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玉春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10）

铁弗匈奴和拓拔鲜卑是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活动于北方农牧交错带的两个重要民族。在他们的早期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都融合了当时草原上的其他民族，其中主要是匈奴和鲜卑的融合，两族之间本身亦具有通婚的血缘关系。铁弗匈奴和拓拔鲜卑在十六国后期，先后在中国北方地区建立割据政权，其民族发展历史具有很多相似之处。例如为了适应环境，铁弗匈奴和拓拔鲜卑较十六国的其他民族更加热衷于崇尚装扮正统。两个民族在建立政权后，都改变了祖先谱系的记忆，分别以大禹之后和黄帝之后自诩，以此来脱离原来的群体，或接纳新的成员。并且铁弗匈奴人和拓拔鲜卑都改变了原来的姓氏，按照中原宗法制度严格划分出大宗和小宗，使得政权与中原政权在皇室地位、姓氏继承方面达成一致。这种与文化和风俗习惯相关的变革，渗透着十分强烈的政治意义，是民族融合与文化整合背景下的一个有趣图像。然而铁弗匈奴和拓拔鲜卑虽然在血缘上有共通、共生关系，但在双方长达近一百五十余年的交往中，只建立过短暂的通婚，朝贡、质子等关系。敌对是两个民族在外交上对待彼此的主要态度，这与当时的时代大背景和两个民族自身的经营策略有重要关系。本文作者希望通过考述二者的关系，探究两个民族敌视背后的因果。

一、铁弗匈奴和拓拔鲜卑

铁弗匈奴在刘虎时期，与拓跋鲜卑的外交关系有了相对明确的记载。公元272年，刘虎的叔父刘猛叛晋被杀，子副仑投奔了拓拔鲜卑，刘虎父诰升爰代领部众，后传刘虎，当时刘虎仍是晋所统辖下的匈奴五部帅之一，铁弗匈奴亦依附于西晋。《资治通鉴》卷八十七西晋怀帝永嘉三年条注：“当聪、弥之末走乌丸，刘虎勾为变逆，西招白部，遣使致任，称臣于渊……”。[1]由此可知公元309年，刘虎叛晋，转而依附于刘渊。从这个时候开始，以刘虎为首领的部分南匈奴部众开始被称为“铁弗匈奴”，其作为一个族群整体历史的展开正是以背叛西晋为起点的。需要注意的是，拓拔鲜卑在发展过程中恰恰走了一条与铁弗匈奴相反的道路。支持、依附西晋是拓拔鲜卑在发展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外交策略，因此拓跋鲜卑与西晋在军事上形成了较为可靠地联盟，拓跋鲜卑通过辅助西晋，扩张了领土。显然，在铁弗匈奴和拓跋鲜卑开始接触时，他们的政治策略立场就是相背的。

公元310年，白部鲜卑在西河起兵攻袭晋并州刺史刘琨控制下的新兴、雁门二郡。铁弗刘虎举众于雁门以应之。在刘虎和白部攻下雁门、新兴二郡后，拓跋猗卢立刻派遣猗卢出兵二万帮助刘琨，大破白部和刘虎，并且屠铁弗营落。这是有记载的铁弗匈奴和拓拔鲜卑的首次冲突，二者分别站在了反晋和助晋两个不同的阵营。此战以后，铁弗匈奴居住地发生迁移，被迫从新兴、雁门一代西走朔方。汉灭西晋后，刘聪又以刘虎为安北将军，监鲜卑诸军事。从汉对刘虎任命的官职可以很明显看出所谓“安北将军，监鲜卑诸军事”主要是针对北方势力不断扩大的拓拔代政权的。铁弗匈奴和拓拔鲜卑的敌对阵营愈渐清晰。

