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鹏 尚 烨

（包头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管理学院 内蒙古 包头 014030）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立身之本，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重要标志，是保持其民族内部认同的必要条件，是一个民族保持其凝聚力的重要保证。历史上不同时期各种文化的发展与传承对人类文明的进步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绚丽多彩，它就像一面旗帜飘扬在世界的东方，对于世界文明的进程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在世界文化的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就中华文化整体来讲，中华文化又是以中原地域汉文化为主体，并由许多不同时期不同特色的地域文化所构成的多元一体的复合型文化。在中华五千年的文化发展史的进程中，在不同的时期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都相继影响着中华文化的发展，对于中华文化的发展方向乃至存续起着重要的作用。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理解的中华文化是一种以汉文化为主体，其他地域文化为重要补充的，多元一体的文化。在文化蓬勃发展的今天，重视文化的发展已经形成共识，越是本民族特色的文化就越具有生命力。因此我们要更加重视作为中华文化组成部分的地域文化的发展，因为只有各个部分的发展才能推动中华文化整体的发展，才能使中华文化更具有生命力和吸引力。

阴山文化做为北方边疆地区具有鲜明地域特色文化的代表，在其发展形成的过程中具有其独特的魅力。从地理环境来看，阴山山脉横亘于内蒙古自治区中西部，东西连绵1200多公里，南北宽50-100公里，是黄河流域的北部界限。阴山山脉西起杭锦后旗的狼山，中段为乌拉山、大青山、灰腾梁山，东段为坝上高原的大马群山。以阴山山脉为准线，其南麓为土默川平原，河套平原，鄂尔多斯高原；其北麓为乌兰察布草原、乌拉特草原和后套平原；东部是乌兰察布草原丘陵地带；西部狼山两侧是乌兰布和宝音温都尔沙漠。阴山地域同时也处于400毫米等水线区域上，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在此处均有发展，两者间相互融合、相互促进，在优越的自然条件与独特的地理环境的影响下汇于阴山地域，使阴山地域的文化开出了独特的，绚丽多彩的中华北方地域文化之花。

一、阴山地域的地理位置是中国古代不同性质文化交流“汇集地”

阴山地域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环境使其成为中国古代不同类型文化彼此交融与汇集之地。因此对于各种文化均兼容并包，无论是典型的草原游牧文化还是代表中原地区主体文化的农耕文化，均在阴山地域的不同时期发展壮大，并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阴山地域独特的文化现象。不同性质与类型的文化在阴山地域彼此交融发展，又对中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经济、军事、政治以及文化的的多方位立体式交流促成了中华民族的发展与壮大，同时也为阴山地域独特的地域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阴山地域在古代战乱可隐遁，和平时期可驻牧。因此成为北方重要的战略要地，历来为人所重视。秦统一中原不久就在阴山地域施展其影响，派公子扶苏与大将蒙恬率数十万将士、夫役建筑秦长城，以巩固其在北方的统治与影响。秦始皇时期修筑了世界上第一条“高速公路”—秦直道。秦直道的修建虽然是以军事战略为主要目的，但在客观上也为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相互交流提供了便利。秦朝时将九原郡的郡治所设在九原县，意在持续发挥其在阴山地域的影响力，同时也将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传入阴山地区，促进了阴山地域的开发。大量的将士戍守阴山地域，促进了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阴山地区独特的地域文化也影响着中原文化的发展。阴山地域在汉代时具有十分优越的自然环境，“阴山东西千余里，草木茂盛，多禽兽。本冒顿单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来出为寇，是其苑囿。”[1](3803)西汉时期对于阴山地域的开拓，设置郡县，同样也将五原郡的郡治所设在古九原县，就是因为这里是中原王朝的门户。西汉所实行的移民实边的政策在客观上也促进了中原汉民族与阴山地域少数民族的交流。西汉卫青北击匈奴，三次都是走阴山古道。所以“匈奴失阴山之后，过之未尝不哭也”[1](3803)。之后的南匈奴呼韩邪单于经固阳、昆都仑沟南下款塞旨阙拜见汉帝，迎娶王昭君北归后留居塞下长期在固阳塞、九原郡居住。陆路丝绸之路经过阴山地域通往西域，西域各民族的优秀的物质与精神文化与中原地区优秀的物质、精神文化形成文化的对流，源源不断的流入各自区域对于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在不同文化的交流中使阴山地域的文化兼有各种文化的特质而展现出独特的文化魅力。

包头市达茂期出土了诸如开元通宝、皇宋通宝、丰元通宝、祥符通宝、熙宁通宝、嘉佑通宝等一系列古代货币，说明阴山地域商业活动的繁盛，人员交流的频繁。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商业文化在阴山地域的影响。蒙古帝国时期蒙古族汪古部在今包头达茂旗敖伦苏木古城处修建了著名的赵王城，伴随着商业贸易的交流与发展，逐步发展使其成为了草原丝绸之路交通的交汇点。汪古部早在金代就信仰聂思脱里派基督教（即景教）。公元1293年，罗马尼古拉四世派人到汪古部，汪古部首领阔里吉思改信仰罗马正教。阔里吉思“尤笃儒术，筑万卷堂於私第，日与诸儒讨论经史、性理、阴阳术数”[2](p341)还“在北边为庙，以祀孔子，表贺圣节，独用汉文。”[2](p341)也有许多佛教及回教信徒聚居于此。因此在今敖伦苏木古城仍可见到各式各样体现不同文化的琉璃瓦当。文化的交融与荟萃正说明了在阴山地域自古以来就聚集着各式文化，是各种不同质的文化的汇集地。各种文化荟萃此地，相互融合，绽放出灿烂的文化之花,与此同时也逐渐形成了独特的阴山文化。

