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连桥

（铜仁学院 中文系，贵州 铜仁 430079）

论小说《红与黑》主人公伦理身份的诉求

张连桥

（铜仁学院 中文系，贵州 铜仁 430079）

《红与黑》描写了一代青年被毁的悲剧，其悲剧根源在于主人公打破了特定伦理环境中的伦理秩序，因而被其所在社会环境所不容。由此可见，小说《红与黑》的主题是一部伦理悲剧。论文从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入手，分析《红与黑》中主人公三次伦理身份的诉求历程，同时回到特定的伦理现场，探讨小说中主人公所遇到的伦理困惑，以及主人公的伦理选择背后对特定伦理秩序的破坏。

《红与黑》；伦理身份；伦理秩序；伦理悲剧

《红与黑》自问世以来，一直是备受关注也是颇受争议的作品，普遍认为《红与黑》反映了不同阶级之间的政治斗争，主人公于连更是被贴上为了飞黄腾达而不择手段的野心家的标签。细读《红与黑》不禁感叹：一个十九岁的青年何以成为了不择手段的野心家呢？从于连人生的三个转折点来看：小城维里业、省会神学院和巴黎侯爵府，于连所苦心经营的人生追求到最后走向灭亡，其目的在于对社会秩序中伦理身份的诉求。在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中，“伦理的核心内容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形成的被接受和认可的伦理秩序，以及在这种秩序的基础上形成的道德观念和维护这种秩序的各种规范”[1]，其中伦理身份承载着社会秩序背后的伦理价值，诸如人们所追求的地位、荣誉等。一个人的伦理身份发生改变，往往就意味着其所处的伦理关系发生改变，主要表现在血缘关系和道德关系两个方面，前者往往是体现为血亲关系的变化，后者则更多地是体现为社会关系的变化。司汤达的《红与黑》主人公于连一生就是为了追求自己伦理身份的改变与自我建构，以及在自我建构过程中遇到的伦理困惑，其悲剧根源在于主人公打破了特定伦理环境中的伦理秩序，因而被其所在社会环境所不容，由此可见，小说《红与黑》的主题并非爱情悲剧或政治悲剧，而是伦理悲剧。论文从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入手，对《红与黑》中伦理建构的主题进行分析：主人公伦理身份的诉求及其主人公伦理选择的困惑，同时回到特定的伦理现场，分析主人公对特定伦理环境中伦理秩序的破坏。

一、伦理身份的诉求与自我建构

在《红与黑》中，作家把主人公安排在维里业小城一个木匠家庭。主人公于连的身份是一个锯木厂工人，负责照看工厂的锯木机械。然而于连自小就不是做木匠的料：“他身材纤瘦而匀称，潇洒有余而膂力不足。还在襁褓时，他深思的眼神和苍白的肌肤曾经一度使他的父亲认为他活不了多久，即使能活，也不过是家庭的负累而已”[2]。于连自小被家人看不起，由于他十分渴望知识，渴望通过知识改变自己。在木厂值班的时候总看那些“混账书”而被称为“懒骨头”。而维里业小城，“有利可图是决定一切的座右铭。寥寥几个字代表了四分之三以上居民的习惯想法。你觉得这个小城很漂亮，但这里的一切取决于能否带来收益”[3]。因此于连极力想改变自己的处境，他痛恨家人，也讨厌家乡的那种沉闷和虚假的生活。

