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金生

(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云南昆明650031)

近代以来，西力冲破中国传统王朝国家之防线，使西学在中国传播之深度与广度都大逾于前。在国内外政治、社会环境巨变与西力、西学等多重因素交互影响之下，中国开始了自身民族国家的构筑。边疆是民族国家构筑中的重要元素，其离失或变化是影响民族国家构筑的关键性要素，并且也是近代民族国家构筑进程最直观的表现内容。受此影响，边疆研究在近代以来深受国人关注，发展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并有走向独立学科之趋向。①段金生:《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边疆研究及其发展趋向》，《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2年第1期。近代边疆研究之渐兴，与中国民族国家之构筑密切相关，实系二元互动关系:民族国家之构筑，促使国人关注边疆，并推动对其研究的科学化与现代转型;边疆研究之发展，可深化对边疆之认识，利于巩固边陲，对民族国家之构筑具有支撑作用。清末民初到上世纪20年代末，“当时谈实际的边疆问题者，每每注意于‘土地’与‘主权’”;②徐益棠:《十年来中国边疆民族研究之回顾与前瞻》，《边政公论》第一卷第5、6合期。表现出对边疆与民族国家视野下的疆域关系已有所体认。目前学界论及近代边疆问题之成果颇多，但对边疆研究与民族国家构筑的互动关系却鲜有明确言及者。本文拟以《边政公论》发刊词为考察中心，试对该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仅系抛砖引玉，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民族国家视野下边疆研究的近代转型

古代中国对边疆之理解多以文化为分野，并无精准之概念，此缘于古代的民族与国家观念。中国古代在民族认识上坚持夷夏观念，在国家观念上强调服事观。如班固言:“故先王度土，中立封畿，分九州，列五服，物土贡，制外内，或修刑政，或昭文德，远近之势异也。是以《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靡不绝，使曲在彼，盖圣王制御蛮夷之常道也。”①《汉书》卷94下《匈奴传·赞》。此种认知，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一、古人多以“华夷”不同文化分布的差异、区域经济开发的强弱等作为划分核心地区与“边疆”的分野;二、封建王朝的疆土范围，不同时期常盈缩改变;三、封建王朝对边疆及徼外蛮夷多实行“来则纳之，去则不追”、以及鼓励朝贡以收羁縻之效的政策;导致古代封建王朝之“边疆”范围，有时含混甚至迷茫难知。②方铁:《古代治理边疆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构想》，《社会科学战线》2007年6期。近代以来，中国开始追求民族国家构筑之目标，边疆之认识与理解亦有了显著变化。

晚清以降，边疆逐步由以往王朝国家视野下的蛮荒地域，向近代民族国家视野中的国家疆域不可分离之地的思维转变。这一观念的转变，是与近代中国民族国家构筑过程中的阵痛交织在一起的。“十九世纪的初叶，清帝忽然遇到从未见过的西方侵略。敌人从海道而来，用西方新式机器的技术。从前对付边夷的方法不能来抵御新式和不测的海上杀伐与技术专精的民族”，中国传统的御敌方式捉襟见肘，“反屡蒙其害”。③别生:《近代中国边疆宰割史》，国际问题研究会译印，1934年，第3页。近代西方力量以武力方式的到来，迫使中国卷进了世界近代化进程。而列强力量之进入中国的进程，首及沿海，渐及于早已沦为西方殖民地接壤的陆部边疆地区。西力在沿海地区率先开启了近代中国之工业化进程，形成了西方学者视野中的“初始势力”，而在边疆地区的西方力量则被称之为“次级势力”。④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2页。虽然列强在边疆地区的“次级势力”较之在沿海区域的“初始势力”薄弱甚多，甚或因受边疆地区社会政治环境之影响而产生异化，但其对边疆地区传统的社会政治却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西方力量之传入，犹如双刃剑，一方面推动了近代中国边疆社会政治与经济的发展与转型，另一方面也破坏了中国疆域的稳定与完整。近代中国民族国家构筑的重要目标是维护国家的统一与领土完整，但西方列强利用边疆复杂的社会政治与民族或宗教问题，窥伺边疆、挑起事端，严重冲击着边疆社会政治之稳定，甚至部分边疆地区谋图分裂，造成了近代中国严重的边疆危机。在此背景之下，边疆问题乃为国人普遍关注，尤其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边疆问题之研究也似有从边缘走向中心之趋向，逐步兴起或建立了大批专业的边疆研究团队或期刊等近代学术产物。⑤段金生:《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边疆研究及其发展趋向》，《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2年第1期。

