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福何

（承德市文物局 博物馆管理科，河北 承德 067000）

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是中国古代帝王宫苑与皇家寺庙完美融合的典型范例，标志着中国古代造园与建筑艺术的巨大成就。避暑山庄位于河北省承德市中心北部，是清代皇帝夏天避暑和处理政务的场所，修建于公元1703年到1792年，历经康、雍、乾三代帝王，历时89年，占地面积564万平方米；周围环绕着金碧辉煌的座座庙宇。它是帝王苑囿与皇家寺庙建筑经验的结晶。避暑山庄及外八庙的修建及使用，之所以在清代的国家统一和稳定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不能不提到入关前清帝的民族政策，以及康熙、乾隆皇帝对少数民族政策的继承。

一、清入关前，在处理民族关系问题上，成功采用联姻政策，是清代民族政策不可缺少的部分，而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的要冲位置，成为联姻省亲和瞻佛礼尊的重要场所

我国历史上和亲范围最大，并且具有双向性性质的莫过于清朝。清朝的联姻主要在满族贵族和蒙古王公之间进行。其中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清朝统治者从蒙古王公家族中选择后妃；一方面是清朝统治者把公主下嫁给蒙古王公。清代的满蒙联姻长达300年（1612年—1912年），据皇家的族谱《玉蝶》记载，在这300年中，满蒙联姻共595次，其中出嫁给蒙古的公主、格格达432人次，娶蒙古王公之女163人。满蒙联姻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巩固满蒙的政治联盟，使蒙古族更好地成为清朝的北部屏属，从而确保清朝的长治久安。清代皇室与蒙古王公实行的世代“满蒙联姻”，是清代的一项重要国策，成为清王朝柔服蒙古部落、巩固统治的羁縻措施之一。这种联姻政策所形成的姻亲关系，对满蒙两族的长期和好，对清代统辖与治理边疆蒙古地区乃至利用蒙古的军事力量，起到了重要作用。

清太祖努尔哈赤完成统一女真的大业后，面临强大的对手明朝，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团结和拉拢蒙古，对蒙古采取结亲、赏赐、分化利用的政策。1612年主动向科尔沁部明安贝勒求婚，明安亲送其女嫁努尔哈赤，这是努尔哈赤家族与蒙古的首次通婚，从此揭开了满蒙联姻的序幕。1615年，努尔哈赤又娶了明安弟红果尔贝勒之女为侧福晋。1617年，努尔哈赤将其弟舒尔哈齐之女与内喀尔喀巴约特部恩格德尔为福晋，开创了满洲贵族女下嫁蒙古各部的先河。皇太极的一后四妃中有三位是科尔沁贵族姑娘。1625年，科尔沁莽古斯之子赛桑贝勒又令子吴克善将妹布木布泰送皇太极为妃。她是一位对清初历史有重要影响的女性，即后来的孝庄文皇后，顺治帝之母。这桩婚姻又进一步加强了与蒙古科尔沁的联盟，甚至对顺治的即位及清初政治都有影响。这一阶段与蒙古的联姻主要限于漠南蒙古的科尔沁部和内喀尔喀五部。

1626年，皇太极成为后金的最高统治者，继承了其父对蒙古结亲、赏赐、分化利用的政策，结成了以科尔沁为首的蒙古各部的政治军事同盟。清军入关后，顺治帝继续忠实的执行联姻漠南蒙古的政策。

随着喀尔喀蒙古和漠西蒙古的归附，康熙帝不失时机地与漠北势力最大的土谢图汗部缔结了姻亲，将札萨克图汗部亲王策旺扎布纳为额驸。这样，联姻的地域从漠南蒙古推广到漠北和漠西蒙古，范围大大地扩展了。康熙皇帝的40位后妃中，有两位来自蒙古族，乾隆皇帝的后妃中也有蒙古族。乾隆朝满蒙联姻达到了高峰，乾隆朝60年间，嫁与蒙古的皇家女儿多达179，最多的年份是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出嫁八人。

