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仁贤

（上海市浦东教育发展研究院，上海 201300）

一、读书音的形成

汉字是一个一个的方块字，不是拼音文字，虽然念起来每个字都有声、韵、调，但从文字的形体上看不出来，所以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里，先民是不知道有什么声、韵、调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样唱，只是因为声音和谐，并没有意识到是在押韵。“春风风人，夏雨雨人。”将两个“风”两个“雨”读得不一样，亦只是习惯使然，并不意识到是在以调别义。

东汉明帝永平年间（公元58—75年），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印度僧人最早来中国的是迦叶摩多与竺法兰。相传竺氏兼通汉语，他教汉人学习梵文翻译佛经。梵文是拼音文字，有辅音，有元音。汉人由此受到启发，意识到汉字是有声与韵的，遂创“反切”。

反切是一种注音方法，用两个字切出另一个字的读音。如以“当孤”切“都”，用“当”字（反切上字）表示“都”的声，用“孤”字（反切下字）表示“都”的韵。将反切上字和反切下字连续快读，就可以切出被切字的音来。

发现了汉字的声与韵，创立了反切之法，于是有人编写韵书，将韵相同的字编在一起，以便写诗押韵时查看。第一部韵书是魏李登的《声类》，第二部是晋吕静的《韵集》。当时尚未发现声调，这两部韵书是不可能按平上去入四声为序编排的。

到了南朝宋、齐之间（五世纪后期），周颙、沈约等人方始发现声调，他们用“平上去入”四个字分别代表四种声调，汉语声、韵、调到此全部被发现。既然全部掌握了声、韵、调，韵书编写就可以以平上去入四声为纲了。当时编写的韵书，书名标出“四声”字样的，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就有周颙的《四声切韵》，沈约的《四声谱》，张谅的《四声韵林》，刘善经的《四声指归》，王斌的《四声论》，书名不标“四声”的韵书就更多了。

这些韵书的反切，有的是沿用汉魏以来前人所用的，有的则是编者据方音新创的，南人编的不适用于北方，北人编的也不适用于南方，这在南北朝时期都允许。

公元581年，杨坚建立隋朝，589年灭陈，完成了南北统一。南北统一的国家需要一本南北统一的韵书。就在隋文帝开国之初，当时著名的学者文人颜之推、萧该、卢思道、薛道衡等八人一夜同诣洗马陆爽家住宿，夜永酒阑，论及音韵，认为已有的韵书各有乖互，“因论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欲更捃选精切，除消疏缓”，萧该与颜之推二人“多所决定”（见陆法言，《切韵·序》）。萧该是南方兰陵（今江苏武进）人；颜之推祖籍琅邪（山东临沂），出生金陵（今南京），长期在北周为官，熟知北方方音，他们二人称得上是当时南北方音的代表。陆爽的儿子陆法言其时才二十来岁，受命将大家决定的意见记录下来，后来他又向其他精通音韵的人请教过。过了近二十年，他“取诸家音韵，古今字书，以前所记者，定之为《切韵》五卷”，于仁寿元年（公元601年）出版。

当时讨论的时候，据《颜氏家训》说，是“共以帝王都邑，参校方俗，考核古今，为之折衷”的，也就是说，以王都洛阳的语音作为正音的标准，同时参照方音与古音以定反切用字。反切用字如果“捃选精切”的话，操各种方言的人就可以切出当地正确的读音来。

比如“春，昌唇切”。北京人把“昌”与“唇”连续快读，切出｀chun，是北京音；上海人把“昌”与“唇”也连续快读，上海话里“唇”不圆唇，所以切出［鬗‘藜n］，是上海话。 如果反切字选得不好，只顾上海方音，用“昌申”去切“春”，能切出上海话的“春”，却切不出北京话的“春”了。反之，如果只顾北京话，那么用“昌温”去切“春”，北京话能行，但上海话就念成［鬗‘u藜n］，不是上海话的“春”了。

