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科平

(渭南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陕西渭南714000)

杨牧的人生际遇及其新边塞诗创作

李科平

(渭南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陕西渭南714000)

面对坎坷的人生际遇，杨牧以写诗寻觅精神的家园。正因为杨牧将边塞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所以，他诗作的审美特征有别于古边塞诗和其他新边塞诗。

杨牧;新边塞诗;生命体验

一般来说，作家的人生体验与审美经验对其创作往往具有重要的作用。因为这不仅涉及到题材的选择与情感的生成问题，还涉及到审美发现与审美表达的问题。陆机所谓“诗缘情而发”就是对情感之于诗歌创作的重要性及其二者之间关系的论述。就杨牧而言，其诗情的生成源自于边塞的人、物以及他自己所经历的边疆生活在他灵魂深处所产生的真切的生命体验，而这种体验在创作中的情感投射则是其诗歌创作中的审美表达。

一、不幸的人生际遇使边塞成了杨牧的第二故乡

杨牧1944年3月出生于四川渠县大巴山脚下的一个小山村，这里的一切见证了他儿时的乐趣与不幸。14岁那年，恰逢“反右斗争”的第二年，在他还单纯得连勒令退学的“勒”字都须在字典里查找意义的时候，却被迫离开了学堂。杨牧被勒令退学的原因很简单，一是因为他对校方奉命删去语文课本中艾青作品的做法提出了质疑;二是因为在有关“又红又专”的讨论中他发表了不随波逐流的意见。因此，杨牧就被判定为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课(即政治课)不及格，并最终被勒令退学。在此情况下，杨牧就被无情地推向了社会。为了生活，年幼的杨牧不得不荷锄扶犁，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然而，即使在这不需要个人意识的岁月里，杨牧也没有让心灵的火花胎死腹中，而是痴迷于写作，并通过写作寻觅精神的家园。1962年，在担任乡村小学代课教师期间，杨牧与另外三位诗友合编了一册油印诗集《学步集》。不幸的是，这本书出版之后，杨牧旋即受到了无辜的指责和批判，并被指控为“非组织的活动”，甚至背上了多种罪名。于是，在生活稍见起色、对未来有所希望的时候，他却又一次遭遇了沉重打击——失去了教书的职业和发表作品的权利。那时的家乡，已经再也无法容纳一个追求知识甚至有些“另类”的杨牧了。因此，他不得已背起简单的行囊，跋涉数千里来到了人生地不熟的新疆寻找生命的新起点。在新疆几经辗转，并在许多好心人的帮助之下，杨牧终于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莫索湾第二农场当了一名建筑工人［1］(P1235)。在这片土地上，他虽然也经历了不少的磨难，但毕竟是这块土地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接纳了他，使他从此又开始了一段崭新的人生。因此，他从内心感激这块土地，将自己的人生与这块土地紧紧地绑在了一起。他说:“我把痛苦交给了土地，我把青春交给了土地，……我渐渐地成了土地的一分子。”［2］

二、在对边塞的审美关照中寄寓着杨牧的主人翁情怀

如果说对新疆的感激之情使杨牧常常把自己对新疆的爱作为其诗歌的一种主题的话，那么，他那诸多的个人不幸与坎坷的人生经历又使他的诗歌充满了悲壮的、与命运抗争的精神。刚到新疆，他惟一的证件在乘车时不慎丢失，在那关注身份的年代，给他带来了诸多的麻烦［3］(P51－52)。为了完成赤手在带有冰碴的泥巴中打砖坯的沉重任务，天还未亮就要提前到工地，于是，他一人经常提前上班，有一次，不慎掉进了一个黑乎乎的洞里，孤身一人在黑暗中摸爬了好长时间，才摆脱了死神的控制［4］(P96－97)。在一次逃亡的旅途中，车刚开过不到一百米，天山的一个雪崖就崩塌在那个地方，司机在修车过程中被活活冻死，司机意外的死亡又将他抛在了漆黑的荒野之中……［5］(P276－278)这一切遭遇都让杨牧与陈子昂“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诗句发生了深度的共鸣。与前人相比，杨牧诗歌中虽然也不乏一缕缕悲凉的情调，但悲壮是其更为浓烈的色彩。正如他所说:“我用手捂住笛眼，不让痛苦过分地流露。”［6］(P1061)《我喝过我战马的血浆》是杨牧所经历的真实的事情，在这个辽阔无边的茫茫沙海里，当没有了水这一生命的必需资源而人又干渴到极限的时候，你不得不牺牲你最心爱的马，必须喝它的血才有活下去的希望。而没有了马匹，你还得自己徒步爬出沙漠。这是多么严酷的事实，同时又是多么悲壮的举动，因而“我”心里不免积蓄着挥之不去的悲凉气息。在这生命面临严重威胁的一刻，如果不舍弃与自己心心相印的马匹，又还有什么办法供你选择呢?“我”喝过了我战马的血浆，“我从此确认:我就是战马，/我的血管/粗壮而浩荡。/马鬃从我的背脊长出，/我知道，那是征帆，/就是我血管的起航!”“生存”作为人天经地义的事业，对“我”来说则成了一种痛苦的选择。“我”的新生是建立在自己最心爱的事物牺牲之上的，于是，“我”从此有了战马的强悍与勇敢，战胜生存所遭遇的艰难困阻，不仅仅是为了自己活着，更是为了避免战马牺牲得毫无意义。这种信念给杨牧的诗作增添了与命运抗争的积极向上的精神。这种精神不单单体现在杨牧自己身上，它还投射到了边塞所有的动植物身上。他将自己的生命体验投注到所有边塞风物身上，使它们的生命存在都增添了不少悲壮的、与命运抗争的色彩。

