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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全球化人士反对美国在三大国际组织中的霸权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2012-08-15

关键词:全球化

向 红

(集美大学 政法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1)

反全球化人士反对美国在三大国际组织中的霸权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向 红

(集美大学 政法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1)

反全球化人士反对美国充当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三大主要国际组织的高级裁判的缘由提供给中国创建和谐世界的启迪主要有:中国要把握与美国建立良性互动关系这一重要环节,加强与美国在主要国际组织中的合作,要采取灵活务实的策略处理与三大国际组织的关系,要致力于创建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要致力于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组织中的发言权和代表性。

三大国际组织;美国霸权;全球化;反全球化;和谐世界

“后危机”时代,中国在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对反全球化运动的研究需要深化,因为全球化与反全球化内在统一于经济全球化之中。挖掘反全球化运动的合理因素,对于研究中国在构建和谐社会和创建和谐世界过程中的国际大环境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一、美国在三大国际组织中的霸权遭遇抵抗

在当代国际关系中,国际组织提供了国家间相互交流的平台,并在推动国际关系行为主体的多元化以及促进国际新秩序的建立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但美国却通过建立起在资源上和功能上对自己存在很大依赖的国际性组织,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B)这三大组织来强化和拓展自己的霸权。这引起了多数反全球化人士的强烈不满。

(一)反对世界贸易组织(WTO)充满美国特色

1.世贸组织成了实现公司尤其是美国公司利益的工具。部分反对全球化的左翼学者认为美国在该组织中发挥着支配性的作用,美国的原则是不允许世贸组织干预美国的立法程序。WTO在美国控制之下,以强大的反民主主义精神作为行动的指导,结果为美国进一步干涉别国内政提供了“新工具”;为美国大公司接管别国经济的支柱产业提供了便利;为对付民主所产生的威胁提供了新式的和潜力强大的武器。[1]在多数反全球化人士眼里,“布雷顿森林体系或世界贸易组织体系只是实现美国公司利益的工具。”[2]世贸组织的裁判系统为全球的公司以政府通过的劳动和环境法令侵犯了其财产权和利益为由而提起的对政府的诉讼提供了审判的地点。[3]其中1999年爆发的西雅图风暴正是西方民众反对公司强权的一种回应。除极少数反全球化人士要求罢黜WTO组织外,反全球化运动的主流只是反对美国公司试图控制该组织的企图。他们的这种担心推动人们去思索那些从社会角度出发的国内法规(如劳动和环境法律)的效力该不该遭受削弱?民族国家为了忠实于公司议程该不该竞相进行工资支付的寻底竞赛?这在客观上为改善WTO的裁判系统,加强政府乃至消费者对跨国公司监督工作进而校正跨国公司利润至上而不是人民生计优先的商业逻辑起到了积极作用。

2.美国等发达国家暗箱操控着世贸组织。部分反全球化人士认识到,资金和人力资源的缺乏已经制约了贫困国家在该组织中的话语权。迄今为止的主要国际性经济组织的规则是由发达国家制定的,第三世界国家处在被动接受的处境之中,这已经影响到世贸组织的合法性和可信度。对此,总部设在马来西亚的第三世界网的主席马丁·科尔指责WTO是“一个奴役南半球国家的机构”。印度“科学技术与生态学研究基金会的创立者和主席范达娜·席瓦认为WTO的规则正在“导致奴隶制”。[4]2003年7月,第三世界网络等十大非政府组织要求增进世贸组织内部透明度和参与度,建议改变其暗箱操作的决策机制。同年9月,来自美国、墨西哥和欧洲国家的20余名反全球化人士在墨西哥旅游胜地坎昆岛海滩上用裸体摆出“NO WTO”(不要 WTO)的字样,以抗议将于10日在这里召开的世界贸易组织会议。

3.美国等发达国家操控着不合理的多边贸易体制。部分反全球化人士认为现有的贸易体制对发展中国家非常不利。他们出于缩小与发达国家经济差距的考虑反对下一回合的世贸组织谈判,将根据《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中的相关条款,更加严格地执行关于保护种子和药物知识产权的协议,推动健康保健、教育和水供给实等服务业进一步市场化的步伐。[5]2005年12月11日,数千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反全球化、反对世贸团体成员在香港举行游行,抗议将在那里举行的世贸组织第六次部长级会议。他们认为全球化和自由贸易成了发达国家搜刮发展中国家资源、打压发展中国家某些产业,造成南北差距越来越大的工具,日益扩张的自由贸易对环境、资源和劳工状况造成了巨大压力。反全球化人士的这类顾虑有助于促进人们思考现行的贸易体制究竟是为谁制定的以及人类如何建构公平的贸易体制等理论和现实问题。