《切韵》一书所用的反切，也许大体上都能适用于南北，这是因为反切字捃选精切的缘故。

公元618年，李渊灭隋立唐。唐王朝以声律取士，诗赋是必考的项目。由于《切韵》的声誉，唐朝将它定为官书。这样，也就出现了增字加注的版本。天宝年间孙愐等人增补的《切韵》，干脆易名叫《唐韵》。

到北宋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陈彭年等重修《切韵》、《唐韵》，名为《大宋重修广韵》，简称《广韵》，在原书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万多字。

《广韵》的反切是沿用《切韵》的。《切韵》编写的时代，轻唇音与重唇音不分，舌头音与舌上音也不分，所以在《切韵》的反切里，轻唇可以切重唇，重唇也可以切轻唇；舌头可以切舌上，舌上也可以切舌头。到编《广韵》的时候，轻唇已与重唇分开，舌头已与舌上分开，但编写者不敢改动，仍沿用旧的反切用字。 如仍以“府移”切“卑”，原先“府”与“卑”都是重唇音，所以切得出来；后来分化了，“府”是轻唇音［f］，“卑”是重唇音［p］，就切不出来了。再如仍以“丁吕”切“贮”，原先“丁”与“贮”都是舌头音，所以切得出来；后来分化了，“丁”是舌头音［t］，“贮”是舌上音［掎］，也就切不出来了。

宋人考虑到《广韵》部分反切不合口语，于是才隔二十多年，又另编了一部《集韵》，把反切的用字做了改动，如改用“宾弥”切“卑”，改用“展吕”切“贮”，使切上字与被切字声母一致。

《切韵》193韵，《广韵》和《集韵》都是206韵。有些韵，注明可以同用。金哀宗正大六年（1229），金人王文郁编成《平水新刊韵略》，干脆将可以同用的合并，减为106韵。后来流行的《平水韵》就是这106韵。

一千多年来，经过文人学者的努力，韵书和字书的反切用字不断改变，越来越便于切音，但始终以《切韵》为宗主。由于《切韵》早已散佚，事实上是以《广韵》为依归的。

以《广韵》为主的韵书、字书的反切，就是汉民族一千多年来读书音的依据，读书音随着《切韵》的问世而产生，随着依靠《广韵》《平水韵》和字书的反切以定音的习惯的养成而形成。

二、读书音与文学结下不解之缘

其实，早在春秋时期，就有了读书音。《论语·述而》记载：“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雅言”，孔安国和郑玄都训为“正言”。近人刘大白在其《白屋文话》里指出“雅言”是周朝旧都一带（今陕西地区）的口音。孔子平时说鲁国方言，读《诗》《书》及为办喜事丧事人家赞礼时，就用陕西话，陕西话是当时读书音的依据。但那时的陕西话没有专书记载念法，所以后人就无法依从。汉民族共同的读书音，还得推沿用了一千多年的《切韵》系反切。

从《切韵》《广韵》一直到《平水韵》，反切用字时有更改，但平上去入四声是永远不变的，比如“春风”的“风”一直是平声，“风人”的“风”一直是去声；“夏雨”的“雨”一直是上声，“雨人”的“雨”也一直是去声。

南朝宋齐之间周颙、沈约等人发现平上去入四声之后，就立即将它用于诗歌创作。当时是五言诗，他们提出：“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宋书·谢灵运传论》）就是在五个字一句的诗句里，必须具备平上去入四个声调；上下两句，相应位置上的字，声调不能相同，他们还列出“平头”“上尾”等“八病”，要求作诗时规避。

这些要求太过苛细，无异自缚手足。统观他们的篇什（他们的诗被称为“永明体”），完全合格的恐怕一首也没有。这次将四声用于诗歌创作的尝试是失败了。

唐人汲取教训，遂将四声作了平、仄二元化处理。平声归“平”，上去入三声归“仄”。平声扬，仄声抑，平仄合理搭配，于是就产生了抑扬顿挫的律诗（八句的大律诗，四句的小律诗，十句以上的排律）。律诗，唐人称为“今体诗”，宋人称为“近体诗”。