近代以来，“中国的知识体系大体按照西学模式重新组装，而条理的形式各异，或是完全新增，如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等，或是保留形式而改变内容，如史学”，而“尽管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发达的史学，在进化观念的笼罩下，国家的强弱与学术文化的优劣似成正比，各种学科都被视为造成列强强势的基因，因此西方的整体优势还是令趋新的学人将目光转向外部，寻求借助先进的外力来改变落后的固有”。⑥桑兵:《从眼光向下回到历史现场——社会学人类学对近代中国史学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中国传统的边疆史地研究自近代开始也逐步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古代历史文献中有关边疆史地之记载，多系传统的治史方法，尚不具备近代学科专业化的特点。道咸时期的西北边疆史地学派，其成员为官、为人幕僚或教书度日，因共同的志趣，形成了蔚为壮观的研究群体。这一群体关于边疆史地之研究，主要集中于对西北边疆地区社会环境及社会状况的调查与分析，并注意到了中外边界划定或纠纷，以及与中国边疆问题密切联系的域外问题等，但其基本的学术思想仍是传统经世致用思想的再兴与发展。⑦马大正、刘逖:《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一门发展中边疆学科的演进历程》，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57、58页。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受西方学理及边疆危机的双重影响，这一时期逐步发展成为边疆研究的一个黄金时段，边疆研究的相关内容、方法与理论均有了新的突破，蕴隐有中国边疆研究的潜力与趋向。但20世纪30年代与40年代的中国边疆研究之间既有联系，亦有差异，主要体现在30年代的边疆的成果虽然借鉴了西方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等方法，但尚未如40年代那样“形成了较系统的独立的边疆研究方法与理论”。⑧段金生:《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边疆研究及其发展趋向》，《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2年第1期。而在20世纪40年代中国边疆研究的方法与理论探讨中，《边政公论》刊载了大量关于此领域的探讨成果，是当时影响力最大的边疆研究刊物之一。⑨段金生:《20世纪40年代中国边疆研究的方法与理论——以〈边政公论〉为中心》，《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边政公论》发刊词及刊载文章所反映的边疆研究与民族国家构筑之相互关系问题，是学界与南京国民政府关于边疆研究之视野的重要反映。

二、边疆与民族国家的疆域主权

《边政公论》创刊之际，正是中华民族御侮图存的关键时期，也是中国边疆研究在前期积累基础上走向转变的重要时刻。20世纪30年代，边疆研究团体及刊物如雨后春笋般的纷纷涌现，至40年代此一趋势仍方兴未艾，并且在边疆研究方法与理论之认识上有了进一步升华。《边政公论》之《发刊词》，是一篇较具前瞻性的总结性文章，对前期边疆研究之状况进行了回顾与反思，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边疆研究的基本趋向。它既与前期边疆研究发展保持了承接关系，又是一个相对明确与系统的研究纲领，值得思考。

为什么要在当时创立《边政公论》呢?

如前所述，20世纪三四十年代作为中国边疆研究的一个重要阶段，边疆研究的广度与社会关注度，都处于前所未有之境况。各种关于边疆研究的刊物、专著都不断涌现。其中，既有一般的介绍性普及读物，也有一些精深的专业研究。但在这一举国关注的背景之下，边疆研究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正如时人所论:“我们研究边疆问题，还是一个拓荒者。我们虽不敢说我们是第一次的探险队，可是这里的结晶品，即好比许多坚苦卓越的工程师，煞费了全部的精力，刚刚从深山里掘出的几块矿苗。虽然这些矿苗里，可以炼出金子，也可以炼出银子，甚至于铜铁铅锌，也不免参杂其间。因为在这拓荒的时代，拓荒者第一步只在蒐寻广大的矿苗，至于这矿苗内铁的提炼，或不免有疏忽的地方”。①新亚细亚月刊社:《第二卷的本刊》，《新亚细亚》第1卷第6期，1931年。边疆研究如何进一步发展?走向何处?实有总结之必要。

