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辉

(华中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五四”时期的社会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黄辉

(华中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五四”时期，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短促的发展，无产阶级开始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进一步分化。“辛亥革命”胜利的果实被窃取，使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寻求新的救亡之路。而“十月革命”的胜利，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形成思潮，并迅速与工人运动相结合起来。通过对“五四”时期的国内主要社会思潮进行分析，来思索当时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伟大意义。

“五四”时期;社会思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五四”时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变革和转折时期。变革转折的波澜壮阔造就了这一时期各种思潮的激昂纷呈。各种思潮在实践中相斗争、相借鉴。在实践的检验中，历史最终描绘出了马克思主义拯救中国的轨迹，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不断中国化的过程。

一、“五四”时期国内外形势对国内思潮的影响

“五四”时期的国内外的一些重大事件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国际上，1917年社会主义革命在沙俄的胜利，1919年“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等事件对国内社会产生了巨大震动。在国内，“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军阀窃取，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短暂而迅猛的发展，无产阶级的壮大都对中国的阶级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面对新形势，思想界开始了救亡图存的新探索。

(一)国际关系的变化为中国送来了新思想，开启了新探索

“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1］(P1471)社会主义革命在帝国主义最薄弱的一环取得了胜利，这使中国的知识界看到了救亡革新的新希望。俄国和中国在“封建性”上的相似，使“十月革命”的胜利在中国产生了共鸣，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关注马克思主义。

1919年国民政府在“巴黎和会”上的失败，刺激着中国知识界新思潮的汹涌。一时间，改良主义、民主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社会竞相涌现。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思潮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讲都是为中国救亡图存而兴起的，并在一定范围内共同进行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但他们从根本上来说都是为了维护自身阶级利益而探索传播的。各阶级为维护本阶级利益而表达出不同的政治主张，其形成的思潮不断交锋，通过实践的选择而最终成为社会思潮的主流。

(二)国内社会的变化为新思潮的传播提供了新土壤

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局限性，使“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军阀窃取，民主共和成了争权夺利的工具。当时的情况正如毛泽东主席所指出的那样:“国家的状况一天一天的坏，环境迫使人们生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1］(P1470)正是这种怀疑的产生、增长和发展才为新思想的探索和传播提供了机遇。

在“一战”时期，中国的民族资产资本主义得到了短暂的迅猛发展。“仅以工业投资来说，1913年为49 875 000元，1917年为128 244 000元，1920年为155 221 000元，增长了3倍左右。”［2］(P249)尽管这种迅猛发展被“一战”后卷土重来的帝国主义扼杀，但仍然对中国社会的进步有着非凡的意义。首先，这种发展在当时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关系，极大的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其次，生产的发展使原来相对分散的产业趋于集中，有利于无产阶级的壮大。无产阶级的发展壮大使中国的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革，并在“五四”时期作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

随着民族资本主义实力的增强，民族资产阶级开始提出自己的政治诉求;而不断壮大的无产阶级也为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提供了理论的土壤。这也是“五四”时期各种社会思潮涌现的重要原因。

二、“五四”时期的主要社会思潮是满足其相应阶级需求而涌起的

“一定时代的革命思想的存在是以革命阶级的存在为前提的。”［3］(P99)“五四”时期各种社会思潮的涌现是与当时中国阶级结构的分化分不开的。按其阶级属性可将当时的思潮分为两类:一是资产阶级的社会思潮;二是无产阶级的社会思潮。

(一)资产阶级社会思潮以自我完善和社会改良为主

在“五四”时期，资产阶级属性的社会思潮可概括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是革命派的民主主义社会思潮。辛亥革命之后所建立起来的民主共和、议会内阁沦落为军阀政客争权夺利的工具。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开始寻找新的救亡之道。“十月革命”的胜利、“五四”运动的爆发、中国共产党的诞生都为孙中山展现出新的视野。通过反思和探索，孙中山先生的民族、民权、民生的思想得到发展，加入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新思想。最终形成了“五四”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主主义思潮。

二是改良派的改良主义思潮。“五四”时期实用主义在中国开始流传，并发展成为改良派的社会改良主义。他们主张逐步改良社会，反对剧烈的革命运动;主张阶级调和，反对阶级斗争;片面夸大个人作用，无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并否认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在实践中歪曲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反对建立工人阶级的政党，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潮。

此外“五四”时期，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争取民主自由和反对军阀统治的斗争中，也接触并传播一些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受其阶级认知的局限，这些思潮也全部是非无产阶级性质的。

受“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传入的影响，虽然国内资产阶级的各种思潮出现了社会主义的倾向，但这只是维护自身阶级利益的修修补补。无论是革命派的民主主义、改良派的改良主义，还是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都不具备彻底的革命性。即便是孙中山也只是认为:“社会主义是‘拯救社会疾苦之学说’，故提倡中国实行社会主义。但不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不赞成用激烈的革命方式推翻统治阶级消灭剥削阶级，即‘师马克思之意则可，用马克思之法则不可。’”［4］可见，这一时期的资产阶级属性的思潮并不具备彻底的革命性。