于连的第一次伦理身份的改变是作为德·雷纳先生家的家庭教师。这原本不是于连对于自己未来的预想。由于受到老军医的影响，在于连心里，长大后要穿上漂亮的军服，像拿破仑一样驰骋战场，成为一个赫赫有名的将军。老军医去世后，于连听说“有的神甫四十多岁便拿到十万法郎的年薪，三倍于拿破仑靡下名将的薪俸”[4]，于是于连修改了他的第一志愿，立志要做一个优秀的教士，进而做一个优秀的主教。凭借他的聪慧和决心，于连把拉丁文版《新约全书》和《教皇论》倒背如流，赢得谢朗神甫的高度赞扬，随后被推荐到德·雷纳先生家做家庭教师。于连从一个锯木厂工人转变为贵族家庭的家庭教师，伦理身份的改变，于连的性格和对世事的看法也发生了改变。尽管于连在德·雷纳先生家大放光彩，他的才华和智慧也得到了各方的高度评价，然而于连对家庭教师的身份并不满意。维里业地方太小，于连感到压抑 ，恨不能施展自己的才华。有多少次于连含泪对自己说“啊，拿破仑啊！在你的时代，飞黄腾达要靠战场上出生入死，那多好啊！可是现在却要在卑鄙地使穷人苦上加苦”[5]。

于连在其神学启蒙老师谢朗神甫的推荐下，成功进入神学院进修，这是于连第二次伦理身份的改变。从家庭教师到神学院的学员，于连伦理身份的改变，意味着有所作为的机会增加了。于连到达神学院第二天就立下誓言：“不管哪一行都需要聪明人，总之，大有可为。若在拿破仑麾下，我早就当了军官。在这些未来神甫中，我将是代理主教”[6]。于连在神学院的表现可圈可点，作为一个平民子弟能进入神学院学习，于连也倍加珍惜，克服了各方面的困难，表现异常优秀。一方面他努力隐藏住自己的自由思想和对拿破仑的崇敬，极力做到一个优秀教士所能做到的虔诚，得到了神学院院长彼拉尔神甫的器重，随后于连做了神学院的辅导教师；另一方面于连对于自己神学院教士的伦理身份也饱受内心折磨。一个有自由思想的人，视拿破仑为英雄，却要在神学院里处心积虑地生活着。后来在神学院院长彼拉尔神甫的举荐之下，于连获得了前往巴黎的机会，成为德·拉摩尔侯爵府里的一名秘书。

从一个神学院教士成为德·拉摩尔侯爵的秘书，是于连伦理身份的第三次转变。巴黎是一个充满各种成功机会的地方，于连用他一贯的孤傲和固执的方式展开了在巴黎的人际角逐。于连自我建构的人生目标就是成就一番伟大的事业，就像拿破仑一样年仅30便驰骋天下，呼风唤雨。于连身处侯爵府，不仅凭借着自己的才华与聪慧，博得上流社会的一致赞扬，也凭借自己的刻苦工作，赢得了侯爵德·拉摩尔的器重。同时，于连凭借他渊博的学识、礼貌的言辞、历练的伪装、勇敢的行动和高傲的性格也赢得了德·拉摩尔侯爵女儿的青睐。对于连来说，内心期待着像拿破仑一样的平步青云。然而生不逢时，拿破仑下台之后贵族当道，像出生于平民家庭的于连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唯有选择宗教之路才能改变自己，实现人生梦想的自我建构。

二、伦理选择的困惑与心灵救赎

于连三次伦理身份的诉求与自我建构中，伴随始终的是于连的伦理选择，然而令人悲愤、惋惜的不是于连的对手有多强大，而是于连自己在伦理选择的时候所表现出的伦理混乱。我们知道，“在文学作品中，伦理身份的变化往往直接导致伦理混乱……伦理混乱表现为理性的缺乏以及对禁忌的漠视或者破坏”[7]。对于连来说，一个19岁的少年在遇到德·雷纳夫人之前，他的生活空间无疑是狭小的，是封闭的，对于家庭、婚姻背后的道德责任了解不多，也没有深刻的体会，因此面对德·雷纳夫人那贵族妇女的高贵与美丽，于连内心也做过多次的挣扎，最后无视婚姻伦理秩序背后的道德因素，与德·雷纳夫人大胆相恋。

