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亚通

（中共奉化市委党校，浙江 宁波 315500）

一、研究缘起及相关文献

（一）研究背景：农村向现代转型中村庄文化呈“空心化”态势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对传统中国农村乡土性特点做过较为经典的概括，提出了“熟人社会”的概念，指出：“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较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1]在熟人社会中，社会结构是以“差序格局”出现的，文化网络的力量非常明显。亲缘、老人、邻里在联结社会关系中起着重要的纽带作用，村庄的舆论对成员有较强的约束力。

然而，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社会在现代化转型中发生着急剧的改变。在市场理性、城市文化和现代性这些宏大历史思潮的冲击下，农村地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农村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费孝通眼中的乡土社会。村庄呈现了“空心化”态势，具体表现在：其一，市场理性的推动，身强力壮的劳动力脱离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耕生活，城市文化的耳濡目染不断消解着他们对家乡存有的情感认同和社会记忆，生活方式的巨大差异也使他们渐渐不再适应农村的生活方式。他们对于当下的乡村文化生活秩序而言，处于一种 “不在场”的状态；其二，传统乡村文化的代表——年长者，则因无法适应社会的发展而沦为乡村社会的边缘人物，乡村本土文化秩序处于迅速瓦解之中；其三，沿海农村外来人口的进入，实际上已经成了村庄的新村民，而沟通和互动载体的缺失阻碍着新村民的文化融入；其四，更为关键的是乡村文化价值体系的解体。求富裕成为乡村人压倒一切的生活目标，利益的驱动几乎淹没一切传统乡村社会文化价值，经济成为乡村生活中的强势话语，乡村生活逐渐失去了自己独特的文化精神内涵，原有的文化结构被打破，形成乡村社会衰落和文化解体的局面；其五，在现代文明和外来文化的强烈冲击下，村落文化呈现趋同化。在“城镇化能够带来物质文明”观念的驱使下，乡村开始追随和模仿城市，原生态的农村文化在格调和品位流行的今天出现了迷失，异化了的乡村文化渐渐失去了它独特的文化吸引力，最终导致陷落。

（二）研究意义：发展村落特色文化是医治农村现代转型“文化失语症”的良方

近年来，伴随着农村的现代转型，许多村落在文化发展中出现了可怕的 “文化失语症”：一些村落“打着现代化旗号”变得“万村一面”，失去了乡村的自然形态和原生态文化，历史文脉断裂现象严重。这种病症跟传统特色文化的传承和延展的缺失不无关系。村落特色文化，既有地方传统文化、自然生态特质和现代化风貌，又有浓郁的地域性、鲜明的时代性、独特的创造性、突出的先进性和广泛的群众性，是拯救当前农村“万村一面”和“文化失语症”的良方。整治这种文化失语症，需要学术界和有关部门对村落特色文化给予高度关注。

中央和地方都开始关注村落特色文化建设。中共中央在《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提出了“村庄治理要突出乡村特色、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2]认为农村文化建设应该是具有民族化、地方化和传统化。一些沿海先进省份对新农村的特色文化进行了必要而有益的尝试。如浙江省文化建设一直走在全国前列，2000年颁布的《浙江省建设文化大省纲要(2001－2020)》，指出：农村文化始终是文化工作的重点和基础，要积极开掘民俗文化、民间艺术资源，建设“一乡一品”农村特色文化。2002年，浙江省政府下发《关于加强基层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省财政每年都安排专项资金补助民族民间文化的发掘保护。2007年在60多个县进行“百村种文化”建设活动，2008年又举办了 “千镇万村种文化”活动。在“十二五”规划中，把“加强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作为文化建设的重要工作。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深入开展，浙江省发展形成了一大批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品牌。