清代入关前就与蒙古等民族保持着联盟和通婚的国策。清太宗文皇帝皇太极曾说过，自古满洲与蒙古是一家。蒙古是满洲龙兴所不可缺少的政治盟友，皇太极还编扩了蒙古八旗。蒙古地处北边要塞，是清王朝在政治、军事和地理意义上的屏障。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的要冲位置和民风、民俗当然就成为联姻和亲和瞻佛礼尊的重要场所。清政府统一蒙古各部割据政权，安抚蒙古贵族，巩固边疆稳定，成为头等大事，对此，康熙有着清醒的认识，一方面，他在木兰围场借围猎而演练骑射；另一方面，又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在围场和北京之间的武烈河畔修建避暑山庄，历时近90年才完工，借此在地理和感情上缩短与草原各部的距离。

二、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是一个紧密关联的有机整体，也是清帝实行民族政策的重要举措之一

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位于河北省东北部的承德市，建于十八世纪我国封建社会最鼎盛时期。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是由皇帝宫室、皇家园林和宏伟壮观的寺庙群所组成。清朝的康熙、乾隆皇帝时期，每年大约有半年时间要在承德度过，清代重要的政治、军事、民族和外交等国家大事，都在这里处理。从清朝入关后的顺治帝算起，康熙、乾隆、嘉庆、咸丰四位帝王曾巡幸。显然避暑山庄成为清王朝统治的第二个政治中心，也是处理民族事务、边疆事务和整肃军队的夏宫、基地和大本营。避暑山庄正门题为 “丽正门”。而丽正门，曾是元朝大都城正门所镌题的名称。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史》称：“大都正南门口丽正，其内有千步廊，可七百步建棂星门。”可见应用于此有陪都之意。乾隆三十六景之首的“丽正门”背面镌刻有一御题诗：“岩城埤霓固金汤，跌荡门开向午阳。两字新题标丽正，车书恒此会遐方。”所谓丽正，《易经·离卦》中有“丽者离也。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地，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车书是指，秦始皇时期的“车同轨，书同文”的大一统思想。从这首诗的意境里可以看出，这是标志承德避暑山庄作为陪都的一种文化表象。山庄宫殿区九进院落，是紫禁之制，依“十九间照房”分外朝和内寝两个部分，在建筑形制上更进一步肯定了这里陪都的地位。避暑山庄荟萃全国各地的名胜，成为纵横千万里、上下五千年的微缩景观，收到了“移天缩地于君怀”和“山庄咫尺间，直作万里观”的效果。在避暑山庄与周围寺庙的布局上，充分显示了“仁怀天下，宇内一统”的治世思想。耸立在避暑山庄西北的峰峦，与外庙仅一宫墙之隔，形成高低互借之势。外庙以山庄为中心形成众星捧月之势，体现了“五服”俱向，天下一统。

清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避暑山庄开始修建。在整体布局上，模拟了中国的地形图，形貌如中华一统，避暑山庄按照中国地貌进行选址的5.64平方公里，形成了西北山区、北部草原、东南湖泊的布局，而围绕山庄蜿蜒长达万米的城墙仿佛中国雄伟的万里长城。避暑山庄内有康熙、乾隆钦定的72景。拥有殿、堂、楼、馆、亭、榭、阁、轩、斋、寺等建筑 120 余处。避暑山庄是由众多的宫殿以及处理政务、举行仪式的建筑构成的一个庞大的建筑群。避暑山庄分宫殿区、湖泊区、平原区、山峦区四大部分。宫殿区位于湖泊南岸，地形平坦，是皇帝处理朝政、举行庆典和生活起居的地方，占地10万平方米，由正宫、松鹤斋、万壑松风和东宫四组建筑组成。湖泊区在宫殿区的北面，湖泊面积包括州岛约占43公顷，有8个小岛屿，将湖面分割成大小不同的区域，层次分明，洲岛错落，碧波荡漾，富有江南鱼米之乡的特色。平原区在湖区北面的山脚下，地势开阔，有万树园和试马埭，是一片碧草茵茵，林木茂盛，茫茫草原风光。山峦区在山庄的西北部，面积约占全园的五分之四，这里山峦起伏，沟壑纵横，众多楼堂殿阁、寺庙点缀其间。避暑山庄这座清帝的夏宫，以多种传统手法，营造了120多组建筑、29座桥梁、60余组假山，分别点缀在山间、水际、林地、草原，融汇了江南水乡和北方草原的特色。从表面上看，这座陆续修建了近90年才完工的皇家园林，是为了满足清朝皇帝前往木兰围场进行狩猎、演兵需要而修建的中途行宫，但实际上，它还是清政府平定天山南北、稳定西藏、控制漠南漠北广大地区的政治产物，是清代疆域扩张达到极致的见证。