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分析 WTO,我们应该看到人类真正需要的是开放的、公正的贸易,是真正能够给广大劳动人民带来实惠的贸易体系。反全球化人士反对美国等发达国家操控WTO的实践具有积极意义,他们的抗议提供了部分解决问题的思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斯蒂格利茨主张新的贸易体系应该以削减贫困和增强公平性为核心价值。特别是要注意谈判程序上的公平性。[6]今后的努力方向之一就是促进 WTO秘书处工作人员和公众的协商与对话,同时把一部分议事程序对公众开放,接受成员国共同监督。同时,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家要有超常的胆识,求大同,存小异,更多地着眼于推进该组织的正常运转,依靠集体的力量改变美国等发达国家控制世界贸易组织的局面,不要为了本国狭隘的私利而拒绝国际层面的合作。

(二)反对美国操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1.美国操纵着IMF。美国是该组织中最大的股东和拥有否决权的唯一国家。IMF实行基金份额与投票权挂钩的机制,而美国持有20%的额度,再加上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7国垄断了几乎一半的投票权,足见美国对该组织的影响力之大。相比之下,一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大陆的一些国家由于经济实力的原因所拥有的席位非常少,这直接导致他们的声音很难被听到。IMF的领导者不是公众直接选举产生的。该组织的领导人通常由美国指定一个代表担任,所有IMF的执行主管都是欧洲人,第三世界国家被排除在管理层之外,第一任副执行主任都是由与大公司有着联系的美国人担任。[7]近年来,为了回应反全球化人士关于该组织“暗箱操作”的质疑,IMF通过其网站公布了IMF的活动、公开并解释其相关政策,并开始重视民间团体的部分观点和意见。投票权民主化方面的改革也迈出了新步伐。2008年4月,该组织理事会投票批准了关于份额和投票权改革的方案,将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比例从目前的40.5%上升为42.1%。同时,低收入国家的份额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8]

2.IMF成了美国的一种政治工具。部分反全球化人士认为该组织代表的是西方金融界和美国的意识形态。被誉为反全球化的知识领袖的施蒂格利茨指出该机构“借贷决策是政治性的,并且政治性的判断经常进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之中。”[9]例如,美国在1998年对俄罗斯提供的紧急援助就是为了稳住鲍里斯·叶利钦的权力以保证西方金融机构的收益不受损害。IMF为成员国提供的贷款大多具有政治性色彩,所获贷款的附加条件往往给受助国带来灾难性后果。关注IMF和WB推行的结构调整计划产生的社会后果的国际性组织“永久人民法庭”将IMF视为“将美国意愿强加到菲律宾人身上的工具”和“美帝国主义的走狗。”[7]此外,美国还常常要求IMF更多干预别国的汇率管制,这容易引起它国对美国利用汇率来冲击本国经济的担心。

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IMF,我们要看到其实质是维系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一个重要面具。它负责制定的规则是为西方发达国家的银行业和美国的财政部的利益服务的,是为了维系跨国垄断金融资本家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反全球化的学者对该组织的质疑说明,如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于全球贸易不平衡的分析不能做到公平,如果不能认出美国是需要负主要责任的国家,如果不能引导人们关注于美国降低财政赤字的必要性——通过对美国富人提高税收并降低国防支出来实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于21世纪的实质作用将会不可避免的降低。[10]该组织的根本性改革必然触及包括美国和欧洲国家等发达的金融利益,要建立一个全新的致力于维系全球金融稳定的组织,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三)反对美国控制世界银行