318年，铁弗刘虎在朔方站住脚后，两次出兵拓跋鲜卑的西境，都遭到了拓拔鲜卑的有力回击。刘虎死后，儿子务桓试图改变与拓拔鲜卑的敌对关系。当时铁弗匈奴依附的汉—前赵政权灭亡。为了保存实力，务桓在继起的后赵政权和拓拔鲜卑之间左右逢源，与双方都保持了缓和的外交。在此期间，务桓与拓拔鲜卑建立了通婚关系，并派子十二人为质于拓拔鲜卑。此后直到357年务桓去世，铁弗部实际上从属于拓跋部。务桓死后，弟阏陋头再次挑起与拓拔鲜卑的争端。在阏陋头有叛迹的情况下，务桓子十二人被遣返回部落。很明显拓跋鲜卑的意图是“欲其自相猜离”，通过激化铁弗匈奴内部的权利之争来瓦解阏陋头的势力，并有意扶持务桓子悉勿祈争夺权利。公元359年，卫辰继其兄悉勿祈成为铁弗首领后，开始有计划的摆脱铁弗匈奴受制于拓拔鲜卑的现状。卫辰首先示好拓拔鲜卑，其在位时，三次遣使朝贡拓跋鲜卑，并通婚于拓拔鲜卑。可以说其时，是铁弗匈奴人和拓跋鲜卑关系最为缓和的阶段，但是这种关系仅维持了六年。365年铁弗匈奴再次挑起与拓跋鲜卑的战事，并最终不敌对手更向南迁移。此后，迫于拓拔鲜卑的军事压力，铁弗匈奴求告前秦。376年铁弗匈奴充当向导，引前秦兵二十万灭亡了拓拔鲜卑的代国，铁弗匈奴如愿以偿获得了代国西部的领地。十年之后，拓跋珪又重新建立政权，即对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北魏。北魏初期，拓跋珪积极征讨周边各部，但是并没有主动出击铁弗匈奴。此期间，恰恰又是铁弗先后三次主动出兵拓拔鲜卑，最终引火焚身。在391年铁弗出兵北魏南部时，被拓跋反击大败于铁歧山南，铁弗部落崩溃逃散，卫辰被部下所杀，宗族五千人被杀，卫辰子勃勃逃亡后秦。铁弗部和拓跋部第一阶段的角逐告一段落。

从以上这些事件看来铁弗部在和拓跋鲜卑的关系上有些滑稽的表现。铁弗首领前赴后继挑衅拓拔鲜卑，一再主动出击，一再的败北，直至自取灭亡。铁弗匈奴的反复无常引发了拓跋鲜卑人极大地怒火。拓跋珪是一位有才略的君主，其自称“历观古今，不义而求非望者，徒丧其保家之道，而伏刀锯之诛。”[2](卷2,《太祖纪》)所以在其处理敌对部落的态度上多采取了温和的手段。但是，拓拔鲜卑在对待铁弗部的问题上显然不同。在其诛杀了铁弗宗族五千余人后，得知勃勃逃亡薛干部，进一步索要勃勃，遭到拒绝后，进攻薛干部所在的三城，并在城破后实施了屠城。

二、大夏国和北魏

铁弗匈奴和拓跋鲜卑关系的第二个阶段从407年到431年。这段期间铁弗匈奴人勃勃建立了大夏国，与拓拔鲜卑建立的北魏毗邻而居。文献中对于大夏国建立之前的铁弗匈奴以及勃勃继承者赫连昌、赫连定时期，铁弗匈奴和拓跋鲜卑的交往有较详细的记载，但是唯独在大夏国赫连勃勃时期，除了永兴五年（413年）和神瑞元年（414年），大夏国三次小范围掠夺北魏吏民外，双方基本保持了相对的和平。为什么在铁弗匈奴人最强盛的时期，两个民族反而没有大的战事发生呢？考虑到铁弗匈奴先前的表现，这种平静表面看来确令人费解。但是我们通过分析当时两个民族政权所处的历史环境，两个民族短暂的和平亦在情理之中。