从1713年（康熙五十二年）起至1780年（乾隆四十五年），在避暑山庄的东北部、西北部山间陆续修建了12座喇嘛庙，是当时清政府为了团结蒙古、新疆、西藏等地区的少数民族，利用宗教作为笼络手段而修建的。周围寺庙由溥仁寺、溥善寺、普乐寺、安远庙、普宁寺、普佑寺、广缘寺、须弥福寿之庙、普陀宗乘之庙、广安寺、罗汉堂、殊像寺等12座金碧辉煌、雄伟壮观的寺庙群组成，环列在山庄外的东部和北部的山麓，共占地40多万平方米，从选址到布局，都是清朝皇帝亲自裁定，是集汉、满、蒙、藏等各民族建筑艺术、宗教艺术之大成的北方规模最大的皇家寺庙群。其中溥仁寺、溥善寺、普宁寺、普乐寺、安远庙、普陀宗乘之庙、殊像寺、须弥福寿之庙归清政府理藩院管理，即所谓的“外八庙”。庙宇按照建筑风格分为藏式寺庙、汉式寺庙和汉藏结合式寺庙三种。这些寺庙融和了汉、藏等民族建筑艺术的精华，气势宏伟，极具皇家风范。每处寺庙都象一座座丰碑，记载着清朝统一和团结的历史。这些寺庙的建筑风格使汉、藏文化艺术融于一体。其中就有为安置西藏班禅喇嘛而专门修建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修建这些寺院的目的，乾隆皇帝一语道破：“兴黄教即所以安蒙古也”。蒙古自元代起就信奉藏传佛教，而到了清初，西藏、青海、新疆广大地方，均为蒙古势力所控制。在这种情形下，尊崇黄教（藏传佛教格鲁派）就成为政治上的必须和首选。

从建筑本身而言，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的营建，显示了清王朝经济的繁荣与强盛；从政治角度来说，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显示了清王朝政治稳定和文化昌盛。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从建筑手法上分为两类，即移景式和借景式，而采用移景式和借景式的手法，及全国的山、水、楼、台、亭、阁和庙、观、庵、宫之精华，将土木建筑与山水园林融合在一起，又把宗教内容与造园艺术巧妙结合兴建的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正是康乾时期民族融合、文化结合的实物见证，而所建寺庙都向避暑山庄的态势又体现了康乾时期宗教、民族政策的巨大力量，同时，也表现了清朝不同于前代的文化特征——融满、蒙、藏、汉、维等多民族为一体，将满、蒙、藏、汉、维等各种文化相结合，并展现出当时民族团结、国势强盛的社会风貌。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的肇建不仅仅是对皇帝在塞外一系列行宫进行增建或扩建，或者是兴建新的宗教活动场所，而是清朝皇帝在解决国家所面临的重大政治问题方面的突破创新。其意义、功能、影响远远超过了皇家园林和皇家寺庙本身，它是清朝皇家园林和皇家寺庙中的意义重大、功能独特、影响深远的皇家园林和皇家寺庙。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是一个紧密关联的有机整体，其建筑布局和建筑风格具有强烈的对比，避暑山庄朴素淡雅，周围寺庙金碧辉煌。这是清帝实行民族政策的重要举措之一。

