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红

(烟台大学人文学院，山东 烟台264005)

明初洪武时期，面对复杂多变的民族问题，明朝廷上下积极应对，不但作为帝王的朱元璋有一套自己的指导思想，①赵红:《朱元璋“以德怀之”的民族关系思想》，《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而且一些朝廷官员或积极献言献策，提出了对民族问题的见解，或身体力行，积极投身于民族问题的实践中，妥善处理民族关系。梳理这些见解和实践的核心内容，揭示这些见解和实践产生的原因，考察这些见解和实践对明初民族关系的影响，有助于加深我们对明初洪武朝民族关系、民族政策的全面认识。

一

明初洪武时期，为了民族关系的稳定，加强对边疆民族的治理，一些朝廷官员从巩固政权、安定边疆的理念出发，深入思考民族关系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主张，一些朝廷官员则身体力行，积极投身于民族关系问题的实践，妥善处理民族关系。这些官员中，尤以桂彦良、宋讷、高惟善、沐英、程本立、张紞等人的最为突出。

桂彦良，浙江慈溪人，洪武时期宿儒老生之一，累官至晋王府左长史。洪武十五年(1382年)九月，致仕的桂彦良上疏明太祖朱元璋，提出“太平治要十二条”，在第十条中他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民族关系思想。他说:“驭戎狄之道，守备为先，征伐次之。开边衅，贪小利，斯为下矣。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言以德怀之，以威服之，使四夷日服，各守其地。此为最上者也。……今海内既平，车书混一，蛮夷朝贡，间有未顺，当修文德以来之，遣信使以喻之，彼将畏威怀德，莫不率服矣。何烦勤兵于远哉!北狄遗烬，尚烦圣虑，当选将练兵，分屯镇守，谨其防御，俟其衅隙，一举而荡平之未晚也。”②《明太祖实录》卷一四八，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4页。他认为“威德并行”、以“德”为主，应该成为处理民族关系的首要原则。

宋讷，字仲敏，曾任国子助教、文渊阁大学士、国子监祭酒。作为一名倍受朱元璋器重的儒官，宋讷重视教学，关心民族问题，积极向朱元璋献言献策。洪武十八年(1385年)二月，针对北元残余势力的威胁，宋讷向朱元璋提出了“屯田实兵，谨其边备”的安边之策。他说:“今海内既安，蛮夷奉贡，惟沙漠胡虏，尚烦圣虑，若置不治，则恐久为患。若欲穷追远击，又恐艰难疲劳。陛下为圣子神孙计，不过谨备而已。备边在乎实兵，实兵在乎屯田。……今陛下宜于诸将中选谋勇数人，每以东西五百里为制，随其高下。立法分屯如充国兵数，斟酌损益，率五百里屯一将，布列边地，远近首尾相应，耕作以时，训练有法，遇敌则战，寇去则耕，此长策也。”①谈迁:《国榷》，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650页。他的主张就是在边防处驻兵屯田，以守为战，以威摄敌，以固守疆土。

