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世雄，郭关玉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思想政治系，湖北 武汉430074）

论毛泽东的国际合作思想

严世雄，郭关玉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思想政治系，湖北 武汉430074）

毛泽东非常重视国际合作。他认为，开展国际合作不仅是维护世界和平和发展国内经济的需要，也是中国与世界紧密联系，中国借鉴、学习他国长处的需要。在国际合作中，毛泽东一直坚持平等、互利、不干涉对方主权的原则。毛泽东的国际合作思想特点非常鲜明。其合作重点偏向政治和安全领域；合作对象的选择以国家利益、主要矛盾和共同利益为准绳，超越了意识形态和文明差异的束缚；并且在合作中始终坚持自力更生为主。

毛泽东；国际合作；思想

在毛泽东精深、博大的外交思想中，包含着丰富的国际合作思想。而对于此，国内还鲜有学者进行系统地研究。本文尝试对毛泽东国际合作思想的动因、原则和特点等几个方面进行分析和论述，以起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动因

毛泽东重视并开展国际合作,包括主、客观两个方面的原因。客观原因主要是指不管是维护世界和平还是发展国内经济，都绝非中国一个国家努力所能完成。中国必须借助他国力量，即进行国际合作。主观原因主要是指毛泽东已经深刻认识到，中国已与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且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其长处和短处。任何国家要想获得最快和最大程度的发展，都必须开展国际合作。

第一，开展国际合作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需要。新中国成立后，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成为非常紧迫的任务。但是，恢复与发展国民经济所必须的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并没有出现。在新中国成立前两年，即1947年，冷战已经开始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此后，美国和苏联争夺霸权的斗争几乎持续了半个世纪，严重影响和威胁了世界和平。作为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员，新中国一宣布成立，就立即遭到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政治遏制、经济封锁和军事围攻。新中国不仅得到没有恢复和发展经济所必须的国际和平大环境，就连自身国家的安全也受到了直接的威胁。在如此险恶的国际环境中，中国是不可能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的。诚如毛泽东所说：“中国是农业国，要变为工业国需要几十年，需要各方面帮助，首先需要和平环境。经常打仗不好办事，养许多兵是会妨碍经济建设的。”[1]

维护世界和平不是凭一两个国家的力量就可以完成的。何况当时中国的国力还很弱，根本无法单独与美国和苏联抗衡。与爱好和平的国家进行合作，维护世界和平，成为新中国的必然选择。毛泽东说：“我们现在需要几十年的和平，至少几十年的和平，以便开发国内的生产，改善人民的生活。我们不愿打仗。假如能创造这样一个环境，那就很好。凡是赞成这个目标的，我们都能同它合作。”[2]

第二，开展国际合作是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需要。前面已经提到，新中国成立后，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任务非常紧迫。但是，由于从鸦片战争以来100多年的持续战乱和帝国主义的长期掠夺，加上国民党的腐朽统治，新中国的建设基础十分薄弱。1949年与解放前的最高年份相比，农业总产值下降20%以上，工业总产值下降一半，此外，我国仍然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在1949年的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总产值高达70%，工业总产值仅占30%，现代工业产值只占17%。很明显，要把一个一穷二白的、以农业为主的旧中国建设成一个富强的、现代化的新中国，中国必须吸收国外的资金、技术，积极进行国际贸易。

实际上，早在建国前，毛泽东就已经认识到了开展经济合作的重要性。1936年，毛泽东在回答美国记者斯诺“中国是否欢迎外资在中国投资”的问题时，就明确指出：“苏维埃政府欢迎外国资本的投资。”并且指出，当中国真正独立和民主之后，就有可能“把大量的外资用于大规模地发展生产事业”，同时也才能“偿还外国投资的本金和利息”[3]。1945年4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再次谈到利用外资的问题。他说，为着发展工业，需要大批资本。从什么地方来呢？不外两方面：主要地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积累资本，同时借助于外援。在服从中国法令，有益中国经济的条件下，外国投资是我们所欢迎的。1949年6月，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又谈到了同外国进行贸易的问题。他说：“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4]