赫连勃勃是铁弗匈奴历史上最杰出的人物。他在建立大夏国后，在对待北魏的态度上，采取了较为谨慎的态度。414年，勃勃曾经派人小范围的入寇河东蒲子，被击退。这次是有记载的大夏国建立后首次与北魏发生冲突，可以看作是勃勃的一次试探性的进攻。不久之后北魏西河胡曹成和吐京民刘初元攻杀了大夏吐京护军及其守士300余人。这是北魏给大夏的一个有力的警告。在整个国家的战略上，终勃勃时期的各种策略、政策，并没有针对北魏的，可见勃勃本身也无意进攻北魏。这可能与其先祖屡战屡败的历史事实有关。但是主要还是基于大夏国整体的外交策略考虑。赫连勃勃本人具有卓越的军事谋略。他统治时期。大夏国一个很明确的策略重心是向西南扩张，蚕食后秦领土，占据岭北、关中之地。在外交策略上，赫连勃勃目标明确，集中力量针对后秦，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大夏国与北凉结盟、联合北燕，除后秦外很少发动对它国的战争。崔浩曾经感叹赫连勃勃在建立大夏国后不思报仇雪耻，根据铁弗匈奴的历史，其雪耻的对象应该是曾经灭铁弗宗族的拓拔鲜卑，从崔浩言也可以看出，大夏国时期确实没有发动大规模的对北魏的战争。

而北魏其时面临的局势是，西边是宿敌大夏国，南边是刘裕控制的东晋，北面和东北面是柔然和北燕联盟，处于四面受困境地。413年，大夏与后秦战事激烈的时候，姚兴多次向北魏请求通婚，并且遣使朝贡，求请进女。414年姚兴再次遣使求聘，415年，姚兴献女。这种迹象反映出后秦在与大夏的较量中已经有些力不可支，急需要外部力量施以援手，而与铁弗匈奴有宿怨的拓跋正是最好的帮手，这也是拓拔鲜卑出兵大夏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可是北魏并没有出兵助秦，此举一为隔岸观火，二则北魏自身亦无暇西顾。当时北魏正是太宗明元帝拓跋嗣时期（409年—423年）。史料中有“太宗永兴中，频有水旱”，“神瑞二年，又不熟，京畿之内，路有行谨”，“今蠕蠕内寇，民食又伐，不可发军”等多处天灾记载。[2](卷110,《食货志》)北魏境内发生了大的灾荒造成粮食短缺，人民饥困。在这种情况下，北魏没有对势头正劲的赫连夏用兵是合乎常理的。同时北魏在明元帝即位后，势力南已达黄河北岸，与东晋隔河对峙，北方尚存多个政权。明元帝开始实行收敛政策，在他统治期间，没有发动兼并其他政权的大规模战争，这个政策的实施为北魏带来了坐收渔利的实际利益，各政权之间互相吞并，至太武即位后，北方仅存西秦、北凉、北燕和夏。另外402年，柔然汗国控制蒙古草原，威胁北魏北部边境。拓跋焘即位以后，对外政策转变为主动出击。其决策上主要的敌人是柔然。北魏多次进攻柔然都没能遏制柔然的强大和南下进攻。为了防御柔然，423年北魏修筑了长城，并先后在北部军事要地设置六镇，派重兵把守。可以说，这段时期北魏的主要军事策略都是针对柔然的。424年拓拔焘即位后，七次北上击柔然，柔然势力一度衰弱。此时恰逢赫连勃勃去世，关中大乱，于是426年在崔浩的支持下，北魏才决定发动灭亡大夏国的战争。从以上大夏国和北魏各自的国内形势和外交策略来看，双方在公元407年到公元425年没有发生大的正面冲突是合乎情理的。

赫连勃勃晚期，大夏国诸子为争夺皇位自相残杀，力量大为削弱。425年赫连勃勃在大夏国政治动荡中死去，赫连昌继承皇位，大夏国开始走向衰落。426年，北魏乘大夏国乱主动出击。在发动全面战争之前，北魏做了全面的战争部署，大造攻具，命专人负责君子津上造桥，讲习武备，并遣使刘宋，防止了夏宋联合出兵。在军队部署上，北魏以三万骑兵为前驱，三万步兵为后继，步兵三万攻城器械，另有三千骑兵做前侯。427年北魏西征大夏，大夏国都统万城破。431年，北魏又进一步消灭了西走平凉的赫连定的势力，大夏国正式灭亡。拓拔鲜卑最终将铁弗匈奴人纳入自己的统治范围内，根据已有的文献，铁弗匈奴人甚至没有留下较为完整的部族组织。

