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生态的失衡与重建——《爵士乐》人物的精神生态解析<br/>

精神生态的失衡与重建——《爵士乐》人物的精神生态解析

2012-08-15矫晓娇孙周年

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年21期

矫晓娇，孙周年

托尼·莫里森是当代文学史上最著名的非裔美国女作家之一，“由于在她富有想象力和诗意的小说作品中，生动地再现了美国现实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1］1而荣获了199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莫里森的作品历史地展现了美国黑人的心路历程，在探讨美国黑人精神困境的同时，为美国黑人的未来发展指明了道路。《爵士乐》是莫里森的第六部长篇小说，它以20世纪初，美国南方黑人的大迁徙作为社会背景，塑造了一批在白人主流文化的浪涛里，挣扎生存的人物形象。本文从精神生态批评的角度，对这些人物形象进行阐释，指出他们精神生态的困境，以及莫里森的精神生态救赎。

一、精神生态的界定

精神作为“一种意象、一种理性的价值取向、一种‘观念化’的东西”［2］140，时刻引导着人类的行为，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自然和社会的发展。自工业革命以来，自然污染越来越严重，各种社会问题频繁出现，人类的“精神”状态成为众多学者关注的对象。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说：“地球变成了一颗 ‘迷失的星球’，而人则被 ‘从大地上连根拔起’，‘丢失了自己的精神家园’。 ”［2］詹姆斯·乔伊斯认为：“现代人征服了空间、大地、疾病、愚昧，但是所有这些伟大的胜利，却只不过在精神的熔炉里化为一滴泪水。”［2］149现代人的精神困境已经成为哲学领域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为了更加直观、感性地研究这一问题，学者提出了“精神生态”这一概念。鲁枢元认为精神生态是：“一门研究作为精神性存在主体（主要是人）与其生存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2］148所谓精神生态失衡就是指这些关系的异化，鲁枢元将现代人表现出的精神症状概括为五个方面：精神的“真空化”、行为的“无能化”、生活风格的“齐一化”、存在的“疏离化”和心灵的“拜物化”。

二、精神生态的失衡

通过分析，《爵士乐》中的人物精神生态的失衡有三个体现：精神“真空化”、生活风格“齐一化”和存在“疏离化”。

首先、精神的“真空化”。精神“真空化”是指行为主体丧失了“动物自信的本能，又失去了文化上的传统价值尺度，生活失去了意义，生活中普遍感到无聊和绝望”［2］152。小说中的乔·特雷斯是精神真空化的典型代表，寻母的失败、对新生活的失望，使他的人生失去了价值和意义，从而感到无聊和绝望。乔从出生就被母亲抛弃，因而，他是一个缺乏母爱的黑人形象。“黑人的母性是最具政治性的。黑人母亲历史地被赋予提供教育、社会观念和政治意识的责任，还有给予无私的爱、养育、社会化的责任。”因此，乔母爱的缺失和他寻母的未果，正暗示了乔是一个缺乏责任感，并且和传统文化观念疏离的一个 “文化孤儿”。除此之外，迁徙北方后，对生活的失望也是乔陷入精神真空的原因之一。20世纪初期，生活在南方的美国黑人为了逃离贫穷、种族歧视而纷纷迁徙至北方都市。在南方黑人眼里，大都会是个充满自由的地方，“在大都会你想干嘛就干嘛，不论你干什么，它总在那里支持你、塑造你。”［3］7在某种程度上，大都会的生活就是美国黑人追寻的一个“美国梦”，梦碎了，人的希望也就落空了。来到北方后，生活并没有如乔听说的那样轻松。“从给白人擦皮鞋到卷雪茄烟”［3］133乔什么活都做过；这里的人并不友好，“黑人房东和白人房东都为了提高房租和黑人斗”［3］134；在一场暴乱中乔险些失去了生命；而贫穷与种族歧视让他和妻子放弃了做父母的机会。而且，乔认为大都市是孤独的化身，这是一种“在一座方圆十五英里空无一人的森林里，或是一片除了活鱼饵做伴什么都没有的河岸上，都不可能想象出来的孤独。”［3］136也就是说，它不是形单影只的孤独，而是心灵上的孤独。因此，“孤儿”身份、对都市生活的失望以及大都市本身的生活属性，让乔感到无比孤单和绝望，从而陷入了精神的真空。填补精神真空的方式有两种：自戕和害人，乔选择了前者。乔第二次寻母未果后，他疯狂地工作，在去巴勒斯坦的路上，无论什么工作他都接受，“砍树，砍甘蔗；摘鸡毛，摘棉花；拖运木材，拖运粮食，拖运牲口。”［3］189在体力的极度消耗中，乔与他的空虚和绝望进行着消极的对抗，在不断的忙碌中，乔填补了他的精神真空。而后，乔一直以各种方式填补着精神真空，他与维奥莱特的结合、与多卡斯的恋情，都是他对填补精神真空所进行的尝试。但是，这种尝试并未成功，因为维奥莱特和多卡斯也都是时代的畸形儿，他们无法给予乔真正的爱。因而，种族歧视等社会原因，塑造了乔这一“孤儿”，而且让他的精神真空愈演愈烈。

