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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镇人物

2012-08-15孙方友

满族文学 2012年1期
关键词:庆典队长

孙方友

老 冯

老冯是山西人。

旧社会,镇上山西人不少,而且多是有钱人。他们在镇上开酒馆,赚了银子,还在镇西街建了一座山峡会馆。镇上人皆称山西人为山西佬。山西佬是敛财的典范,置业的能手。有很长一个时期,山西人即是镇人排外的主要对象又是他们暗自学习的楷模,连山西话都成了当地的“洋滨”。所以,当老冯操着山西口音来到镇子时,众人非但没感到别扭,反而却感到十分亲切。因为那时候,大多的山西后裔早已回了原籍或被同化,正宗的山西人已寥寥无几了。

老冯是当兵转业分来的,在西街粮库工作。因为有颍河,镇上的粮食仓库为中转仓库,很大,光筒子仓就有十几座,并在颍河里建有专用码头。从这里下船,运至上游漯河装火车。那时候,粮食为统购统销,属国家管理物质。所以,在粮库工作的人就显得很重要。

我和老冯的儿子是同学。老冯的儿子叫铁锤,大名就地垒,就叫冯铁锤。粮库离山峡会馆很近,只一墙之隔。但由于两个院子都很大,围墙高,大门又不是一个方向,所以要转很长一段路。当时的镇小学就建在山峡会馆内,十二个班级,为完小。记得小时候,我曾去过冯铁锤家几次。粮库只有一个小家属院,在粮库一角,有三四户外地人住在里边。记得老冯家是两个正室加一个灶房。冯铁锤当时已兄妹三人,住房自然不宽裕。老冯的主要工作是在粮管所给一些吃商品粮的人称油称面。他常年戴着袖头,浑身上下全是面。太忙的时候,连眉毛和胡须上都沾有面屑儿。我们去他家,他只是友好地朝我们笑一笑,并不与我们说什么话。因为他对镇里人已经很熟,去了新同学他只是问问是谁家的孩子就算是对号入座,然后就剩下笑一笑了。

那时候供应商品粮全凭粮本,用粮票到粮管所买面是买不到的,只能到饭店里买饭吃。当然,粮票也是极难弄到的。当时拥有粮票的人多是工人家属。这些工人家属从丈夫那里弄回粮票后,就想托老冯买面粉。老冯呢,与镇上拥有粮本的人很熟,有些人家节约下面粉,就想托老冯换成粮票保存或换成别的什么东西。这样,老冯无形中就成了中间人。能为别人办事就能落下好人缘,所以老冯的人缘就极好。

每每用粮票换成面粉后,老冯趁天黑给工人家属们送去,而且是很神秘的样子。神秘的原因有多种,最主要的是两条:一是证明粮票换面粉的难度太大,开后门必须在黑暗中进行。二是亲自送货上门能表示一种关怀和亲切,让你感激之余再感动。果然,如此送来送去,就有不少女家属感动万分。为了报答老冯,也因丈夫不在家的寂寞,最后就在老冯怀中“感激涕零”了。当然,那些女人被老冯“浮虏”后,转脸就又俘虏了老冯,托老冯买面就变成了命令老冯。老冯呢,也甘心情愿地为她们服务,整天像头小毛驴儿,驮着面粉,今天去这家,明天去那家,很是辛苦。

与老冯众多相好的女人当中,有一个叫柳叶的少妇,很漂亮,也最遭老冯喜爱。柳叶家住在镇北街口处,当时她年不过三十,丈夫在宁夏石嘴山煤矿当工人。由于宁夏太远,一年里还不回来一趟。柳叶漂亮,又有些水性扬花,所以相好的也就不止是老冯一个。据传这柳叶靠色情不但俘虏了老冯,也俘虏了食品公司卖肉的老赵,卫生院里的名医生老吕,公社武装部里的部长老胡……反正凡是用得着的,几乎全让她给“俘虏”了。所以,这柳叶就很有面子,坐在家中不动,就有人送米送面送猪肉送钞票,连看病吃药都不需花钱。为不让这些相好的走碰了头,时间全由她一人安排。只是其他人全都听话,唯独那个姓胡的武装部长很霸道,说来就来。这胡部长是行武出身,找相好的也是军人作风。据说他调来不到半个月,就看上了柳叶,当即命令通讯员将柳叶叫来,说是让她参加基干民兵训练。那时候柳叶刚结婚,还算女青年,又加上能参加公社组织的民兵训练是别人求之不得的事情,于是就很爽快地答应了。训练当中,胡部长每天晚上都找柳叶谈心,帮她纠正姿势,让她吃小灶,然后就命令柳叶上床练习仰卧……