本研究以浙江省“种文化”百强村林家村的“桃花笔会”为个案研究对象，之所以以“桃花笔会”为考察对象，是因为它的发展历程在一定程度上是与中国农村现代转型是契合的。通过对已有文献分析和理性反思，提炼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中央提出新农村建设以来，农村地区在特色文化的发掘、培育、传承与保护中取得的经验，关注村落特色文化的生成生态及延展途径，分析特色文化功能及建设面临的问题，揭示村落特色文化建设都可以借鉴的一些基本规律，可为政府相关部门推进特色文化建设提供相应的政策支持。

（三）研究综述

关于农村文化建设作用的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乡村建设”运动。梁潄溟组织开展“邹平实验”培养新礼俗，晏阳初试图通过“创造新文化”来达到“救活旧农村”。党中央提出新农村建设以来，特别是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新农村文化建设成为学术界争相研讨的热点问题，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观点：贺雪峰提出，应通过农村文化建设提高农民的福利水平；刘彦武则提出新农村建设须有“文化GDP”的考量；付明霞认为，农村文化建设对农村反邪教有重要作用；冯飞龙认为，加强新农村文化建设是推动农村乡风文明的重要途径；潘勋科认为，乡村社会存在着一套比较稳定的价值系统，当社会变迁时，这套价值系统甚至可以成为整个社会重建的价值来源。

关于农村特色文化研究起步较晚，相关研究主要体现以下几个趋势：一是尝试通过对地域特色的民俗风情的改造，创造更具魅力的文化，重视对民间传统文化的挖掘和“价值研究”。二是从人类学的视角对民族地区的农村特色文化作了大量的考察。三是聚焦点于古村落文化的保护与开发。有学者指出，不能再让农村变成“万村一面”，保护古村落是文化遗产抢救的重中之重。四是随着把文化产业上升为国家战略，农村特色文化产业已成为各地提升区域竞争力的新亮点。一些学者开始把发展文化产业作为新农村文化建设的活力来源进行研讨。

基于上述，得出以下结论：一是对文化在新农村文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已经达成共识，但就如何围绕地方特色文化资源、打造地方文化品牌、实现地方文化资源与文化产业的整合等，有待理论的总结和实践的探索。二是对农村特色文化生成生态的研究不足，特别是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对一些先进省所实践的“一村一品”、“一乡一品”、“种文化”等缺少必要的理论关怀。三是个案研究偏重于传统优秀民间文化及古村落的研究，缺少对新农村文化建设过程中形成的以村落为单位的特色文化的关注。

二、村落特色文化在农村现代转型中的功能及困境：林家村“桃花笔会”的实证观察

村落特色文化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功能已显现，但如何去拓展，还有待于各地的丰富实践。近年来，奉化市在探索村落文化建设上做了许多积极有效的尝试，初步形成了“一镇一品”、“一村一特色”，建成30多个知名特色文化村。如滕头村的和谐文化、南岙村的长寿文化、条宅村布龙文化、三石村的青团民俗文化、岩头村的古村落文化、长汀村的弥勒文化等等。其中，浙江省“种文化”百强村林家村的“桃花笔会”，依托民间组织“耕人笔会”，通过“笔”与“花”的联姻，发展成为奉化市一年一度的桃花节，享誉海内外，成为新农村特色文化建设的典范。

（一）林家村“桃花笔会”的生成生态及发展历程

林家村位于奉化市萧王庙街道，八面同山的曰岭脚下，距奉化城区四公里，十里梅溪面村而过，自东向西流入剡江，村庄三面环山，是一个人多地少的半山区。全林面积2.23平方公里，共有农户265户，771人。林家村在充分挖掘桃文化和耕人笔会，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桃花笔会，成为浙江省“种文化”百强村、浙江省特色林业示范基地、浙江省第一农民书法村、宁波市“一村一品”特色文化村、宁波市文化名村、村落文化建设示范点等等。