高惟善，原为长河西土官元右丞剌瓦蒙的理问，洪武十六年(1383年)三月，与其子万户若剌受剌瓦蒙之命进京朝贡，受到朱元璋的赏识，被封为礼部主事。洪武二十年(1387年)，朱元璋派遣高惟善招抚长河西、鱼通、宁远等处宣慰使司(治今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县)。第二年，高惟善还京，向朱元璋提出了安边之道，系统阐述了他的“恩威并行”的民族关系思想。高惟善首先从宏观上论述了“恩威并行”的必要性。他说:“安边之道，在治屯守，而兼恩威。屯守既坚，虽远而有功;恩威未备，虽近而无益。今鱼通、九枝疆土及岩州、杂道二长官司，东邻碉门、黎、雅，西接长河西。……岩州、杂道二长官司自国朝设，迨今十有余年，官民仍旧不相统摄。盖无统制之司，恣其猖獗，因袭旧弊故也。其近而已附者如此，远而未附者何由而臣服之。且岩州、宁远等处，乃古之州治。苟拨兵戍守，就筑城堡，开垦山田，使近者向化而先附，远者畏威而来归，西域无事则供我徭役，有事则使之先驱。抚之既久，则皆为我用。”②《明史》卷三三一《西域列传三》，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28册，第8590－8591页。高惟善主张屯田守边，辑抚民众，使之实心实意归附朝廷。为此，高惟善又提出了几项具体建议。其一，于岩州设市，与当地民众贸易，解决其生计，则可安抚民心。“番民所处老思冈之地，土瘠人繁，专务贸贩碉门乌茶、蜀之细布，博易羌货，以赡其生。若于岩州立市，则此辈衣食皆仰给于我，焉敢为非。”其二，茶马互市，安定边疆。“天全六番招讨司八乡之民，宜悉蠲其徭役，专令蒸造乌茶，运至岩州，置仓收贮，以易番马。比之雅州易马，其利倍之。且于打煎炉原易马处相去甚近，而价增于彼，则番民如蚁之慕膻，归市必众。”其三，修道路，设邮传，畅通信息传递，以保境安民。“碉门至岩州道路，宜令缮修开拓，以便往来人马。仍量地里远近，均立邮传，与黎、雅烽火相应。庶可以防遏乱略，边境无虞。”③《明史》卷三三一《西域列传三》，第28册，第8591页。

沐英，安徽定远人，明初杰出的军事将领，驰骋疆场，立下赫赫战功，洪武十五年(1382年)云南平定后，留镇滇中。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沐英在云南病逝，被追封为黔宁王。镇守云南的十年间，沐英“恩威并著，教化大行”，④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175页。妥善处理民族关系。对于当地土酋的变乱活动，他力争以安抚、和平的方式解决，而不是简单地付诸武力，并善待俘虏。为了造福当地民众，沐英整顿吏治，发展教育，兴修水利，开垦荒田，“云南民赖以安”。⑤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第172页。沐英在云南的德政，使他受到云南诸族的爱戴。当听到他去世的消息时，云南各族人民悲痛万分，“军民巷哭，远夷皆为流涕”。⑥《明史》卷一二六《沐英列传》，第12册，第3759页。

程本立，浙江崇德(今桐乡)人，洪武二十年(1387年)春任周王府长史，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谪为云南马龙他郎甸长官司吏目。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被征入翰林，预修《明太祖实录》，迁右佥都御史。在云南任职期间，程本立处理民族关系时，德怀为主，抚辑有方，深得当地少数民族的信服。任职之初，当地土酋施可伐煽诱各族叛乱，严重影响了云南社会的稳定。程本立只身前往土酋之处，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论顺逆利害，诸酋落咸感悦归附”。⑦沈佳:《明儒臣言行录》续编卷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5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017页。不久，诸酋落又叛乱。西平侯沐英、布政使张紞命程本立率军守御。程本立果断地担当了此任。他说:“吾为王官御边圉，岂可以文法自诿，坐视夷民生患，假令死，即死我一身耳，救则救此一方民也。”他不辞劳苦，“不避艰险，山行野宿”，⑧沈佳:《明儒臣言行录》续编卷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58册，第1017－1018页。“单骑深入楚雄、姚安、大理、鹤庆、丽江，开谕利害”，⑨谢肇淛:《滇略》卷五，《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94册，第154页。诸酋落心悦诚服。

张紞，陕西富平人，洪武十五年(1382年)任云南左布政使，历时17年。在云南期间，张紞十分贤泽，宣布威德，诚信待人，抚辑当地的少数民族。张紞因此受到云南人民的拥戴，“滇人至今思之”。（10）（10）李贤、彭时等:《大明一统志》卷八十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73册，第807页。明景泰年间进士尹直曾撰文称赞他说:“赫赫太宰，其气桓桓，蚤举明经，历掌滇籓，干戈甫定，百废其完，民夷信服，远近奠安。”①徐紘:《明名臣琬琰録》卷十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53册，第128页。张紞在云南的德政也得到了朱元璋的赞赏与认可。洪武二十年(1387年)春，张紞秩满回京，朱元璋以其能抚绥边境少数民族，褒奖他说:“曩者讨平西南诸夷，命官抚守。尔紞实先授任，今五年矣。言出则诸蛮听服，令布则四野欢欣，皆由诚信相孚。克恭乃职，奠安黔南，人获其所。今年来朝，不待考而朕知其功出乎天下十二牧之首。故嘉汝绩，复命仍治黔南。”②《明太祖实录》卷一八一，第2页。