正因为不管是维护世界和平还是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都离不开国际合作，所以，1949年9月，毛泽东等中央领导集体将国际合作写进了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中。《共同纲领》第54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原则，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 ”[5]

第三，开展国际合作，是中国已经与世界紧密联系的需要。

毛泽东重视国际合作，还在于他已经认识到，中国已经与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了，绝对不可能孤立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揭示出，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人类已经不可逆转地紧密联系在了一起。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6]毛泽东非常赞成这种观点。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说：“中国不是孤立也不能孤立，中国与世界紧密联系的事实，也是我们的立脚点，而且必须成为我们的立脚点。”[7]

尽管有学者指出，各国的紧密联系和相互依赖并不一定造就合作，也可能增加冲突，“紧密的相互依赖意味着交往的密切，从而增加了发生偶然冲突的机会。”[8]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尽管紧密联系和相互依赖不是国际合作的充分必要条件，但是它们增大了合作的几率和不合作的成本。因为，所谓相互依赖，并不是指国与国之间一种简单的、随便地联系和交往，而是指“当交往产生需要有关各方付出代价的相互影响时（这些影响并不必然是对等的），相互依赖便出现了。”[9]很清楚，国与国相互依赖时，有部分事务是需要对方合作才能完美解决的。

最后，开展国际合作，是学习和借鉴其他民族、其他国家长处的需要。世界上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任何国家要获得尽快发展，必须进行国际合作，学习他国长处。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著作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对国家之间相互学习的原因进行了集中阐述。他说，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这是它得以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基础；但是另外一方面必然也有短处。因此，各民族之间要互相学习，相互合作以取长补短。中国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10]正是基于向世界各国学习，在合作中获得最快发展的理由，毛泽东坦言：“中国愿意同所有的国家友好合作。 ”[11]

二、原则

毛泽东认为，要成功进行国际合作，必须遵循以下原则：

首先，合作双方必须平等。

从鸦片战争开始到新中国成立的100多年时间里，中国受尽了西方列强的侮辱。所以，新中国成立后，不管是在外交活动中，还是在国际合作中，毛泽东都非常重视平等。他说：“大国高一级，小国低一级，这是帝国主义的理论。一个国家无论多么小，即使它的人口只有几十万或者甚至几万，它同另外一个有几万万人口的国家，也应该是完全平等的。”[12]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平等包括政治平等、经济平等和文化平等。所谓政治上的平等，就是大国不能对小国指手画脚；所谓经济上的平等，就是大国不应利用自己的资金、技术优势，剥削小国。所谓思想文化上的平等，就是大国不能把自己的意志、观点和想法强加到小国身上。

在具体的国际合作实践中，毛泽东严格贯彻了平等原则。它既不允许其他大国对我国颐指气使、指手画脚；也不允许我国凌驾于他国之上。在20世纪50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国在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多个方面进行了紧密的合作。但是到了50年代末期，两国关系却急转直下。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毛泽东对合作中苏联不平等的政策严重不满。在1958年毛泽东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中，随处可见毛泽东对中苏关系不平等的愤怒。他说：“你们就是不相信中国人，只相信俄国人。俄国人是上等人，中国人是下等人”；“你们一直不相信中国人，斯大林很不相信。中国人被看做是第二个铁托，是个落后的民族。你们说欧洲人看不起俄国人，我看俄国人有的看不起中国人。”[13]

在对待比我国弱小的国家时，毛泽东严格把关，力求做到真正平等，甚至连中国援外专家在国外的工作生活情况都要亲自过问。1963年5月，他在同几内亚政府经济代表团和妇女代表团谈话时说：“如果我们有人在你们那里做坏事，你们就对我们讲。例如看不起你们，自高自大，表现大国沙文主义态度。有没有这种人？如果有这种人，我们要处分他们。……凡有人在你们那里称王称霸，不服从你们的法律，搞颠覆活动，应该把他们赶走。”[14]

其次，合作中不能干涉对方主权。

毛泽东非常重视合作中的独立自主。他说：“各国的事情要由各国自己管，这是个真理。”“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15]。不管是对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对资本主义国家或比我国还弱小的第三世界国家，毛泽东都严格贯彻了合作中不能干涉对方主权的原则。