《边政公论》之《发刊词》中这样认为:“边疆问题的重要和边疆建设要求的迫切，已为举国人士所公认”;但，“惟于边疆建设的步骤和方法，则尚未能与目前的需求相配合，而待讨论的地方正多”。②边政公论社:《发刊词》，《边政公论》创刊号，1941年。其实，此语含有边疆研究为举国关注，乃因边疆与中国民族国家构筑联系密切之义。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是传统中国王朝国家的疆域思维，这与近代民族国家明确的国家主权思维迥异。随着近代中国民族国家构筑进程的启行，国人也开始思考民族国家视野下的边疆观念。如果晚清文献中从“天朝”概念到“中国”概念的使用③川岛真:《从天朝到中国——清末外交文书中“天朝”和“中国”的使用》，沈中琦译，载《近代中国的国家形象与国家认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266－281页。，是中国内部自身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开始;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观念已经基本确立，国家主权与领土意识更加明确，国人对边疆内涵之认识已基本奠定。当时国人关于边疆认识的探讨，已明确由王朝国家的边疆理念向民族国家的疆域理论发展。国民党政权中对边疆问题较为关注的高长柱就认为:“凡国与国之间标识其领土主权之区别者，曰‘国防线’，接近‘国防线’之领域，即边疆也。”④高长柱:《边疆问题论文集》，正中书局，1941年，第1页。另有相似观点:“一个国家的边界就是一个国家的边防线，所谓‘边疆’，应系指接近国防线的地带而言”。⑤《矫正国人认识边疆之错误》，《大公报》1943年3月28日，见万仁元、方庆秋主编:《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第61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41页。这些论点，都明确言明了边疆与国家领土主权之关系。还有相关学者从历史与现实层面，对边疆概念进行了总结。吴泽霖认为边疆有三层含义:一、从地理的角度考察，边疆是一个空间概念，凡是沿着国界线一带的地域都可称为边疆，包括沿边陆疆外及沿南海、东海、渤海的海岸等;二、从政治的观点看，边疆与中枢是一个对立的名称，是政府在施治过程中的一个政治特区，但当一国之政治中心、地理中心与政治重心不符，政治重心偏近于地理上的边疆者，则边疆会失去政治意义，如我国东南沿海为政治中心、经济命脉所在，毫无边疆之特征，而甘肃、内蒙一带为中国地理之中心，但由于离政治中枢过远，反而成为政治上的边疆;三、从文化上来观察，文化上的边疆比政治上的边疆更接近内地，但由于与内地民族、血统、语言、文字、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不同，故视其为边疆。⑥吴泽霖:《边疆的社会建设》，《边政公论》，第二卷第1、2合期。吴泽霖关于边疆含义之第一层观点是从民族国家疆域视野下的空间范围来观察，第二层政治边疆及第三层文化边疆的观点，实是中国传统文化边疆思维的进一步延伸。吴文藻则认为，“国人之谈边疆者，主要不出两种用义:一是政治上的边疆，一是文化上的边疆。政治上的边疆，是指一国的国界或边界言，所以亦是地区上的边疆”，“文化上的边疆，系指国内许多语言、风俗、信仰，以及生活方式不同的民族言，所以亦是民族上的边疆。”⑦吴文藻:《边政学发凡》，《边政公论》第一卷，第5、6合期。吴文藻所论及的政治及文化边疆，窃以为亦是对民族国家与传统王朝国家疆域思维的总结性认识。

总体上，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关于边疆概念的讨论颇多，此处不一一列举。但上述观察表明，不论是从政治、地理或文化视角考察边疆，边疆有明确的边界、是国家领土主权的重要组成之观点，已成为共识。民族国家构筑要求稳固之疆域或领土，而边疆正是国家疆域完整的前沿。因此，列强对中国边疆之侵逼，对中国民族国家之构筑造成了根本破坏，从而“边疆问题的重要和边疆建设要求的迫切，已为举国人士所公认”。