游牧民族之间的融合是民族融合过程中的一种重要方式。我们在讨论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问题上，一般认为尽管民族之间存在矛盾冲突，但是友好交往仍然是民族关系的主流，这当然与政治背景有关。“然而历史并不照顾我们的需要或感情，它总是矛盾的、复杂的，扑朔迷离的”。[3](P126)铁弗匈奴和拓跋鲜卑两个民族的交往过程中，实事求是的讲双方之间存在政治上的友好往来，但是战争、冲突的确是二者之间发生关系的主要方式。当然不能说他们是历史的叛逆者。通过战争的交往本身也是民族融合的一种重要途径。在大夏国灭亡后，铁弗匈奴人以完全瓦解分散的形式扇形被纳入了北魏的统治下，并主要与拓拔鲜卑混合为一体。由于两个民族本身在血缘上的共通和共生以及相同的经济形态，铁弗匈奴并未经历民族强制同化的过程，自然融合成为其中一员，并随着拓拔鲜卑的融合，加入了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二族先后成为中国历史上消失的民族。

三、因果

在铁弗与拓跋之间的力量对比上，铁弗匈奴根本不具备对抗拓拔鲜卑的能力，无论是主动出击还是被迫防御，文献中没有一次成功的战例。那么为什么铁弗匈奴还要一再挑衅拓拔鲜卑。而且据现有记载，铁弗部在建国前没有和周围的其他部落发生大的战争，只把苗头指向拓跋。其中到底有什么样的原因。我认为，铁弗匈奴的这种举动，主要与其想要争夺回其原来的居住地有关。铁弗匈奴和拓跋鲜卑在经济形态上，都并非纯粹的游牧民族，他们共享北方农牧交错带的资源，地域文化、经济模式趋同，甚至于发展历史非常依赖于有限的环境资源，因此将对手吞并或者驱逐，争夺生存资源是他们首要的战争任务。

铁弗匈奴是南匈奴右贤王去卑的后裔。建安中，曹操使右贤王去卑诱质呼厨泉。公元216年，呼厨泉入朝于魏，被曹操留在了邺城，曹操将南匈奴分为五部，并派右贤王去卑回平阳管理监督各部。后因左贤王刘豹的势力膨胀，为削弱其势，邓艾上言：“闻豹部有叛胡，可因叛割为二国，以分其势。去卑功显前朝，而子不继业。宜加其子显号，使居雁门”。[4](卷28,《邓艾传》)曹魏嘉平三年（251 年），景王司马师听从邓艾建议，遂扶植去卑之后使居雁门（治今山西代县西南古城）。拓跋猗卢居定襄盛乐后，295年出并州，迁杂胡于云中、五原，又西渡河击匈奴，乌桓之诸部。其势力已经威胁到了铁弗匈奴的生存环境。310年白部鲜卑在西河起兵时，铁弗刘虎举众于雁门以应之。可见当时铁弗刘虎仍然居住在雁门附近一带，其攻击的目标正是西晋雁门、新兴二郡。战争失败后，铁弗匈奴居住地发生迁移，被迫从新兴、雁门一代西走。其原来的活动区域被西晋转让给了拓跋鲜卑人。因此可以认为，刘虎一直主动出击拓拔鲜卑，虽屡遭挫折而不放弃，还是出于对其先生存地带资源争夺的考虑。刘卫辰占据朔方以后，有感于前秦的和戎，入居塞内，大力发展农业和畜牧业。这个时期，刘卫辰基本保持了与拓跋鲜卑的友好关系。我们可以推测，这一时期的铁弗匈奴因为对于朔方的经营已见成效，已经不再执着于对早期生存土地的争夺。但是朔方地区经济的发展，对于拓跋鲜卑来说既是威胁也是一块肥肉。于是拓跋鲜卑主动连续出击铁弗部，367年，北魏掠得铁弗匈奴“马牛羊数十万头”391年“获牛羊二十余万”；同年攻破卫辰时“收其积谷”，收其名马三十余万，牛羊四百余万，渐增国用。可见，对生存资源的掠夺仍然是铁弗匈奴和拓跋鲜卑之间战争的首要任务。