中苏合作从“蜜月”走向破裂，也与毛泽东坚决反对苏联在意识形态的旗号下控制中国密切相关。“毛主席对于苏联想控制中国的企图是坚决反对的。一个要控制，一个要反控制，这也是中苏分歧的根本原因。”[16]1958年是中苏关系发生重大转折的一年。以这一年发生的两件大事为例。该年4月，苏联建议中苏共同建设一个长波电台，建设费用70%由苏联出，建成后双方共同拥有、共同管理。毛泽东断然拒绝，坚持“钱一定由中国出，不能由苏方出”，以确保中国对长波电台的所有权和主权。该年7月，苏联再次提出为方便对付美国，中苏两国合作建立一支共同潜艇舰队。同样出于对主权的保护，毛泽东再次断然拒绝。并且一针见血地指出：“要合营，一切都合营，陆海空军、工业、农业、文化、教育都合营，可不可以？或者把一万多公里长的海岸线都交给你们，我们只搞游击队。你们只搞了一点原子能，就要控制，就要租借权。”[17]“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18]

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毛泽东不畏惧强权，一直捍卫中国的主权完整。

早在1937年，毛泽东在《抗日的外交政策》一文中就说：“争取英、美、法同情我们抗日，在不丧失主权的条件下争取他们的援助。”[19]“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范围内，和一切反对日本侵略主义的国家订立反侵略的同盟及抗日的军事互助协定。”[20]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马上宣布中国实行“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另起炉灶”两项外交方针，废除了旧中国同外国缔结的一切卖国条约，废止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外国特权，从根本上改变了旧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有效地维护了国家主权。1972年之后，中国与包括美国在内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合作逐渐增多。但是对于涉及到中国主权的事宜，毛泽东从来没有让过步。

毛泽东不仅坚决反对别国借合作之名干涉我国内政，也从不干涉其他比我国还弱小的国家的内政。1956年毛泽东在同老挝王国首相谈话时说：“我们很多方针都是一致的。我们不会干涉你们的内政，不会在你们那儿宣传共产主义，也不会去推翻你们的政府，我们是讲友好的。你们采取什么制度、政策和宗教，那是你们自己的事，我们不会也不应去干涉。”[21]

第三，合作中必须做到互利互惠。

国与国之间之所以会合作，最根本的原因是为了获得利益。“建立在私利基础上的合作理论，其核心问题是对相互合作的回报的认识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取代单独行动和竞争获利的想法。”[22]毛泽东坦率地承认，如果合作不能获益，将没有国家愿意合作。“合作一定要有利，否则谁还干呢？”[23]因此，在合作中，合作双方一定要遵循互利互惠的原则，任何一方都不能做有损于他国的事情。毛泽东深谙此理，一再强调合作中互利的重要性。他总结到：“无论人与人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合作，都必须是互利的，而不能使任何一方受到损害。如果任何一方受到损害，合作就不能维持下去。”[24]“合作不能对任何一方有害，否则就不能持久，一定会破裂”。[25]

在中国的对外合作中,中国确实做到了互利互惠。如中国在第三世界国家投资或者给第三世界国家提供援助时，向来都不以造成受援国对中国的依赖为目的，而是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经济上独立发展的道路；中国政府对外提供任何一种技术援助的时，都保证做到使受援国的人员充分掌握这种技术。中国政府在对外提供贷款时，基本以无息或者低息贷款方式进行，以减轻对方的压力。这些措施考虑到了合作双方的利益，是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合作长期保持良好的重要原因。

三、特点

毛泽东国际合作思想的特点非常鲜明。

第一，合作的重点偏向政治和安全领域。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甚至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都是非常重视经济合作的，并没有刻意把合作的重点放在政治和安全领域。如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就积极与苏联进行了经济合作。之后，由于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变化，毛泽东逐渐将合作的重点逐渐转向了政治和安全领域。

促使这一变化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在毛泽东年代，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始终是严峻的。50年代，美国等一大批资本主义国家与我为敌；60年代，美国和苏联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超级大国同时与我为敌；70年代初期，尽管中美关系得到改善，但是苏联始终是我国安全上的最大敌人。可想而知，在如此严峻的国际环境下，维护国家安全，维护世界和平，始终是最迫切的问题。