于连与德·拉摩尔小姐的感情是于连伦理选择的第二次考验。对于这个贵族少女，于连一开始并没有放在心上，因为他觉得德·拉摩尔小姐脾气乖戾，很难伺候。但是面对德·拉摩尔小姐表现出对于连的那种真诚的感情，于连的感情再次被激发出来，转而疯狂地爱上了德·拉摩尔小姐。正当于连春风得意的时候，德·雷纳夫人的告发信让于连失去了理智，他冲动之下开枪打伤德·雷纳夫人。他的举动意味着放弃了他作为一个准丈夫和准父亲的伦理责任。然而，面对过去被告发的现实，于连在失去理智的状态下，无视当时的伦理禁忌，犯下了谋杀他人生命的罪行。究其根由，在于连的性格方面存在两个方面的缺点：一是太冲动，这是于连在自我建构过程中的致命弱点；二是太高傲，他生性高傲，桀骜不驯，不肯向世俗低头，这是于连给自己设置的障碍。这也就是为什么于连在审判席上要发表那番演讲，无疑给对手增加了判处于连死刑的借口。

于连为什么不申诉？这是我们反复思考的问题。对于于连来说，如果肯向世俗低头，在审判席上保持沉默，加上德·拉摩尔小姐的周旋，于连不至于被判死刑。另外，于连的朋友富凯随时准备倾家荡产帮助于连越狱。可是，于连放弃了所有逃命和生存的机会。于连对于自己开枪打伤德·雷纳夫人非常后悔，同时对德·雷纳夫人的感情更深了；而面对德·拉摩尔小姐竭尽全力拯救他的性命却不理解。于连放弃申诉，同时制造更多的理由让对手置他于死地，只有死亡，才能摆脱自己内心对于德·雷纳夫人的愧疚，这是他心灵救赎的唯一方式。对于德·拉摩尔小姐而言，她觉得挽救于连的生命这是她的伦理责任，她对于连的爱情是全心全意的。德·拉摩尔小姐不顾自己的名声与地位，前来挽救孤立无助的于连，奔走相告、四处周旋，最后被人利用，终究没有救出于连。德·拉摩尔小姐在于连死后仍然吻着自己情人的头颅，为于连精心安葬，这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救赎他们两个人的爱情。

与此同时，德·雷纳夫人在小说中也体现出她的伦理混乱。作为一个三个孩子的母亲、德·雷纳市长的夫人，德·雷纳夫人放弃了自己的伦理身份，她对于连表现出她前所未有的好感、冲动，最后疯狂般爱上于连，胜过爱自己的孩子、自己的丈夫。“德·雷纳夫人很清楚，如果嫁给于连，就必须离开维里业这一片心爱的绿荫。她想象自己生活在巴黎，继续给孩子们以人人称羡的教育。孩子们 、她，还有于连生活在一起，真是何乐如之”[8]。尽管德·雷纳夫人自己拥有丰厚的财产，她最终还是受到婚姻道德的制约，以及对现有生活方式的留恋，因而放弃了与于连私奔的打算。在德·雷纳夫人的伦理选择过程中，我们也能感受到她内心的折磨与痛苦：她时刻警告自己，作为一个已婚女人，她有着自己的伦理责任与伦理义务，另一方面却对于连恋恋不忘，在她的内心深处，她无时不刻经受着这种精神上的煎熬。在于连死后三天，德·雷纳夫人也自杀离开了人世。对于德·雷纳夫人而言，死亡是她最后的心灵救赎。

三、伦理秩序的破坏与伦理悲剧

于连先后三次的伦理身份的转变以及实现跨越式的成功。于连是出身贫寒的小市民，他的锋芒毕露引来了无数的嫉妒者。于连从一个锯木厂工人的伦理身份转变为一个拥有备受重用的德·拉摩尔府秘书，最后拥有于连曾经非常反感的贵族地位，这无疑打破了当时的阶级伦理秩序；同时于连与贵族德·雷纳夫人的感情纠葛，以及后来开枪打伤德·雷纳夫人，这又破坏了当时的婚姻伦理秩序。