唐人是聪明的。若没有平仄二无化处理，就不可能有唐诗的辉煌。唐人若不熟谙四声平仄，就不能写诗赋，就不能参加科举考试，等于自断仕途，所以唐朝的读书人，打小起就得分辨四声平仄。《旧唐书·杨绾传》云：“绾生聪惠，年四岁，处群从之中，敏识过人。尝夜宴亲宾，各举座中物以四声呼之。诸客未言，绾应声指铁灯树曰：‘灯盏柄曲。’众咸异之。”以四声呼物作为宾朋聚宴时的游戏，四岁小孩就能脱口说出按平上去入次序排列的一件座中物，可见唐朝社会对四声的关注程度了。

四声平仄，从唐朝起，是真正地与文学结下不解之缘了。

对近体诗而言，四声平仄原是它的“立体之本”，没有四声平仄，也就没有了近体诗，那么古风如何呢？从唐代起，古风分为仿古的和新式的两类。仿古的尽量不用平仄调谐的律句，尽量避免黏对；而新式的则多用律句，甚至还有自己的平仄格式，所以，唐以后的诗人，也只有熟谙四声平仄才能写作古风，仿古的和新式的。

文章如何呢？王勃《滕王阁序》：“时维九月，序属三秋。”是“平平仄仄”对“仄仄平平”；“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与”“共”二字不算，是“仄平平仄平平”对“平仄平平仄仄”，也就是“（平）平（仄）仄平平”与“（仄）仄平平仄仄”相对。

李华《吊古战场文》：“浩浩乎平沙无垠，夐不见人。河水萦带，群山纠纷，……”韩愈《进学解》：“国子先生晨入太学，招诸生立馆下，诲之曰：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虽不太讲究平仄相对，却都要押韵。要押韵，也就与四声平仄相关联了。

只有散体古文，才不讲四声平仄。但老手亦往往关注句末字的平仄，以收舒促相间之效。韩愈《祭十二郎文》：“……而不得与汝相养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与吾形相依，死而魂不与吾梦相接。吾实为之，其又何尤？ 彼苍者天，曷其有极。 ”以“生”“死”“涯”“角”“依”“接”“之”“尤”“天”“极”为句末字，构成“平仄平仄平仄平平平仄”的节律，念起来不由人不声泪俱下。

至于词，跟近体诗一样，也是视四声平仄为生命的，只是用韵较诗宽些，如萧、肴、豪可以通用。

曲如何？曲分南曲、北曲。北曲没有入声，但南曲是平上去入四声俱全的。即使是没有入声的北曲，填词时也得熟悉入声。在北曲里，入派阳平、上、去三声。这跟现在北京话的派法并不一致。周德清《中原音韵》将曲韵分为“东锺”“江阳”等十九部，哪些入声字派在哪个部里作阳平或上声或去声，都一一注明。从创作角度看，北曲虽无入声，但仍与四声是密切关联着的。

古代小说，不论是唐人传奇，宋人话本，还是明清章回，都有诗词歌赋点缀其间，可见四声平仄亦与之结缘甚深。

对对子，是从前文人雅士和山野村民全都喜欢的活动。对对子也要讲究字声的平仄，上下联节奏点上的字平仄必须相对，联脚字尤须相异。

总之，从有唐起，经两宋而元明清，一千多年来，四声平仄是始终跟我们的文学血肉相连着的。

三、读书音永远保存入声

明代真空和尚曾作《玉钥匙歌诀》，对四声的调值作了描写，关于入声，他说“入声短促急收藏”。入声要念得短促，不可拖长，一发声就立即收住，好像后面紧跟着一个休止符号似的。

“屋北鹿独宿”五个字都是入声，念时要一字一停，个个独立，如果拖长音，就可以念成“wūběilùdúsù”，变成平上去了。

在上海话口语里，有两个入声字，因为大家拉长念，脱落了入声韵尾，变了调。一个字是“错”，《广韵》仓各切，本应念［鬗‘o鬡］，脱落韵尾，今念阴平［鬗‘o］（在“错过”一词里还念去声［鬗‘u］）。 另一个是“幕”，《广韵》慕各切，应念［mo鬡］；脱落韵尾，今念去声［mo］（在“幕友”一词里）和去声［mu］。