古边塞诗人中大多数人都不是土生土长的边塞人，其中的相当一部分人是由内地去的将士、征夫、罪臣或使节。当然，一些从未到过边塞的诗人也有写边塞诗的，如“杜甫既未充职边庭，也未涉足塞外，但却写出了像前后《出塞》这样有名的边塞诗”［7］(P60)。对于古边塞诗而言，余恕诚不无遗憾地认为，我们往往很少有人去注意盛唐不同作家群的创作倾向。他认为边塞诗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出自社会上一般诗人之手，抒情主人公可以看作边防士卒，不妨称之为战士之歌;另一类是出自被辟聘到边防节度使幕府中的文士之作，抒情主人公即作者自身，可称为军幕文士之歌。”［8］(P109)战士之歌的作者“是文化修养较高的诗人”［8］(P110)，战士之歌“是诗人揣摹体会边防戍卒的情怀而写出的作品”，它“既反映当时奋发进取的民族精神，也反映了战争本身的严酷性，还能展示其所暴露出来的一系列矛盾”［8］(P113)。而军幕文士之歌“属于作者直抒所历所感的一类。诗中的抒情主人公不再是普通的征人，而是军幕文士”［8］(P117)，因此，这一类诗歌多表现为慷慨奋发、积极用世的精神和追求功名的心态。古边塞诗人描写边塞自然风光虽不免有对边塞美景的赞扬，一些诗篇还通过描绘边塞生存环境的恶劣，来衬托将士们不畏艰险与英勇作战的精神，但这些诗作也抒发了战士们怨久戍、思故园的感伤情绪。他们极少像杨牧一样将自己所经历、所摄取的苦难融入到边塞风物中，并在与当地人对等的地位上去审美沉思。与古边塞诗中有些诗篇存在明显的“关内”与“塞外”的二元视角不同，杨牧将边塞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并无所谓当地人与外地人之别。

三、生活体验和诗歌创作的个性化造就了杨牧的文学史地位

在新边塞诗创作方面，杨牧与周涛、章德益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具有流派意义上的诗歌朋友，他们甚至比亲兄弟还亲［9］(P868)。他们在诗歌创作上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他们都描写边塞、讴歌边塞，呈现出崇高、宏大、粗犷的雄性美;他们都“创造性地把当代人的思考溶解于西部独有的自然景观之中”［10］(P241)。不过，他们创作风格的成熟也得益于他们各自的创作个性，正如浩明所言，以“豪放”为主调的新疆新边塞诗群中“杨牧之雄，章德益之奇，周涛之逸……如春兰秋菊，卢橘哀梨，殊态异恣，各揽色味。若以水譬喻，杨牧是海，章德益是瀑，周涛是潮……如以禽比拟，杨牧是鹏，章德益是鹤，周涛是鹰”［11］(P77)。尽管浩明先生的概括、表述不免有笼统、模糊的嫌疑，但其对三个人创作风格进行比较研究的思维方式和紧扣诗人个性的研究思路对我们不无启发。他们诗歌的差别在很大程度上与他们的性格以及人生经历有着很大的关系。杨牧是他们的老大哥，也是他们最可以信赖的朋友。杨牧不仅平易近人，与不同性格的人都能相处得很好，而且他在边塞诗坛非常活跃，不管是办刊物还是创作实践都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加之杨牧富有才气，作品成就斐然，必然受到读者的高度赞扬。如此等等的多种因素促成了杨牧新边塞诗领军人物的历史地位。