林家村“桃花笔会”特色文化的形成大致经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近代以来）：历史的沉积。中国传统文化源自农村，乡土中国仍然保持着大量中国传统文化的原汁，从乡土中寻找中国现代性的智慧，是一条可能的路径。林家村的青山绿水造就村民修身养性、与天地自然同乐的心态。耕种之余挥毫泼墨的习惯延续了近二百年，“白昼扶犁夜舞墨、左手算盘右手笔”是村民生活的真实写照。涌现出林德龙、林高生、林张其、林土法、林阿龙、林能龙等书法名家。第二阶段（1990－2003）：以“书”为本，发扬传统文化。1990年，为发扬耕人文化，使耕人书法学习和交流组织化和常态化，林家村18位农民自愿组织，成立浙江省第一个农民书法社团—— “耕人书会”。在耕人自发组织的推动下，村里父教子，子教孙，兄妹教姑嫂，祖孙三代学书法的事情屡见不鲜。耕人作品多次在国际、国内书法比赛中得奖。 第三阶段(2003－2007)：以“花”为媒，形成特色文化。林家村拥有5000多亩桃园，有“天下第一桃园”美誉。2003年，通过整合耕人书法与水蜜桃基地这两大优势，自然文化与时尚文化的美丽邂逅，每年在桃花盛开的季节举办桃花笔会。第四阶段（2007年至今）：以“节”为机，推动整体文化。在当地政府和村民的联合推动下，从2007年开始，林家村的桃花笔会升格为奉化市桃花节。扩大了桃花笔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二）林家村“桃花笔会”特色文化在农村现代转型中的功能呈现

1.经济功能

马克思主义在论述文化和经济的关系时，明确指出文化作为自觉的社会意识，它对社会经济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因此，在新农村建设时，不能把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割裂开来。“桃花笔会”特色文化的开发，对本村经济及周边地区的带动成效显著。第一，林家村浓郁的文化氛围，“左手算盘右手笔，出门劳动进门书”造就了一代又一代诸多书法名人和民间艺术家的同时，提高农民投身于新农村建设的各种技能和本领，为农村经济发展、农民经济水平提高提供必要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第二，依托“桃文化”与耕人笔会，发展壮大农村文化旅游产业。2004年，推出“滕头观光/林家摘桃一日游”生态特色旅游专线，年游客数量在20000人左右，并逐年递增，至2011年，游客数达到10万。在经济与文化互相融合的市场经济发展中，文化已不再是经济发展的服务手段，而是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它是农村发展、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第三，文化节以“户户参与、家家欢乐、人人健身”为宗旨，内容有卡拉OK、篮球、登山、拔河、象棋等比赛，还有具有鲜明林家特色的“春联大赠送活动”和“粘桃袋”技能比赛。农村文化建设可以为农民提供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和高雅健康的文化产品，从而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

2.辐射功能

“桃花笔会”对周边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林家村的 “天下第一桃园”是宁波市农业产业基地、全国农技推广示范县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奉化水蜜桃国际先进农业技术实验园。依托这一平台，成立桃花节桃子市场，课题组在访谈过程中了解到，在采摘旺季时，桃子市场每天成交量达六七万公斤以上，水蜜桃销往宁波、杭州、上海等地，并远销到东南亚各国。仅桃子一项收入每户平均10万元左右。林家村地处的萧王庙街道是奉化市经济比较落后的街道。桃花笔会同时带动了周边地区经济的发展。

2011年带动周边农家乐发展情况统计（单位：万元）

除了经济辐射功能，“桃花笔会”还具有极容易被忽略的辐射先进思想文化的特殊功能。耕人书会通过吸收外村的会员，带动周边村民的文化素养；通过每年暑期举办少儿书法培训班，并由耕人书会成员轮流免费为附近村和本村少儿书法爱好者授课，以“书”为本，积极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同时，加强市内外农村的交流，经常与绍兴兰亭书社、慈溪市胜山镇、奉化市大堰镇进行书法联谊活动；还曾受宁波市文化局的邀请，在宁波市中山广场进行书法献艺，将农村农民文化送进了城里，引起了强烈反响。