训练结束,老胡就成了柳叶家的常客。

由于老胡的霸道,老冯就曾吃过几回闭门羹。黑灯瞎火地扛一袋面去了,却叫不开门,只好呼呼哧哧地扛回来。第二天一见柳叶,方知老胡在,不便开门。为此,老冯就仇恨上了老胡,心想你他妈是军人出身哪个没扛过七斤半?谁怕谁?!有这种心理作怪,老冯就想在柳叶家会一会老胡,打一打他的嚣张气焰!

这一天,他计算着老胡又去柳叶家了,便扛起一袋面闯了进去。那时候老胡刚要好事,突见粮管所的老冯闯了进来,十分气恼,愤怒之余,顺手就掏出手枪朝老冯打来。老冯在部队里当过侦察员,自然眼明手快,将肩上的面袋一横挡住了射来的子弹,然后趁老胡惊诧之机,一家伙踢飞了他手中的“五四”手枪,并顺势将面布袋恶狠狠地砸在了老胡头上。令老冯想不到的是,由于用力过猛,面袋又是只老面袋,一下炸开,将老胡的头套在了面袋里。老胡的鼻子眼和嘴一下被面粉包围,一呼吸,干面被吸进了呼吸道。面见唾沫变粘,堵了肺管,不一会儿,就伸腿儿抓胸,一命呜呼了。

此时的柳叶早已吓傻了,现在又见出了人命,更是害怕。老冯开初以为是老胡故意装孬孙,没当回事儿,后来一见老胡真的伸了腿,也吓白了脸。但他毕竟是男人,定下神后,安排柳叶说:“你不要怕,就说他闯入民宅要强奸你,被我发现。他开枪射击,我反抗,才闹出了人命!”说完,就径直到公社自首了。

武装部长死于非命,这当然是重大案件。县公安局、县武装部都来了人,先调查柳叶,柳叶就按老冯说的说了。后审老冯,老冯与柳叶说的一个样。公安局验过面袋上的弹洞,找出了里面的子弹头儿,皆证明胡部长真的开了枪。又加上胡部长死在了人家家中,首先就输了一半理。最后经法院审理,老冯为自卫杀人,判刑15年。押送到很远的一个地方去了。

老冯被判刑不久,他的家人就回了山西老家。这事儿已过去多年,不知老冯现在还有没有。若活着,大概也年过古稀了。柳叶还健在,只是早已去了宁夏,听说孙子都七、八岁了。

梁满屯

梁满屯是个老码头,扛大半辈子脚夫,有一年盐垛歪塌被砸断了一条腿,干不动重活了,就在码头上发签儿。

很早的时候,脚夫扛包是计件儿,从船上扛上岸或从岸上下船都要领一支签儿,到天黑算账。有时场场清,有时让记工的记在账簿上,到月底凭账本上的数目使工钱。

码头上的签儿多是竹签儿,有一尺来长,一头是尖的,有的还刻了牙儿,涂了红漆或绿漆,目的是怕人造假。竹签儿一尺长,是便于携带。因为脚夫领了签,不能拿在手中,不利干活,多是别在后腰间。别腰间弯腰伸腰的短了易脱落,所以要长一些。根据他们的经验,一尺来长正得,一不误腾出双手扛包,二是弯腰时也不硌腰。脚夫们扛包时都储备有披单,三尺宽,五尺长,朝头上一搭,弄不脏衣服,也省得硌脖子朝脖子里掉东西,当然,也有递包的,递包的多是两个人,二人抬起一包,同时喊:一个包子上来了,上来吆荷!音落包起,扛者将腰一弯,头一伸,那包正好落在肩上。扛包不能平放,要楞起来,尽量挑选着肩少的地方,省力。也有扛站包的,二百斤重的粮包,立起来扛,更省力,但这需要技术,没几年扛功是干不得的。

扛包的技巧除这些之外,还有上下跷下垛等技术,从船上沿跷下来,脚要稳,身子要朝上稍仰,尽量让人体与肩上的重物成直线。上船时,身子自然要朝前倾,不然,肩上的包会失重掉进河水里。湿了一包粮或盐,扣工钱不说,很可能成为脚夫们一生的黑点。

