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继军

19世纪西方现实主义文学的兴盛和发展，使得社会学的评论方法得到了发展，使典型论成为检验作品高下优劣的重要标志；20世纪以来，随着形形色色的现代派创作的兴起，随之在文学评论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观念和模式。

在我国，曾经出现过只有八个样板戏和一部小说的可悲景象，与之相适应的，是评论的单一化、棍棒化、政治化、绝对化；新时期以来，创作上的多样化导致了文学评论的多样化。

文学的发展史表明，创作和评论，总是同命运共呼吸，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一般来说，总是创作在前，评论在后，从这个角度看，评论对创作的依赖性是无法更改的。常常是创作上的突破带来评论方法的更新和变异。比如面对那些侧重写心态、情绪或某种氛围的小说，就不宜单用典型化的原则去衡量。评论家要想进行评论和阐释，必须改换新的视角，寻找新的切入点和新的评论方法。比如，当代文学注重揭示人的情感历程和心灵奥秘（即所谓“向内转”），与之相适应的是情节的淡化，不再以塑造完整的人物性格为指归；在再现中有了很强的表现性因素，出现了象征、夸张、荒诞、意识流等等。

正是面对创作现象的变异，于是诸如心理评论、原型评论、结构主义、符号学等诸如此类的评论模式便应运而生。对作品的整体把握，也有了多种视角，拓展了思维空间。但是文学评论的“超越”性品格又使它具有了相对的独立性。反转过来，它又对创作起着引导、规范、升华的作用。

文学评论的生命就在于它的开放性和兼容性。艺术形象的创造有多么丰富它就应当有多么丰富。凡是艺术形象涉及到的领域（诸如社会历史的、政治的、伦理的、道德的、宗教的、人类学的、文化学的……）都理所当然地成为它的评论对象。文学评论的一个重要的使命，是它应当追踪一切新的文学现象而不能采取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的贵族老爷式的态度。面对变动不拘、乱花迷眼的文学现象，评论家应具有敏锐的眼力，要善于及时地发现它们，捕捉它们，对它们进行研究、分析、剖示、概括……

文学评论不是纯理性的思辩，它要建立在评论家个人的艺术感受上，因此较之文艺理论更带主观性和情感性。但它又不能仅仅停留于感受和体验的层面上，而要将这种感受和体验升华为理性认识。这就使得评论不同于创作，即是说，它主要不是进行形象思维和灵感思维，而基本上是以理性思维为主。

所以，文学评论总是在某种哲学思想、美学思想的指导下进行评论和阐释的，总是受到某种理论的规范。这就是一个矛盾。因为理论带有相对的稳定性，而艺术形象的创造总是越出理论的规范。在新的艺术形象面前，理论总是显出自己的陈旧和不合时宜。于是评论家常常处于两难的境地，因为彻底摆脱传统理论的约束是根本做不到的。

再说，没有理论作指导的评论只能是肤浅的评论。评论家的难处在于，他常常是用旧理论来阐释新形象。因此，文学评论极易犯这样的错误：不是通过对艺术形象的分析得出新的结论，而是用旧规范去限定新形象，指责新形象，甚至采取不承认态度。在这种情况下，文学评论就会落后于创作，就很难说与创作的发展做到“同步”。

文学评论和创作发展的“同步”，关键是防止评论家思想上的保守和僵化。毫无疑问，评论家有权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这也是评论家成熟的标志。问题在于，评论家不应固守某一理论，更不能把它视为绝对正确的金科玉律。事实上，任何理论都有局限，都需要不断地加以丰富和发展。评论家在遵从和信奉某一理论的同时，必须要有一种怀疑精神、叛逆精神、超越意识。当自己的理论观念和新的文学现象发生矛盾和错位时，更应尊重后者而怀疑前者。不是用旧规范去否定新现象，而是用通过新现象的具体研究去补充、丰富原有的理论，甚至彻底地与之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