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红克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编辑部，河南郑州450011)

传统儒学的政治哲学特质
——一种历史的分析

董红克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编辑部，河南郑州450011)

传统儒学从其产生起，便是作为一种政治哲学而存在的，是为现实社会政治服务的。它以实现王道理想为最终目标，针对社会现实提出问题，并努力从理论上对其进行论述和解释，进而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法。当然，儒学的政治哲学特质决定了它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政治的发展而不断地调整。因此，以阶段历史的进程为线索，选取儒学作为传统文化的代表，并以儒学在传统社会中的发展历程为对象，试图以先秦儒学、汉代儒学和宋代新儒学三个阶段来进行论述，来诠释传统儒学的这一政治哲学特质。

传统儒学;政治哲学;王道理想。

一

春秋、战国是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关于当时的各个学派，学界号称“九流十家”甚至是“诸子百家”。司马炎对其总结道:“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史记·太史公自序》)这就是说，先秦的这几家学派，虽然其主张有所不同，学说各异，但从根本上来说，目的都是为了治理社会，使社会回归正常的运转轨道，因此各家学说实际上都是一种政治哲学，儒学也不例外。

首先从儒学产生的社会背景来看。孔子当时面临的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周王室衰微，诸侯称霸，国与国之间战争不断，社会制度遭到极大的破坏。“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史记·太史公自序》孔子对这一点有着非常清醒和自觉的认识。正是现实世界的这种秩序失衡造成的混乱局面，和孔子拯民众于水火的担当意识，才促使其一生都在周游列国与著书讲学中度过。也就是说，儒学的产生，其最根本的出发点就是“礼崩乐坏”的现实政治世界，所以其最终的关注点也是社会现实，是国家的治理和政治秩序的重建。儒学从其产生之初就是一种政治哲学，是高度关注现实政治世界的。

虽说孔子死后，“儒分为八”(《韩非子·显学》)，但战国时的孟子却很好地继承并发展了孔子所开创的儒学的政治哲学特质。孟子生活战国时代，在社会混乱无序上相比于孔子生活的春秋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用孟子的话说就是“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孟子·公孙丑上》)因此孟子在谈论时政和制度设计方面，就显得更加丰富和具体。

孟子同孔子一样，也是周游列国，以图实现自己的王道理想。不同的是，孟子不仅更加系统化地提出了自己的“仁政”主张，而且有多次机会直接面对各国国君进行自己政治思想的阐述。关于孟子“仁政”的具体思想，萧公权先生认为:“似可以教养二大端概之。而其养民之论，尤深切详明，为先秦所仅见。七篇之中，孟子所注重者为裕民生、薄赋税、止争战、正经界诸事。”［1］(P82)这其中，不仅有爱民、重民的原则性思想，而且还提出了具体的制度性设计——井田制，具有深刻的意义。

战国后期的另一位大儒荀子，虽然其理论学说与孟子有很大的差异，并且曾把孟子作为批判的对象，但与孟子一样，他也很好地继承了儒学的政治哲学特质。荀子的政治思想大致可概括为“隆礼重法”，而这一思想则是以“性恶论”为前提和基础的。荀子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也就是说，人性本来是“恶”的，并非绝对的善，善只不过是后天人为教化而来。由此，便很自然的逻辑推导出重视后天教化的礼治思想。荀子认为礼的产生，就是因为人性本来的欲望会导致不断的争夺，从而造成社会混乱。因此只有以礼来节制人欲，社会才能重建归于和谐稳定。他说:“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荀子·礼论》荀子的“隆礼”思想后来被他的学生韩非和李斯进一步发挥，强调“一断于法”，遂产生了法家思想。

荀子的思想虽与孟子有很大的不同，但他们却共同钟情于儒家的王道理想，都以社会政治秩序的重建为己任，这与孔子以来的儒家传统是完全一致的。由此看来，儒学从其产生之日起，便是作为一种政治哲学而出现的，是以现实社会政治为对象和目标的。不但如此，在传统社会中，儒学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发展与调适，却始终保持着其最初的这种特质。

二

秦统一全国、建立起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后，由于秦始皇奉行严酷的法家思想，注重对思想的控制，在焚书坑儒后，儒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短暂的低潮。但由于秦朝的速亡，代之而起的汉代初期实行的是自由无为的黄老思想，儒学得到一个缓慢复苏的机会。在这期间，先后有叔孙通、陆贾、贾谊等儒者发展了儒学，将其运用于汉代的社会政治，使儒学与汉代的政治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经过汉初的恢复，到汉武帝时期，儒学得到了较大的发展。汉武帝起用了一大批儒士，赵绾、王臧等儒士得到重用，同时增设“五经博士”，“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淄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史记·儒林列传》

在武帝一朝中，最能代表当时儒学特色，并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无疑是董仲舒。《汉书·董仲舒传》记载说:“仲舒所著，皆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教，凡百二十三篇。”可见，其著作都是经邦济世之用，虽然现在大部分均已失传，但流传下来的“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可以说很好地体现了董仲舒的思想。