二、阴山地域文化丰富了中华文化

中华文化的主体是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的农耕文化，但在其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也吸收了大量周边少数民族地域其它形式的文化精华，丰富了自身的内涵，从而形成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华文化在与边疆地域少数民族特色文化的交流过程中内涵更加丰富，形式更加多样，因而具有了更加强大的生命力。这也是中华文化历经上千年的发展，未曾中断，成为迄今为止唯一延续的古老文化的原因之一。一种文化，想要延续与发展就必须不断的吸收周边地域其他不同类型的先进文化或先进的文化要素来丰富自身，从而使其自身始终处于前进、上升的趋势之中。在保持自身所特有的内核的同时又不间断的吸收不同文化特质的养分。阴山地域文化作为不同于中原地区传统主体文化的少数民族边疆地域文化对于中华文化内涵的丰富就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阴山地域广泛分布着中国历史上早期的少数民族的祖先活动所遗留的痕迹，阴山地域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之地：匈奴先民土方、鬼方、羌方、戎、狄等游牧民族驻牧、生活、繁衍于此。其后在这一地区先后活跃着匈奴、鲜卑、柔然、铁勒、突厥、回鹘、阴山沙陀、契丹、党项、女真、阴山鞑靼、蒙古等众多少数民族。这些少数民族不仅吸收了中原地域汉民族农耕文化的先进成果，也同时将本民族优秀的文化品质注入其中，并与其合流，汇入了中华文化的长河之中，从而扩展了中华文化的表现形式，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例如马文化的发展，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学习匈奴“胡服骑射”，对于骑兵的重视与更广泛的使用促进了中原地区战术思想的转变，丰富了战争中战术战略的形式，对于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军队的构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武器的战马从此走上了中原大地的历史舞台；中原地域服饰习惯的变更与改进对于现今我们服饰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赵武灵王吸收了阴山地域少数民族民族的先进的文化，并融入了中原地区的文化，从而在前期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发展，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汉武帝时期使用匈奴休奢王金日磾养马，使养马技术广泛在中原地区转播开来，从此养马经验与技术不再是匈奴对中原汉王朝的优势所在。养马技术的广泛推广对于中原地区畜牧业的发展，牲畜品种的改进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鲜卑族民歌《敕勒歌》、《木兰诗》，在其创作与流传的过程中由少数民族语言逐步翻译为汉语，千百年来成为汉族广为流传的民歌，丰富了中原地区文学作品的思想内涵与语言表达形式。用少数民族语言所创作的诗歌在逐步转译、翻译的过程中实现了不同语言系统的初步探索式交流，并最终融入中华文化，成为体现中华民族优秀品质的典型范例。《敕勒歌》、《木兰诗》的例子说明阴山地域的文化与中原地区主流汉文化的交流不断加深，最终汇流于中华文化的长河之中。凡此种种无不体现了阴山地域文化自古以来就以其独特的文化内涵与文化形式促进着中华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丰富着中华文化的内容，成为中华文化发展历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也可以这样说，在中华文化的躯体之中流淌着阴山文化的血液。阴山地域文化对于中华文化的发展与壮大做出了独特的、重要的贡献。

三、结语

“中华文化是由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大传统和多个民族的历史小传统构成的一个动态的复合体系。中华文化体系是动态的，因为历史上曾经有很多少数民族成为这个大传统的主宰者并为它的延续做出了贡献。”[3](p31)阴山文化是中国北方地域文化的一支独特的奇葩，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阴山地域因其独特的历史地理环境具备了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双重属性，成为不同类型的文化交融地。在中华文化的发展中独具特色。

阴山地域文化圈的文化以匈奴，拓拔、鲜卑、突厥、蒙古等少数民族的相继兴起为主要特色。汉代之后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两次北方少数民族与中原民族的激烈的大碰撞、大融合。“第一次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当时居住在中原北方和西北地区的匈奴、羯、氐、羗、鲜卑以及乌桓、丁零等少数民族陆续向内地迁徙，他们和内地汉族居民交错杂居，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均受汉民族文化的深刻影响，走上了汉化的道路，其成员后来大都融入了汉族之中。”[4](p30)这就形成了民族双向的融合。“中华民族走到今天，靠的是历史的根，文化的魂。这个文化的魂就是民族凝聚力，它体现在，华夏一统、胡汉一家、和则双利、分则两伤的共同认知和大中华、大历史、大文化的共同铸造上。”[5]

阴山文化作为博大的中华文化组成部分，对中华文化体系的形成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少数民族人民是中国文化的主体和主人翁。我们必须用这种认识和心态从事民族文化研究和民族文化管理工作”。[3](p35)探讨中华文化在不同时期与阴山文化的融合，不但有利于全面认识中华文化，而且对于正确认识阴山地域文化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具有现实意义。

[1]班固.汉书——匈奴传(卷94下)[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元史—特薛禅等传(卷118)[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3]周明甫，金星华.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简论[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

[4]王炜民，郝建平.中华文明概论[M].内蒙古：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5.

[5]郝城之，郝松伟.《对草原文化艺术活力的跨文化解读》[J].北方经济，2008年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