梁满屯在过去是扛包的行手,尤其是装船下底舱,总少不了他。因为船舱只一人高,加上粮包,就超了限,所以下到船舱内要含腰前进。这一含腰是需要力气的,一般人干不了。因为船舱高度不到不说,还狭窄,跷木放下来,很陡,下跷要顶到对面仓壁,脚夫扛包下去后需要磨头朝仓里走。这不但需要力气,更需技术。这个技术就是下跷后不能扭脸,因为一扭脸肩上的包就会碰到甲板木上,必须先下一只脚,那只脚还要向后迈,这叫倒行一步,含腰后再扭头。船很大,从仓口到底仓有几丈长的路,一直弓着腰扛过去,费力又费工。后来就是这个梁满屯带头,向船家提出抗议,将甲板改成了活的,一下省了不少力。

我认得梁满屯的时候,他已年过花甲。解放后镇里成立搬运队时,因他是残疾没加入,但政府看他无依无靠又残疾,便让搬运队给这个老码头每月15元的生活费,那时候人民币扛值,15元已足能让他吃饱穿暖。记得梁满屯住在河边,有一个小院,周围全是一种葛针树,一种常年青的灌木,性很硬,而且身上长满硬刺,可长一人多高,相互缠绕,是一种很天然的绿色围墙。梁满屯还养了一条大黄狗,那狗和他几乎形影不离,有围墙又有狗,他又无亲无故,就极少有人去他家,于是,他的小院里就充满了神秘。再加上他喂的那条狗是条母狗,他又是个老光棍,就有好事的人编排出了他与那条母狗的故事。当时我还小,不懂这些。但我见过那条老黄狗,一点也不凶,双目里透出一种狗的善良。老黄狗身上的毛很黄,肥的时候透出金色。肚下有一排黑色的狗乳头儿,很像城里的贵妇人穿着一身狗皮大衣带黑色的排扣儿。

我见那条老黄狗的时候多是在河边。可能是年老无事,那时候梁老汉经常在河边钓鳖。

梁满屯钓鳖用的是直钩儿,饵是鸡小肠,他每天搬一个小马扎儿,带一个小茶壶,拄着拐杖下河,寻到一个地方,坐下来,燃着烟,边吸边很静地等待。当时我们那里的人对鳖是不屑一顾的,没人吃这种东西,因为它太腥,而且还被人称为灵物,但梁满屯不在乎这些,钓上来,就用草戏出鳖头,一刀剁了,洗一洗,然后烧热水煺掉外层薄皮儿,温火熬熟了,连汤一起喝光。有人说他是治什么病,说他年轻时多次去周口万贯街嫖妓伤了元气,现在要用王八汤补一补。也有人说,梁满屯吃鳖是想活大年纪,千年王八万年鳖,吃鳖能长寿。还有人说他的那条狗也同他一样爱吃王八肉,每当梁满屯钓鳖的时候,那狗就卧趴在一旁一动不动,双目直盯河面,一旦梁满屯钓着了,它就显得很兴奋,望着主人,嘴里发出一阵“呜呜”的叫声,像是在表示祝贺。

听人说,这梁满屯一生未娶,年轻时曾在周家口扛过脚,挣了钱,就去万贯街找一个名叫嫣红的女妓。周家口解放那年,上头改造妓女后,让她们从了良,嫣红从此就不见了。那时候,梁满屯已被遣回原籍,闻听嫣红嫁人就专去周口寻找,找了一个月也没找到。据镇上人分析,梁满屯找不到嫣红的原因有多种,但重要的一条是他忽略了妓女从良后的心态,因为妓女从良后多是一年半载很少出门,而且还要改名换姓,在妓院里用的艺名从此消失。再说,她们更怕遇见老嫖客,目的自然是遮丑。找不到心上人,梁满屯很伤心,回到码头上干活心不在蔫,提不起精神。有一次盐垛歪塌,他正好在垛下,别人都躲了,唯有他只顾害相思没躲,从此丢了一条腿。

日子本来过得安稳,不想到了1958年,搞起了大跃进,镇里要建工厂,将人全赶进了“集体农庄”,轮到梁满屯搬迁时,他坚决拒迁,并以死相威胁。那年月不讲法,对这种钉子户多是硬对硬,说你梁满屯不迁照样要扒房,限期6个小时。不想还未等到6个小时,梁满屯却放火烧了自家的房子,而且是紧顶房门,他与狗全在屋内。等搬迁队闻迅赶来时,大火已经着起,好在那天没风,没造成大的灾难,只是梁满屯的三间草房变成了焦土,人和狗全成了肉碳,样子很惨,像一尊痛苦扭曲的黑色雕塑,人与狗就那样很静地坐着,让人触目惊心。

让人惊奇地是,梁满屯的身旁还有一尊泥雕,是一个裸体女子,通过大火焚烧,那女雕显出红色,竟栩栩如生起来!