“近代世界秩序是以主权国家为基本单位的集合体，以此为前提，当我们审视中国时，毫无疑问可以将中国置于近代主权国家的框架里来把握。”①茂木敏夫:《清末近代中国的形成与日本》，孙江译，复旦大学历史系等主编:《近代中国的国家形象与国家认同》，第247页。主权国家是指拥有独立主权的国家，其构成要素主要有人口、领土、政权、主权等。现代国家的基础是民族，而主要形态是民族国家;而民族国家的形成，最主要的标志是“主权”概念的形成，即国家是由人民组成的社会，占有一定的领土，不受外来的统治，一个组织的政府。②徐迅:《民族、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立场——民族主义与转型期中国的命运》，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24页。“主权对内最高的属性指国家的政治统治权力，它通过立法、行政、司法、军事、经济、文化等手段来实现。对外独立的属性指国家有权独立地决定自己的外交方针政策，处理国际事务和享有国际权力与国际义务”。③徐迅:《民族、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立场——民族主义与转型期中国的命运》，第25页。这些民族国家的主权属性，决定了边疆为国家领土主权与疆域完整的重要内容;而近代中国边疆权益之受损，刺激着国人的强国愿望，重视边疆、研究边疆，自然超越了王朝国家之范畴，为举国所重视。

三、边疆研究与民族国家之构筑

传统王朝国家文化边疆的视野使其对边疆相对忽视，近代民族国家稳固疆域之思维促进了对边疆重要性之认识，边疆研究也应势而渐成显学。

近代边疆研究在不同时期的勃兴，是一个历史的复杂面相，其与民族国家构筑的内在联系，却是持之以恒的。上世纪30年代成立的禹贡学会就指出:清道光后“中国学术界曾激发边疆学之运动，群以研究边事相号召;甚至国家开科取士亦每以此等问题命为策论”;当时这股研究的新学风，主要包括关于外国史地、《元史》、边疆史地等三方面的研究，其方式与内容虽不尽同，但“皆由于当时边疆学运动之热潮下所发动;且异途而同归，凡所致力，俱足以资经世者也”。④《禹贡》学会:《〈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1期。“边疆学之运动”所致力者系为“资经世”，实则已经道明了边疆研究与近代民族国家构筑之互动关系。

民族国家的构筑是一渐进与曲折的过程。晚清开始了民族国家的初步构筑进程，清政府已经意识到边疆的重要性。当新疆危机发生之时，左宗棠就指出:“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而况今之与昔事势攸殊，俄人拓境日广，由西而东万余里，与我北境相连，仅中段有蒙部为之遮阂。徙薪宜远，曲突宜先，尤不可不预为绸缪者也。”⑤左宗棠:《统筹全局折》，王树枏等:《新疆图志》卷95《奏议五·国朝左宗棠四》。左氏之论虽系论述新疆的国防安全，但折射出对疆域问题之重视。同时期，曹廷杰《俄界情形》、吴大澄《吉林省勘界记》、薛福成《滇缅划界图说》、屯庐主人《五千年中外交涉史》等著作的先后出现，均说明当时政府及知识界人士对国家疆域问题的重视。晚清政府的改革并未能实现民主政体的根本变革，其民族国家构筑之步骤缓慢，最终导致革命，并建立了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成立后，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之领土范围等，是民族国家构筑的重要进步。虽然民国是武夫当权、派系纷争，但均未有放弃疆域主权原则者。不过，民国时期，中国民族国家构筑的进程加快了，但边疆危机却更为严重，九一八事变后达致高潮。