三、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是怀柔内外成就统一的基地

避暑山庄是“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所凝结的建筑精华，从而形成了清代修庙不修城的国家策略。天人合一的园林与庙宇释放了前所未有的团结力量，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王朝和国家经济和社会高度发展的“康乾盛世”。如果说在避暑山庄北面200多公里处举行的木兰秋狝是宣扬武力以示威吓的举动，那么，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所承担的笼络精神领袖、联络世俗感情的作用就更加明显——这就是怀柔之术。清王朝对少数民族的怀柔政策也起到了稳定边疆的重要作用。因此，清王朝的统治者做到了一件中国其他封建朝代从未做到的事情：以一个人口占绝对少数的民族统治一个由多民族组成的庞大帝国，并且奠定了辽阔的疆域，繁衍了众多的人口，发展了繁荣的经济，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最后的辉煌时代。清史学者戴逸认为：“康雍乾盛世之所以能够达到统一，是因为清朝的民族政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清朝本身是个少数民族执政的王朝，它懂得和理解少数民族的要求和心态，所以在考虑少数民族利益的时候能够特别周到地照顾少数民族。”民族融合不仅体现在满、汉之间的文化融合，同时，也体现在满、蒙之间血缘与精神方面的融合。清政府对蒙古的绥抚怀柔政策开始于皇太极，形成于康熙，发展于乾隆，继承于嘉庆。皇太极时期对蒙古的怀柔政策主要是通婚，因此清朝入关以后的历代帝王都有蒙古血统，这是最具代表性的血缘融合。从康熙朝以后，则同时体现在精神方面的融合。其一方面体现在对超脱人生苦难与参悟生死轮回的藏传佛教理念的共同信仰，它是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兴建的原因；另一方面则是两个民族对血脉相连的游牧民族祖先的认同与崇敬。我们从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可以清晰的看到清代帝王的民族大一统思想。

由于清朝对蒙古、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实行怀柔政策的需要，避暑山庄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其中，外八庙中的普宁寺、安远庙、普乐寺、普陀宗乘之庙、须弥福寿之庙的修建，在清代的民族团结和政治稳定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1.普宁寺

普宁寺建成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当时清政府平定了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达瓦齐的叛乱，在避暑山庄为厄鲁特四部上层贵族封爵，效仿西藏三摩耶(又称桑鸢寺)建制修建此寺，清政府希望边疆人民“安其居，乐其业，永永普宁”，故称之为“普宁寺”。

普宁寺建筑风格独特，它吸收并融合了汉地佛教寺院和藏传佛教寺院的建筑格局，南半部为汉地寺庙的“七堂伽蓝”式布局，北半部为藏式寺庙建筑。而寺内大乘之阁中矗立着世界上最大的木雕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勤劳和智慧。那么寺内碑亭内的三通石碑所载的文字则寄托着清帝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因居安思危而自强不息的良苦用心。三通石碑用满、汉、蒙、藏四种文字镌刻而成。正中为《普宁寺碑记》，通高6.5米，说明了建立普宁寺的政治和宗教两方面的原因。东侧为《平定准噶尔勒铭伊犁之碑》，记述了清政府平定达瓦齐叛乱的经过和重大意义。西侧为《平定准噶尔后勒铭伊犁之碑》，记述了清政府平定阿睦尔撒纳叛乱的情况。从碑身上所用的文字及排列方式，充分反映了乾隆帝希望民族团结、天下一统的良苦用心；从碑身上的内容，可以反映出乾隆皇帝刚柔并济、恩威并施的治国思想。“安其居，乐其业，永永普宁”正是中华各族人民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分裂的共同心声。

2.安远庙

安远庙建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形制上仿建于新疆伊犁河畔的固尔扎庙，又称伊犁庙。固尔扎庙是漠北规模最大的一座寺庙，每年夏季远近牧民都到这里集会，顶礼膜拜。固尔扎庙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被民族分裂分子阿睦尔撤纳溃军烧毁。清军平叛后，有功的达什达瓦族全部迁住热河。乾隆考虑到给达什达瓦族提供佛事场所，遂命在武烈河东岸建造此庙。安远庙落成后厄鲁特蒙古各部首领每年夏季都到热河聚会。

