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清

（南通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通 226019）

何永康先生特快专递寄来他的新著《咏慷集》（2012年6月版），读来如晤旧友，因为其中多数作品我早在手机信息中读过。他常常是深夜来诗，凌晨又来诗，三天两头的，每有新作出，即使还在修改，也用手机先发给我。“挑灯拾得新鲜句，急报犹忧隔夜陈”（七绝《诗友情》）。

何永康偏爱绝句，擅长七绝。因此，本文评论他的七绝。

一

何先生何以喜欢七绝？我从其诗集中撷得两首，以为可用作正面的回答。

其一，五绝《吾爱绝句》曰：

绝句吾钟爱，凝神写自由。

唐人精妙品，多在个中求。

作者在诗的类似于附记中写道：“唐人诗歌精品，多在绝句中，它比律诗自由，更为驰荡，更求凝练，收拾处着意转折和高扬。我喜欢它。”

其二，五绝《缘事抒情》曰：

无事情无本，吾诗有事情。

一吟歌一事，说尽路难行。

作者在此诗的自注中还说：“诗不关事，必定疲软；以事入诗，情满青山。故我诗缘事而发，有病呻吟，不作望空而叹。”

何永康直言不讳他喜欢绝句。他的这种绝句形式的选择，出于绝句的形式自由，而何先生的绝句，常常信口而出，触景生情。在他看来，诗在生活，生活即诗，生活里充满了诗，充满了鲜活的诗的源泉。“笼内金丝雀，其鸣太可怜。田间呼布谷，句句是诗篇”（五绝《土声土气》）。他在此七绝的自注中说：“诗之语言，当来自生活原野，散发着泥土清芬，如布谷声声，激动田家心弦。”

何永康爱绝句，更是因为绝句的“一吟歌一事”的单纯，缘起于他的“吾诗有事情”的创作动因。这是杜甫、白居易的创作理念，是对儒家诗教传统的直接继承，也是杜甫叙写时事精神的进一步发展，关心民生疾苦，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喻。白居易在文学上积极倡导新乐府运动，其《与元九书》中系统地表述了他的人生哲学和诗歌主张：“仆尝痛诗道崩坏。”“上不以诗补察时政，下不以歌泄导人情。”“故仆所谓嘲风雪、弄花草而已。于时六义尽去矣。”因此他认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才是诗歌创作的宗旨与旨归，诗歌要表现一种“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战斗精神，担负起“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政治使命。何永康先生虽然没有明言其诗歌的救济功能，但是其七绝作品则是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创作的。在创作理念与方法上，与杜甫白居易相同，都是现实主义的；在表现方法上，不作隐讳，不加文饰，不事虚夸，形成了平易通俗，且音节和谐婉转的特色。

二

白居易在《策林》六十九中说：“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矣。”因此，他特别强调“其事核而实”的诗发有据，源于现实。在诗歌与现实的关系上，何永康与白居易也是一脉相承的，从诗歌发生的特性出发，是唯物反映论的思维，诗歌根植于现实生活，是现实生活的反映。

我在《当下旧体诗词悯情书写的价值理性》①中指出：“旧体诗词创作要健康发展，重点需要解决的不是‘怎么写’而是‘写什么’的问题，是诗词的人文品格与价值理性的问题。”怎么写固然重要，写什么则尤其关键。写什么，反映了作者的思维、思想、个性、趣味、生活、状态、写作动机、心灵诉求乃至形式、方法等，而且决定了其写能否得体与创新。明人王世贞《诗评》引焦竑语：“龙标、陇西真七绝当家，足称联璧。”②而胡应麟《诗薮》则认为：“七言绝，太白、江宁各有至处，大概李写景入神，王言情造极。王宫辞乐府，李不能为；李览胜纪行，王不能作。”③李白现存七绝82首，以行旅、送别、感怀为最多；王昌龄七绝75首，佳作则多在边塞、宫怨、送别。李白与王昌龄，虽然都是七绝的顶尖高手，但是，二人在取材上都有各自的擅长。这也告诉我们，题材的选择，对于一个诗人的诗风形成与诗格的高下，都具有直接的关系。可以这么说，何永康先生七绝的重要特色，主要表现在取材上，或者说是其七绝的题材使其创作个性更加的彰显。

从题材上看，何永康先生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擅长现实关怀的汲取。这与他的生活密切相关，也是其深刻的史识与社会洞察力的深刻反映。何先生的七绝，从题材上看，主要是四大类。

一是写香泉的。譬如《谢香泉邻家》、《山野养鸡人》、《夜宿香泉》、《夜不闭户二十天》、《湖边洗衣小伙》、《戏答村姑》、《看湖老妪》、《小草情》、《雉飞湖上》、《春湖即景》、《眠湖骤雨》等。香泉的诗最多，香泉对何先生的创作触发最大，香泉七绝也是何先生作品中最出彩的部分，我曾与何先生直言：香泉当以何诗而名响天下也。