反全球化人士反对美国控制WB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1.WB成为美国政府打压他国的工具。自从WB成立以来,9任行长都是由与洛克菲勒家族或者与美国的几大公司有着联系的美国人担任。[7]WB和IMF都代表着发达国家的利益,它们相互协调保护发达国家的共同利益不受侵犯。它们奉行唯金融寡头利益是从的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11]这引起了部分反全球化组织的不满。如“全球交流”组织的创办者之一Kevin Danaher主要从WB和IMF这两大组织所推行的政策带来的主要后果入手,提出了废除它们的十点理由。[7]2005年3月,美国和平与正义联盟(UFPJ)认为“美国一直以来利用在世界银行的特权剥削发展中国家的资源,使得南方国家的人民和环境遭受巨大损失。”[12]同年4月,全球正义动员(MGJ)组织指出,60年来,WB和IMF一直忽视世界人民的呼声,强化跨国公司的力量并劫掠全球为跨国公司提供原材料。[13]部分反全球化组织的上述担心反映了他们希望世行摆脱美国控制以及世行提供的援助要真正有助于实现受援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愿望。如何使WB摆脱美国的价值观和美国主导的意识形态的控制,这是实现WB促进经济持续增长和增加投资来减轻贫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样的宗旨亟需解决好的问题。

2.WB的投票权机制缺乏民主和透明度。和IMF一样,WB根据成员国提供的资金数额来分配投票权,这就意味着富国在投票权上拥有绝对的支配地位。世行的议程很少顾及个体要求和特殊环境,独断专行地强求一致性。[14]由是,2000年2月,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在曼谷召开期间,反全球化示威者要求世行采取一种更民主的方式做出国际性决策;[15]他们的这一要求直面世行实行的“加权表决制”所带来的少数大国操控该机构的弊端,为推动该机构走向民主指明了正确的方向。有的学者从三个层面给出了WB的改革之道:如何使世界银行的贷款计划与其发展目标吻合起来(操作层面);如何改革其发展议程(概念层面);如何改革世界银行、世行成员国、渴望更广泛参与的公众之间以及其内部治理和其社会责任之间的权力分配问题(政治权力层面)。[16]面对反全球化学者的改革之声,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表示,世行行长的选举和任命将更加透明、公开,决策过程中也将更广泛地征求意见。世行还考虑增设一个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的执行代表席位,让贫困国家也有发言权。[17]可见,反全球化人士的的不满和抗议之声不仅已经引起了WB的重视,而且提出了WB的治理之道,这是反全球化运动的贡献之一。

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分析WB,我们要认识到其实质仍然是维护跨国垄断金融资本的利益的有力工具。指望世界银行给出的政策以及相关对策对每个国家都具有较好的体制适应性是不切实际的。探寻改革世界银行的可行性办法正是西方反全球化人士关注的焦点所在。为此,需要动员起全球范围的大众参与意识,从世界银行外部施加压力,才能挑战现行的资本流程从而使资本流向最需要得到资助的社会底层。

二、反对美国在三大国际组织中的霸权与中国创建和谐世界之道

反全球化运动反对美国操控三大国际组织的努力说明,美国在这些组织中的霸权并不是不可改变的,反全球化人士的反抗和质疑也并不是无功而返,他们的努力与我国追求和平发展的目标,与我国提出的创建和谐世界的蓝图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因为随着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应如何与美国在三大国际组织中展开博弈?中国如何借助国际组织扩大对外交往和加强合作并在扩大开放的过程中展示中国创建和谐世界的诚意?中国在未来如何弥合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在三大国际组织中的分歧?归纳起来,反全球化运动反对美国操控三大国际组织的缘由为中国创建和谐世界诸多启迪。

中国要把握与美国建立良性互动关系这一重要环节,加强与美国在主要国际组织中的合作。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致力于维系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努力还会继续下去,这与中国创建和谐世界的目标是相矛盾的。但我们倡导的和谐世界并不否认矛盾的现实存在,也是容许解决矛盾的机制存在的。我们要看到发达国家其实也是创建和谐世界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之一。美国和中国已经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的事实提醒我们,中国不能盲目地步西方反全球化人士的后尘,处处与美国叫板,当务之急是做好与三大国际组织的现行权力政治进行博弈的必要准备。中美两国经济具有极大的差异性和互补性,一个长久而和谐的中美经贸关系对两国人民的和谐共生具有重要意义,中美两国在主要国际性经济组织中实现多样化的合作不仅对双方乃至全世界有利,而且与和平发展合作这一时代主题完全吻合。特别是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更要做好与美国在三大国际组织中的合作,因为建立起普惠全世界人民的贸易体系、稳定的国际金融货币体系都离不开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和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之间的合作。从长远看,中美这两个大国间稳定的伙伴关系对创建和谐世界是有利的。

