服力，王熙凤不愿让小太监发现自己的这一交际意图。由于事前王熙凤正与旺儿媳妇讨论银两短缺之事，所以旺儿媳妇立即“会意”，成功地配合王熙凤实现既定的意图。根据Sperber & Wilson (2001: 27)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的区分，王熙凤分配给两方听者的意图可以分析如下：

显性的信息意图①：告知旺儿媳妇“先支二百两银子”；

显性的交际意图①：告知旺儿媳妇信息意图①；

显性的信息意图②：向小太监传达信息意图①和交际意图①，使其相信贾府手头拮据；

隐藏的交际意图②：向小太监表明信息意图②的意图；

显性的信息意图③：向旺儿媳妇表明信息意图②和交际意图②；

显性的交际意图③：向旺儿媳妇表明信息意图③。

在王熙凤的角色分配中，旺儿媳妇和小太监都是直接接受者，旺儿媳妇不但是话语形式接受者而且是话语意图接受者，小太监表面上是旁听者，而实际上也是话语意图接受者。而且，说话者分配给两位听者的意图是不同的：给旺儿媳妇分配的是显性的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③，而分配给小太监的只是信息意图②。隐藏的交际意图②可以使小太监误以为自己只是话语的旁听者，从而实现王熙凤间接传达意图的交际目标。与例②中的雪雁相比，旺儿媳妇不但是话语形式的接受者而且是话语意图①和③的接受者，尤其是话语意图③的推理需要旺儿媳妇同时识别意图①和②；与例②中的宝玉相比，小太监如果没有准确识别自己的角色，从其接受的信息意图②来看，可能认为自己只是话语的旁听者。而例②中黛玉只有让宝玉准确识别其“话语意图接受者”的角色，“指桑骂槐”才能成功。

上述两例中的听者角色特征虽然存在细微的差别，但从说话者的角度来看，两方听者都是直接接受者，而且都是由于话语形式和意图的分离造成的。这一现象推翻了ASPO模型等以直接接受者为最小单位的听者分类。因此我们整合以上各种分类，提出修正的听者角色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修正的听者分类模型

该模型将非参与者划分为偷听者和旁听者。说话者并不试图向偷听者传达某种意图，也没有意识到其在场，但这类听者客观上有意或无意听到话语；旁听者的在场在说话者的意识之中，但说话者并不试图向其传达某种信息意图。参与者分为直接接受者和旁参与者，直接接受者可以进一步细分为话语形式接受者和话语意图接受者。例③表明，两种直接接受者的角色可能不是纯粹的形式接受者或意图接受者，话语形式接受者也可以是特定的话语意图的接受者，但其所接受的意图可能与另一方不同。

5 第三方的参与度

Clark & Carlson (1982)的听者分类打破hearer的桎梏，却进入addressee的囹圄，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细分出对称型三方交际中的两种直接接受者。那么能否确定图1就是最终的听者角色分类模型呢？如何确信不会掉入“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的分类陷阱呢？问题的答案在于交际第三方的参与度(degree of participation)。

Goffman (1981)和Verschueren (1999)的七种听者分类都以直接接受者为最小单位，无法解释指桑骂槐型三方交际。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原因在于他们都没有充分认识交际者参与度的问题。他们都假定两方听者的重要性等级次序。Bell (1984:160)指出，不同角色的听者对说话者的影响力从大到小按照addressee > auditor > overhearer的次序排列。Leech (1983)和Verschueren (1999)等的分类也都从说话者向旁听者和偷听者排序。他们先验地认定两方听者地位的不平等，因此对第三方参与度的认识不完整。

为了弥补听者角色等级制带来的缺陷，我们用三角形来表示两方听者在话语设计中的参与度，如图2所示。

图2 两方听者的参与度模型

三角形的三个顶点分别代表三方交际的话语和两方听者，两方听者和话语的距离表示其参与度。在对称型三方交际中，两方听者都是直接接受者，对于话语交际行为来说同等重要，因此构成一个等腰三角形，正如例②中的雪雁和宝玉以及例③中的旺儿媳妇和小太监。而在参与度不对称的三方交际中，第三方作为交际的旁参与者、旁听者甚至偷听者，对话语的设计和理解具有一定影响，但既不是话语形式指向者，也不是说话者的意图指向者，因此其重要性无法与第二方相提并论，与话语的距离也相对较远。

对称型三方交际中，两方交际者都是话语的直接接受者，其参与度相等，这也是交际第三方参与度的最大值；作为旁参与者的第三方，其参与度则低于作为第二方的直接接受者；而旁听者和偷听者的参与度更低。理论上说，交际第三方在话语设计和理解中的影响力的最小值无限趋于零，所以其参与度是一个从零到等于第二方的渐变连续区间，可以用公式表示为：0﹤H2≦H1.

参与度模型和公式表明，根据参与度来划分，第三方交际者的类型在理论上可以是无限多的。(Verschueren 1999:85) 但是只要一种分类完整地覆盖最大、最小参与度的范围，无论冠以何种名称，都只不过是对同一条射线的不同切分方式，只是术语名称的差异而已。因此，图1的听者分类在逻辑上是完备的。对称型三方交际中，第三方的参与度达到最大值，而在不对称三方交际中，旁听者和偷听者作为第三方，其参与度递减并趋于零。

6 结束语

三方交际的分析应该建立在听者类型研究的基础之上。虽然Clark & Carlson (1982)和Verschueren (1999)等曾谈及不同的听者分类，但是他们不彻底的分类都无法解释对称型三方交际中的两类直接接受者。本文从话语形式接受者和话语意图接受者两类直接接受者的区分入手，整合七种听者分类，建构较为完整的听者角色分类模型，并提出参与度模型验证分类的逻辑性。我们认为，只有完整的听者分类模型才能更充分地解释文学文本和现实生活中的三方交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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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rerRolesinTriadicCommunication

Xia Deng-shan

(Beijing Jiaoto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4, China)

Triadic communication should be studied on the basis of the analysis of hearer roles, which still remains an overlooked topic in mainstream pragmatics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This article, putting forward a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verbal addressee and the communicative adressee, intends to construct a tentative model of hearer roles and the degree of participation in the hope of providing a working analytic tool for the study of triadic communication.

triadic communication; hearer roles; addressee; degree of participation

*本文系北京交通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三方交际的语用学研究”(H11RC00040)的阶段性成果。

H030

A

1000-0100(2012)02-0109-4

2011-06-24

【责任编辑孙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