其实，虽然近代中国政局波谲云诡，但其根本头绪是谋求国家独立、富强，构筑一稳固之民族国家形态。边疆作为民族国家稳固疆域之一部分，近代遭受列强之侵割，险象环生、危机重重。边疆与民族国家的领土、国防、发展诸问题之间，可谓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曾在南京国民政府先后担任参谋本部次长、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等职的黄慕松在谈及边政问题时，就明确言:“就领土与边疆之关系而言，……蒙藏青康数地，即共约二千万方里，已约占全面积三分之二;假使边疆有失，中国尚能有发展之余地乎”;“就人口言之，我国国民，号称四万万，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皆在内地各省，而蒙藏回各族之居于边疆者，为数极属有限，……内地人满为患，边地空虚异常”，“若能移密就稀，相互为用，则可普利全国”;“又说边人事牧，他无所长，必须兼有农业，方有改良进步之可期。而教导投资，亦非内地人予以扶助不为功。其他教育工商各业，莫不如此，是诚两合俱利，两分俱害者也”;“再就国防与边疆之关系而言。蒙古新疆西藏等地，自来为我国西北之屏敝，保而有之，则中国安宁，一旦失之，则神话不得安息”;“至于我国富源之分配，边疆与内地，尤有不可分离之关系。……二者均须互相调济，以足国用”。①黄慕松:《我国边政问题》，西北导报社，1936年，第40－43页。在西力与西学的双重作用下，不论是从巩固边陲，抑或促进学术转型而言，都有深化边疆研究之必要。于是乎，学界所谓边疆研究之高潮迭现。边疆研究与国家现实政治间的密切互动关系，成为近代以来民族国家构筑进程中的重要一面。

《边政公论》作为上世纪40年代最重要的边疆研究刊物之一，其发刊词对近代边疆研究与民族国家构筑问题是有所思考的。

《边政公论》发刊词对中国古代漠视边疆研究的倾向进行了总结，强调对边疆问题进行系统之研究，乃系近代之事:“我国对于边疆问题，向持漠视的态度，虽然边疆与中原发生关系已肇自远古，但对于边疆问题作有系统的研究，对于边疆建设作较积极的推动，还是近年来的事情”。②边政公论社:《发刊词》，《边政公论》创刊号，1941年。为什么古之漠视边疆问题、近之始而关注边疆研究呢?

近代重视边疆研究，可谓是“致用”与“致知”双重需求之产物。③段金生:《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边疆研究及其发展趋向》，《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2年第1期。从“致用”角度而言，边疆研究是为了应付边疆异常复杂之政局;从“致知”而言，边疆研究是近代民族国家视野下疆域理论的自然体现。换言之，边疆危机的发生，与近代中国民族国家构筑的目标相违背，国人希图通过重视边疆问题之研究，达到促进民族国家构筑之目的。但，其时的边疆研究，诚如《边政公论》发刊词中所言:尚未能“与目前的需求相配合”。

近代以降，国人对边疆之关注潮起潮落，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边疆研究高峰再起，其间形态之转变与边疆态势紧密相关。边疆研究与国势格局如此相联，政府与学界都颇为注意。民国历届政府之关注中心虽然密集于政治、军事领域，但民族国家构筑的客观要求也使其乐见边疆研究之发展，但更注意边疆研究的现实意义。《边政公论》之发刊词对此有明显体现。

《边政公论》发刊词指出:“边疆工作(笔者以为，此处边疆工作之含义，包括了边疆的社会实践与学术研究)这一部门，现在还如入座新宾，真正面目，尚未为大家所认识”，但“任何问题的解决，都应该以事实的研究为根据，而后才有正确的办法。病症未认清，当然无法下药”，导致“现在有关边疆的一切建设，都尚未能如我们理想中所预期的急速地进展”。对于边疆研究的这种情状，“无论政府机关学术团体以及热心边事的人士，都已深切地感觉到这一点，而展开其研究的工作”，强调边疆研究工作如“韩信点兵似的:多多益善”。同时，还旗帜鲜明地呼吁:关于边疆之“一切的研究和学说，都应以切合时用为最终的目的，方可产生伟大的效果。故我们对于边疆问题的研究也必须根据着学理和事实，同时根据着国策，以求能与当前的边疆政治相配合”。④边政公论社:《发刊词》，《边政公论》创刊号，1941年。缘于《边政公论》系蒙藏委员会赞助而创设的刊物，政府色彩较为浓厚，其旨趣很大程度上显现出当时政府对边疆学术研究之期望与要求。边疆研究为现实服务之特性似成必然。

