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谷

“钱锺书60年前曾对我说，他志气不大，但愿竭毕生精力，做做学问。60年来，他就写了几本书。本《集》收集了他的主要作品。凭他自己说的‘志气不大，《钱锺书集》只能是菲薄的奉献。我希望他毕生的虚心和努力，能得到尊重。”这是杨绛为《钱锺书集》所写的序。这序，有个很有意思的标题：钱锺书对《钱锺书集》的态度。

在三联书店地下二层的那间读者服务部，翻阅十大册的《钱锺书集》，钱锺书先生穷其一生的思考与学问，就这样被读者如我轻轻捧在手里。在那个逼仄，四壁皆书的小间里，翻开有着淡淡油墨香的这套大书，难免感慨万千。

知识的积累、文化的传承以及文明的养成——出版业，尤其是一家出版机构在这个过程中，功用与价值何在？10年前，在三联书店读者服务部里的感慨，现在演化成了一个疑问。在纪念三联书店成立80周年之际，如果我们以这家书店的历史为线索，我们将会发现什么样的答案呢？

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三家出版机构1948年在香港联合，这就是“三联”书店的来由。只是，我们稍加前溯，追索这三家出版机构的前身，其共同点一目了然——它们都是由杂志演化而来。《生活》周刊创办6年后，有了生活书店（1932）；而《读书生活》杂志独立一年后，就诞生了读书生活出版社（1935年）——与此同时，《中国经济情报》与《中国农村》的主持者薛暮桥、孙冶方……成立了新知书店。

韬奋先生对自己的定位是要做一个“永远立于大众立场的”新闻记者，这是当年《生活》周刊能够销售15.5万册，可以跟当时全国发行量最大的日报不相上下的原因所在。或者，从历史的后点来看，韬奋先生更有价值的选择是他创立了生活书店；书刊融通，这一选择，即使在抗日救亡年代，也使知识分子进有“言论救国”的舆论平台；退，亦有启蒙民众，并积累知识与传承文化的载体。

这是一个由“救亡”而起，然后进入“启蒙”，最终成为一家创造性学术出版机构的历史轨迹。自韬奋先生始，经胡愈之、徐雪寒，直至范用，他们的努力，有重大阶段性价值的成果在1986年；这一年，三联书店成为独立出版机构。在新的时代，三联书店有了创造知识与文化的机会与空间。

在这样的空间里，近30年来，三联书店贡献了费孝通、巴金、钱锺书杨绛夫妇、金克木、黄仁宇、吴敬琏等无数思想与学问家的著述；在这个时代，讨论诸如三联书店跟知识、文化与文明的关系，其实，我们需要倾听的，就是这些思想家与学问家们自己的故事。他们，尤其是他们伟大的创造，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

著作家，或者说那些伟大的思想家与学问家，他们与出版机构的关系，杨绛先生很淡然，也很淡定地给出了她的要求。理解一家出版机构与知识和文化的关系，这才是真正的要点所在。

学者许纪霖描述：“在金钱与权力之外，三联图书建立了第三种尊严：知识的尊严、思想的尊严和知识分子的尊严。”

杨绛先生的结论则是：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