从前文的分析中，我们得知，于连三次的伦理身份的诉求伴随着于连内心的自我价值的构建，尽管于连建构伦理身份的背后有时候略带几分虚伪与狡猾，甚至为了引得德·拉摩尔侯爵的信任与重用，于连冒死为德·拉摩尔侯爵做事。但是，于连的伦理身份的诉求并非见不得人，他在确立与维护其伦理身份过程中，于连并没有做出谋财害命的行为，他所有的努力无非是利用他的才华与智慧，以及利用上流社会的交际手腕博得他人的认可与承认。然而于连的悲剧根源在于，于连对于自己伦理身份的诉求，破坏了当时的伦理秩序。一方面，于连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家庭，其伦理身份要求他应与贵族阶级划分界限，只有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于连的所作所为才被他自己的阶级所接受。然而，于连三次伦理身份的改变，都是代表着贵族阶级的利益，这是资产阶级所不容忍的。于连自己的两个哥哥就因为这一点，在德·雷纳市长家把于连揍了一顿；于连客串了一次仪仗队的骑士，被自由派人士痛骂骂很久。另一方面，于连出身于平民阶层，却一直往贵族阶层里谋求贵族身份的确立以及与贵族妇女的感情纠葛，都为当时伦理环境下所不容。于连通过各种努力，引得了德·拉摩尔小姐的爱情，同时也获得了德·拉摩尔侯爵的认可，随之得到的是十字勋章、价值数万元的封地、以及轻骑兵中尉的委任，这一切连贵族子弟都求之不得，一个出生卑微的平民青年却轻易获得。这是贵族阶层所不能容忍的。

与此同时，于连在伦理身份诉求过程中，他与德·雷纳夫人的感情纠葛以及后来与德·拉摩尔小姐相恋，前者的婚外恋情和后者的未婚先孕在当时是违背人们的伦理秩序的。如果于连是一个贵族子弟，与德·雷纳夫人的恋情不会引起如此大的反响，恰恰相反，于连只是德·雷纳夫人孩子的家庭教师，出身卑微的于连作为一个仆人与女主人的感情是不被认可的。在某种程度上，于连与德·雷纳夫人的恋情破坏了当时人们所遵循的婚姻伦理。在这场婚外恋情中，姑且不讨论于连是否要负全责，但是于连爱上市长夫人的伦理动机中，并不是为了自己心中的事业。一开始于连怀着对市长德·雷纳的仇恨心理而与夫人调情，随着征服心里作祟，于连逐渐在德·雷纳夫人的温柔与缠绵中不能自拔。对于德·雷纳夫人来说，第一次见到红润的、两颊滴着眼泪的俊美少年便怀着深深的好感，随即疯狂地爱上了比自己小10岁的于连，她把已婚女人的矜持与自重抛之脑后，甚至最后在丈夫的眼皮地下与于连约会；德·雷纳夫人不顾自己的伦理身份的要求，却像少女一样投入到这场婚外恋情中，从这一点意义上来说，德·雷纳夫人也是婚姻伦理秩序的破坏者。

此外，德·拉摩侯爵对于连在维里业小城的荒唐行为深恶痛疾，因为在德·拉摩侯爵心里，破坏婚姻的伦理秩序是不可原谅的行为，而且要把自己女儿的终生幸福交给这样一个伦理秩序的破坏者，德·拉摩侯爵是万万不可能答应的。这就是于连为何如此生气并在冲动之下开枪打伤德·雷纳夫人的原因。然而尽管杀人未遂，于连由于与德·雷纳夫人的婚外恋情在先，加之于连如今高官厚禄，无论是贵族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都对于连恨之入骨，因此于连被判处死刑。由于于连伦理身份诉求的过程中破坏了当时的伦理秩序，造成了于连最后悲剧的死亡，这一点让几百年来的读者都为之感叹、惋惜，对于连的悲剧命运怀着无限的同情。于连是“一个具有反抗意识并能付诸行动的人；他在自己的历史境遇中完成了自己必然的命运”。[9]

[1][7]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J].外国文学研究，2010，（1）：17，21.

[2][3][4][5][6][8]司汤达.红与黑[M].张冠尧，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20，11，26，133，166，146.

[9]仵从巨.反抗者的英雄悲歌：《红与黑》[J].名作欣赏，2010，（1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