与杨牧当年以一个流浪汉的身份流落到新疆不同，周涛9岁就跟随父母到了新疆，然后顺利进入大学并顺利地参加了工作。因此，周涛在生活上要比杨牧优越得多，在命运上要比杨牧好得多。所以，他对一般的人情世故不会有杨牧那样深刻的体验，于是表现出了一种超越尘世的“逸”。同时，他又是一名军人，对生活的体悟与杨牧又必然有所不同。

章德益本来就是客居的，他是个来自上海的支边青年，不像杨牧那样将新疆视为自己的故乡，并认为自己会祖祖辈辈地这样生活下去(尽管20多年后杨牧也回到了内地，但这是他当时所没有想到的)。章德益身体虚弱，劳动不适应，生性沉默寡言，又多年生活在农场，于是喜欢幻想。

尽管他们三人抒写的对象都大同小异，但他们的性格、经历不一样，对边塞的观察角度不同、爱的角度不同、爱的层次不一样，所以，在诗中表现出来的个人生命体验就有所不同。有人说，良辰美景等等已经被前人写滥了，所有的诗被前人写尽了，诗到唐朝为止，等等，而杨牧、周涛、章德益用他们自己的文笔证明，诗是作不尽的。“诗是生命的表现。像博格森所说，时时在变化中时时在创造中，说诗已经做穷了，就不啻说生命已经到了末日。”［12］(P112)

四、结语

杨牧经历了人生的诸多不幸，生活的苦难造就了他坚强的意志、乐观的人生态度。浪迹边疆的流亡生活虽然使杨牧当年常常面临着诸多的生存危机，但绝处逢生的幸运又使他真切地体会到了生命的珍贵。边塞人民的顽强生命力与热情好客，也使杨牧见证并体会到了生命的伟大与人性的美好。人烟稀少的荒漠虽少不了阴森恐怖的气息，但那辽阔的荒原，一望无际，自然形成了“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的境界，这种境界又时常让他豪情万丈。正是由于这种生命体验深切而又个性鲜明，杨牧对这种情感的审美表达便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诗歌是杨牧生命的一种存在方式，他常常将所有的生命体验与人生感悟都凝结在诗歌之中，在艺术审美之中实现了灵魂的诗意栖居。

［1］［芬兰］奚梅芳.杨牧文集(上卷)［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3.

［2］杨牧.农友情［J］.新疆文学，1983，(4).

［3］杨牧.天狼星下·天涯道上［A］.［芬兰］奚梅芳.杨牧文集(下卷)［C］.重庆:重庆出版社，2003.

［4］杨牧.天狼星下·在西大营中［A］.［芬兰］奚梅芳.杨牧文集(下卷)［C］.重庆:重庆出版社，2003.

［5］杨牧.天狼星下·达坂城的姑娘［A］.［芬兰］奚梅芳.杨牧文集(下卷)［C］.重庆:重庆出版社，2003.

［6］杨牧.边魂［A］.［芬兰］奚梅芳.杨牧文集(上卷)［C］.重庆:重庆出版社，2003.

［7］邱俊鹏.唐代边塞诗与传统征戍诗［A］.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唐代边塞诗研究论文选粹［C］.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88.

［8］余恕诚.战士之歌和军幕文士之歌［A］.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唐代边塞诗研究论文选粹［C］.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88.

［9］杨牧.这里什么也没有发生［A］.［芬兰］奚梅芳.杨牧文集(下卷)［C］.重庆:重庆出版社，2003.

［10］谢冕.崭新的地平线，地火依然运行［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1.

［11］浩明.边塞诗苑游踪［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

［12］朱光潜.谈美［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

YANG Mu’s Life Experience and His New Frontier Fortress Poem Creation

LI Ke-ping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s，Weinan Teachers University，Weinan 714000，China)

Facing the trouble life experience，YANG Mu writes to find his spiritual home.As he looks the frontier fortress as his second home，the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of YANG Mu’s poetry is different from the old frontier fortress poems and other new frontier fortress poems.

YANG Mu;New Frontier Fortress Poems;Life experience

I207.25

A

1008—4444(2012)01—0106—03

2010－10－25

渭南师范学院科研项目《新边塞诗研究》(08YKZ042)阶段性成果

李科平(1979—)，女，湖南邵阳人，渭南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讲师，文学硕士。

(责任编辑:王菊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