这时候,有人突然喊道:“嫣红!看,嫣红!”众人顿时醒悟:这梁满屯一直生活在幻想里,为护心上人,他才宁死不愿离开这个小院!

袁文流

袁文流是东街人,在东街口住。他爹叫袁老实。袁家在过去也算是殷实人家,有地有牲口,只是人丁不旺,几代单传,传到袁老实这一代,连人的质量也下降不少。这袁老实名副其实,老实得有点儿过度,几乎近似傻了。可傻人有傻福,娶了个婆娘却是百里挑一的美人。袁老实的婆娘姓侯,叫侯月英,颍河南岸侯家楼人。侯家楼是我们那一带出美女的地方,皆说是“要挑美人头儿,周庄候家楼”。侯月英确实是个“美人头儿”,苗条细腰,杏眼柳眉,小脚如莲,肤白如玉。这些古书上形容美女的词儿用在她身上一点儿也不为过。据说侯家也是殷实人家,侯月英姐妹三人,她是小三儿。大姐找的是个商人,奸巨滑流,连岳父家也敢骗;二姐找的是个读书人,很酸腐,自认是贵人之体,目中无人,婚后从不来娘家走亲戚。为此,侯老先生很生气,扬言要给小三儿寻下个老实人。消息传出,就有人介绍了袁家的独生子,说是你们两家不但门户相对,而袁家公子也正是您要寻的那种老实人。不想过门一瞧,方知“看走了眼”。但旧社会媒妁之言不便更改,只好认命。大概过门后不久,侯月英就被镇上大户崔洪儒看上,将其包养了。那时候袁老实的父母已死,他又呆如木鸡,自然不会管婆娘是否忠贞。而崔洪儒当时刚过而立之年,个高一米八左右,一身儒雅之气,与袁老实形成天壤之别,侯月英自然心甘情愿充当崔家老爷的红颜知已,后来就有了袁文流。

这个袁文流,无论从长相到走路的姿式,都像是崔洪儒的种。当然,崔洪儒明知袁文流是自己的骨血,但由于名不正言不顺,袁文流不能认姓归宗,只能记于袁老实名下。尽管不能姓崔,但他身上毕竟是崔氏一脉。也可能是遗传基因之故,袁文流从小就聪明伶俐。可惜,由于袁老实是个呆子,侯月英一妇道人家不善持家,袁家当时已沦为贫民阶层。为供养袁文流读书奔前程,崔洪儒特认下其为干儿子。一开始,袁文流同崔府的几个少爷同读私塾,到了上洋学的时候,他以优异成绩考上了陈州“成达中学”,后来又考上了天津南开大学。不料就在这时候,崔洪儒死了。崔老爷一死,崔府的人就不愿再供袁文流学费了。袁文流本想到校后勤工俭学,不料此时父亲病故,母亲又体弱多病,无奈,只好回到小镇上,耕种自家仅剩的二亩薄地。