(二)无产阶级的壮大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

在“一战”时期，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都得到了迅速壮大。迅速壮大的无产阶级在反压迫的过程中迫切需要一种科学的理论进行指导。而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理论和阶级斗争学说等经典正满足了其对科学理论的渴求。

从诞生之初就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三重压迫的特点使中国无产阶级具有了最彻底的革命性。此外，中国近代工业相对集中的特点，也使中国无产阶级具有了集中和易于组织的特点。无产阶级的壮大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提供了受众;相对集中的特点为思想的传播提供了便利;压迫的沉重也使无产阶级更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

需要指出的是，在“五四”之前，中国的工人运动在组织形式上没有脱离“会党”、“行帮”的影响，在政治上没有摆脱资产阶级追随者的地位，中国无产阶级当时还是一个“自在的阶级”。一直到了“五四”时期，中国的工人阶级才第一次作为独立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并展现出其彻底的革命性。中国工人阶级所展现出的强大力量，使先进的知识分子们看到了工人阶级改造社会的希望，认识到了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重要意义。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信仰马克思主义，并在马克思主义思潮中促成中国共产党的诞生。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使中国工人阶级最终完成了向“自为阶级”的转变。而中国共产党也随之成为了中国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

三、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形成与中国化是实践的选择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思潮的形成是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当时中国社会所存在的各种思潮进行比较之后的选择。这种选择既是理论上的接纳和吸收，更是实践的选择。同样，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既是传播的现实需要，更是革命实践的必然。

(一)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形成是历史与实践的选择

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形成是由当时的国内外的形势所决定的，也是实践检验后，中国社会的必然选择。

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之前，中国曾出现了太平天国的农民革命思潮、维新变法思潮、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主主义思潮。但是太平天国的农民革命思潮始终没有走出农民起义的范畴，其所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不过是不可能实现的农业空想社会主义。维新变法的思潮尽管对中国社会的思想发展具有启蒙作用，但是维新派的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决定了他们以改良主义来改造中国是行不通的。虽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推翻了封建王朝，但是由于中国资产阶级自身的局限性，最终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军阀和政客所窃取。尽管后来孙中山在其“三民主义”思想中加入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思想，但是同样受其阶级立场限制，始终认为“师马克思之意则可，用马克思之法不可”，以致使其革命思想未能得到更大的发展。而在“巴黎和会”上民国政府的失败，更是让人看到了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局限性。

在“一战”期间，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得到快速发展，无产阶级得到壮大，这为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提供了现实基础。无产阶级在“五四”时期作为独立力量展现出的革命性，震惊了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当马克思主义经先进知识分子在中国传播，开始指导无产阶级实践的时候，马克思主义思潮就成为一股洪流势不可挡了。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理论传播和实践发展的要求

“20世纪20年代，中国思想界人们已形成共识，即无论引进外国的何种学说，都要力求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即中国化。”［5］在马克思主义研究和传播之初，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就思考了中国化的问题。李大钊曾经说到:“我们批评或者采取一个人的学说，不要忘记了他的时代和我们的时代环境。”［6］(P36)蔡和森更是指出:“要在自己的斗争中把列宁主义较变成自己的理论武器，即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精神来定出适合客观情形的策略和组织才行。”［7］(P21)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迅速形成一股思潮并为革命者所掌握，是与马克思主义者在其传入时就注重将其中国化的努力分不开的。中国化的意义在于使理论更容易为大众接受和更符合实践的要求。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注入了“中国化”的灵魂，使其在实践中不断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并逐步演化为中国革命的强大武器。

马克思主义能在众多社会思潮中脱颖而出，与其在传播过程中注意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吸收中国自身优秀文化，在实践中不断丰富经验是分不开的。“十月革命”的成功，也增强了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信心。所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成功是实践的需要和历史的选择。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系．中国近代经济史稿(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马克思恩科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843－1848．

［4］刘晶芳．“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J］．史学集刊，2009，(2)．

［5］张世飞．20世纪20年代“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潮互动［J］．中共党史研究，2010，(2)．

［6］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7］蔡和森．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Marxist Doctrine Spreading in China During“The May Fourth”Movement

HUANG Hui
(College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Wuhan 430079，China)

Duri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China's national capitalism has been developed inadequately，the proletariat has stepped onto the stage of history as an independent political force，and the class structure of China has got further differentiation．Since the fruit of victory of“the Xinhai Revolution”had been stolen，the Chinese advanced intellectuals began to seek a new way of salvation．And the victory of“the October revolution”has contributed the Marxist doctrine forming a train of thought，and has urged the combination of the doctrine and worker movement．Based on an analysis of social thoughts during“the May Fourth”Movement，to seek the great significance of Marxist doctrine spreading in China．

“The May Fourth”movement period;Social thought;Marxism;Sinicize

K261．1

A

1008—4444(2012)01—0053—03

2011－10－25

黄辉(1982—)，男，河南郸城人，华中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董红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