民国是近代中国政制变革的显著阶段，但政制变革后中国的政治并未走向稳定，反陷入了地方割据、派系纠葛的混乱状态。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试图重构中央政治权威，阻滞边疆的离心倾向，以促进民族国家的构筑。⑤段金生:《南京国民政府的边政得失及其影响因素》，《北方民族大学报》2012年第1期。从“致用”视角而言，政府不仅要关注现实政策之实施，也要引导学术研究向有利于政府之政策实施的方向发展。换言之，学术研究须与政策实施形成良性互动之关系。在此背景下，南京国民政府通过其中央边政机构蒙藏委员会，创设了相关的边疆研究学术机构或团队，以引导边疆学术研究与政府之施治密切配合。《边政公论》作为蒙藏委员会辖管及支持的重要期刊，其发刊词之论调自然与国家政治导向密切关联。其时，中国国家政治的重要命题是民族国家的构筑，亦由此可以窥见边疆研究与民族国家构筑之间的内在渊源。

前述，重视边疆研究是近代民族国家构筑进程中的必然内容，边疆研究之团体、刊物颇多，《边政公论》仅系其中之较具代表者。《边政公论》发刊词中这样言道:“本刊同人所以不揣固陃也想在这研究的大洪流中尽其一部分的力量，因而有本刊的发行”。⑥边政公论社:《发刊词》，《边政公论》创刊号，1941年。《边政公论》虽自谦为当时边疆研究洪流中之一部分，但不能否认的是，正是这“一部分的力量”，因其作者不仅聚集了当时关注边疆问题的学界、政界人士，还有大批的一般知识群体，他们在研究的方法、理论与内容方面既承袭了前一时期之积累，也开拓了新的研究视野，影响卓然，其民族国家视野中的研究范畴亦颇具代表性。

《边政公论》发刊词阐述的研究范畴，实则包括了边疆这一空间范畴内的所有事务和边疆主体(各民族，不仅应包括少数民族，还应包括生活在边疆地区的汉族。)的相关活动等诸多内容。而其研究范畴之目的与意义:“盖欲凭客观的见地，真诚的研究，一方阐发一般边政原理，使得边政实施能有个正确的理论做参考基础;一方面研讨实际的问题，蒐集实际资料，冀能为建设边疆尽其前哨的义务”，即“想使理论与实际溶成一片，行政与学术取得配合，以共谋边政的发展”。①边政公论社:《发刊词》，《边政公论》创刊号，1941年。这一研究目的与意义，现实指向性非常强，明确显示出边疆学术研究与民族国家构筑的政治诉求相配合的趋向。曾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的周昆田言:“边疆建设，经纬万端，……亟应研求详细办法，循之迈进。……边疆各民族之同胞，亦应认识国家民族之整个性及绝对性”。②周昆田:《三民主义之边疆建设》，《边政公论》创刊号，1941年。此语，正是这一趋向之反映。

总之，近代中国边疆问题的产生，实与国内外形势的变革有莫大关联。民族国家是近代中国社会构筑的基本目标。于此目标下，研究边疆，具有了与古代传统史书所言的“蛮夷列传”等不同之性质，边疆问题引起国人之重视，实属必然。这正是近代以降边疆研究两次高潮迭现之缘由。近代边疆问题在国家政治视野中虽居处边缘，③段金生:《民国政府的边政内容与边政特点——以南京国民政府为中心》，《思想战线》2011年1期。但政府也未敢轻忽，反有意关切。《边政公论》实是这一状况的表现。客观而论，诸多学术研究与社会现实未能全然别之以泾渭。当然，学术研究与现实之间的调适关系错综复杂，仍需要认真甄别。不过，当时关注边疆研究的众多学者中，不论其见解如何，但在对待民族国家构筑这一关切点上，出发点是殷切、一致的。《边政公论》发刊词所折射的边疆研究与民族国家构筑的互动关系，值得深思和借鉴。边疆研究与近代民族国家构筑之间的复杂与多样面相，均非简单的一篇文章所能道清，本文仅系对此问题之初步“刍议”，今后仍需进行全面、深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