大概就在袁文流回来的第三年,土改运动开始了。土改工作队的队长姓杨,叫杨林泉。这杨林泉也是公子哥出身,只不过在学校时就加入了地下党。他与袁文流是中学同学,当时杨林泉还曾启发过袁文流参加革命,怎奈当时的袁文流一心想考学深造,忽略了杨林泉的启发,错过了一个好机会。现在,老同学带着工作队来镇上搞土改,对袁文流比较了解,进镇后就劝袁文流参加土改工作队。袁文流知道土改运动就是斗地主分田地,而他的干爹崔洪儒就是镇上数得着的大地主,如果自己参加斗争,定要与崔家为敌,镇人肯定会说自己忘恩负义,是个小人。人生在世,立德是大事,怎能落下小人之名?他为此思考了好几天,最后还是婉言谢绝了老同学的好意。杨林泉见袁文流有点儿消极,再加上他来到镇上后也听说了袁文流与崔府的特殊关系,便不再坚持,私下对老同学说:“你不参加工作可以,但千万要配合我的工作。”袁文流自然能听出老同学的话外之音,为避嫌,他开始闭门不出,每天把自己关在屋内,读书练字,一直到土改结束,他才出屋。那时候,新政权已经成立,崔府里的大少爷、二少爷全被镇压,土地也被分给了农户,崔家人全被撵出了深宅大院,住在几间马棚里。崔府大院改成了人民政府所在地,出出进进的多是带枪的民兵和工作人员。这翻天覆地的变化是袁文流没想到的,他像做梦一般,恍如隔世。那时候他的老同学杨林泉已担任新政府的区长,他对袁文流说:“现在土改胜利了,你配合得不错,你有文化,要支持新政权,去西街山峡会馆教书怎么样?”袁文清问:“教书?教什么书?”杨区长笑道:“你这阵子闷在屋里,思想上落伍了呀!西街成立了个小学校,区里准备聘请你当教师哩!”袁文流一听让自己教小学充当孩子王,就觉得老同学小瞧了他,苦笑了一声说:“我娘身体多病,你们还是另请高就吧!”杨林泉看出了老同学的不乐意,又说:“这样吧,你如果不想教书,区政府刚成立个食堂,缺个会计你能否屈尊?”袁文流又苦笑了一声说:“你这不是拿我当猴耍吗?你明知我的数学最差,怎能胜任那些柴米油盐的事儿?”杨林泉望了望袁文流,知道他心境太高,却不知从头干起的道理,长叹了一声,说:“你日后会后悔的!”

不久,杨林泉被抽调到外专署工作,袁文流就被“窝”在了家里。后来也有几任领导得知他是老牌高中生,家庭出身也清白,就想给他找个事儿做,可再往深里打听,方知他是大地主的孽种,对他立刻就另眼看待了。

袁文流看着不少不如自己的人都有了工作,吃上了皇粮,心里很别扭,对任何事儿都显得消极,当然也极后悔不该错过当初杨林泉给他的几次机会。但人不是神,也没长前后眼,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如果当初干爹不死,恰好自己大学毕业那年全国解放,现在说不准正在哪个大都市工作哩!后来见当年被聘为西街小学校当教员的人大多被划了右派,他还很为自己的远见庆幸过。只是那种侥幸的心理不是太长,大多的时候是苦闷和不甘心。更令人料想不到的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人们竟因他与崔府的关系而不自觉地将他划成了另类,让他与地富反坏右一起劳动,开贫下中农会也不通知他。他无形中竟成了没戴帽子的坏分子。

他受不了这种污辱,在一个狂风凄雨的夜里,悬梁自尽了,享年42岁。

那时候,他的母亲已死。虽然他一身儒雅,但由于他的另一个隐形身份,一生未娶,孑孓一身,死后三天才被人发现。

镇上人说,这袁文流虽是崔洪儒的骨血,可由于生在袁老实家,仍然受袁老实的影响,最终还是太老实了!人呀,命好不如运好。不老实吃亏,太老实更吃亏。可怜袁文流,白喝了那么多墨水子呀!

王庆典

王庆典的老表在镇里当过书记,那一年正是1958年,到处是大食堂。王庆典原来是个蒸馍匠,借着他表兄的威风就当上了大伙的主任。那是个饥饿的年月,有着“淹三年,旱三年,饿不死的炊事员”之说,何况王庆典又是个大伙主任呢?所以,他就成了镇东街的土皇上。最鼎盛的时期,每晚睡觉都有两个女人相陪。