二

从以上这些官员的具体言行来看，“威德并行”是他们对民族问题见解与实践的核心内容，其中“德怀”是主要的，“威服”是次要的。这些官员之所以主张“德”主“威”辅，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儒家文化与传统民族观的影响。

德怀是儒家文化的重要内容，在儒家思想看来，只有用道德力量来治理国家，人心才会归服，“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③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4 年，第11、12页。德怀同样是中国传统民族观的重要内容，孔子曾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④杨伯峻:《论语译注》，第172页。两汉时期的一些帝王、政论家、思想家和文学家也都是这一理念的主张者。汉文帝在处理与南越国的关系上，十分注重“以恩德安抚之”;在西汉政论家贾谊的民族关系思想体系中，“德”是贯穿其中的主线;东汉的邓训明确提出并实践了“以德怀之”的民族关系思想，而且效果显著。⑤参见崔明德:《两汉民族关系思想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4、66、299－302页。洪武时的这些朝廷官员大都接受过传统的儒家文化教育，有的即使没有受过系统的教育，也时常涉猎一些儒家经典、历史典籍，或延请儒生讲说经史，他们处理民族问题的言行必然会受到儒家文化与传统民族观的影响。

桂彦良原为元朝乡贡进士，平江路学教授，学问渊博，为明初“宿儒老生”之一。明朝建立后，朱元璋授其为太子正字。朱元璋时常向桂彦良咨询一些问题，他都能给予令人满意的回答。朱元璋因此称赞桂彦良说:“江南大儒，惟卿一人”，“可谓通儒矣”。⑥《明史》卷一三七《桂彦良传》，第13册，第3948－3949页。宋讷为明初名儒，性格稳重，学问渊博，历任国子助教，翰林学士，文渊阁大学士、国子祭酒等职，跟随他学习的功臣子弟及贡士达数千人。宋讷一生酷爱钻研书籍，勤于治学、讲学，直到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春年老病重后，他才不得不中止讲学。沐英“居常读书不释卷，暇则延诸儒生讲说经史”。⑦《明史》卷一二六《沐英传》，第12册，第3759页。张紞“勤学励行，洪武初以通经举送京师”，⑧李贤、彭时等:《大明一统志》卷三十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72册，第841页。“为东宫侍书，累迁试左通政”。⑨《明史》卷一五一《张紞传》，第14册，第4175页。从这些官员的为学经历来看，儒家文化与传统民族观对他们的民族视野会产生一些影响。

第二，历史与现实中经验教训的影响。

明代以前，历代封建王朝在处理民族问题时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以史为鉴又为中国历代统治者所重视，洪武时期的朝廷官员在处理民族问题时，自然不会忽视这些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宋讷在自己的安边策中就引用历史的例证来说明屯边实兵的重要性。他说:“汉本始中，匈奴率十余万骑而南，赵充国将四万骑分屯缘边九郡，单于闻之引去，当时筹画区分，可以想见。”（10）谈迁:《国榷》，第650页。桂彦良也以历史的经验教训为例，论证穷兵黩武的危害。他说:“若汉武之穷兵黩武，徒耗中国而无益。隋炀三伐高丽，而中国蜂起。以唐太宗之明智，后亦悔伐高丽之非。是皆可以为鉴，非守在四夷之道也。”（11）《明太祖实录》卷一四八，第4页。