安远庙具有明显的蒙古建筑风格。其布局平坦、宽敞、开阔。中轴线分明，规整对称，主体建筑是藏族寺庙的 “都纲”(都纲是可以容纳几千僧人念经的殿堂)法式，又揉合了汉族寺庙的艺术手法，在外八庙中独具一格。从表面看，修建安远庙是为了满足达什达瓦部众的宗教需要，其实在乾隆帝所撰《安远庙瞻礼书事（有序）碑文》坦言：“予之所以为此者，非惟阐扬黄教之谓，盖以绥靖荒服，怀柔远人，俾之长享乐利，永永无极云。”也就是说，他的真正意图，还是以此为手段，达到引导和教育达什达瓦部众以及其他民族利益群体增强热爱祖国的观念、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保持和平安定局面的目的。

3.普乐寺

普乐寺始建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全寺建筑布局分为前后两部分，前半部分采用汉族寺庙传统布局“伽蓝七堂”式，后半部分为阇城。为了表示对西北各民族宗教信印的尊重，进一步加强中央政权的统治，乾隆遂决定修建这座庙宇，敕赐“普乐寺”，即天下统一，普天同乐的意思。因此可以说，普乐寺的修建，是各民族团结的象征。

乾隆御题《普乐寺碑记》说：“惟大蒙之俗，素崇黄教，将欲因其教，不易其俗，缘初构而踵成之。且每岁山庄秋巡，内外札萨克觐光以来者，肩摩踵接。而新附之都尔伯特及左右哈萨克、东西布鲁特（柯尔克孜族)亦宜有。以遂其仰瞻，兴其肃恭，俾满所欲。无二心焉。”由此可知，普乐寺的建设背景是：平定准噶尔叛乱之后，皇朝为厄鲁特蒙古建造了普宁寺。达什达瓦族迁移热河后，给他们建了安远庙。同理，也应当为新归附的哈萨克、布鲁特建造寺庙，为他们的首领来热河聚会举办习俗、宗教活动提供场所。故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弘历按照内蒙章嘉活佛提供的宗教意图建造了普乐寺，俗称圆亭子。

普乐寺是坐东朝西的，而中国传统寺庙布局是坐北朝南，这在碑文中有解释，建寺时乾隆皇帝请教章嘉活佛，章嘉活佛说：据《大藏经》记载，上乐王佛居常向东，济度众生，建造供上乐王佛的庙宇，必须依大藏经，在寺前开3条大道，两重门，大殿后建一阇城，城上供上乐王佛面东，与磬锤峰相对，使人天都皈依佛法，喻意天下都服从皇帝的统治。另外，如坐东朝西建造，与其他寺庙成为一体，均面向避暑山庄，成众星捧月之势。

4.普陀宗乘之庙

普陀宗乘之庙是乾隆三十二年（1667年）下令仿西藏拉萨布达拉宫的样式兴建的，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竣工。占地22万平方米，是外八庙中规模最大的一座。该庙完工时，正值乾隆帝60岁生日和皇太后80岁生日，各少数民族上层人士都要到承德参加庆祝活动，由于他们大都信奉藏传佛教，乾隆帝便建造了此庙。