好在那种时候不长,两年未过,大食堂就散了伙。王庆典的表兄调走后,他自然也就没戏了。当时有个运动叫“反五风”,主要是让老百姓给当官的算账——尤其是大跃进中那些横行霸道的当权者。王庆典做恶多端,自然名列其中。辩论会开过之后,又将其送往县收容站劳动改造了几个月。回来后,一身肥膘没了,眼中的霸气没了,那股“骚虎”劲儿也没了。因为他得罪人太直接,几乎半条街的人皆与他有仇气,很少有人与他搭言。王庆典呢,当初动不动就“砍”人家的伙食,说饿谁就饿谁,现在也自觉无颜见江东父老了,整天像个刚出洞的老鼠,不敢抬头看人。平常时候,他极少出门,整天装病在家里。开初,还有些不习惯,后来,竟养成了孤癖的性格,别人不理他,他也不理别人。一般性格较孤癖的人多分两种,一种是在家闷着,很少户外社交;另一种是利用某种爱好——而且是鲜为人知的某种爱好,用以释放和压抑自己爱热闹的那一面。比如热爱无线电或研究一种什么超出常人想象的东西。这是一种有理想有爱好的“大痴”。这种人物说不准还真的能弄出一个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来。当然,这也多以周围环境和个人条件为前提。这自然要比闷坐着的那一种档次高。那种闷坐型的孤癖者最后多发展成极端,被送进精神病院。而王庆典的孤癖与这两种都不搭界,他在家中一不研究二不呆坐,而是闲不住。他几乎包揽了家中的所有活计,做饭涮锅,洗衣服扫地,劈柴掏厕所……也就是说,他把自己变成了机器人,不辞劳苦地从早运转到晚。只可惜家务活毕竟有限,要想闲不住,还必须找别的活计。开始是整院子,打院墙。这一切都干完之后,他突然感到了恐惧,因为没活干了,一闲下来,那种负罪感立即就占满了他的心房。为赶跑那些罪恶的回忆,他决定寻找一种春夏秋冬都忙的活,最后选中了养花。在那个年代,花还属贵族们的东西,王庆典先从小处着手,买了十几个花盆,在院里建了个小花房,又借那个当书记的表兄的面子,到县城公园讨了好几个品种,开始了养花生涯。

这个转向对王庆典的一生很重要,也就是说,他不知觉地走向了那种有爱好的自我封闭。开初养花只为消闲,目的是怕见到四邻,躲避他大跃进时期管食堂时犯下的错误,慢慢地,竟迷上了培育花的品种。当时县城花园里有一个姓王的花匠,其父亲曾在南京总统府里当过花匠。这王师傅门内出师,也掌握了一肚子花经。王庆典不知怎么就和他交上了朋友,一年里总要去县公园几趟求师学技,养出的花也越来越上档次。他在小院里还建了两个暖房,无论冬夏,这里总是花的世界。

这一年,来了个“四清”运动,镇里的“四清”工作队长姓胡,50多岁,胖胖的,满嘴外地口音。当时搞“四清”的人都对自己的官职保密,众人猜测这胖老胡是个大干部,但到底大到哪个级别,没人说得清,只知道他是从大城市来的,很讲究工作环境。他一来到公社大院,见大院里又脏又乱,很是不高兴,就号召工作队员和公社干部先打扫卫生。该拆的拆,该修的修,不几天就使公社大院焕然一新。环境修整后,他说还需要美化,就问此地哪里有花儿。有人说乡间极少有人种花养草什么的,要买得去县城公园。也有知情人告诉他说,这镇上就有个爱种花的人,家中养有不少花,只是不知他卖不卖。胡队长一听镇上有人养花儿,很高兴,忙派人去打探。不料去的人回来说,人家说参观可以,贵贱不卖。胡队长问花的品种怎么样?去的人回答说品种不少,有好多盆,只是自己不懂花说不上好与歹。胡队长一听,颇感好奇,觉得这养花人养这么多花不卖肯定是个花痴。在这偏僻乡村出现这种花痴很是出人意料,他就决定亲自去王庆典家看一看。

胡队长突然来访颇使王庆典有点猝不及防和受宠若惊。因为自他下台之后很少有人来家,更何况是一个外地干部还是工作队队长。胡队长倒很家常,对王庆典说来没别的意思,只是想看看您养的花,以饱眼福。王庆典虽不卖花,却极欢迎别人来观花。于是,他忙领胡队长进了花房。胡队长一进花房,一下就瞪圆了双目,连说了几个“了不得!”接着,他又一盆一盆的观赏,而且边观赏边评价,说这墨菊是珍品,说这盆君子兰也成了上品。知道中央领导同志谁最喜欢君子兰吗?是朱老总……王庆典一听胡队长是内行,像碰了知音一般,说:“同志,你若也喜欢,我这就送给你!”说着,端起那盆君子兰就要送胡队长,胡队长急忙拦了,婉言谢绝道:“老王呀,君子不夺人之爱,谢谢你的好意喽!”