就战争策略而言，拓跋鲜卑在对待铁弗匈奴的问题上有轴向的计划，即有通婚以诱其好，又有离间以分其势，同时质子以胁其危。北魏建立后，在战略上对铁弗匈奴也非常重视。在首先出兵讨伐铁弗还是柔然的问题上，拓跋焘曾经多次问策群臣，如文献载“蠕蠕陆梁于漠北，铁弗肆虐于三秦。”二者被称为“二寇”。北魏国内在面临灾荒时，也担心“屈丐、蠕蠕提挈而来”威胁到北魏云中和平城的安全。大夏国被灭亡后，蠕蠕遣使朝贡。世祖特别下诏：“今二寇摧殄，士马无为，方将偃武修文，遵太平之化。”[2](卷4,《世祖纪》)由此可见北魏初年，很重视对铁弗匈奴的战略决策。而铁弗匈奴则一直围绕着家族仇恨，盲目的频繁的发动战争，屡战屡受制于拓拔鲜卑。即使其后期暂时放弃了这种仇恨的角逐，但是其本身已经成为北魏地缘政治里有阻统一的因素，仍需要有军事行为来克服。北魏发动讨伐铁弗大夏的战争已经是大势所趋。

从社会发展来看，当时社会观念的主流在思想领域表现于汉文化的学习和效仿。在这个主流中，各民族表现出了具有差异的汉化行动。铁弗匈奴在南匈奴的基础书并没有大的跨进，抛开客观的因素不说，只是在大夏国建立后，主观上进行过短期的、间断性的汉化措施。而在此之前的铁弗匈奴较之南匈奴而言实际上经历了匈奴民族主义的复兴。这是西晋末年内迁匈奴民族的普遍声音，建立民族政权是其最终目的，寻求政权被认可是其在主观上主导汉化的主要原因之一。相比之下，拓跋鲜卑在与中原王朝开始交往以后，就经历了连续的长期的汉化行为。其民族主义复兴发生在更晚的北魏末年。在其前期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他们较大的依附了传统眼光中的正统晋朝。其生存机遇和环境都比铁弗匈奴有利。拓跋鲜卑在汉化上有实质性的措施，一直向较深层次发展。拓拔鲜卑的在解决民生问题上做了很多的尝试，并且在某些阶段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其统治被境内的大多数汉族和其他游牧民族所接受。而铁弗匈奴的政策则以残暴著称，主要的战斗往往涉及数十万兵员，通过大肆的掠夺人员来补给，境内民族成分复杂，又缺少民生经营，致使“夷夏嚣然，人无生赖”，[5](卷130,《赫连勃勃载记》)强制性迁徙的人口并不满意大夏的统治。大夏国表面的平静，全靠着强有力创业之主勃勃的暂时压制，方能维持表面的平静，一旦他死去，宫廷里诸子稍有纷争，就会引起地方上无从管制的因素乘机蠢动，各地叛乱纷纷遣使依附北魏。因此铁弗匈奴和拓拔鲜卑的较量中最终败北并不出乎意料。从整个历史看来拓拔鲜卑的目标性很明确，统一南下是其发展的过程中的主要目标，其战略决策从大局着眼更具有长远性。这决定了拓拔鲜卑最终的胜利。

[1][宋]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北齐]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3]李振宏、刘克辉.民族历史与现代观念—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研究[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

[4][晋]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2.

[5]][唐]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