国际形势的不利的第二个方面是经济合作的渠道始终不畅通。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之初，美国等西方国家就对我国进行了严密的经济封锁，中国被迫将经济合作的重点放在苏联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中国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合作也骤然剧减。直到中美关系改善之后，西方与中国经济合作的渠道又才逐步打开。

除了国际形势所逼外，毛泽东将合作的重点放在政治和安全领域，与当时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也密切相关。由于基础薄弱，加上经济建设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偏差，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经济水平仍然较低，仍然具有比较浓厚的自给自足特征。与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进行经济合作的要求并不迫切。毛泽东曾经两次谈到西方国家对我国实施禁运对我国的影响不大。他说：“我们天天要求解除禁运，但是迟一点解除也可以。实际上，最好是再迟几年解除。说老实话，我们没有好多东西，无非是一些苹果、化身、猪鬃、大豆。不解除禁运，我们也睡得着，吃得饱。”[26]“它（美国）不禁运，我们就要同它搞贸易，就要同英国、法国、西德等等国家都搞贸易，但是由于经济落后，我们还拿不出东西同他们搞。”[27]从以上两次谈话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也制约了国际经济合作。

第二，合作对象的选择以国家利益、主要矛盾[28]和共同利益为准绳，超越了意识形态和文明差异的束缚。

尽管毛泽东生活在一个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斗争非常激烈的年代，但是其合作对象的选择始终是以国家利益、主要矛盾和共同利益为标准的，超越了意识形态和文明差异的束缚。

在抗日战争期间，日本是中华民族最大的敌人，中日之间的矛盾是主要矛盾，中国与世界上所有反抗法西斯侵略的国家有着共同利益，此时毛泽东果断号召与世界上一切反抗法西斯统治的国家和人民进行合作。尽管当时中国共产党还不是执政党，但是中国共产党仍然积极参与抗日，并且宣布，只要尊重中国主权，任何外国人都可以到延安等地游历、参加抗日工作，或者从事实业、文化与宗教活动。

建国初期，毛泽东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紧密合作。这主要也是考量国家利益的结果，绝非单纯以意识形态划线。当时，面对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围攻，中国只有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合作，才能得到我国急需的军事、经济等方面的援助，既保证政权不被西方国家及其扶植的蒋介石集团颠覆；又能得到必须的经济援助。对此，毛泽东曾总结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不但对新中国的建设有了极大的帮助，而且在反对侵略，维护远东及世界和平与安全上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29]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即使在与资本主义阵营整体对抗的年代，毛泽东也没有放弃寻找共同利益与其中的某些国家合作。1954年8月，毛泽东在同英国工党代表团谈话时明确指出：“我们和你们也可以合作。”[30]其理由一是中国和英国都需要和平，不愿意打仗；二是中国和英国都需要搞各自的建设，需要对外贸易。60年代，毛泽东又抓住中法两国都反抗他国控制、需要发展经济的特点，果断与法国建交，并开展合作。

70年代初期，中美关系的改善更是毛泽东以主要矛盾和共同利益为准绳选择合作对象的经典案例。珍宝岛战争爆发后，苏联取代美国成为我国安全上最大的敌人。中苏之间的矛盾取代中美之间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此时，中国需要借助美国来反对苏联，美国也需要与中国合作以改善在与苏联较量中的弱势地位。中美在对付苏联方面存在共同利益。正是基于以上分析，毛泽东果断改善中美关系，合作抗苏。

第三，国际合作中始终坚持以自力更生为主。

在毛泽东看来，不管是维护安全，还是发展经济，中国自身的作用始终是内因，至于说国际合作，只是中国维护世界和平和发展经济的外部辅助条件。因此，中国必须把革命和建设的立足点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即以自力更生为主。

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打败日本，毛泽东一方面官方开展国际合作，一方面又相当明确地指出：“中国抗战主要地依靠自力更生。如果过去也讲自力更生，那末，在新的国际环境下，自力更生就更加重要。”[31]

