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海云

（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江苏 苏州 215000）

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古代，由于传播手段和媒介相当有限，文化传播离不开人口的流动和迁移，而人口的迁移也会对当时的政治生活造成巨大的影响。本文试就两汉人口迁移的概况探求与当时政治生活的关系。

一、西汉的“进取性”人口迁移

西汉承秦而都关中，长安成为全国政治中心，“东方的文化、经济不断向西输送，使与西方武力相凝合，而接着再从长安向西北伸展。”(1)东方的经济支撑着西方的武力，这是西汉时期的大趋势，而在这一趋势的并行面则是东方人口向关中和西北边地的大量迁移。

汉初，因长期战争和匈奴的威胁，关中局势紧张，经济残破，“民亡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2)，面临着经济恢复和发展的重担。在古代，经济发展的最重要、最直接的支持因素是人口，由是增加人口被提上汉廷日程。针对这种局势，汉廷采取了两种方向的移民：一种是“实关中”，将人口迁移到关中，充实首都地区实力；另一种是直接将人口迁往西北边地。

1.“实关中”

西汉实行“实关中”政策，执行时间长达一百多年，并形成了一套陵县制度以安置移民。高祖刘邦还在定都关中之前，就令“诸侯子在关中者，复之十二岁，其归者半之。”用赋税上的优待吸引他们留在关中。决定迁都后，又“徙诸侯子关中”。在新建的长安初具规模时，徙两千石于长安。(3)当时刘邦面临的形势，如刘敬所说“今陛下虽都关中，实少人，北近胡寇，东有六国强族，一日有变，陛下亦未得安枕而卧也。”“匈奴白羊楼烦王，去长安近者七百里，轻骑一日一夕可至”，建议实行“强本弱末”的方针。于是高祖于九年（前198）十一月，“徙齐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五姓关中”；同时被迁的还有燕、赵、韩、魏后裔及豪杰名家，总数有十余万口。(4)

前195年，汉高祖死后葬长陵；当年在陵旁设置长岭县，将迁入关中的部分移民安置在该县。从此以后，每帝即位后就为自己营建陵墓，并在陵旁建邑，或利用原有居民点扩建，用于安置移民。等该帝死后葬入陵墓，陵邑就置为县，即陵县。在长陵后设置的陵县有：惠帝安陵、文帝霸陵、景帝阳陵、武帝茂陵、昭帝平陵和宣帝杜陵。此外还有文帝薄太后南陵、昭帝母赵婕妤云陵和宣帝父史皇孙奉明县，实际上也是陵县。根据陵县制度和移民的规模估计，迁入陵县的移民累计近三十万，到西汉末年，移民后裔有一百二十余万，几乎占三辅人口的一半。(5)迁入陵县的主要对象是：丞相、御史大夫、将军等现职高官，宠臣、公主、外戚及其他特殊人物，吏两千石如九卿、郡太守、都尉、郎中令等，六国诸侯、贵族后裔，“豪杰”，高訾富人如訾产在百万以上者，汉初功臣的后裔。可见尽管移民成分颇为复杂，但大多是上层人物及其家属，政治和经济地位优越，文化素质远高于一般民众。(6)他们在西汉关中地区的经济恢复和发展，文化的进步，以及加强对诸侯王国和匈奴的军事攻防力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成为西汉最雄厚的经济支撑。

2.西北边地移民

相对于“实关中”，直接移民西北边地的目的主要是增强对匈奴的防御，并作为日后反击匈奴的桥头堡。文帝时，晁错针对边防空虚，提出募民徙塞下，建议“乃募罪人及免徒复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赎罪及输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募民之欲往者，皆赐高爵，复其家。予冬夏衣、廪食，能自给而止。——其亡夫若妻者，县官买予之。——胡人入驱而能止其所驱者，以其半予之，县官为赎其民。”(7)这项建议为文帝采纳并予以实行。据葛剑雄研究称，“自武帝开始，对西北边区的移民遍及朔方、五原、西河、上郡、北地、安定、陇西、天水、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诸郡，而以朔方、五原、金城及河西四郡最为集中”，“移民数量可考的即达八十二万五千。”(8)

由上可知，西汉一朝的人口迁移主要集中于关中和西北，针对的是匈奴的威胁和加强中央统治的稳定，“西汉的立国姿态，常是协调的、动的、进取的”(9)。

二、东汉的“退守性”人口迁移

两汉之际，关中沦为战场，“民饥饿相食，死者数十万，长安为虚，城中无人行”。建武元年（25年）东，刘秀定都洛阳，长安失去了首都地位。“从东方的经济、文化不免停滞，不再向向西移动”(10)。由于政治中心的吸引力，在局势平定以后，原在关中的一部分宗室、贵族、在朝廷任职的人员以及他们的附属人口必定会东迁洛阳。(11)由是东西两方人口密度出现不协调，社会经济也因而容易产生动摇。

