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东琳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河南郑州450001)

晚清教案冲突之后的报复与反报复

张东琳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河南郑州450001)

近代基督教传入中国，教案频发。教会势力的欺凌，基督教义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相悖，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必然引发了义和团团民揭竿而起扶清灭洋，对教民加以报复。教民由于人身安全受威胁，宗教信仰受挫，在列强支持之下对团民进行了反报复。这场报复与反报复最终失控，中国百姓无论入教与否都受到很大伤害，义和团运动最终失败。

晚清教案;义和团;教民;报复

一、晚清教案的起因

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开放，基督教也借此机会加紧传播和渗透。它以坚船利炮为后盾的种种活动，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强烈的碰撞与冲突，教案频发。晚清教案频发的原因具体如下。

首先，传教士的不法行为。19世纪末在华传教士达三千余人，传教士中不乏真诚的布道者，但其整体无疑是西方势力的侵华工具，除宗教信仰外往往另具政治目的，他们无视中国官府法令，自立门户，操纵词讼，强占民田，庇护莠民，残害民命，暴行种种引发教案。1870年天津教案，就是因为当时天津法国教堂涉嫌迷拐儿童，激起公愤，而法国理事丰大业却非常骄横，开枪杀人，以致群众怒不可遏，当场把他打死，并焚毁教堂，杀死外国教士20人。

其次，教案中官方对教方偏袒。天津教案发生后，法、德、美、俄、德、比、西等国联合向清政府抗议，并调兵舰示威。清政府给办理天津教案官员曾国藩与崇厚的上谕:“至传教，习教之人伤毙若干，中国，外国之人无故被害者若干，皆须切实查明，严拿凶手，严惩煽乱之徒，弹压士民，以慰各国之意，尤为目前要务。并着认真区画，妥速筹办。”［1］(P788－789)曾国藩时任直隶总督，在清政府这样的上谕之下屈服于压力，杀民谢敌，判群众20人死刑(后4个改判死缓)，天津知府知县等25人充军，赔款49万两白银，派北洋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赴法道歉。

曾国藩以大学士直隶总督之尊如此结案，不啻树立一个样板，使得官员每遇民教纠纷偏袒教会与教民，致使不法教民气焰更高。而一般老百姓受教会与教民的欺压，告状得不到公正审理，便会直接采取暴力行动。如此一来所谓“教案”更是连绵不绝。

二、义和团报复教民的理由与方式

(一)义和团报复教民的理由

其一，洋教会势力对中国百姓的压迫与欺凌。涞水县永乐村村民王洛奎因天主教士骑马任意践踏青苗而气愤斥责，该教士回到教堂之后立即唆使教徒将王捉到教堂，强制其跪倒神父、教士前叩头认罪，“并使其双手各提一串鞭炮，跪着点放，最后让他摆三十桌酒席赎罪，乡民见此情景无不义愤填膺，感到只有起来斗争才有出路”［2］(P152)。外国传教士来华以后，为扩大宗教势力，广收徒众，大量社会渣滓皆被网罗入教，这些人一旦入教，便凭借教会势力，“或乡愚被其讹诈，或孤弱受其欺凌，或强占人妻，或侵犯人产，种种妄为，几难尽述”［3］(P351)。传教士自觉有责任保护他们，在治外法权之下，不仅教会的神职人员不受清政府管辖，一般中国信徒也常获教会庇护，这些都激起中国百姓的反抗。

其二，基督教义与中国传统伦理格格不入。19世纪中叶传入中国的西方宗教大多数是崇拜“唯一真神”，把异教都视为罪恶，暴力打倒一切偶像，包括孔孟等儒家圣贤和祖先神鬼的牌位。易县血山村村民曹同文所说的“义和团反对天主教。天主教不在释道儒三教之中，不尊孔孟，不论三纲五常，是邪教”［2］(P119)代表了大多数中国百姓对基督教的看法。再加上基督教伴随西方坚船利炮到来，在这种先入为主的怀疑与抗拒心态下，国人对基督天主教的奇特怪异的行径，自然会做出负面揣测，种种谣言和误会由此而生。基督教的传入，带来了一神与多神信仰、平等思想与等级观念、关怀现世与追求来世、宗教仪式与伦理风俗、宗教慈善与传统秩序等多种冲突。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打破了中国乡村社会的平静与秩序。