其次，生活风格的“齐一化”。在《时代的精神状况》中，雅斯贝尔斯提出了这一名词，“他说，他以恐怖的心情注视到，‘在热带种植园里以及在地球北端的渔村，都在放映来自大都市的电影。人的穿着彼此相似。日常交往的习俗通行于世界’。”［2］154在20世纪，对于生活在都市的美国黑人来说，“生活风格的齐一化”最明显体现在外貌上，很多黑人妇女希望自己的肤色变浅，并把自己的黑卷发拉直，染成金黄色。维奥莱特就是一个帮助这些黑人妇女追寻这种 “风尚”的理发师，她之所以从事这个职业，是因为她心里那个“金发男孩”，她希望她拥有一个“金发”情人。维奥莱特认为，他的丈夫之所以抛弃她，迷恋多卡斯是因为多卡斯的浅肤色，浅肤色、黄头发的女性是美丽的。作为主流文化，这种审美观已经深深烙印在每一个人，特别是黑人妇女的意识中。这种审美观的“其一化”有两个原因：一是历史效应。从奴隶制开始，黑人的肤色一直就是遭受歧视的对象，黑色是贫穷、丑陋的代表。虽然奴隶制已经结束，但他们又要经历种族隔离的命运。因为这黑色的皮肤，他们无法接受正规的教育，因为这黑色的皮肤，乔和维奥莱特在火车上要来回挪动五次。黑色皮肤带给黑人的历史厄运让一些黑人开始厌恶自己的肤色，并期望到“平等自由”的北方谋生。二是文化效应，也就是文化殖民。在北方城市里，文化以各种形式传播着，学校、媒体、教堂等，都成为传播主流文化的工具。电影院里放映的都是金发、碧眼、白肤色的女子，她们妩媚动人，成为“美人”的典范。在这一过程中，“文化变成了重要的殖民主义工具，文化为殖民提供了智力和道德的标准，将统治者的文化移植到殖民者的文化中。”［4］美国黑人为了在白人社会里生存，也不得不向主流文化屈服，而事实上，主流文化的种子已经埋在他们的大脑里，并且生根、发芽。

最后，存在的疏离化。包括人与自然的疏离、人与自我的疏离、人与他人的疏离。自工业革命以来，自然成为了人类满足物欲的工具，一片片草地被铁轨所覆盖，一棵棵树木被人类所砍伐，象征着“文明的”城市便随之崛起。南方黑人向北方城市的迁移，正是与人自然疏离的体现。作为北迁的一员，《爵士乐》的乔渐渐远离自然，远离了他那片展现他男子汉气概的树林。南方黑人从生机勃勃的大地转移到了四处“堆起来大楼”，铺着“水泥路”的城市，与自然发生疏离。人与自我的疏离“表现在信仰的丧失、理想的丧失、自我反思能力的丧失”［2]156。也就是，人无法正确认识自我，或者认识完整的自我。小说中，多卡斯的姨妈爱丽丝就是这样一个形象。在她的心中，始终压抑着一种情感，一个自我。在爱丽丝年轻的时候，她的丈夫抛弃了她，她曾经幻想过多种暴力来发泄她对丈夫的怨恨。这种暴力情结和遭受抛弃的痛苦一直尘封在她的记忆里，让她无法面对真实的自我，也无法面对这个社会。最后，人与他人的疏离。首先是黑人社区内部的疏离。进入白人社会的黑人，抛弃了黑人民族注重社区团结的传统，投身主流社会“个人主义”的浪潮。此外，城市的孤独症也感染到黑人社区，他们“从不跟人太接近”［3］129。其次，夫妻间的沟通和交流也减少。乔与维奥莱特“进入大都会二十年后，他们仍旧是夫妻，却不怎么说话了，更别提一起开怀大笑，或者表现得好像大地是舞厅的地板一样了”［3］37，因为这里的“一切很少能助长爱”［3］34，都市生活的庸碌与繁忙，让他们忘了本，也丢了爱的本能。