与先秦儒学相比，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儒学思想无疑有了很大的变化，或者说，董仲舒为了适应汉代的社会，对儒学做了一些调适和变通。它充分吸收、消化了阴阳、道、法等学说，引入阴阳、五行来论证和构建其理论结构，最终形成了其“天人感应”的理论体系。但无论其具体内容有何变化，汉代儒学与先秦儒学的目标都是一致的，那就是现实的政治世界。这可以从以下几点看的出来。

董仲舒“天人感应”的神学体系，通过人副天数、天人交感来论证现实政治秩序的合理性。首先，他认为天地生万物，上天是至高无上的主宰。“天者，群物之祖也。”《汉书·董仲舒传》其次，他运用人副天数的理论，认为现实中的帝王都是天之子，代表天的意志来统治社会、教化人民，这就充分说明了君权和等级秩序的现实合理性。“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春秋繁露·为人者天》最后，根据天人交感的理论，董仲舒认为帝王在现实世界中的一切行为活动，上天都会有所反映，如果社会治理不好，就会通过灾异来遣告统治者，“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汉书·董仲舒传》相反，如果社会治理的好，阴阳调和，上天就会降下祥瑞来证明统治的合理性。也正是在此基础上，他进而提出了“任德不任刑”的德治教化的统治思想。这种天人感应的思想体系，在为皇帝统治的合理性做了辩护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皇帝的一些行为，为稳定社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董仲舒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继承和发展了《春秋公羊传》的“大一统”思想。认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进而提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汉书·董仲舒传》的文化控制思想。这也直接导致了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的实施。董仲舒借《春秋》阐发的“大一统”思想，对中国古代的传统社会影响深远。它不仅巩固了当时的社会统治，而且浸润到中华民族的思想深处，成为我国优良的传统政治价值取向。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历史，虽然其中有过短暂的分裂和混战，但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最终都完成了统一大业，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从古到今一脉相连的文明古国。

另外，董仲舒“经”“权”配合、“常”“变”相融的中和政治论，“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政治发展观等思想，也都是其思想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与以上思想一样，都是服务于现实社会政治的。因此，周桂钿先生认为“董学是政治哲学，它是用天人感应的神学形式包装起来的政治哲学”［2］。此论可谓至当。换句话说，以董仲舒思想为代表的汉代儒学与先秦儒学一样，从根本上来看实际也是作为政治哲学而存在的。

三

东汉以后，由于周边民族的内侵和连年的征战，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动荡混乱的年代，儒学的发展陷入了低潮。与此同时，佛、道两教则乘势崛起，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就连隋唐统一全国、社会重新归于统一安定之后，由于统治者对佛、道二教的提倡，儒学始终没有成为社会思想文化发展的主流。这一时期，儒学虽然陷入低潮，但其发展并没有完全断绝，由于与宗法社会的先天性亲缘关系，儒学在民间一直延续着。加之期间一些儒者的努力，儒学始终在酝酿着再次的复兴。

隋唐之间，王通、韩愈等人通过著书立说、教授弟子等，对当时的社会政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这一切都是他们以儒者的姿态自觉而为的。韩愈生当中唐，一生致力于儒学，力辟佛老。而他对后来儒学贡献最大的则在于他所建立的儒家“道统”说，他认为儒家道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杨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昌黎先生文集》卷十一《原道》这实为后来北宋儒学复兴时尊崇孟子奠定了基调。

在经历了之前的低落和酝酿之后，到北宋时期，儒学复兴的时机终于成熟。但与之前的先秦儒学和汉代儒学相比，北宋时期产生的新儒学在形态与内容上都有所不同，学界一般称之为宋明理学或宋代新儒学。客观来讲，与之前的儒学不同，宋代新儒学确实以道德心性之学为其主要特色，注重个体的道德修养。但这些并不足以概括宋代新儒学的全貌。它之所以是新儒学而不是佛道两教，不仅仅是因为它将自己归本于孔孟，沿袭儒家的主要经典，更重要的一点还在于，它继承的是先秦儒学的政治哲学特质，以积极入世、实现王道理想为其最终目标，而不是消极避世甚至是出世。

首先，从北宋新儒学产生初期来看，它并不是以道德心性修养为主要内容，后者只不过是在后来发展过程中逐渐成为新儒学主流的。钱穆先生认为，宋学的兴起应该推源于胡瑗和孙复，而不是朱熹所推崇的“北宋五子”;并认为范仲淹在朝为官，与前者共同推动了儒学的新开展。他说:“盖自朝廷之有高平，学校之有安定，而宋学规模遂建。”［3］(P4)可以说，宋初的儒学是以胡瑗、孙复、范仲淹和欧阳修等人为代表的。如果此说成立，那么我们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北宋儒学复兴之初，并不是以道德心性之学为主要内容，而是以经典和时务为主，以重建尧、舜、三王之道为最终目标。如范仲淹不仅全力为朝廷举荐人才，而且兴办学校、整顿吏治、筹措边防，积极推行“庆历新政”。欧阳修则“对‘内圣’之学采取了相当消极的态度”［4］(P39)，反对空言心性的虚言高论，认为“性非学者之所急，而圣人之所罕言”(《欧阳文忠公集》卷47《答李诩第二书》)，提倡实际的关乎国治民安的政治活动。总之，宋初的儒学，注意力还没有贯注在“道德性命”的“内圣”之学上，仍然是以社会践履、政治实行为特色，并且为整个宋代儒学奠定了“回向三代”的基调。