其三，帝国主义列强妄图以十字架征服中国，并企图瓜分中国。有志之士看到国家危亡，揭竿而起，保卫国家和民族，发起反教排外运动。四川大足以挑煤为业的余栋臣组织煤窑、纸厂工人和挑贩等数百人滴血为盟，竖旗起义。余栋臣于清光绪二十四年发布檄文:“今洋人者，海船通商，耶锦传教，夺小民农桑衣食之计，废大圣君臣父子之伦，洋烟毒中土……灭我属国，既占上海，又割台湾，胶州强立阜镇，中国意欲瓜分;自古夷狄之横，未有如今日者……惟是义民今日之幸(举)，以剪国仇，以继圣教，以除民害，以洗沉冤。”［4］(P92－93)号召广大人民奋起驱逐外国教会。在余栋臣起义的影响下，附近30多个州县的民众群起响应。

(二)义和团报复教民的方式

一是屠杀教民。义和团积极排外，外国人被称为“大毛子”，一律杀无赦。中国人如信奉天主基督教，通被称为“二毛子”;其他通洋学、懂洋语以至用洋货者，被称“三毛子”以至“十毛子”等，轻则被殴辱抢劫，重则可能有杀身之祸。1900年7月20日，清军将领陈泽霖率领清军与义和团攻破景州朱家河村，官兵与拳民进村之后“逢人便杀，见房就烧，村中顿时浓烟四起，尸骸枕籍，景象十分凄惨”［2］(P398)，教民被枪弹射杀，两位神甫被烧死，妇女被逼投井自尽。聚集在该村的三千多天主教徒不分男女老幼尽戮，这是1900年一次性死亡人数最多的屠杀事件，也是直隶最大的惨案。

二是攻打教堂。“庚子事变”中，北京包括东堂、南堂、西堂和北堂在内的多座教堂，均遭义和团团民焚毁攻击。特别是在1900年6月21日，当慈禧对各国下达“宣战谕旨”后，清军亦协助团民攻击教堂和使馆，而其中以攻打北堂西什库教堂最为惨烈，团民和防守教民均有极大死伤。在直隶(河北)，由于总督裕禄和臬司廷雍的支持，义和团遍及全省各县，该省大批天主教徒突然面临死亡威胁，纷纷在各处天主教徒集聚的村庄筑堡垒抵抗。在义和团报复教民捣毁教堂的运动中，直隶地区只有河北献县张庄耶稣圣心主教堂幸存。

三是毁坏“洋物”。义和团逢“洋”必烧。1900年6月16日，他们在大栅栏焚烧了“老德记”西药房，“一时火焰冲天，失去控制，殃及前后左右民居及商铺，烈火延烧三日不灭，把最繁华的前门大街一带千余家钜商大铺焚成废墟，正阳门楼(即前门)也被烧塌。许多贩卖洋货的人惊恐万状，纷纷把店铺招牌换掉，把‘洋药店’改为‘土药店’，‘洋货店’改为‘广货店’……”［5］(P60)北京的二十四家铸银炉厂全部被焚毁，北京市所有钱庄银行被迫停业，通货无法流通，市场交易全部停止。

三、教民报复义和团团民的理由与方式

(一)教民报复义和团团民的理由

其一，义和团滥杀无辜教民。入教民众中除了少数教民依恃洋教杖势欺人，为非作歹，多数教民入教或因精神失据需要精神安慰，或因生活无着，为贫寒疾病所迫的社会弱势团体。《义和团调查资料》中有不少此类材料，如山东巨野县农民提供的情况:“有很多穷人参加，他们并不是真信教，而是生活没有出路，为穷困饥寒所逼。入教只是为吃教堂供给的馍馍，或用教堂两吊钱。”［6］(P292)多数教民都是爱国善良的，但义和团对教民却不能区别对待，误杀了不少行为端正的教徒。义和团的“杀洋灭教”“杀尽二毛子”把大批普通教民逼向绝境，无数无辜教民被残忍杀害，迫使幸存教民走向了报复义和团“暴行”的行列。

其二，捣毁教堂，杀死主教，是对教民信仰自由的严重干涉和宗教权利的践踏。1900年，义和团攻打西什库教堂，围攻63天，大大震惊了传教士与教民。“河北省保定附近的东闾村教堂集中了9 000名天主教徒在此避难，由于击退了4万名义和团团民的进攻，战后成为北方著名的圣母朝圣地和中国天主教信徒最集中的一个村落。”［7］除部分因投机因素入教者，教民多为虔诚的信教者，对天主基督均是崇敬坚信，义和团捣毁教堂，屠杀主教的报复行为，被教民们视为是对宗教信仰的严重亵渎与挑衅。

其三，反动势力支持授意，部分教民复仇心理膨胀。义和团运动使得基督教传教在中国受到重大挫折，外国势力自然不会袖手旁观，此外，外国势力还想借此挑起新的战争以攫取更多在华利益。1900年义和团在京蓬勃发展，4月，美英德法四国联合发出照会“限令清政府两个月内将义和团剿除净尽，否则就要出兵代为清剿”。他们投入大量军火作支持，并施压中国政府，这促使不法教民更加肆无忌惮，抛弃民族立场，疯狂报复。