洪武时期的国情与民族关系的现状也影响着朝廷官员对民族问题的看法及处理方式。明朝建国伊始，百废待兴，安边息民、稳定政权迫在眉睫，诚如朱元璋所说:“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譬犹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要在安养生息之。”（12）《明太祖实录》卷二九，第15页。蒙古贵族的残余势力不断扰边，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土官也时有叛乱，这对于新生政权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再者，明军在征讨蒙古以及对南方少数民族用兵的过程中，也时有失利，损失惨重，如洪武五年(1372年)的岭北之役中，明军战死万余人，损失很大，这些血的教训时时印在官员们的脑海里，使他们尽量避免兵燹。因此，基于休养生息，安边息民的考虑，朝廷部分官员主张德怀为主的招抚政策。

第三，朱元璋民族关系思想的影响。

“以德怀之”是朱元璋民族关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处理民族问题的实践中，朱元璋贯彻了这一思想，并取得了很好的成效。①赵红:《朱元璋“以德怀之”的民族关系思想》，《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② 谈迁:《国榷》，第615页。对于军事镇压，朱元璋主张慎用，他认为武力征剿会进一步激化民族矛盾，只有德怀才能更好更快地争取民心，使之归附。朱元璋时常把这种德怀思想传达给朝廷官员，特别是那些在少数民族地区任职的官员，以使这一思想影响或者指导官员们在民族问题方面的言行。

洪武十五年(1382年)云南平定后，朱元璋几次敕谕沐英、傅友德、蓝玉等要宽猛适宜，妥善处理民族关系，尽快稳定云南社会秩序。他说:“云南诸夷，自古叛服不常，驯服之道，必宽猛适宜。两汉十叛，诸葛亮平其地，终亮世不反。亮卒后四叛，唐九叛，元七叛。将军观此，非惟制其不叛，重使其无叛耳!”②“初命将军令各土酋入朝，诸蛮必生疑惧，或遁入山寨，负险不服，若复调兵，损伤必多，莫若顺而抚之，示以恩信，久则自当来朝矣。”③《明太祖实录》卷一四三，第2页。同年(1382年)二月，朱元璋任命张紞为云南布政使司。为了尽快安定民族情绪，争取民心，他告诉张紞:“云南诸夷杂处，威则易以怨，宽则易以纵。卿往其务威德并行。彼虽蛮夷，岂不率服?”④《明太祖实录》卷一四二，第3页。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八月，张紞上奏朱元璋:“维摩、罢龙、永宁、浪渠、越顺等州，蛮民顽恶，不遵政教，宜置兵戍守，以控制之。”朱元璋并不赞同，他说:“蛮民习俗，自昔与中国不同，为政者羁縻之可也。”⑤《明太祖实录》卷二一一，第1页。叮嘱张紞耐心招抚，勿用兵威。由此可见，沐英和张紞在云南任职期间，能够不负朱元璋之望，以德惠民，是与朱元璋的这种“德怀”思想的影响密不可分的。

三

洪武朝部分官员对民族问题的见解与实践，促进了明初民族政策的完善与推行、民族关系的稳定和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

洪武年间，蒙古贵族“窥塞有入寇之意”，⑥《明太祖实录》卷八○，第3页。严重威胁着大明新立政权，这令朱元璋十分担忧，史载“高皇帝忧在漠北，意未始一日释也”。⑦谈迁:《国榷》，第454页。为了解除北方的边患，朱元璋在北方边地派驻重兵。但驻军的粮饷负担很重，“重兵之镇，惟在北边，然皆坐食民之租税，将不知教，兵不知习，猝欲用之，岂能济事?且兵食一出于民，所谓农夫百养战士一，疲民力以供闲卒，非长策也”。⑧余继登:《典故纪闻》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标点本，第50页。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减轻当地百姓的负担，以永固边疆，朱元璋借鉴历史经验创立屯田之法，派专员组织边兵屯田，“无事则耕，有事则战，兵得所养，而民力不劳，此长治久安之道”。⑨余继登:《典故纪闻》卷三，第50－51页。洪武十八年(1385年)，宋讷提出的安边之策，进一步完善了屯田之法，以增强边防的军事力量。朱元璋对此予以采纳，并将之付诸实践。在这一既定政策的指导之下，朱元璋努力经营北部边防，“在东起辽东，西至关陇的北方边地，以卫所、堡寨构成了一道坚固的防线”，有效击退了北元将领的南下袭扰。（10）参见刘祥学:《明朝民族政策演变史》，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第111页。