3.整合功能

以经济作为评价标准的社会中，很容易为社会造就出如马尔库塞所谓 “单向度的人”，这种失去了文化精神指向而只知道追求物质利益的社会角色，不仅会导致个体精神信仰的缺失，而且还会造成整个社会的畸形发展。市场化后，农村经济体制的转换，使农民关注自有土地的经营状况，而缺少对集体利益的关注，村庄内部各种有机互动缺乏，[3]农村特色文化使农村社会的团结有了重要的基础，有利于重塑村庄的精神内聚力，使村民有了团结的基础。林家村耕人书会，通过文化墙、写对子、撰春联、恭贺联、拟挽联增进村民之间的情感交流，能在一定程度上消弭农村“原子化”趋势。同时，随着林家耕人书会会员的作品多次在国际、全国书法比赛获奖，并有15人加入省市书法协会会员，以及桃花笔会品牌的深入开发，知名度和美誉度的提升，无形中增进了村民的认同感和自豪感。课题组在对已经外出工作的几位耕人书会的会员的访谈中了解到，他们都表示愿意在退休后回到林家村继续为村庄的发展做贡献。耕人笔会，使村民感受到规范、约束、感染、激励和影响，将人们的动机、期望、追求、信念、价值和行为统一到村落的利益和共同的价值观上来。产生的自豪感、认同感、参与感和奉献感，为社区参与产生出一种无形而又巨大的合力。这种向心力和合力是搞好农村建设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

4.导向功能

在市场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合力作用下，农村社区在接收城市文明的同时，也带来了农村文化的工业化、市场化破坏与乡土文化认同缺失等问题。[4]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是传统乡村社会向现代化农村转型的三十年，但同时也是，乡土环境与和谐秩序的剧烈破坏，带来了乡土传统文化的集体性失落的三十年,而传统乡村文化的断裂与破坏又使得广大农民的家庭观、社会观、个人观以及价值观、文化观等方面发生了文化认同的迷失，传统意义上的乡村精神家园不复存在，而现代意义上的乡土文化认同又尚未建立。村落特色文化建设，通过引导农民挖掘、保护和利用本地的文化资源，带动乡村改造和文化阵地建设，在农民身边组织开展内容健康、格调清新又为群众喜闻乐见的特色文化活动，寓教于乐，促进党的政策、先进文化、优良道德、科学技术、法制观念等进村入户，引导村民特别是未成年人了解家乡、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爱惜和维护家乡形象，有利于化解农村社会矛盾、净化农村社会风气,促进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林家村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在保留其生动活泼的特色内容和群众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的同时，赋予时代精神，引导村民将有益的思想内涵发扬光大。课题组在与林家村民的访谈中，有村民告诉我们“林家村村民比较崇尚积极向上的文化，比如说，在当前农村赌博成风的今天，与周边农村相比，赌博参与人数是最少的，即使有也是玩得很小的”。

5.休闲功能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的闲暇时间普遍增加，开始进入“有闲”时代。不仅是城市居民利用闲暇时间向往田园牧歌式的农家生活，农村居民也希望挖掘出“让城市更向往”的村落特色文化，满足人们闲暇时间的休闲需求。从2004年开始，林家村充分利用桃花笔会这一品牌，已连续举办了8届农民文化节，为全市农村开了先河。文化节以“户户参与、家家欢乐、人人健身”为宗旨，内容有卡拉OK、篮球、登山、拔河、象棋等比赛，还有具有鲜明林家特色的“春联大赠送活动”和“粘桃袋”技能比赛。农民文化节的开展极大丰富了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形成健康向上的村风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外，为满足城市居民采摘水蜜桃的需求，体验农家乐，把水蜜桃的“认养权”拿出来卖。只要签订一份合同，明确买卖双方的义务和权利，付清一定的认养费用，桃树的采摘权就归你。村民表示“2011年有近800棵桃树的认养权被买走了”。奉化市桃花节已举办了八届，同时，结合桃花美景和林家村“耕人书会”的特色村落文化，举办桃花笔会、千人相亲会、桃乡行系列结缘、生态人居论坛会，及世博最美乡村滕头体验之旅等一系列特色活动。