建武九年，将雁门郡（治今山西左云县西）的官吏百姓迁至太原郡（治今山西太原市西南，辖境约有山西中部吕梁山以东地）。十年，撤销了定襄郡（治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西北），将该郡百姓迁至西河郡（治今山西离石县）。十一年，将朔方刺史部（辖境约相当今银川至壶口的黄河流域，北括阴山南北，南迄陕西宜川、宁县一线）并入并州刺史部。十五年，又将雁门、代郡（治今河北蔚县东北）和上谷（治今河北怀来县东南）三郡官吏百姓全部迁至常山关（在今河北唐县西北太行山东麓倒马关）和居庸关（在今北京昌平县西北）以东。据《后汉书》卷18《吴汉传》，内迁吏民有六万余口。二十年，撤销五原郡（治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将该郡的官吏和百姓迁至河东郡（治今山西夏县西北，辖境约有山西西南部）(12)。至此，汉朝的北界退至今北京西北、太行山中段、五台山、山西偏关、河曲一线，在此以北的居民大多已南迁。(13)

由于居民大部内迁，又受到匈奴和卢芳等军队的破坏，八郡范围内“城郭丘墟，□地更为”，使光武帝对当时后撤的决定后悔不已(14)。东汉也曾尝试采用西汉的方式向北方和西北边地移民。如建武十二年（36年）：“遣谒者段忠将众郡弛刑配（杜）茂，镇守北边，因发边卒筑亭侯，修烽火，又发委输金帛缯絮供给军士，并赐边民，冠盖相望。茂亦建屯田，驴车转运。(15)”但当时的“北边”和杜茂屯田的地方，是在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广武（今山西代县西南）一带，迁移对象也只是犯人。可见“东汉的立国姿态，可以说是偏枯的、静的、退守的。”(16)

三、两汉人口迁移的比较原因

对于东汉时期边民向内地的迁移的主要原因，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考虑：

首先，由于王莽末年乃至更始、赤眉的大骚扰，关中地区残破不堪；东汉定都洛阳以后，关中的政治中心的吸引力转移到关中地区的东部，全国的经济、文化不再向西流动，而滞留在洛阳地区。也正因此，东汉时期的“西方武力失其营卫，亦不免于转弱”(17)。小小的西羌，也成为东汉西边的大患。作为对立面，羌族对西北的骚扰更加剧了人口向内地的流动。这也成为两汉国力盛衰变化的一个关键。

其次，两汉政府在人口迁移的导向作用相距甚远，西汉时期多采用政治强制性的迁移来充实关中和西北，东汉朝廷则既无实力，也无向西北边区移民的意图。西汉的移民是进取型的，与政府强制并行，还实行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吸引东方人口西移，如前述“诸侯子在关中者，复之十二岁，其归者半之”、“皆赐高爵，复其家。予冬夏衣、廪食，能自给而止”等。在外部条件上，西汉对匈奴用兵的不断胜利，也为西迁之民的正常经济生活提供了军事和政治上的保障。东汉则不然。自两汉之际战乱不断（王莽末期和更始、赤眉之乱），西北人民无以保证日常生活的稳定性，大量避乱内迁。之后又有羌族骚扰，如永和五年（140），南匈奴反，且冻羌攻入三辅；六年，巩唐羌攻至三辅，安定、北地二郡迁治三辅(18)；这些必然又会引发三辅居民的外迁。《续汉书·郡国志》所载户口数是永和五年乱前的记录，三辅共523860口，比西汉末的元始二年（2年）减少了1912500口，只剩原来的22%。东汉政府在西北边地的“软弱无力”，可见一斑。这就造成了两汉时期人口流动的两种相反的方向：西汉由东流向西，东汉则由西流向内地。

总之，两汉在人口迁移方面的不同措施，是两朝政府导向和政治措施的结果；而人口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流向，又深刻影响到两汉社会的各个层面。在古代社会，人口作为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层面的最关键载体，对于整个历史文化的进程都产生着巨大影响。

注释：

（1）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93页。

（2）《汉书·食货志》,中华书局 1962年版，第1127页。

（3）《汉书·高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57页。

（4）《汉书·刘（娄）敬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123页。

（5）有关陵县的制度、移民规模、移民来源及移民构成的论述，详见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第8章，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6）由于关中为首都所在的特殊地位，一般底层移民是无法迁入的，除徙陵县以外而迁入关中的对象很少，见于记载的只有名儒，受封为关内侯或由列侯贬爵为关内侯，求学、求官、行医、降俘或内迁的匈奴等族上层人士。这些人规模较小，影响相对较小。

（7）《汉书·晁错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286页。

（8）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9）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93页。

（10）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93页。

（11）如据《后汉书·第五伦传》，章帝时，伦上书称：外戚马防“私赡三辅衣冠——又闻腊日亦遗其在洛中者钱各五千”，可见“三辅衣冠”在洛阳者颇多。

（12）《后汉书·光武帝纪》，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73页。

（13）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建武二十五年，匈奴南单于向汉称臣；二十六年将云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雁门、上谷、代八郡百姓迁回本郡，但内迁边民已生活了十多年，尽管朝廷给予资助，还是有不少人留居内地。永平五年（62年）朝廷还下诏“发遣边人在内郡者，赐装钱人二万”，此时距建武二十六年诏已经十二年，说明上一次诏令并未得到彻底贯彻，还有大量滞留未归的边民。以后不见此类记载，说明部分边民迁回边区外，余下者也被官方默许了。

（14）《后汉书》卷1《光武帝纪》建武二十六年注引《东观纪》.

（15）《后汉书》卷 22《杜茂传》

（16）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93页。

（17）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93页。

（18）《后汉书·顺帝纪》，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