该庙碑亭内立石碑三座，碑文用满、汉、蒙、藏四种文字镌刻，汉文为乾隆亲笔。中为《普陀宗乘之庙碑记》，记述建庙背景及经过。避暑山庄的修建是为了绥抚蒙、藏等西北边疆各少数民族，实现国家统一，而蒙、藏等少数民族是藏传佛教的忠实信徒，所以清帝采取了“因其教，不易其俗，以习俗为治”的政治策略，在承德为他们广修寺庙，使他们“兴其肃恭，俾满所欲，无二心焉。”左右两块碑分别为《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和《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记述厄鲁特蒙古土尔扈特部回归祖国过程及清政府抚恤该部的情况。普陀宗乘之庙的修建是清帝绥抚少数民族，实现统治目的的又一体现。可见土尔扈特部回归，为巩固中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光辉篇章。此举在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形成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土尔扈特部回归的英雄壮举，创造了举世闻名的民族大迁徙的奇迹，震动了当时的中国与西方世界。正如爱尔兰作家德尼赛在《鞑靼人的反叛》一书中所说的：“从有最早的历史记录以来，没有一桩伟大的事业能像上个世纪后半期一个主要鞑靼民族跨越亚洲草原向东迁逃那样轰动于世，那样令人激动的了。”土尔扈特人所创造的感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壮举，充分表现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反抗压迫剥削与热爱和平自由的光荣传统。

5.须弥福寿之庙

须弥福寿之庙建成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此前，六世班禅在严词拒绝了英帝国主义分子的拉拢后，通过章嘉国师，主动要求入觐朝贺，参加正在筹备中的乾隆七旬庆典。乾隆帝闻此消息，欣然允请。为迎接六世班禅，特参照其祖父在北京德胜门外修建西黄寺专供达赖居住的先例，在狮子沟山坡上仿扎什伦布寺形制，兴建须弥福寿之庙，只用一年的时间即告竣工。与施工同步，这一年里，六世班禅率领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堪布以及高僧百余人、随从僧俗官代表约2000多人，从后藏扎什伦布寺出发，途径青海、宁夏、归化（呼和浩特）、多伦诺尔，最后终于到达承德。乾隆帝在避暑山庄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

从总体上看，须弥福寿之庙是典型的藏族寺庙，但从某些建筑个体和细部装饰，又是汉族风格，形式独特。在须弥福寿之庙的碑亭内有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立的《须弥福寿之庙碑》。碑文用满、汉、蒙、藏四种文字镌刻，全高八米余。碑头碑身为一块整石所造，周围和两侧都刻有云龙纹样;碑座为一巨石雕成龟趺，下部基石刻有波涛纹样，四角还有鱼、虾、蟹、龟等动物装饰。碑文记述了从顺治到乾隆的文治武功传统，宣扬了边疆少数民族拥护清政府的思想决心，特别是六世班禅前来入觐，表明了清政府与西藏的密切关系。在避暑山庄和外八庙的装饰中，此碑的形制和规格是最高的。

此庙不仅富有高度的建筑艺术和特色，而且对于加强清王朝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共同抵御殖民主义者的侵略，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政治意义和历史作用。清礼亲王昭在清政府对藏传佛教的政策时写道：“国家宠幸黄教，并非崇奉其教以祈福祥也。只以蒙古诸部敬信黄教已久，故以神道设教，使其诚心归附，以障藩篱。”这也是修建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政策中的宗教政策的最好说明。

四、结语

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体现了清代帝王加强民族团结、巩固北部边防、实现中华统一的宏伟思想与辉煌业绩。避暑山庄是一处山水园林表达与寄托帝王政治思想与治国抱负的地方，它是一处靠园林的建筑与功用实践着帝王治国方略，特别是实现民族融合、巩固边疆的地方。而周围寺庙直接或从不同侧面记载了清代不断发展的历史进程和特定历史条件下，战胜国内分裂势力，加强民族团结，共同抗击外来侵略的历史。其影响与功能远远超越了普通宗教活动场所的本身，并蕴含了重要的政治意义。因此，两者互为依存，互为补充，充分发挥了政治上，特别是民族政策方面的整体效应。这种深层的政治蕴涵就是清帝利用民族与宗教政策，加强民族融合与统一的政治谋略。总之，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的建筑群，不仅是清朝的“夏都”和第二个政治中心，而且是清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和巩固的重要标志。艺术与政治、寺庙与军事，就这样无声无息地化解在塞外一片幽静的园林，转化为一圈圈缭绕的香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