三、精神生态的重建

在白人主流文化的冲击下，黑人的精神生态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造成了黑人社区内部的冲突。化解这种冲突，重建黑人精神生态需要爱的力量。爱，一直是莫里森小说创作的重要主题。莫里森曾说：“事实上我的写作一直是关于爱或爱的缺失……写人们彼此间如何联系，失去爱或者抓住爱，或者对爱的执着……写关于爱如何生存，在这个我们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受害者的世界里怎样完整地生存下来。”［5］爱，首先意味着爱自己。“自我毁灭的孩子是很难高兴起来的，他们总是轻易相信，没有人因为他们实际上不在了还爱他们。”［3］2要想得到别人的爱，首先要懂得如何爱自己。当维奥莱特大闹他丈夫情人的葬礼之后，她并没有收手，“她竟然想，就算自己没有屁股、也不再年轻了，她还能给自己找个男朋友，让他到家里来幽会，以此来惩罚乔。”［3］2维奥莱特的这种行为是及其不理智的，她用这种自我毁灭的方式来伤害他人，最终害的只能是她自己。乔根本没有注意到他男朋友的存在，维奥莱特和她的男友也在不久后就分手。维奥莱特还到乔情人多卡斯的葬礼上，去划破多卡斯的脸，这种行为也是自我毁灭的体现，这个本应该被同情的对象，被视为一个充满暴力的疯子。她“被人从教堂里给扔出来”［3］2，从困难补助的名单里清除。因此，维奥莱特是自爱的一个反面教材，通过她莫里森告诉读者，一个不自爱却自我毁灭的人只能成为孤独的个体，很难获得他人的爱，很难在社会中生存。自爱，还包括爱自己的民族，自己的文化。黑人作为一个民族，要想在美国主流社会立足，首先要认可自己的民族文化。只有对自己民族认可，才能确立自己的身份地位，才不会在主流文化的浪潮里随波逐流，迷失自己、迷失方向。维奥莱特和丈夫迁移到都市以后，她“在大都会做了二十年的头发，把她的胳膊变软了，过去手掌和手指上结满的老茧都化掉了。就像鞋子搞掉了她光脚上的糙皮一样，大都会搞垮了她曾经夸口的脊背和臂力”［3］96。维奥莱特的老茧和她强壮的体力是黑人民族辛苦劳作的结果，是黑人民族传统文化的象征。而城市中的生活，消磨了他们的体力，也使他们与本民族文化渐行渐远。

在一个社区、一个民族的发展中，“光有自爱是不够的……黑人之间需要互爱，需要相互帮助和支持。”［6］144正是在这种互助与关爱中，《宠儿》中的塞斯才得以脱离鬼魂的缠绕，《最蓝的眼睛》中的科佩拉才不会露宿街头。在《爵士乐》中，维奥莱特与爱丽丝的“姐妹情谊”，也是互爱的体现。“这种情谊是这样一种关系，黑人女性之间相互信赖，并自愿分享她们各自的种种情感、焦虑、希望和梦想。她们相互理解、相互支撑。”［7］维奥莱特和爱丽丝正是在这种分享中走近彼此，从而相互理解、相互疗伤，真正地走出从性别压迫和种族压迫下解脱出来。在维奥莱特与爱丽丝关系的建立初期，她们都显示出了宽容的心态。从维奥莱特角度来说，爱丽丝是她情敌的姨妈，而她之所以想见她，是因为维奥莱特想通过她来了解多卡斯，了解她的丈夫为什么会爱恋多卡斯。虽然爱丽丝一次次地拒绝见她，但是她仍然不放弃，一直“往爱丽丝的房门底下塞条子”［3］82，因此，是维奥莱特迈出了沟通的第一步。从爱丽丝的角度来讲，维奥莱特是蓄意伤害她侄女尸体的“暴力”女人，两个月内，她“听说了那个男人有多么难受，又读了《年龄》《新闻》的头条报道后，她鼓足勇气让那女人进了家门”［3］83。在交谈中，她们意识到，她们都是种族歧视、性别压迫的受害者，是患难与共的黑人妇女；在交谈中，两个缺失母爱的黑人女性，在彼此那里重新获得了母爱——爱丽丝用她的爱不仅缝补了维奥莱特的衣服，更填补了她心中那个一直存在的 “缺口”，维奥莱特用她的爱让爱丽丝重新审视自己，正确面对自己。在这份“姐妹情谊”的爱中，维奥莱特和爱丽丝治愈了心中的创伤，开始了崭新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