(二)教民报复义和团的方式

一是坚持信仰，不背教不反教。一些义和团组织在抓住教民是曾提出过“只要背弃洋教就可保性命”［2］(P269)，但是被捕教民均坚持信仰，极少有人以背教来换取生存。任丘县段家坞教案中教堂被困，河北省任丘县知事王会兰鉴于拳匪势力日益扩张，杀洋灭教的风声日益险恶，“力劝神父杜某避往天津”［2］(P234)。当义和团兵临城下时，王会兰为保黎民性命，劝教民将教堂拆毁做一个反教表示，由他从中斡旋，“可保教民性命无忧，并保证将来平了乱出资给教民盖更好的教堂”［2］(P235)，教民毫不犹疑同声拒绝，慷慨赴死。

二是团结一致，筹备自卫，积极反击。义和团报复教民的方式主要是劫杀教民与捣毁教堂，教民面对强敌并未坐以待毙，以任丘县段家坞教案中教民的应对行动为例。“各处教民避难于段家坞教堂，义和团教仇教的风声日益紧张，村中长老相议:‘所处环境万分危急，逃无可逃，躲无可躲……与其坐以待毙，何如先尽人力以待天主圣命乎?先用各种尽我们的力量筹备各样要紧的方法，以抗拳匪，保护我们的身家性命。’”［2］(P231)他们商议出以下几项办法并积极筹备实施:第一置买军器。教民们按财力多寡，分往各处购买军械，后又共议自制炸药，枪弹子药全部备齐。第二建筑土寨。他们以西教堂为根据地，“顺应地势，依房为寨，寨外挖有战壕，偏插野桑枣梨各树枝，以防拳匪乘夜偷营”［2］(P232)。第三抽丁训练。到后期教民统领刘云汉、张清万二人将全村教民中一百八十名壮丁编成队伍，正式训练，“耕云锄雨的农夫，一变而为冲锋陷阵之精兵矣”［2］(P233)。

三是借助外国势力与当权者，施压清廷派兵镇压。一些传教士教民被杀后，传教士向各国公使报告，夸大事端造成紧张气氛，公使们一若大祸临头，致电纷驰，要求派军保护，中外势力合同镇压。1897年山东巨野教案，德国以此为由出兵占领胶州湾，又迫使清政府将山东巡抚李秉衡革职。同年12月30日德国外使海靖在致总督署照会上讲:“查各前由，相应为本国国家再索奏请前任山东巡抚李秉衡革职，永不叙用。并请谕旨言明，此罪系因该巡抚相待德国传教士负任之故。如此中国官员，万民一体明白，大吏位虽甚高，如干犯德国教士，亦难免咎也。”［1］(P724)1900年5月12日，涞水县高洛村发生教案，清政府迫于列强威势，派练军分统杨福同前往弹压。此后清政府又派出聂士成等参与镇压，与义和团多次交战。

四、结语

在晚清教案冲突之后的报复与反报复运动中，列强在华利益并未受到损减，受伤最深的是中国百姓。换句话说，洋人和他们的利益依旧留在中国，倒在地上的仍是华人。这场报复与反报复行为其实是义和团团民和教民的悲剧，也是大清帝国在内忧外患、行将就木之时的悲剧。

［1］朱金甫．清末教案(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96．

［2］黎仁凯．直隶义和团运动调查资料选编［C］．保定: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3］范文澜．中国近代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4］王明伦．反洋教书文揭帖选［M］．济南:齐鲁书社，1984．

［5］梁占军．近代中华国耻录［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4．

［6］路遥．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C］．济南:齐鲁书社，1980．

［7］东闾教堂编印资料．有关东闾［Z］．

The Conflict between Boxers and Christ Believers in Later Qing Dynasty

ZHANG Dong-lin
(School of History，Zhengzhou University，Zhengzhou 450001，China)

In modern China，as Christianity came into，the conflict between Church and Chinese civilians has been exacerbated．Church’s bullying，Christianity contrast with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ethics，and narrow-minded nationalism lead to the Boxers retaliating against Christians in various ways．Because of personal security threatened and religion hampered，Christians had a corresponding anti-retaliation in support of foreign forces．The condition eventually loss of control，the Chinese people whether or not to join the church are under damages，Boxer Rebellion failed．

Church incidents;Boxers;Christians;Conflict

K256．7

A

1008—4444(2012)01—0043—03

2011－12－12

张东琳(1988—)，女，河南灵宝人，郑州大学历史学院中国古代史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刘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