中国要采取灵活务实的策略处理与三大国际组织的关系。中国要扛起自由贸易的旗号,并引领争取公正平等的国际贸易体系这一潮流。近年来,中国在世贸组织规则制定方面的话语权有所提升,这是有利条件之一。在反对美国霸权方面,中国与反全球化人士也有共同利益,这是另一个有利条件。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大环境下,中国要推动多边贸易体制健康发展。[18]要警惕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同时还要坚定地团结第三世界国家继续抗御美国在WTO组织中的霸权,力争以压促变。中国要做推动IMF改革的促进者,但同时要警惕美国借改革之名行敲打中国之实。中国要说服西方国家加快IMF迈开实质性改革的步伐。如改革基金组织的管理层结构、大幅度增加IMF的基本投票权并建立使基本投票权保持在合理水平的机制、推动投票权结构民主化等等。中国还要警惕西方国家以IMF投票权改革为诱饵试图影响中国决策的意图。例如,IMF执董会2007年6月通过的《对成员国政策双边监督的决定》,基本意图就是要打压中国。其一,迫使人民币升值和浮动。其二,美国以压迫人民币升值和浮动为手段,迫使中国大幅度开放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19]中国要通过世界银行这个平台向全世界展示中国致力于创建和谐世界的诚意。过去,中国与世界银行的成功合作积累了宝贵经验。当前这场国际金融危机提供了中国致力于保持金融稳定和经济增长的契机。中国要继续积极参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国际合作,为维护世界金融经济稳定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通过与WB的合作,向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把国际最佳做法与本国实际相结合方面的经验,这不仅有利于扩大中国模式在世界的影响力,也有利于彰显中国创建和谐世界的决心。

中国要致力于创建国际经济新秩序。反全球化人士反对美国充当世界主要国际组织的裁判的努力取得的部分成果说明,现行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阻挠着经济关系的民主化,面对经济全球化对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以及国际协调管理机制的冲击,许多重要的国际组织处于效率低下、无合法性、无权威性的状态。特别是受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组织,没有顾忌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这不仅印证了列宁的预言:“资本主义已经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对世界上大多数居民施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扼制的世界体系。”[20]而且说明现行的国际经济旧秩序维护着跨国金融垄断资本家阶级的整体利益,这样的经济秩序危及地球上每一个人的福利,与中国创建和谐世界的目标格格不入。因此,中国要争取早日建立起合理公正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才能从根本上保护经济上处于劣势的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免受进一步损害。

中国要致力于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组织中的发言权和代表性。反全球化运动的主流并不是要取缔上述三大主要国际组织,而是通过抗议活动表达他们对驯服全球化所需要的合理国际合作机制的愿望。反全球化运动业已取得的成就虽然有限,但是该运动的积极意义还是值得充分肯定的。该运动反对美国等发达国家在三大国际组织中的霸权说明,让三大国际组织发挥促进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功能,让全球化变得具有人性化,需要一个民主、合理、公正的全球治理。而失去了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参与的治理,其结果必然是带来南北贫富差距和“数字鸿沟”进一步拉大,从而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共同发展的目标变得更加难以实现。在国际金融危机还在蔓延时,中国更要充分认识到现行国际经济治理结构的缺陷,通过团结第三世界国家给发达国家施加改革的外部压力,致力于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组织中的发言权和代表性。因为在相互依赖的后全球化时代,没有发展中国家金融和经济秩序的稳定,就没有世界真正的和平和发展,就没有和谐世界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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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前苏联)列宁·列宁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Anti-globalizers'Opposing the United States'Hegemony in Three Majo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XIANG Hong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ollege,Jimei University,Xiamen 361021,China)

Those reasons that Anti-globalizers‘opposing the United States'hegemony in three majo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i.e.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and the World Bank)provide China with the inspiration to create a harmonious world:China should grasp the positive aspects of this important interac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while strengthening coopera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n such thre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China should adopt a flexible and pragmatic strategy to deal with the three majo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China need to focus on the creation of rational 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while increasing commitment to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organizations in the voice and representation.

three majo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U.S.hegemony;globalization;anti-globalization;a harmonious world

D63

A

1008-2603(2012)02-0055-05

2012-02-24

教育部2011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后危机时代中国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和对策”(项目编号:11YJA710059);福建省2011年社会科学重点规划项目“中国的国际责任观研究”(项目编号:2011A033)。

向红,男,集美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李潇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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