二是咏史（咏怀）。《春日登鬼脸城》、《诸葛留言同题七绝》、《刘禹锡新叹》、《乌江杂咏四首》、《说史》、《再说史》等，此类作品虽然不多，但善于点化前人的诗句，用典巧妙妥帖，词意蕴藉而含蓄，诗味隽永而深厚，独出机杼，成一家风骨。

三是忆旧。除了回忆他的父母亲、三姨妈、二舅父外，即是《儿时风景七首》等写孩童记忆的，还有就是感念师恩的如：《补答恩师曹老》、《缅怀叶（子铭）先生》、《怀章（培恒）老》等。这类诗趣味横生，情深意浓。

还有一些亲友之间的投赠诗，可以视为“其四”，如《题抗美沪上书展》、《谢抗美书我“秋水”词》、《丑年中秋和抗美》等和《艺苑撷英七首》。

四类诗中，可圈可点者多甚，而我最看好也最感兴趣的是他的第一类诗，以题材取胜，以题材形成其七绝的个性与特色。《蓝》诗云：“奇哉鸟矢蓝如靛，洒得荒原绿正酣。借问因何遗此色？牧童笑指满天蓝。”何先生什么都可以入诗，连见到鸟粪是绿的，也能够感发为诗。这是很令我敬佩的，因为我也学步古体，发现有的题材还真不好对付，尤其是不容易写出诗味来，而何永康则随手拈来，写得诗意盎然。他写香泉，主要是写作者在香泉的活动。而香泉的活动，又主要是垂钓。何先生以钓为乐事，最是陶醉的是钓乐，有钓乐，无钓也乐；钓了大鲢鱼乐，钓了小毛花儿鱼也乐。譬如《冬日收竿惜别渔友》、《寒露钓鲢谢幕》、《渔人爱》、《渔人妒》、《渔人憾》这类诗，很生活，写与乡民的交往和友情，远非白居易的闲适诗，而于闲适中表现其不能闲适的感怀，表现了他对日渐远去的单纯的人际关系的向往，对与城市反差极大的乡村生态的礼赞，对人生价值与社会问题的反思。

何永康的思想感情决定了他的创作原则，其创作原则决定了他的取材与写法，也决定了他喜擅七绝的形式选择。胡应麟以“李写景入神，王言情造极”高度概括地评价了李白与王昌龄两人的宫怨诗，精辟地区分了两人抒写方式的不同。李白的七绝感情指向集中，情感力度强，涵义俊爽而明快；王昌龄的七绝诗旨含蓄，内涵丰富而多义性，显得“深厚有余”。因此，偏于写景，或者偏于言情，不仅是个写法的问题，而且是个内容、情感与风格的问题。

三

闻一多先生认为：“七绝当是诗的精华，诗中之诗，是唐诗发展的最高也是最后的形式。被人们欣赏的诗味更浓的词，也就是在绝句这个基础上结合其他的因素发展变化创新出来的。”④绝句之源，出于乐府，贵有风人之致。七绝兴发于六朝，也可以说成于六朝而兴于三唐。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评：“七言绝句少伯与李白争胜毫厘，俱是神品。”“五七言绝句，李青莲、王龙标最称擅场，为有唐绝唱。少陵虽工力悉敌，风韵殊不逮也。”⑤我们也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唐人中能够把七绝写好的也不多，仅有王昌龄与李白，还有中唐的李益。香港学者邓中龙竭力推崇李益的“秀爽”，认为其不在王昌龄之下。同时也认为，杜甫百余首七绝中能够拿出来欣赏的也没有几首。⑥七绝非常不容易写，遑论写好了。不过，唐人中以一二首七绝而名满天下者，也大有人在，如王之涣、贺知章等。我们以为，盛唐乃至部分中唐的绝句，最能够体现唐诗既深入浅出而又风华秀丽的美学特征。这些七绝诗，纯是天籁之音，仿佛毫不费力地脱口而出，却创设出物我融合、神遇物化而天衣无缝的意境，言短而情长，语尽而意余，即所谓“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然而可以言韵外之致耳”（苏轼《与李生论诗书》）。何永康钟情七绝，且大量创作，于羊肠小道上走马，自取束缚，不涉俗路，在对古人与自然师法中而别有创获。

何永康的七绝，咏物的不多，也没有多少托物言志的，多为“即事名篇”。从写法上看，涉及意象的运用与归属。如果也像专家所分的，意象可以分为自然意象、人事意象、想象意象三大类型，那么，何永康的七绝多为人事意象。

