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敏

浅谈佛教对宫体诗的影响

杨 敏

南北朝时期佛经广泛传播，佛教思想深入人心，促进了宫体诗的繁荣。分析认为佛教经典对女子形象的描绘给宫体诗提供了借鉴，佛教的妇女观也使得宫体诗人敢于在诗歌中大量描写女性形象。

宫体诗；佛经；佛教思想；女性形象

魏晋南北朝是“文学的自觉时代”。由于当时社会的变迁，文学观念、审美追求随之变化，这个时期的诗歌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时期的诗歌，题材内容都比较丰富，出现了咏怀诗、咏史诗、游仙诗、玄言诗、田园诗、山水诗以及宫体诗等。

宫体诗通常指产生于宫廷的以描写宫廷生活为基本内容的诗歌，注重词藻、对偶、声律，其风格一般流于浮靡轻艳。南朝宫体诗的主要作家是萧梁皇族及其文学侍从，如萧纲、萧绎、徐干、庾肩吾、徐陵等，他们的诗歌大多描写妇女生活及女性体态之美，形式工巧，声律严整，形成了梁陈时期诗歌的一道奇特风景线。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宫体诗与佛教的关系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许多学者进行了系统细致的研究。下面谈谈佛教对宫体诗的影响。就要从佛经与佛教思想说起。佛经的影响主要包括佛经佛经所描绘的女子形象对宫体诗的影响，而佛教思想的影响主要包括佛玄合流、佛教妇女观和欲色异相对宫体诗的影响。

一、佛经内容对宫体诗的影响

佛教经典对宫体诗的影响，笔者以为主要体现在它对女子形象的描绘给宫体诗提供了借鉴。当时有名的佛经要数《佛本行经》（又名《佛本行赞传》）。据史料记载，《佛本行经》乃古印度“圣贤撰集”，刘宋时代由释宝云翻译成中文。《佛本行经》是偈颂体，共分三十一品，主要内容是以诗歌形式描述释迦牟尼从入胎、降生、出家、成道、说法到涅槃的一生事迹。这部书堪称佛教史上的不朽诗篇，在印度文学史上也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流传颇广，影响很大。7世纪时，巡游印度的中国高僧义净说此经“五天南海，无不讽诵”。

《佛本行经》中描绘了许多形色各异的女性。如其中的“入誉论品”（第一卷其七）写道：“执杖释种女，姿貌如天女，心忍辱如地，面晖如月满。……手执波昙华，眼如绀莲华，两手捧好华，欢喜诣其母。 ”［1］38又如“与众婇女游居品”（第二卷其八）写道：“太子因游，至园池观，婇女围绕，如月处星。于是众女，昼夜作乐，嘲调戏笑，过数年已。或娱乐之，更造新术，或现已身，或时书颂，或图庙画，或有刻镂。或有以泥，为若干像。或有结华，以为敷饰，或在面目，或有涂香，或以镜照，或栉梳头，或黛黑眉，或丹口唇。或复有女，华相打掷，或戏笑者，或悲叹泣，或口咏歌。可听可乐，犹如华中，众蜜蜂鸣。”［1］42

东汉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成为“正统”。儒家思想影响下的诗歌创作，对女性的描写多是蜻蜓点水，很少有精描细画。佛经中对女子的刻画描写，是和中土的诗歌创作截然相反的。佛经中注重对女性容貌和心理的精细刻画，这为宫体诗的创作提供了一种模板。

二、佛教思想对宫体诗的影响

宫体诗人不仅是虔诚的佛教徒，还有着很高的佛学造诣，他们在诗歌创作中就会不自觉地渗入一些佛教思想。

（一）“佛玄合流”对宫体诗的影响

东晋南朝佛学大盛，佛学在较大的程度上借助于玄学而弘扬。魏晋玄学的发展为中土士人接受佛教哲学准备了思想基础，以玄释佛是东晋南朝佛教传布的一个基本特征。玄学家们对佛教般若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佛教学者也以般若学的思想形式讨论玄学问题，由此形成了一股以“六家七宗”为代表的佛学合流思潮。于是，东晋谈玄，至齐梁时期变为谈佛。由于业已形成的玄学的自由任纵放浪形骸的风气的惯性影响，齐梁人信佛偏重于佛教义理的解悟而不拘泥于戒律，他们一方面倾心研究佛理，另一方面可以在现实中无所顾忌地享乐，对佛教义理的思悟与他们的世俗生活互不干扰。这是佛教传入与东晋玄学合流之后而形成的一种典型的人生态度的两面［2］214。诗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使宫体诗的产生成为一种可能。他们在诗歌创作中追求一种放任自由的表达方式，将自己的本心欲望全都诉诸于诗。这样，宫体诗就形成了浮艳的文风，改变了传统的表达方式和诗风。

（二）佛教妇女观对宫体诗的影响

禁欲主义是佛教所坚持的，认为“淫”和“欲”就是一切罪恶和痛苦的根源。佛教有一整套繁琐、细致的清规戒律，其中许多内容是针对女性而言的，认为女人是引起“淫欲”的罪魁祸首。可见佛教对女性是采取贬抑的态度。对付女性，早期的佛教大都采取抑制的方法，如“九想”。这种对妇女的否定态度也融入到宫体诗的创作中，使得诗人们更加刻意地关注现实中女子的形态和淫欲，并以诗的形式对之进行揭露。但是后来大乘佛教提倡 “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一阐提亦有佛性”。在这种思想洪流的猛烈冲击下，女性在佛教中的地位与日俱增，宣扬、描绘女性形象之美的艺术作品于是也日益增多。这种妇女观的转变使诗人们重新意识到，对女性形象作精雕细刻的绘写并不是不道德的事。不管是对女性形象的否定还是肯定，佛教的妇女观都使得宫体诗人们敢于在诗歌中大量描写女性形象，这才形成了宫体诗的风格特征。

（三）欲色异相对宫体诗的影响

以艳情为主的宫体文学在梁代诸帝王看来即是“吟咏情性”“情灵摇荡”（萧绎《金楼子·立言》），也是模仿佛经 “通过人间的欲色异相来体现 ‘真如’（‘空’）”［2］207，那么就无所谓有伤风化了。 创作并倡导这种“情性”、“情灵”，既可抒发平日“立身”压抑、扭曲的内心深处的情欲冲动，又可藉此“舍筏登岸”。所谓心中有佛性，自然当解脱。这样，极写艳情与女色，反倒可以是对宫廷社会奢靡、荒诞、淫荡之风气的批判和否定。于是，帝王倡导，朝臣呼应，宫体诗一时声势浩大，充斥朝野。

当然，宫体诗并不一定都是表现佛教思想，让人对女色作不净观，或说明人间欲爱欢乐是虚幻不实的，它们中有许多作品是以欣赏和赞美的口吻来写女性或男女之艳情的。如果宫体文学皆为欲色异相，那文学便成了佛教的附庸和宗教的传声筒。宫体文学的作家们虽受到佛教的巨大影响，但并未完全把文学“吟咏情性”的特点出卖给佛教，他们依然还保留有独立的文学观念。宫体诗有很多独特的地方，它与佛教是不完全挂钩的。宫体诗是中古文学发展史上的一环，其产生是诗歌自身发展的结果。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对宫体诗的形成产生了一定影响，那毕竟只是外因。

[1]中国古代文化全阅读：佛本行经[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8.

[2]龚贤.佛典与南朝文学[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

I207．2

A

1673-1999（2012）11-0086-02

杨敏（1988-），女，山东枣庄人，安徽大学(安徽合肥230039）文学院2010级硕士研究生。

2012-0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