这以后,胡队长闲暇之余,常来王庆典家赏花,并说自己也是爱花人,家中也养了不少名品。王庆典多年没朋友,现在碰上胡队长,又有共同的爱好,慢慢地话多了起来。有一天,胡队长问他是如何爱上花的,他终于把不住,便向胡队长讲了自己养花的起因,并说自己在58年犯过错误,得罪了不少乡亲,自觉没脸见人,所以多年不出户,关起门来忏悔自己的罪过,才以养花养性。不料那胡队长一听,脸色沉了许久,好一时才说:“在这一点儿上,有多少人都不如你呀!比如我,大跃进时在一个地区当专员,那个地区后来饿死了不少人,可我,照样升官,从来没像你这般忏悔过!”王庆典一听这话,先是惊诧如痴,最后竟突然跪在了胡队长面前,泣不成声地说:“我忏悔这么多年,等的就是能有人给我说出这句话!只可惜这话不是众乡邻说的,而是出自你这个外乡人之口。看来,乡邻可以原谅上头,却不愿原谅我了呀!”胡队长扶起王庆典,沉思了好久方说:“一个有错的人,要想在犯错的地方站起来是极难的,换换环境会好一些。”王庆典说:“我人好几辈都住在这儿,怎能换环境?”胡队长望了王庆典一眼,说:“你若真要重新做人,就瞅机会吧!”

一年后,“四清”结束,胡队长临走时,悄悄给王庆典透露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并对他说:“你稍等一等,待我回去后,再帮你想办法!”据说这胡队长是个副部级干部,他原打算让王庆典去他掌权的部门当花工,不料刚到家不几天,“文革”就起来了。他已自身难保,哪还顾得上什么王庆典。王庆典呢,还在家中很认真地等待消息。有一天,突然等来了一大帮人,他们戴着红袖标,上去就将他揪了出来,给他打了花脸,戴上纸糊的高帽子,敲锣打鼓地开始了游街示众。人们看到王庆典,压抑在心中的那股仇恨又被点燃,乱朝他啐口水,掷砖头。王庆典这才真正看到自己的罪孽是乡人不可饶恕的,当天夜里,就悬梁自尽了……

几年以后,那位队长又重新站起来主持工作。有一天,别人送给他一盆君子兰,说是花几万元买的。胡队长听后吃了一惊,突然也就想了王庆典的花房,忙派人去打听。后来听去的人说王庆典是因游了一回街而自杀了,胡队长很是不解,惋惜万分的地说:“这人脸皮太薄了!”

雷家弹花店

雷家弹花店的主人叫雷邦汉,外号“财捞”。“财捞”是“守财奴”之意。就是光知拼命捞钱而舍不得花。土改以后,财捞开的是弹花店,家有弹花机和轧花机。记得雷邦汉个子很高,由于常年劳动,背有点儿驮。他穿的很破,用一根布条子织成的带子扎着腰,还戴着一个脏兮兮的口罩。他家喂有一头驴骡子,专用来拉弹花机。轧花机是用人工踩的那种,需要两个或三个人操作,下面有踏板,蹬动踏板引动大轮,一个人趴在机器平板上,边蹬踏板边给机器喂籽花。另一个人手拉从房梁上吊下的绳套(以防站不稳),一只脚用力蹬踏板。老式轧花机工作起来“嘎嘎”的,声音很响亮。雷家弹花店是三间作坊,窗户棂上粘满了花絮。从外朝里望,一片迷茫。那时候小镇上就他一家弹花店。河南岸北的庄户人都来这里轧花弹花,每到天气变冷时,要排队候等。如此好的生意,时刻都刺激着雷邦汉的发财梦。不久后,他又先后买了两头骡子和一架弹花机,并雇用了三个工人。可以说,解放前他苦熬苦奔没能实现的愿望,没想到在解放后不几年,便使他梦想成真了。

如果照此下去,雷家弹花店很可能会有更大的发展,说不定他很快就会成为共产党得天下后的第一批暴发户。可是,雷财捞的发财梦只作了没几年,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就开始了。面对公私合营高潮的到来,雷邦汉的态度是消极的,将辛辛苦苦挣来的一份财产“充公”,他无法接受,在他看来,“公私合营”与“没收财产”没有什么两样。因此,他到处散布不满,然后将营业执照交给工商所,扬言雷家弹花店已关张,而私下想把轧花机、弹花机和三匹骡子卖掉。不想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好猎手,上头早已注意了他的动向,先警告镇上人不准购买他的机器、牲口什么的,然后派人暗中监视。因为当时全国都在搞公私合营,雷邦汉的机器什么的想卖也没人要。那时候正赶冬季来临,轧花弹花的人很多。雷邦汉舍不得大把票子朝外流,便开始夜间偷干。这一下,正中上级下怀,他刚开业没几夜,工商所的人便走进了弹花店,以无照经营为由,将其财产查收。这一下,雷邦汉算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连“公私合营”也没资格了。