建国后，毛泽东一如既往地强调自力更生的重要性。即使在与苏联合作的蜜月时期，毛泽东也反复强调自力更生的重要性。中苏关系出现转折后，毛泽东更加对自力更生的重要性。1958年，毛泽东说：“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32]1959年12月到1960年2月，毛泽东在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后的谈话中又指出：我们主张，各国尽量多搞，以自力更生、不依赖外援为原则。

四、贡献与缺陷

尽管毛泽东已经逝世30多年了，但是直到今天，其国际合作思想依然有不少闪光之处。毛泽东国际合作思想的主要贡献在于：

第一，从理论上看，毛泽东通过对中国已经与世界联系成一个整体以及各民族都应该取长补短的分析，揭示出了中国参与国际合作的必要性和长期性。直到今天，以上两点依然是我国参与国际合作的理论依据之一。

第二，从合作的过程来看，毛泽东非常明确地坚定了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在具体的国际合作中，凡是不平等待我、妄图干涉我国内政和损害我国利益的，不管这个合作伙伴对我国有多么重要，是多么强大，毛泽东都会对其不合理要求进行坚决抵制，甚至不惜与此决裂。但是，在合作对象的选择上，毛泽东又坚持了策略的灵活性。毛泽东完全超越了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文明差异的束缚，努力寻找与我国有着共同利益可以合作的伙伴，收到非常良好的效果。尽管当时中国的实力还非常弱小，所处的国际环境一直都很恶劣，但是毛泽东通过灵活地调整合作对象，有力地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尊严。

瑕不掩瑜。毛泽东的国际合作思想中，也有一些缺陷。

首先，毛泽东在国际合作中坚持自力更生为主无疑是正确的。诚如邓小平所说，像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搞建设，不靠自己不行，主要靠自己。但是毛泽东在晚年过分强调自力更生，将中国发展必须的国际合作这一“外因”放在可有可无的位置，甚至害怕国际合作后中国对其他国家产生依赖。结果造成中国有段时间走向了自我封闭，也造成毛泽东的国际合作思想并没有很好地贯彻下去。

其次，毛泽东强调合作中的互利、重视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合作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中国不计较成本和国力的支援第三世界国家，则加重了国内经济的负担。据统计，在1950年到1960年十年间，中国对外援助的总金额为67.5071亿元，平均每年援外支出约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1.18%,明显超过了自己的承受能力。

最后，在60年代末期，毛泽东夸大了战争的危险,高估了世界革命的形势,导致在外交实践中实行”革命外交”。当时中国既反苏又反美，把中国当作“世界革命的中心”，并且以美苏划线，将美国和苏联的盟友或者关系比较接近的国家，都或当作“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帮凶”，或当作“赫鲁晓夫的走狗”、“赫鲁晓夫的伙伴”进行批判。中国的这些做法严重影响到了国际合作。当时，即使在毛泽东非常重视的第三世界国家，中国与部分国家的合作也受到了较大的冲击。

总体看来，尽管毛泽东的国际合作思想中有一些小的缺陷，但是这并不能掩盖毛泽东国际合作思想的巨大贡献。

[1][2][7][10][11][12][13][17][18][19][20][21][23][24][25][26][27][30]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外交文选[M].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01，（2）：160，168，16，236，208，191，323-324，323，330，1，2，244，176，167，176，273，287，160.

[3]毛泽东.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M].人民出版社，1979.120.

[4][15][3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M].人民出版社，1992-04，（3）：1466，1465，1132

[5]谢益显.中国外交史1949－1979[M].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01，（3）：11.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5.276.

[8][美]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M].信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11）：185.

[9][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第3版）[M].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0.10.

[14]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8卷）[M].人民出版社，1999.317.

[16]吴建民.外交与国际关系：吴建民的看法与思考[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09，（1）：272.

[22][美]詹姆斯·多尔蒂，等.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M].阎学通，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01，（1）：544.

[28]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由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财富需要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本文此部分的主要矛盾不是指社会矛盾，而是指中国与最大敌对国家之间的矛盾。

[29]毛泽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M].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291.

[3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5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