（三）“桃花笔会”特色文化在农村现代化转型中的困境及原因阐释

林家村“桃花笔会”是社会服务和娱乐文化类农村民间组织。不以营利为目的，着力于村民的文化活动、技能培训，是能提高农村生活、精神福利的公益性组织。随着农民文化主体地位的觉醒和精神生活多元化的追求得以改变，“桃花笔会”正在蓬勃兴起，然而，在课题组的调研过程中也发现了以下问题：

1.村落特色文化因忽视学术探索而缺少理论推动力量

村落特色文化的发展不能单纯依靠文化的自发发展，除了要坚持政府主导外，学术探索和艺术创作也是文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从百度上打入“奉化市林家村桃花笔会”能搜到近38000条相关报导，但内容基本类同，局限于一些基本的情况简介，而从中国知网上未能搜集到一篇相关文章，学术界的理论研究对此未曾涉足。2007年“桃花笔会”升级为奉化市桃花节之后，正本溯源的工作已经算告一段落，加之确定了模式化的活动方式以及相关行政部门负责人调离，对“桃花笔会”探索争鸣的力度也逐渐减小,从未举办过类似“桃花笔会论坛”的学术会议。如在2010年的桃花节所召开的 “生态净土 人居福地——萧王庙生态人居论坛会”上，邀请对象主要是教授、专家、房地产开发商、部门负责人，目的是为萧王庙建设宁波南郊现代化生态城市出谋划策而相关的论坛关注重点落在旅游经济方面。

2.村落特色文化因创新不足而逐渐模式化

村落特色文化是人类与自然的共同作品，是农耕文明与自然共同塑造的人类历史记忆，是区域地方性的标志，积淀着区域社会发展的历史。这些独具特色的文化生态和文化形态正是村落文化的生命力之所在。从辩证的角度看待村落特色文化建设中发生的变迁，它是地方性文化为适应现代农村转型而做出的积极被动性演变，又不免会陷入不断适应甚至迎合现代社会变化的经济漩涡中。如“桃花笔会”在本村村民的内源性力量和当地政府和外地企业的外源性力量等多方力量的博弈，加剧了村落特色文化的变迁速度，但传统文化的基本元素和它满足人民的文化消费需求的功能却没有适应此速度。严格意义上来讲，“桃花笔会”与山石村的青团文化节、大堰的生态文化节的举办思路如出一辙，在与节庆文化的结合上，已经陷入了惯性的模式圈开幕式——文艺演出——土特展销——闭幕式，村落文化的表现方式同质化现象严重。这种模式化的操作方式，是当地政府“宁可无大功，不要有大错”的思维定势,但显然显示出文化创新力不足的问题。

3.村落特色文化因相关利益群体的博弈而陷入困境

林家村特色村落文化源于村民对书法的爱好，耕人书会也只不过是18位爱好书法的农民所组织的纯公益性的农村文化民间组织。随着耕人书会与桃花的联姻，特别是升格为奉化市桃花节之后,相关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不可避免，表现为：一是耕人书会会员之间的博弈。耕人笔会成立之初，秘书长由德高望重之人担当,但随着耕人笔会知名度提高，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使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发生着微妙的变化，集中在组织中的秘书长之争。从课题组对耕人笔会成员的访谈中明显感到他们对耕人笔会发展取向的深深忧虑。二是地方与政府的博弈。升格为桃花节之后，政府对桃花笔会的关注增加，包括一定的资本的投入及媒体宣传的加大，但正如费孝通老先生所提出的“文化自觉”一样，文化建设要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5]与政府和企业的外源性动力开发相比，如何激发地方村民的内源性动力更为重要，而在村落特色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内源性动力似乎正在消退。三是村委会与民间组织的博弈。课题组在与村主任林茂华的访谈中意识到其牢固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思维定势，把文化与经济的关系定位于文化依附于经济。村委会在一定程度上掌控着民间组织的实际运作。