人好像再没有“理想被毁灭”所受的打击大了,雷邦汉从此一蹶不振,先是想不通,最后由想不通转变为仇视一切,尤其是对共产党的各项新政策,他一律是抵触情绪,有时竟敢公开散布反动的言论。开初,没人理他——没人理他主要是没人汇报他。因为众人心里有杆秤,认为他一下损失那么多财产是有点儿亏,换换自己心里也不会平衡,人家发几句牢骚也有情可原。不想后来他越说越不像话,到了三年困难时期,他仿佛找到了非常有力的佐证,竟然公开说:“跟着毛主席,饿的两张皮”之类的反动歌谣,这还了得,便有人汇报了上去。

上头自然不会饶过他,立刻传他到了公社派出所,尽管雷邦汉当时已反动透顶,但他毕竟还是狡猾的。面对公安人员,他很快悟出了自己是“祸从口出”,既然祸从口出了,那就得来个“祸用口消”。他开初拒不承认说过什么反动歌谣,只说饿死了人,因为他自己就埋过不少饿死鬼。因为饿死人是真实的,而且是有不少据证可查的,又是有目共睹的,派出所的同志只好将他放了,对他说:“你记住,日后就是真的也不许乱说!”

从此,他便被划入了反动分子的行列。1965年“大四清”运动中,他被名副其实地戴上了坏分子的帽子。

接下来的文化大革命,他自然是被专政对象,挨斗、陪斗、游街示众,被整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也大概就在这时候,他的几个孩子长大了。孩子们长大,就面临着上学、当兵、当工人。乡间的年轻人,都想扒个门路,吃上皇粮。雷邦汉的大儿子与我同岁,叫娃。雷娃初中毕业后,上头让推荐上高中,因他父亲是分子,自然没他的份儿。他想报名参军,大队里连名也不许他报。雷娃很颓丧,回家对爹说:“咱几代都是中农成份,你咋弄了个坏分子?”雷邦汉见儿子抱怨,心里很不安,便从头至尾将事情的发展过程说了一遍。雷娃一听本来很简单的事情被父亲弄复杂了,很是窝火,对雷邦汉说:“说来说去不就是几个钱吗?人家花了钱买了个积极,你破了财又弄了顶坏分子帽子,值得吗?”雷邦汉一想也十分后悔,想想不该与共产党对着干,现在得不偿失,不但自己受苦受气,还连累了孩子。他哭丧着脸说:“现在到了这一步,怎么办?”雷娃说:“怎么办?没一点儿办法!你就是再拿钱也买不回清白了!现在你只能充分表现积极,努力改造,争取早日摘帽儿!”

雷邦汉一想也是,只有摘掉坏分子帽子,孩子们才可能有出路。怎样才能争取进步呢?他想了半宿,终于想出了个高招儿。第二天天一明,他就寻了个破铜锣,走到大街上一边敲一边喊:“共产党是人民的大救星!爹亲娘亲没有毛主席亲!”如此这般来来回回地喊,就引来了不少人看热闹。众人皆以为他神经了,他说我一点儿也不神经,并特别强调说:“这全是我的心里话!”说完又开始喊,直喊到天大黑,街上没人了,他还在喊。后来还是雷娃将他拉回了家,问他这是玩的哪一套?他说我这就是进步呀!并说从此他每天都要喊这些积极的话,一直把头上的坏分子帽子喊掉为止!雷娃想想也没有别的办法让他表现,只好由他。于是,敲锣喊口号便成了雷邦汉的职业。自然,镇上人也就觉得他是真的神经了。

上头见雷邦汉得了神经病,也没人去理采他,尽他喊,反正他喊的都是红色口号,你若不让他喊反倒不对了。当然,开分子会什么的也不再让他参加了。雷邦汉因喊得福,竟然获得了自由,心中禁不住为自己的英明决策而庆幸,越喊越有劲,越喊越想喊。不想喊了几个月后,把声带喊出了毛病,一下塌了音,最后连话也说不出了。但他很害怕突然停喊又要去参加斗争会什么的,更害怕摘不掉头上的坏分子帽子,仍每天坚持上街,把锣敲得山响,嘴巴张得老大,可就是发不出音。众人听不出他喊的是什么,只能看到他的嘴巴一张一张的,像一个黑洞,很深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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