其次，就整个两宋儒学来看，在以程朱为代表的“道学”传统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以经世致用为特色的传统，史称“事功学派”或者“功利”派。该派的特点在于“斥心性之空谈，究富强之实务”［1］(P414)，其代表人物北宋有李觏、王安石等，南宋则有薛季宣、吕祖谦、陈傅良、陈亮、叶适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无疑是王安石和陈亮、叶适。

王安石当政时期，由于宋神宗的支持，大力推行新政，实行变法，史称“熙宁变法”或者“王安石变法”。这场运动无疑是当时儒家士大夫所关注和争论的焦点，代表了当时儒学的主要动向。王安石认识到当时的社会状况是“官乱于上，民贫于下，风俗日以薄，财力日以困穷。”(《王安石全集》卷一《上时政书》)因而认为“变风俗、立法度，是方今当务之急也。”(《宋史》卷327《王安石传》)其目的则是重建“尧、舜之道”。之后，便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这场运动最后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它对当时及其后的影响却是巨大的。它把当时的整个士大夫阶层——包括司马光、三苏以及道学中的二程，都调动了起来，参与到这场改革的讨论之中，使其真正成为北宋中期儒学发展的焦点。

第三，就道学内部来看，心性道德之学虽然是他们谈论的重点所在，但他们并没有舍弃儒家的政治哲学特质，仍以治国平天下为念。如被朱熹推尊为“北宋五子”中的邵雍，便著有《皇继经世》一书，以象数来解释人类的政治生活;二程则实际参与了北宋中期的社会改革，亲身实践着“治国平天下”的理念。就是到了理学兴盛的南宋时期，当时的儒家士大夫们在开拓“内圣”领域的同时，也时刻不忘对“外王”领域的关注。其最好的代表便是朱熹。

朱熹继承了先秦儒学和宋初儒学的特色，仍将实现三王之道、重建政治秩序作为自己的信念。以此为前提，他进而根据他的理学本体论思想提出了一系列的政治理论和思想，并从君臣关系、立法与用人、德政与刑政等各个方面进行了阐述。对于社会政治生活，朱熹不只提出一些理论思想，而且还亲身实践、实际参与着。他一生历仕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每到一地任官，他都大力推行德治教化，实践着自己的政治理念。对于他的为官，连皇帝都称赞道:“政事却有可观。”《宋史》卷429《道学三》不仅如此，以朱熹为代表的“道学”实际上还是当时南宋朝廷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当时党争的重要力量之一。虽然所谓的“党”可能只是一些官僚士大夫给朱熹等人扣的帽子，但至少说明当时以朱熹为代表的“道学”不仅参与了南宋的政治活动，而且成为其中举足轻重的力量。而这一政治角力的最终结果便是酿成了“庆元党禁”，朱熹不仅被罢官，而且学说遭禁。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出，由于儒学产生时“礼崩乐坏”的社会背景，从一开始重建政治秩序便成为儒学的迫切主题。虽然在之后的发展过程中，儒学随着社会的发展不论从其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有着明显的变化，以致于分别产生了差异明显的汉代儒学和宋代新儒学。但不论是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儒学还是宋代形成的新儒学，社会政治始终是其关注的焦点，而重建政治秩序也始终是儒学各发展阶段的主题。因此，可以说，儒学从根本上来看，是作为一种政治哲学而产生和存在的。

［1］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2］周桂钿．独尊儒术，奠定汉魂——董仲舒政治哲学研究［J］．船山学刊，1998，(2)．

［3］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4］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M］．北京:三联书店，2011．

Pocitical Philosophy Properties of the Traditional Confucianism——A Historical Analysis

DONG Hong-ke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Journal，North China Institute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electric Power，Zhengzhou 450011，China)

The Confucianism is a kind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from the beginning．It serves the political society，and takes the benevolent ideal as its ideal society．The nature as a Political Philosophy determines the changeable feature of Confucianism．It changes itself to adapt the society historically．In this paper，we will show the Confucianism as a Political Philosophy historically by its three stages，original Confucianism，Confucianism in Han Dynasty，and the Neo-Confucianism．

Traditional confucianism;Political philosophy，;Benevolent ideal

B26

A

1008—4444(2012)01—0059—04

2011－11－01

董红克(1975—)，男，河南襄城人，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编辑部编辑，硕士。

(责任编辑:董红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