也有一时脱落韵尾，而换一个语言环境就恢复的。如“及”字，上海话念［誼i謣鬡］，小孩子做游戏念“本当要打无数记，今朝辰光来勿及，马马虎虎打两记”时，为与前后两个去声“记”字相谐，临时把“及”字拖长，遂落去韵尾，念成了去声［誼i］。 但平时说话，又念成［誼i謣鬡］，把韵尾找了回来。

一时脱落入声韵尾的现象，在戏曲里最为常见。黄梅戏用的是安庆方言，安庆方言是有入声的，但听唱黄梅戏，几乎听不到一个入声字，因为入声字都被拉长，脱落了韵尾，转为平上去了。越剧也是，说白里有入声，唱词里却没有了。昆曲有南北之别，北昆是听不到入声的，但南昆有，如听青年演员张军唱南昆，入声字个个清楚。

入声字咬得最清楚的，莫过于苏州评弹。说白清楚，唱亦清楚。开篇《宝玉夜探》：“隆冬，寒露结成冰，月色迷蒙欲断魂。 ”“结”“月”“色”“欲”四个入声字，字字唱得斩钉截铁，无一拖泥带水。

从金元起，大部分地区的北方话口语渐渐脱落了入声韵尾，而且不能恢复，使传统汉语的四声在那里缺了一声，成为“残疾”。

公元1115—1234年，女真族统治中原地区，国号为金。公元1206—1368年，蒙古族统治中国，国号为元，以北京为大都。公元1616—1911年，女真族又来统治中国，国号为清，亦以北京为国都。女真语和蒙古语都属阿尔泰语系，汉语属汉藏语系。汉藏语系是有声调的，阿尔泰语系是没有声调的。女真人、蒙古人入主中原后，努力学习汉语，但把入声字都念得拉长了，一拉长，就脱落了入声韵尾。北方的汉人，尤其是在京城里做官的汉人，学习女真人、蒙古人的“洋泾浜汉语”时，也把原应念得极其短促的入声字拉长其声，久而久之，大部分地区的北方话口语就灭绝了入声。

南方也受外族统治，但并不挨近统治中心，“天高皇帝远”，还不太受影响，依然四声完整，与《切韵》《广韵》保持高度一致。

元人周德清的《中原音韵》成书于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是书将入声派入了阳平、上声、去声中。有理由肯定，以北京话为代表的大部分北方话，其口语最迟在十四世纪二十年代就消失了入声。

北方的读书人并不因为口语里没有了入声，读书和写诗时也没有了入声。他们读书和写诗时，采用的是读书音。即使偶尔忘记哪个是入声字，一查韵书也会知道。金元明清的北方文人，看他们的诗词作品，都没有混乱了四声平仄，即是明证。

四、大力推广普通话的负面影响

我国幅员广大，方言各异，交流为难。虽然有《广韵》等反切作为各个方言读书音的依据，但各个方言的读书音仍然各不相同；虽然明清两朝在读书人中推广了官话，但各地官话也不一致，因此，早在清末民初就有学者主张统一读音，新中国建立以后，便很快确定了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也就是普通话。

选北京语音为标准音，当时的学者似乎没有人表示过异议，但北京语音没有入声，四声不齐，显然是与具有四声的汉语传统相违背的。那时的学者难道不知道？不，他们当然知道。但过去的知识分子，本来就有两套语言，一套是说话音，一套是读书音，跟孔夫子一个样。建立普通话，在他们认为是统一说话音而已，并不会改变以韵书字书的反切为依据的读书音。

但后来几十年的大力推广普通话的运动，却把保存四声的读书音也给涤荡殆尽了。

几十年来出版的供中小学生用的字典、词典，只注汉语拼音，将反切和字声归韵的内容一概删去。中小学语文教学只教普通话，不教平上去入，不教一东二冬三江四支。不要说小孩子不懂读书音，就是本地方言的说话音，他们也大多不会说了。