“以德怀之”是朱元璋处理民族问题的指导思想之一，桂彦良的德怀思想，与朱元璋的这一思想相吻合，得到了朱元璋的认可。朱元璋称赞桂彦良说:“彦良所陈，通达事体，有裨治道。世谓儒者泥古不通今，若彦良可谓通儒矣。”（11）《明史》卷一三七《桂彦良传》，第13册，第3949页。在处理南方各族的民族问题时，朱元璋以此指导思想为原则，坚持以政治招抚为主，实行了诸多有效措施，主要有:“因俗而治，建立并完善土司制度”，“体恤民情，减免赋役，赈济灾民”，“整顿吏治，以缓和民族矛盾”，“兴办学校，发展教育”。（12）参见刘祥学:《明朝民族政策演变史》，第135－143页。这些招抚政策的实行，争取了民心的归附，稳定了西南的民族形势，促进了西南地区的社会发展。

对于藏族地区的治理，洪武初年，朱元璋实行汉藏茶马互市政策，“设茶马司于秦、洮、河、雅诸州，自碉门、黎、雅抵朵甘、乌思藏，行茶之地五千余里。山后归德诸州，西方诸部落，无不以马售者”。①《明史》卷八○《食货志四》，第7册，第1947－1948页。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礼部主事高惟善提出了几项治藏的具体建议，其中两项都是关于茶马互市的，即在岩州设市，建立仓库，进行茶马贸易。这与朱元璋的既定政策吻合，朱元璋允准实行。史载:“诏天全六番司民，免其徭役，专令蒸乌茶易马”，“置茶马司于岩州，而改贮碉门茶于其地，且验马高下以为茶数”。②《明史》卷八○《食货志四》，第7册，第1948页。这进一步完善了洪武初年制定的汉藏间茶马互市政策，扩大了汉藏人民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加强了中央政权对藏族地区的有效统治。

沐英、张紞、程本立等官员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德政，对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发展，对民族关系的稳定和边防的巩固发挥了积极作用。沐英镇滇十年间，“鞍傥窬呔，简守令，课农桑，岁较屯田增损以为赏罚，垦田至百万余亩。滇池隘，浚而广之，无复水患。通盐井之利以来商旅，辨方物以定贡税，视民数以均力役。疏节阔目，民以便安。”③《明史》卷一二六《沐英传》，第12册，第3759页。沐英兢兢业业，“平息变乱，立卫置所，稳固西南边陲”，“发展云南文教事业，奠定滇中兴盛之本”，“恢复发展云南经济，百计振兴云南”。④李建军:《沐英镇滇事迹考》，《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在沐英的有效治理下，云南的政治局势得以稳定，社会经济有了较大发展，诸族人民的生活有了较大改善，“云南遂为乐土”。朱元璋很器重地对沐英说:“使我高枕无南顾忧者，尔也。”⑤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第175页。鉴于沐英在云南的功绩，在沐英去世后，朱元璋追封他为黔宁昭靖王，并命其儿子沐春袭封西平侯镇云南。张紞“在滇凡十七年，土地贡赋、法令条格皆所裁定。民间丧祭冠婚咸有定制，务变其俗。滇人遵用之。”⑥《明史》卷一五一《张紞传》，第14册，第4176页。程本立在云南“自楚雄、姚安抵大理、永昌、鹤庆、丽江，山行野宿，往来绥辑凡九年，民夷安业。”⑦《明史》卷一四三《程本立传》，第13册，第4051页。他们施行德政，密切了各民族间的联系，促进了明初边陲的巩固与安定，使之深得当地百姓的拥戴与信赖。

综上所述，明初洪武时期，面对复杂多变的民族问题，朝廷中的官员紧扣时代脉搏，总结历史与现实经验教训，遵循朱元璋的民族治理思想，或积极献言献策，或在实践中以德抚民，妥善处理民族关系。朝廷官员对民族问题的见解与实践，对明初民族政策的完善与推行，对民族关系的稳定和边陲的巩固，对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