因为多人事意象，形成了何永康七绝的三个特征：

其一，因为多人事意象，其七绝特别善于捕捉刹那间而以艺术概括。七绝因为太过短小，如果没有缩龙成寸的本领，便举步维艰了。七绝《谢香泉邻家》云：“伴我湖边独钓鳞，开荒种菜一孤邻。南瓜新摘蒙先馈，此地人稀人愈亲。”其诗撷取了一个南瓜相馈的细节，表现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与关系，深挚感人。七绝《小女孩与老乞丐》：“老人举碗乞苍天，破碗求来一小钱。过路女孩忧碗冷，五毛纸币盖凄然。”写其女何一幼年时给乞丐施舍，何先生于自注中戏言：此盖有杜工部“大庇天下”的意味。他的《天价刀鱼》，属于“悯农”诗，诗云：“一尾刀鱼一尾牛，有人愿买有人收。千秋渔市终何处？不在江湖在丽楼。”何先生的这类“悯农”诗，多“一吟歌一事”的精心构思，往往于要紧处直接劈入，由鱼而悯，由酒而悯，由茶而悯，缘起于“吾诗有事情”，然后在三四句，或者末句，秀出一语，于是风神远韵则陡然而出矣。

其二，因为多人事意象，其七绝常常精心设置人物活动的场景。何永康的七绝，近半数是写香泉的。他的《听芦花吐穗》是这样写的：“怕听芦花吐穗音，露凝声碎白头吟。秋湖岁岁飞新雪，雪拥蓝竿独钓沉。”诗人用眼前的秋湖、秋露、秋风、秋芦，组成了一幅秋思的画面，“怀想去岁芦花大放时”与友人的唱和，诗人置身其中，旧情新景，妙合无垠，借景抒情映合了作者和友人之间的深情，读来尤感情致深长。王夫之说：“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神于诗者，妙合无垠。巧者则有情中景，景中情。”⑦何永康的这类七绝，情中有景儿景中有情，自然意象的物理现象与诗人的心理现象之间，具有相同的张力结构，构成了异质同构的现象，也即西方现代心理学上的“格式塔”学理。譬如《游子吟》：“二月还家柳未丝，春溪解冻绕疏篱。回乡莫食茴香豆，食了茴香怎别离？”还譬如《湖畔思弟子》：“湖畔花残蜂蝶去，唯存蒂籽恋其枝。渔丝入定无鱼水，竿上蜻蜓总不离。”诗人将内在的情志绾合于外在的景象，言外而意内，意爽而象秀。

其三，因为多人事意象，其七绝常常用新事物、新感情、新语言来处理人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使诗幽默诙谐。何永康天生幽默诙谐，诗以幽默口吻出之。形成了一种鲜明的特色。如《柳条灵》：“脊梁苦痛药难销，渔友多情送柳条。为问相赠何所用，笑云五柳不弯腰。”又如《诗化何一复信》：“老爸诗来鱼讯至，法南田野满云霞。春晖融入薰衣草，割把阳光带到家。”再如《旧宅拆迁怀土留念》：“旧巢拆后鸟无栖，犹记双亲苦啄泥。紧捂心窝藏故土，怀中日夜子规啼。”这些七绝，或诙谐自嘲，或超脱旷达，或妙用比兴，使得一般易于呆板的人意象生动起来，具有了幽默的智慧与品格，而绝不是简单的插科打诨，更不是庸俗的油腔滑调，实属妙制也。

何先生在后记中说：我是把诗当做日记来写的，“可视为我补写的‘日记’。既然是‘诗日记’，旧的记录清楚，故往往在诗后加‘小注’，或长或短，以文辅诗，以免说半句留半句。当然，这些‘超微型散文’总得带点韵味，当尽力当‘诗’来写”。因此，何永康的七绝诗后常常加注，取决于他的那种“以免说半句留半句”的创作理念。这种在诗后加注，加比较长篇的注，是何先生七绝的写作特色，因为加小注，方便了读者，也使诗的内涵与意蕴得以揭示与提升，但是，则强化了“诗”的记录功能。然而，诗歌毕竟不是记录，其主要功能与旨归都不能是记录。因而，何先生的有些七绝，却因为这种“记”的追求与缘故，而坐实了，直露了，而没有在“超以象外”的无限时空中给人留下无限的遐想与回味的余地。

总的说来，何永康在一定的意义上开拓了七绝的题材，提高了七绝的表现能力，丰富了七绝的表现手法。尤其是，何永康的七律主意，近于中唐风，而非王昌龄的“深情幽怨，意旨微茫”⑧，却是随手拈来的自然与自由，仿佛毫不费力地脱口而出，而超逸冲淡，深意隽永。

注释：

①武陵学刊，2012，（2）：129-132.

②王世贞.诗评，李云逸注.王昌龄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③胡应麟.诗薮.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115.

④郑临川述评.闻一多论古典文学.重庆出版社，1984：135.

⑤王世贞.艺苑卮言校注.罗仲鼎，校注.齐鲁书社，1992.

⑥邓中龙.唐代诗歌演变.岳麓书社，2005：126-168.

⑦王夫之.姜斋诗话笺注.戴鸿森，笺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72.

⑧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卷十九）.上海古典出版社，1979：6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