4.村落特色文化因人才流失而使承接的“生力军”发生断层

据统计，林家村村民共771人，有近半数接受过书法训练。随着社会转型的加速，地处沿海地区的林家村村民有更多的向城镇发展的空间，除了考学外出之外，身强力壮的年青人多数在城镇谋生，早期比较有成就的书法名家基本已不在村里居住，如入选现代书画篆刻名家作品集的林鹤松、林长兴、王定芳、葛跃龙、林志平、汪伯卿等人，都已经居住市内，已经不是纯粹意义上的耕人。此外，课题组在访谈过程中也发现，十年前村里专门建立的100多平方米的少儿书法练习室，使用的效率不是很高。耕人书会会员们一直延续亲帮亲、邻帮邻，带领后辈学书法的良好习俗，也在市场经济和城市文明的入侵中消逝。桃花节更像是由政府主导的，来自各地的书法名家和爱好者一年一度的聚会。

三、村落特色文化建设的路径选择

（一）以文献的整理为核心，挖掘村落特色文化，加快由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转化

文化资源“是一种特殊资源，指的是特定时代、地域人群的文化资料的天然来源，它包括历史资源、民俗资源、知识资源、信息资源等。文化资源蕴藏在历史文化传统之中，存在于社会文化现状之中，弥漫在整个物质生产、精神生产的创造过程之中”。[6]特色文化村落一般都有独具特色的文化底蕴，要在文献整理的基础上，挖掘已有的文化资源。如林家村通过对林家族谱的修订、建文化墙、右军洗笔遗墨处耕人宗阁及时丰富和充实耕人笔会的内涵，但同时兼顾对相关特色文化的挖掘。如对曰岭夫人的传说的挖掘，《光绪奉化县志·山川》：“曰岭，县西北十里，突起为乌峰，有石屹立八、九丈，状若人形。”《太平寰宇记》以：“其石五色，望之颇似新妇首饰花钿，故曰新妇岩。”讲述一个社会低层的贫苦女性，至死不渝的忠贞爱情。此外，还应对桃文化、梅鹤庙、同山寺、泉溪江的文化进行提炼和挖掘。加强农村基层特色文化建设，应当消除一味强调现代化建设的认识偏差，保护和利用好当地的传统文化资源，引导农民保护、挖掘农村已有的、在自己身边的、独特的历史文化遗产和民俗文化资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村民提供丰富多彩的传统民俗、民间文化的过程，使村民得到乡土历史、乡土知识的教育，引导乡土情节、弘扬地域文化，提升特色文化的品位。如何将这些文化资源转变为文化资本，是摆在俞源人面前的现实课题。贾松青先生在 《论文化资源转变为文化资本的现实途径》一文中提出的原则和途径给人们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一是要遵循效益、优先、创新、持续等基本原则，二是将文化以思想资源、智力资源的形式直接渗透、融入到经济活动之中，以增加和体现文化附加值的形式将文化思想和智力智慧转变为经济价值；通过管理来体现文化，通过管理来提升效益、铸造品牌，把经济文化化、人文化、科学化、管理化。