大力推广普通话，促进了全国人民的交流，收效是明显的，但负面影响也不可低估。

中华书局是驰声海内外的著名出版社，前几年出版过“中华经典诵读工程丛书”。内中一本，是将清人车万育的《声律启蒙》和李渔的《笠翁对韵》合编的，编者为了推动诵读，标上了普通话拼音字母。《声律启蒙》和《笠翁对韵》，是教儿童学习对对子，学习对仗的，所以特别讲究四声平仄。普通话没有入声，入派三声了，据普通话拼音如何能读出四声平仄来？比如“无对有，实对虚”一组，“实”是仄声（入声），所以跟平声的“虚”相对；普通话把“实”字念成阳平了，就看不出“虚”与“实”相对的道理。“风高秋月白，雨霁晚霞红”一组，“白”是仄声（入声），与平声“红”相对；“白”念成普通话，也是平声，那如何让小孩子明白平仄相对的规矩呢？

上海辞书出版社也是一家有名的出版社，其2007年出版的《名联鉴赏辞典》，第576页讲一副出句为“栀绾同心结”对句为“莲开并蒂花”的对联时，竟然说：“上下联‘结’‘花’虽同是平脚，但‘结’是阳平，‘花’是阴平，也可相对。”之所以这样荒唐，是因为根本不知汉语有入声。

看看报上登载的今人的绝句、律诗之类，大多平仄不谐，用韵有误，令人叹息。我堂堂中华，向称诗国，不意今日诗道乃式微至于此极矣。

五、应当抢救读书音

读书音无疑是一份古人留给我们的珍贵文化遗产。

用普通话读韩愈《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的第六句“雪拥蓝关马不前”，你会因为“拥”普通话念平声而不明此句平仄格式。而读书音会告诉你，“拥”有上平二读，《广韵》於陇切，上声；《集韵》於容切，平声；韩诗的“拥”要念上声。

用普通话念苏轼《望湖楼醉书五绝》（其一）的第二句“白雨跳珠乱入船”，你会因为“跳”普通话念去声而怀疑东坡犯了孤平。但读书音会告诉你，东坡的时代，“跳”念平声，《广韵》徒聊切，音“条”，所以“白雨跳珠乱入船”是“仄仄平平仄仄平”，中规中矩。

掌握了读书音，不仅可以读懂唐诗宋词，而且如果你有兴趣，就可以写写诗词，作作对子，朋友相聚也就不会只知道吃龙虾喝XO了。

但抢救读书音是一项艰难的工作。

笔者自退休之日起十多年来倾全力研究上海话读书音，先将《广韵》41声类与现在上海话的声母作成对应表，再据韵书反切给诗韵常用字用国际音标注出读书音，然后选唐人绝句百首、唐人律诗百首、唐宋古风百首、宋人绝律百首、唐宋词百首、元明清诗百首、元明清词百首等，标出平仄韵部，注上读书音和普通话，编成一套教材。近日还将上海市中小学语文课本所收三百首古代诗词曲编在一起，加注读书音和普通话，并教小孩子学习读书音（与学习普通话同时进行），学习平上去入，学习一东二冬三江四支，学习诗词对联的写法。

但至今可说毫无成效，其原因是个人努力，无济于事。这件事，是必须官方给力，而且必须大家一起来做的。

比方说，在有条件的地区，出版既有普通话拼音又加注了反切和归韵的中小学生的字典词典，出版一些普通话和读书音相对照的读物；成立读书音研究会，以据韵书反切开展深入的审音订音工作；对语文教师进行相关的培训；适当地选择班级进行普通话和读书音对照的“双语”教学实验。

请大家都来关注读书音，救救读书音，现在还能用读书音诵读古诗文的老人已经极为稀少，而且他们都已届耄耋之年了。读书音正走向灭亡，可能比某种物种的走向灭亡更应引起大家的关注，但愿诗国之魂还能够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