（二）以节庆文化为依托，挖掘村落特色文化，深化村落特色文化与节庆文化的结合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既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又要坚持保护利用、普及弘扬，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和开发，维护民族文化基本元素，使优秀的传统文化成为新时代鼓舞人民前进的精神力量。”[7]通过利用节庆文化来打造区域文化品牌，形成文化集聚效应，带动旅游、餐饮、服务、休闲娱乐等产业链的发展，衍生附加值产品，塑造地方文化品牌，是实现村落特色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协同发展的有效途径。作为浙江省文化强市（县级市）的奉化市，在探索村落文化与节庆文化结合上做了许多积极有效的尝试：奉化市初步形成了“一镇一品”、“一村一特色”，建成30多个知名特色文化村，形成了林家村的桃花节暨桃花笔会、南岙村的长寿文化节、条石村的布龙文化节、雪窦山弥勒文化节、山石村的青团文化节等等，其中，雪窦山弥勒文化节在第二届中国民族节庆峰会上荣获“2011优秀民族节庆——最具创新价值节庆”。村落特色文化由于地域性限制强、分布范围小、知名度不高、传承有限、影响力小、市场认可度低的特点。与节庆文化相结合，可以提高村落文化知名度，扩大文化影响力，形成文化规模效应，提升地方主流文化的品位。在此，要解决好三方面问题，一是在地方性传统节庆文化品牌的诞生阶段，要重新认识地方传统文化价值，正确地对待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二是品牌发展阶段，要处理好形式化、机械化、人为化的发展困境。三是品牌稳定阶段，要将传统的文化基因确定为地方稳定的品牌价值理念。[8]

（三）以制度化管理为手段，制定、完善村落特色文化的开发规划与保护制度

就非物质文化的变迁看，其构成部分变化的速度是不同步的，一般来说，制度首先变迁，或变迁速度较快，其次是风俗、民德变迁，最后才是价值观念变迁。[9]因此，要加强制度建设。首先，要运用制度化管理手段，理清两委会与民间文化组织、村庄与政府、民间文化组织内部的关系。明确各自的责任和义务，在明确责权利的基础上整合内源性力量和外源性力量，形成合力。其次，制定和完善村落特色文化的开发规划。特别是对古村落特色文化的开发中，要及时编制古村落历史文化保护区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具体明确保护、整治、更新的区域和范围，明确具体实施的政策和措施，并将重点特色文化的保护和开发规划管理纳入县一级规划管理范围，制订乡规民约,约束村民无序的建设行为,提高村民保护的意识、热爱遗产的意识。在调查中我们发现，虽然，林家村正在申报“林家村林业观光园区”，但对村落的整体发展还没有一个完整的规划。

（四）以人才培训、服务保障、舆论保障为重点，立足多元投入确保村落特色文化的有效开发

政府要在政治保障、服务保障、资金保障、人才保障、舆论保障上加大对村落特色文化的投入。一是要做好村落文化的发掘和抢救工作。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之上，把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形式和内容了解清楚，对其中优秀的进行发掘、整理、加工和提升，保留具有村落特色的优秀文化，并从当地的文化艺术形式中推陈出新。二是加大支持和扶持力度。总体看来，现存的村落文化形式比较零散和弱小，需要政府和各种民间组织给予支持和帮助积极促进村落文化的发育和成长。各级政府特别是文化部门要在村落文化建设方面尽可能地提供物力、技术和人员的支持，逐步加大保护和扶持经费的投入。要通过制定各种激励措施，激发广大干部群众进行文化建设的积极性和热情。三是要创造一些载体，团结、组织和引导热心于农村文化建设的人，提高他们的文化层次，发挥他们的作用。各地的文化领导机构要制定规划，并真正落到实处。四是进一步拓宽村落特色文化宣传的渠道。充分发挥电视、广播、报纸及互联网等大众传媒的优势，将村落特色文化传播得更广更远。

[1] 费孝通.乡土中国[M] .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9.

[2]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1－20.

[3] 牟成文.关于破解市场化背景下村庄原子化难题的思考[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0,(5).

[4] 沈小勇.传承与延展：乡村社会变迁下的文化自觉[J] .社会科学战线,2009,(6).

[5] 费孝通.我为什么主张文化自觉[J] .冶金政工研究,2003,(6).

[6] 贾松青.论文化资源转变为文化资本的现实途径[EB/OL] .http://www.sss.net.cn/ReadNews.asp?New sID=5000&BigClassID=10&SmallClassID=27&belong=sky.

[7]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Z]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2011-10-18.

[8] 王燕妮.我国地方性传统节庆文化品牌建设探析—以“恩施土家女儿会”为例[J] .社会主义研究,2012,(1).

[9] 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